胡 乱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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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万隆之会
一、本该避免的空难
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
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了五国会议。会议公报呼吁立即在印度支那实行停火，欢迎日
内瓦会议通过谈判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并提出召开亚非会议问题。同年12月28日、29日，
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再次举行会议，决定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5个非洲和亚洲国
家参加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会议。
会议通过的联合公报说：
总理们一致同意，亚非会议应由他们联合发起召开。
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与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
，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的关系。(二)讨论参加会议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
(三)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和种族主义及
殖民主义的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
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总理们商定会议应有广泛的和地理上的基础，亚洲和非洲所有具有独立政府的国家都应
当被邀请。根据这个基本原则稍作变动和修改。他们决定邀请下列国家：阿富汗、柬埔寨、
中非联邦、中国、埃及、阿比尼西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
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北
越、南越、也门25个国家以及5个发起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参加会议。
总理们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接受邀请，绝不牵涉到或甚至意味着它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
地位所抱的看法有任何改变。它仅仅意味着，这个被邀请国是一般地同意会议的目的的。他
们也牢牢记住这项原则，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绝不应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涉。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加国在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无约束力，也不应认为是
被任何其他国家所接受，除非后者希望这样。会议的基本目的是，使有关的国家能够更好地
了解彼此的见解。总理们希望，这种澄清将使所有被邀请的国家都能接受他们的邀请。
五国总理的邀请，立即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热烈响应，得到了亚非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
的普遍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即复电同意亚非会议的目的。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提及亚
非会议。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
力的。
1955年3月，我国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
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也要出国访问，谋害计划
代号分别为2和3。
3月2日晚，周恩来召集了先遣队员开会，廖承志、章汉夫、姚力、杨奇清等参加了会议
。首先由姚力汇报了前站工作的设想。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汇报敌情时说：根据情报分析，
台湾特务机关对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准备破坏，他们正在香港、仰光加紧活动。因此，前站
工作要把敌人可能进行破坏的各个方面充分考虑到，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廖承志也强调说
，前站工作，安全第一，要确保代表团的安全，特别要确保周总理的安全，责任重大啊！周
恩来指示说：印尼和我们是友好国家，这次会议他们是东道主，我们代表团的安全首先要依
靠当地政府、治安机关和军警，要和他们密切联系。其次要和印尼人民群众搞好关系，他们
对新中国还不十分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影响。
当时驻印尼大使是黄镇将军，前站的工作就由他具体领导进行。先遣人员比会期提前一
个月就出发了。姚力等人从北京经广州、香港、西贡、新加坡到达了印尼首都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是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在雅加达，在万隆以及各大城市中，华侨人数都在
几万以上。由于历史原因，华侨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在各大城市中有新中国大使馆、领事馆
联系的侨团组织，也有台湾直接联系的侨团、学校、报纸等等。
姚力以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先后拜会了印尼国家警察总监和国家安全局长，提出请他们
做好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工作的请求，并向他们赠送了一些礼品。他们热情地接待了姚力，并
给予满意的答复。
印尼对周恩来来参加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加尼先生特地找到了
印尼中华侨团总会主席洪渊源，说，为了接待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并确保代表团若干
重要人物的安全，政府需要中华侨团总会的合作和帮助。而后便成立了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
，在雅加达和万隆设分会。万隆分会由侨团领袖洪载德、房延龄、杨朝春、赵文华、林仁木
等任正副负责人。
作好了各项准备工作，4月11日，驻印尼大使馆有关人员及先遣队员到万隆机场迎接国
内来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代表团工作人员乘的飞机于中午从香港起飞，预定傍晚到达万隆。
然而任凭大伙仰酸了脖子，望花了双眼，飞机也没有到达。
回到领事驻地不久，大使馆来电告知：飞机爆炸，坠落在南海，详情待查。
这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有预兆的，本来可以避免。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曾有两个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
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雅加达。
这时，万隆会议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
总理周恩来参加。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临时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由昆明经
仰光飞雅加达，并决定先行试航。4月7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
等送周恩来到昆明，等待试航的结果。
4月9日下午，试航成功，大家非常高兴，决定代表团走北线。代表团走北线，但代表团
的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三名国际友人仍按原计划，于4月11日乘“克什米尔公主”号
由香港飞赴雅加达。
4月9日晚，即“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前两天，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特务机关阴谋
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与此同时，在昆明的周恩来打电话给邓颖超
，说他虽然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其他几位同志要乘，请她转告
罗青长同志研究清楚情况后，由外交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杜·维廉，要求务必保证中国人员
的安全。
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便将周恩来的指示转告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在香港的代表
团工作人员。次日一早，他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欧非司
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立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香港当局，并于4月11
日凌晨1时半派专人到印度航空公司驻港经理住宅转告有关情况。印航经理将信将疑：“你
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的消息是否有根据？”我方人员回答说：“有可
靠根据，我深夜造访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经理听后还不怎么
相信，稍一沉思后说：“这种情况估计不可能发生，因飞机12时才能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
起飞，只在香港加油，停留1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我方人员指出机
场地勤人员中有的人就同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联系。经理最后表示，一定采取安全措施，派自
己的工程师检查油箱，并将亲自到机旁监视。
11日上午10时，为做到慎之又慎，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派人约见印航经理，请他严加防
范。印航经理答应不让任何人接近飞机，就连增添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也一律由公
司派人负责。
4月10日上午9时半，我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
告知中国记者等一行11人于明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
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艾惕恩
则表示，他将尽快把这一消息电告香港。以后还有什么情况，请及时通告，他可随时电告香
港。
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飞机起飞后前5
个小时飞行正常。到下午6时30分，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时，飞机内突然发生
爆炸。正在客舱睡觉的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被爆炸声震醒，他发现烟雾从冷空气导管喷出
，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立即报告机长，并将灭火瓶射向后行李舱。领航员帕塔克接着发现
右翼第三号发动机吊舱后面也燃起大火，卡尼克报告机长后，又将一组灭火瓶射出。由于情
况万分危急，机长当机立断，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这时，第三号发动
机火警信号灯又亮了。他们迅速将第三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进行顺桨，把最后一组二氧化碳灭
火瓶射向该区。灭火瓶消耗殆尽，但右加温机火警信号又开始报警，扑灭该区火患已不可能
。火焰迅速蔓延，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在飞机下降时，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和机长
贾塔尔商定，连续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几乎在向雅加达机场回答周恩来未乘该机的同时，飞
机与地面联系中断。这时距离雅加达约1小时半的航程。
在飞机急速下降时，乘客虽有惊恐之色，但个个听从指挥，都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
有发生混乱现象。空中小姐迅速把救生背心首先发给乘客，然后再发给机组人员。机长命令
把乘务组座舱的通门打开，接着工程师卡尼克把客舱的两个紧急出口和乘务组座舱的出口也
打开。这时滚滚黑烟进入座舱和机舱，飞机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机长想拉平飞机向左转
弯企图将飞机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尽管机长作了最大努力，由于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
控，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作声，裂为几段，坠入大海。
领航员帕塔克和工程师卡尼克被强烈的气浪摔出机外，浮于海面。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在
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他们三人凭借强健的体魄和熟练的水
性，忍着饥渴，在茫茫大海中漂浮。被海浪冲在一起的卡尼克和狄克西特，为了互相借助体
力，共同求生，两人捆在一起，在海上漂流了8个多小时，最后漂浮到一个小岛上。帕塔克
则单独和海水搏斗，最后挣扎着也浮到了小岛上。他们先后被英国军舰发现救回，奇迹般地
获得生还，全体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打捞过程中，发现所有机组成员和乘客都
被冲离飞机，尸体在海面上漂浮，唯独机长贾塔尔的尸体仍留在他自己的座椅上。显然他顽
强地坚守岗位，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该机失事后，新加坡和印尼空军当局都派出军用飞机在出事地区搜寻。英国皇家空军、
海军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区营救。后来，皇家“丹波尔”号军舰在一小岛发
现并救出了三名幸存者。
飞机残骸最后被印尼渔民发现。印度、印尼和英国配合对残骸进行打捞。全部打捞工作
，从4月25日开始至5月4日结束，共进行了10天。99%的残骸被打捞上来，运到印尼，由印度
、印尼双方专家检查，寻找飞机失事原因。
二、真相大白,不了了之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和极大震惊。中国政府和人民尤
其愤慨，一则愤慨国民党特务的野蛮残暴，二则惊诧于港英当局的疏忽大意。在中方事件提
出了确切情报的情况下，港英当局却没有采取严密措施，以致于发生空难事件，实在令人震
惊和愤怒。
出事第二天，即4月12日上午，张越紧急约见了英国驻华办杜·维廉，向英国提出了质
问。同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飞机失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事件，英国
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一事件进
行彻底调查，将参与这一阴谋暗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声明宣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
斗。美国和台湾统治集团的卑劣行径，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自由的
共同行动。
4月17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追悼大会，追悼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沈建图、黄作
梅、杜宏、李平、郝凤格、王明芳、严斐德和斯塔列茨等烈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
全在大会上讲话。李德全说，石志昂等11位烈士是被蒋介石特务谋杀的，这是一种卑鄙的暗
算，是一种没有人性的杀人的阴谋。不仅如此，他们的目标还是要谋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
理和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全体人员。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也是他们破坏亚非会议的
阴谋计算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阴谋。中国人民向全世界控诉：谋杀石志昂等
11位烈士的凶手，就是蒋介石特务分子。这11位烈士的牺牲是为中国而牺牲，为亚非会议而
牺牲，为和平而牺牲的。我们一定要为11位烈士报仇，要杀人的凶手受到应受的惩罚。
事件发生后，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部长助理何伟先后约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就飞机
失事的原因和责任等事项进行交涉。英国代办除复照外并接连约见我外交部官员，对中国在
未调查之前即指责英国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中方事先的通报只提及有人捣乱，未含破坏
炸机之意。杜·维廉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失事情况及全部材料，以便进行调查。
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专门谈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周
恩来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后来，我
方派出熊向晖，和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一起到香港调查处理。
从万隆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在5月9日和15日两次召见英代办杜·维廉。
周恩来首先请杜·维廉向英国首相艾登转达以下口信：他在赴雅加达途中，座机曾因气
候原因在新加坡机场降落，承蒙新加坡当局盛情关照，英高级专员麦唐纳亲自到机场迎送，
特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关于飞机失事问题，鉴于空难已经发生，事情已无法挽回，指责亦无济于事，周恩来着
重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周恩来说，在飞机失事前，我们知道国民党驻港特务机构
准备对我代表团人员进行破坏，包括对交通工具的破坏，或是暗杀代表团人员。飞机失事后
，经多方调查，证明是国民党特务指使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进行破坏的。香港当局采取
的警戒措施是不许外人接近飞机，但对地勤人员未加防范，这恰好给了国民党特务以可乘之
机，使其假地勤人员之手来进行破坏。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指挥这次破坏的是国民党在香港
的特务机关，这个机关同台湾的保密局直接联系；这次破坏用的是小型定时炸弹，是由台湾
运到香港交给特务机关的；直接参加破坏的地勤人员从特务机关得到炸弹并学会如何施爆。
周恩来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中国方面紧密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为此，周恩来
为破案提出了五点要求，并希望得到艾登首相的答复。这五点要求是：
1.为保密起见，中国政府将把已经获悉的材料，由印度派到香港调查此案的尔·纳·高
直接转交给香港总督；
2.香港当局得到材料后，不得让香港政府中的无关人员知道，以防泄密；
3.要求香港当局对我们的材料中所提到的有关人员进行监督，以防止他们逃跑，否则就
难以破案；
4.要求香港当局对我们的材料中所提到的关键人员，即直接同这次破坏有关人员，进行
严格审讯；
5.在香港当局进行审讯时，作为受害一方我们要求能像印度政府所派的高先生那样，也
能派代表列席旁听。
杜·维廉一再表示感谢周恩来的友好与合作，双方很快建立了比较协调的合作关系。5
月15日，杜·维廉向周恩来转告了艾登的答复。艾登首相感谢周恩来的口信，欢迎中国政府
提供情报，表示愿意通力合作。对于周恩来的五点要求，艾登明确地表示：转交情报的途径
，完全由中国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决定通过印度的高先生转交，英国政府欣然同意；英国政
府将把收到的情报严守秘密，只许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中受权的人知道；关于对可疑之人进
行监视问题，英国将采取迅速行动；根据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情报，凡是同此案有关的人，香
港都将进行彻底调查；香港将通过高先生把审讯材料尽快告诉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是国民党特务在香港作案，飞机是在印尼领空爆炸，遇难
者包括中国、印度、波兰、奥地利、越南民主共和国五国的公民，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案件。
港英当局自知责任重大，表示决心尽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使肇事者归案法办。香港警务处
则悬赏10万港元缉拿凶犯。
中印代表于5月18日到达香港，当天下午即由高斯将中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
面交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葛量洪阅读后说，这个材料翔实具体，很好。当晚，港英当局即
开始逮捕国民党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香港当局共审讯88人，其中19人被拘留，
以后又逮捕了8名同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的人。经过调查审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真相
大白。
这一事件，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暗害周恩来总理。主使
人是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策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
轮船张祖顺从基隆送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
由另一特务转交给周驹，周驹再将炸弹安放在飞机上。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
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一处联络站设在就记电料行，张耀灵领导的称作“第五联络组”的
特务机构经常在就记电料行活动。
3月10日，张耀灵邀请就记电料行店主关就记喝咖啡。在咖啡馆，张耀灵介绍关就记认
识一位姓吴的神秘人物。吴某问关就记，有没有十分可靠的亲戚或朋友在飞机场工作，因为
吴某有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工作需要这样的角色。关就记说没有，但他可以想想办法。
不久，关就记就找到了和他关系十分密切的周赞如，让周赞如想想办法。周赞如说他有个同
族人叫周驹，在机场工作，不妨试试。于是关就记把情况转告给张耀灵。
3月18日，张耀灵和关就记找到周赞如，把他带到一个咖啡馆，吴某已经在那里等着。
吴某仔细地询问了周驹的各方面情况，得知他是一个负债累累的赌棍和好色之徒。吴某便让
周赞如问周驹是否愿意为他办一件重要的事情？周赞如说这得问周驹本人。
3月26日，周赞如悄悄地去问周驹，并按约定时间和地点带周驹去见吴某。吴某先问周
驹有关机场的情况，然后低声问：我有一项重要任务，托你去完成，事成之后，可给你60万
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到台湾后保证你的安全。周驹便问是什么重要任务。吴
某直言相告：“破坏共产党要员所乘的一架飞机。”周驹犹豫不决，说这太危险了。吴某便
以利诱之，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一个数目啊！而后吴某又单独和周驹见面，欠债累累的
周驹禁不住60万港币的诱惑，终于迷失了天良，接受了破坏飞机的任务，并在国民党特务的
训练下，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办法。
4月11日上午，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了机场。“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机
场时，机场只有一些武警在外围放哨，负责机场值班的帮办一直到飞机快起飞时才回机场，
机场附近也没人警卫，只有领班在场。周驹便谎称是给人带的一包西药，并允诺日后给予酬
谢，便趁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周驹作案后，不等下工，便匆忙
由铁丝网下爬出机场，登上台湾两个特务接应他的汽车，一起逃走。5月18日，周驹逃往台
湾。
5月18日下午，香港警务处接到陈纳德办的民用航空公司保安官员琼斯的电话。琼斯说
：据该公司台北来电，在该公司5月18日自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飞机的行李舱内发现一潜
乘者，自称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梓铭(经查证即周驹)。香港当局当即要求琼斯将周驹
送回香港。但此时周驹已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
香港当局随即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湾当
局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作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因此香港当局的要求没
有法律根据，有关当局无法处理此事，予以拒绝。
香港当局在中印两国的协助下，为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作出了努力。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港英当局虎头蛇尾，不能善始善终，它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在调
查报告中只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对本案的主犯和要犯及其他人则认为与本案无关，特别是国
民党特务吴某和张耀灵均未逮捕归案，便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予以
无罪释放，匆匆宣布结案，致使凶犯逍遥法外。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不
了了之。
三、一封匿名信
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非但阻止不了新中国代表参加万隆会议的行动，反而增强了他们为促
进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决心和勇气。在这险恶关头，许多同志劝周恩来不要去了，太危险了
。周恩来则平静地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了亚非人民的团结而去，即使发生了
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刚做了急性阑尾炎的手术，尚未拆线，因而十分关心周恩来的身体，
加上又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因此，她连续给周恩来写了四封信，还打了三次电
话。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忙里偷闲，赶着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
“超：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在来信捎回，以免失落。有这一次教训
，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
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周恩来。一九五五.四.十二。”
4月13日，周恩来又给邓颖超写了封短信：
“超：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
由伍全奎(警卫局干部)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夫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谦出国。附上云
大学生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生活一斑。周恩来。四.十三。”
由于警卫秘书何谦忽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警卫工作除姚力带二三人去打前站外，
周恩来身边只有成元功一人，警卫力量明显不足。4月11日晚，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派公安
部副部长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与情报工作，并增
派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为总理警卫，要求绝对保证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安全。外交部
紧急办好杨奇清、李福坤的护照专程送到昆明。由于情况紧急，李福坤连衣服也没有做，只
能凑合着用何谦的行装。
周恩来决定准时赴会后，外交部在午夜12时用特急电指示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缅方
商谈，周恩来将于翌日经仰光赴雅加达，请缅甸方面予以协助。姚仲明连夜约见了吴努总理
。吴努出于关心周恩来的安全，善意地劝阻是否就不必让周恩来总理亲自赴会了。姚仲明解
释说，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万隆会议关系重大，一定要按时赶到参加会议。吴努总理十分感动
，说：“周总理胸怀的高尚，实在感人！我们要赶快准备欢迎周总理取道仰光去印尼。”果
然，缅甸政府极其重视周恩来的安全，做好了各种工作。当周恩来的专机飞入缅甸领空后，
缅甸空军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护航任务。
到达仰光之后，周恩来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阿富汗副
总理兼外长纳伊姆、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了一次六国领导人参加的小型会谈。会上，周恩
来针对当时国际的议论中所出现的某些泄气情绪，着重阐明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因素。他
指出，帝国主义对会议搞这种示威性的破坏，并不表明它们强大，恰恰说明它们的虚弱；过
去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大家有共同的遭遇和经历
，而今又都面临着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巨大的推动和
指导作用，我们就一定能击败帝国主义的挑拨，并粉碎他们的阴谋破坏，增强亚非国家的团
结，使大会圆满成功。与会者大都表示同意他的见解，认定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精神，就会得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应决心为促进亚非会议
的胜利召开而准备付出代价。事实证明，这次小会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序幕中采取的一个富
有建设性的步骤。
飞机从仰光飞往雅加达时，途中又发生了一点意外。
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了雷雨区，因为代表团乘坐的另一架“克什米尔公主”
号飞机系中型无密封，不能飞越雷雨区，只得被迫降落。当时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交，对机
场情况又一无所知，警卫人员十分紧张。杨奇清等人研究情况之后，决定大家都不下去，在
飞机上等候。周恩来和陈毅都表示同意。
飞机停稳后，机场老板久慕周恩来大名，特意登机邀请周恩来到休息室休息。盛情难却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走到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一眼就发现了两名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
等在那里。廖承志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斗争经验异常丰富，又曾在国民党监狱呆过，对
国民党特务比较熟悉，当大家进入休息室后，廖承志吩咐警卫人员，要特别注意那两个人。
于是立即决定由李福坤站在门口警戒，成元功在里面保护。周恩来虽然明白身处险境，却泰
然自苦，若无其事地与总督麦克唐纳闲谈。就这样在机场停留了近两个小时，周恩来等人才
重新登机起飞。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对此也有描述：
“飞机在新加坡临时作了短暂停留。富有才华和颇孚众望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希望能
见见‘那位杰出人物周恩来’。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总理拉姆齐·麦克唐纳
之子，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的飞机不在新加坡降落加油。’
想会见周的愿望不知怎么地传到了正在仰光的周那里。接着马尔科姆收到一份电报，称荷兰
航空公司飞机的‘发动机出了点故障，将不得不在新加坡作短暂停留，检修机械毛病。我听
了高兴极了’。通过印度驻新加坡的领事，马尔科姆安排在机场贵宾候机室里与周举行会晤
。‘飞机不久就恢复到良好状态。除了周恩来、陈毅元帅和一名译员外，所有中国代表团成
员均留在机上……我们轻松地交谈起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我们漫步穿过停机坪，走到飞
机跟前，彼此友好道别。那是我一生中一次最迷人的友谊的开端。”
在周恩来准备飞赴雅加达之际，印尼的华侨们也纷纷组织起来，为中国代表团的衣食住
行以及安全工作殚精竭虑。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台湾特务除了在华侨中进行阴谋活动外，还组织了20多人的暗杀团
，声称打死中国代表团团长，赏40万盾，打死一个代表团团员，赏20万盾。
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万隆分会成立了秘书组、食品采购组、住房组、家具组、车辆组、
洗衣组、翻译组和记者组等。
当华侨们得知姚力等人为周恩来选择住处时，他们纷纷表示欢迎住到自己家里。考虑到
安全因素，周恩来和陈毅后来住进了郭贵盛先生的别墅，因为它在市中心的一个独立的高坡
上，便于警卫，离会场也近。
家具组由几家华侨家具店经理和设计师组成。大家都以自己的家具能被选用为荣，谁也
不肯让步，结果发生了争吵。于是采取了调和，各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大家方才不言语了。
代表团的行动问题由华侨车辆组包了。华侨车辆组由大家自愿报名，共有车160多辆，
采取日夜分批、轮流值班的方式供代表团使用。经理、医生、教师等纷纷开了自己的车子按
时来集中点值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有时车子多了，动员他们回去，他们却说：“这是
千载难逢的，让我们向祖国表示一点心意。”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华侨们对代表团的安全愈发重视，他们在4月12日深夜，
专门开会讨论保证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问题，并派侨领洪载德、房延龄先生来请姚力
等人旁听。
会议在一间不太大的房间里举行，挤了30多人。他们献计献策，群策群力，为代表团的
安全筹划。有的说：“敌人的阴谋目的没有达到，敌人是决不会就此罢休的。”“我们一定
千方百计，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周总理是我们的好总理啊！”对于安全方面容易出纰漏的食
品采购问题，他们决定分散采购，固定专人，绝对保证质量，绝对保证安全。比如对于供代
表团食用的牛奶，他们专门介绍了离万隆数十公里的一位华侨郭耀都先生。郭先生老实可靠
，大家都表示放心，决定：奶牛要经过挑选，牛奶要化验，每天取奶的人、车都要固定，对
外要绝对保密等。
4月13日上午，姚力等人专门拜会了万隆市的警察总监、安全局长和宪兵队长。他们对
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十分重视，决定在周恩来住地派8个宪兵，8个武装机动警察，3个便衣担
任守卫，并派随身武官1名，助手2名担任周恩来的随卫，外出时有两辆交警的摩托车开路，
特殊情况下，加派1至2辆宪兵吉普车。安全局暗探队长还同意派出部分武装暗探，加强驻地
外围的日夜巡逻。
周恩来到万隆的前一天夜半，一家五金商店的职工来找姚力。他们自我介绍：看了郭贵
盛先生房前花园里那根新修的旗杆，是焊接的，高度也不够，打算另换一根。他们花了一天
时间，赶到外地才找到了这根长钢管，加工成旗杆，准备连夜换上，以便明天升旗。当时已
是半夜，姚力等人试图说服他们别换了。华侨们坚决不同意，说：“国旗是代表我们新中国
的荣誉，也代表我们万隆华侨的荣誉。我们立即动手，白漆是快干的，保证天明之前升旗。
”说完他们就麻利地动手干活了。第二清晨，他们连早点也不吃，便挥手告别了。看着高高
飘扬的五星红旗，大家心情异常激动，这鲜艳的国旗，分明是华侨拳拳爱国之心啊！
4月16日凌晨4时，周恩来总理乘飞机到达雅加达，同机到达的有代表团成员陈毅、叶季
壮、章汉夫，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印尼
外长苏纳约、国防部长库素马来曼特里、司法部长龚多古苏莫、交通部长干尼、农业部长萨
加乌、雅加达市长苏迪罗等到机场欢迎。印尼人民和华侨也表达了对新中国代表团的盛情，
他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同时也有一小撮反对分
子夹杂在队伍中骚扰起哄，并呼喊反对口号。
4月17日晨，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从雅加达飞抵万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
机场欢迎。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亚非会议的召开是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分
不开的。在这次会议上，亚非国家“代表们将会获得历史上的第一次机会，在一起讨论共同
有关的问题，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次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
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大家知道，中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同样，印度、越南和其他国家在这次破坏事件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和
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
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在万隆机场，几百名记者抢着拍镜头，周恩来被人群围住几乎走不出来，幸而由宪兵和
警察几次大解围，才钻进汽车，离开机场。然而，从机场到驻地，一路上人群更挤，人们欢
呼雀跃，有的华侨老泪纵横，喜不自禁。
到了住地之后，姚力报告周恩来：东道主印尼给各国代表团团长配备了一辆新车，行车
时一律走在各代表团车队的前头，并悬挂国旗。但考虑它虽然是新车，其实很普通，比不上
大使馆现有的车。为了总理的安全起见，准备把这辆小车改成随车。开会时，仍请总理和陈
毅副总理坐从国内运来的警卫专用车，挂国旗，在前头开路。为了说服周恩来，姚力还指出
，不少代表团也这样做，黄镇大使也认为这样安排妥当。
周恩来却严肃地批评了姚力，他说：“这不是坐什么车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新中国代
表团对东道主的尊重问题，必须坚决按东道主规定办事。从明天起，我就坐这辆蓝灰色小车
，挂上国旗。警卫专用车请陈毅同志坐。”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听了姚力的汇报，对印尼政府的安全措施表示满意，对华侨的爱国
热情称赞不已。他强调说：“敌人的目的并未达到，决不会死心。最近消息，台湾特务机关
将派出专员、干将赶来印尼，潜伏于椰城(雅加达)、万隆之间的苏加禾眉地区，直接指挥破
坏活动。党中央对总理的安全极其关怀，指定陈毅同志负责有关总理的安全工作。”
由于周恩来的交往活动较多，多次发生了诸如机场受堵和群众围观的情况。和华侨研究
之后，大家决定把万隆侨报的记者和印尼各城市来的侨报记者串联起来，总共二三十人，把
总理上下车的地点时间告诉他们，让他们先把总理保护起来，形成一个内圈，一边维持秩序
，一边协助保卫工作。
还有翻译组的侨校师生们，他们分工阅读每天的各种报刊、快讯，摘译编辑有关新闻和
评论，印成参考资料，供周恩来了解情况。18日大会开幕后，印尼政府又请他们去帮忙。他
们在会场工作后，自豪地说：“我们也能和记者组一样，可以做保卫总理的安全工作了。”
每天清晨，凭着支援委员会发的证件，华侨们前来送菜，最多的是家庭妇女。有七八位
妇女、姑娘还自带鲜花和工具，留下半个小时，负责插花。工作人员说，这些花草只要鲜活
，过三五天再换吧！她们却回答：一定要让总理每天看到最新鲜、造型不同的插花盆景。
周恩来的住处外面，常常围着一个二三百米长的半圆形人群，从早到晚，无论雨晴，都
在外边守着，先是本地的，而后又有外地的加入，不见到总理不走。年老的华侨包了三轮车
坐等，说：“仔细看看新中国的总理，这一生也值得了。”有的华侨说：“陈毅当过上海市
市长，还是元帅，打仗很有名。”有的华侨说：“我们在大使馆门前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动工
的画报，几个人约定到菜馆吃一顿以示庆祝；每人又买了一套新衣服，在街上拉着手走。旧
中国贫穷落后，被别人瞧不起，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扬眉吐气！”周恩来开会回来，总要在房
前的平台上多站一会儿，向大家挥手致意。
4月20日，即万隆会议召开后的第三天，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原文如
下：
敬启者：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本年三
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
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
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讲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
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陈毅副总理看完信说：“他们还要搞暗害，你们先研究个意见。”于是，由黄镇、杨奇
清、陈家康和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后，提出了二点：一是向周恩来报告，同时向印尼提交备
忘录；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周恩来同意递交备忘录，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
尼政府负责，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杨奇清和黄镇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
忘录。
与此同时，代表团内部召开了紧急动员会。陈毅副总理作了讲话，要求全体同志人人都
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杨奇清作了内三层、外三层、内外结合的具
体而详细的布置。有一次，周恩来去会见几百名记者，要经过一个人员复杂的地段。杨奇请
便指定康矛召、申健二同志走在总理的前面，因为他俩懂外语，而且身高体壮，有情况可以
挡一挡。
印尼政府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
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这位老头是个幸运儿，当时听说给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
来开车，有4个人抢着要来，只好抽签决定，结果老头抓到了。代表团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
：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住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
可以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
对于印尼方面的人员，代表团十分关心，请他们吃中国饭，注意让他们休息好。杨奇清
还代表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老司机和安全官感动地说，我们活了
这么大岁数，没见过中国总理这样卓越的人物，也没见过中国代表团这样平易可亲的高级官
员，我们衷心地愿意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好。
四、一语惊四座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隆重开幕，除中非联盟外，29个亚非国家的340名政府代表出
席了会议。在这29个国家中，当时只有7个国家承认中国。会议选举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
米佐约为主席，经各国代表团团长商定，会议的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
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促进。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
洛哥问题也将予以讨论。
东道主苏加诺问题致了开幕词，他说：“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
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
各国代表开始大会发言后，许多代表强调要加强亚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
的团结，赞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由于不了解和
隔膜，加上帝国主义利用这些差异和隔膜，有意进行挑拨离间，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
吵之中，一事无成而归于失败。在会议前两天，少数参加美国军事联盟的国家代表背离会议
的主要精神，反对和平共处，攻击共产主义。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
乃至敌意。
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等
；有的代表发言主张既要友对殖民主义，也要反对共产主义；有的认为中国、印度、缅甸倡
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除了和平共处以外，在国际法中并无任何“新东西”，而“和平共
处”这个词是共产党的语言，因而反对采用；有的对中国的政策表示怀疑，散布中国对邻国
在搞“渗入和颠覆活动”。会内会外，观点何其对立，争论何其激烈，会议濒于分裂的境地。
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每位代表的发言，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了分析。为了答复上述问题，
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阐明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他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作为书面稿印发
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来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
4月19日下午，在听完大多数代表的发言之后，周恩来登上了讲台。
此时，会场里气氛十分紧张，有的代表认为会议不可能有什么成果。周恩来环视会场，
平静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一语惊四座！
喧杂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睁大眼睛盯着周恩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
来吵架的”一句话，宛如一记重鼓，拨开了重重迷雾，代表们陡然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任。
周恩来接着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
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
的。”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人们再一次震动了，“求同
存异”，不正是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吗？人们不禁再一次叹服周恩来的高瞻远瞩。
周恩来洪亮的声音依然在大厅上空回荡：
“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
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
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
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
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该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
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接着，针对代表在发言中对中国有关政策的模糊认识，周恩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
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
“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
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
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
呢？”
“我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
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
“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
“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
的人。”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
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
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
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恩来最后说：“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台湾地区的局势和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周恩来合情合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代表席上，来宾席上
，记者席上不约而同响起了持续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团包括原来持敌对态度的代表团团长
，纷纷走到周恩来面前争着和他握手。吴努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
的答复”。
为了让读者感受当时的真实气氛，还是让我引用一下历会者的回忆吧。
1955年出版的《亚非会议日记》中有李慎之、张彦的日记。在周恩来首次发言那天，他
们写道：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二。
除了昨天已经发过言的以外，几乎所有的代表团团长都要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他们的
发言将决定会议向什么方向发展。
那些会议还没有开始就已经伏在打字机上“紧张工作”的美国记者们，正在忙着把下面
的“消息”发出去：“亚非会议将在今天碰到难关……”
也许，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也许……谁知道呢？
各种各样的猜测正在流传着。
上午会议在九点十五分开始了。第一个项目是会议秘书长宣布会议收到的许多贺电。
有人把眼光转到了挂着记者徽章、坐在来宾席上的美国众议员鲍威尔身上。有消息说，
这位众议员曾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亚非会议送一个贺辞。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上星期五
给了他一个答复：“我们并不认为美国政府同万隆会议的关系是值得向会议送这样的贺辞的
。”据说，当时鲍威尔曾气得狠狠地骂：美国政府在外交上做了一桩“愚蠢的事情”。现在
，这位先生呆呆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
接着，各国代表团团长开始发言。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的有这些国家的代表：埃塞俄比
亚、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
仔细听来，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提到了对和平的愿望，对友好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
亚非国家境遇是相似的，毕竟，它们的呼声也不能不是相似的。
但是，也确实不是没有人加入了唱反调的合唱队伍，说什么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去
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象美国那样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从昨天下午开始紧张起来的空气，现在更紧张了。许多熟悉联合国情况的好心的记者愈
来愈表示担心：这个会议会象联合国大会那样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不能在短短的七天会期
以内得到什么结果。
人们的心情象赤道上午的太阳一样焦灼地在等待，等待着听中国人民的声音。
大约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突然袭来了一阵热带豪雨。
对于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人，这是一种稀有的经验。晴朗的天空顷刻间布满了乌云，狂
风怒卷，雨水象是从倒提着的水桶里那样泼下来。丈把长的棕榈叶子被打得一株株往下掉，
马路旁的水沟一下子都灌满了湍湍急流。我们急着要赶到会场去，但是车窗上的雨水流得连
路都认不清。
好容易，在三点钟的时候，总算赶到了大厦。但是，看啊，亚非大街上的人群却早已挤
得满满的了，狂风暴雨，丝毫不能降低他们的热情。
雨渐渐小了，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要在
今天下午发言。
下午会议不久就开始。首先发言的是叙利亚的代表，接着是泰国和土耳其的代表。
叙利亚代表强调：和平共处必须成为“我国国际生活的根本基础……为了实现和平，应
该消灭帝国主义的所有残余基础。”泰国代表表示他不反对五项共处原则，但是对最后一项
“和平共处”心中有“怀疑和忧虑”。
这些代表发言的时候，有许多人不时转过头来看望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人们看见周恩来
急速地在他的发言稿上写着什么。
差不多一切报名发言的人都讲完了，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
突然，会场里爆发了一场从来没有的暴风雨似的掌声。环顾全场，每一个座位现在都坐
了人，没有座位的地方也站满了人。
周恩来首先声明要把他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不再宣读了，但是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
的发言之后，他还愿意补充说几句话。
不但是记者，不但是代表，而且连来宾席上的有些外交官们也都掏出了笔记本。
周恩来开始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从这里起，人们感到会上
的气氛陡然变了。
然后，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
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继续说：“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
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
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
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
和对立。”
进会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
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周恩来又说：“本来中国代表团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美国一手造
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但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不想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
而得不到解决。”
两天以来，时常可以感到有一只黑手想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跑，现在，另外一只更强
有力的手把它轻轻地推开了。
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静听周恩来讲下去：“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
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
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会场上有人在点头。
接着，周恩来谈到两天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首先，周恩来谈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两
类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
国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说：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
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
和支持呢？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
合作呢？
其次，周恩来说到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
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
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
。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
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再次，周恩来谈到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统治下受的苦难是数不尽的，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斗争，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
和现在的政府。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
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
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
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
、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然后，周恩来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甚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
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中国的人民和政府对待一切怀疑以至诽谤的态度。听着这些话，似
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在缩短。
为了节省时间，周恩来的发言，除了第一段之外都是译员以英文宣读的。最后，周恩来
亲自用宏亮的声音说：“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
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
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会场上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来回答这个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意愿的发言。当周恩来从讲
台上走下来的时候，无数的记者也赶着冲出了会场。毫无疑问，这是会议迄今最重大的发展
，最重要的新闻，一定要通过一切途径，以最快的方法发出去。
五、“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
周恩来的发言，改变了万隆会议的方向，一扫会场上空的阴霾，连曾在会上发表攻击中
国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提
出的“求同存异”终于被与会各国代表接受，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同日内瓦会议一样，每当亚非会议陷入危机之时，周恩来总是表现出高超的调解能力和
出色的谈判艺术，在会议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提出了大家都能接受或者都觉得可以付诸
讨论的意见、建议，从而使会议柳暗花明又一村。
4月21日，在周恩来大会发言后两天，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锡兰代表团团长、总理科特拉瓦拉忽然退出了会场，单独在他的别墅里临时举行了一个招待
会。他公开宣称台湾应该取得独立国地位，建议把台湾托管4年或5年；他还提出同共产主义
无法和平共处，要求“解散共产主义团体”。而与科特拉瓦拉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其他几国代
表，这时，亚非会议再次遇到挑战。究竟会议是讨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长
短，是讨论一国内政、指责干涉他国内政还是讨论维护亚非国家的共同利益，还是讨论如何
争取和维护独立、维护和平、加强互助合作？人们都关注着中国代表周恩来的态度。
对于台湾问题，周恩来在19日的补充发言中已经表明了态度。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
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来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
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
国家的支持。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
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在科特拉瓦拉发表讲话之后，周恩来不愠不怒，他首先在会场上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同意
科特拉瓦拉总理的一些言论，但不准备展开争论，并保留下次会上发表意见的权利。休会之
后，周恩来找到了科特拉瓦拉，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说服了科特拉瓦拉才能去做其代
表的工作。周恩来介绍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政策主张，他那诚恳的态度，坦
率的言词，减少了科特拉瓦拉的疑虑，消除了科特拉瓦拉的误解，最终使他同意不在会上展
开争论。接着，周恩来又一一向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耐心介绍情况，阐述中国的立场和政
策，争取了他们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周恩来的工作不仅说服了许多代表，使会议得以顺利
进行，并且赢得了一些国家首脑和外交家的敬仰，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埃及总统纳赛尔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就是在亚非会议上相识并成为知交的。亚非会议
时，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在会上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周恩来没有同他在会上公开
辩论，却同他在会下作了广泛深入的交谈。从此，罗慕洛与周恩来成了好朋友。罗慕洛十分
推崇周恩来，8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对《人民日报》记者谈起“求同存异”的原则时，称赞周
恩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4月23日，在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午宴上(东道主印尼、
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中国)，周恩来专门向大家介绍了围绕着台
湾局势的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二)台湾地区
的紧张局势是美国武装干涉造成的。中国人民为了缓和台湾的紧张局势，愿意同美国政府举
行谈判。中国不愿意同美国打仗。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曾经通过印度政府警告美国，如果
美国扩大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不能置之不理。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美国
军队咄咄逼人，飞机和炮弹都越过了鸭绿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志愿军才开到朝鲜战
场。
印度总理尼赫鲁当场证实了周恩来所说的话。这样，一些国家对于美国诬蔑中国“好战
”的背景有了新的认识。缅甸等国代表便建议中国公布自己的立场。同日下午，周恩来在8
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声明。声明说：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
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的这个声明，不仅使各国代表和全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博得了他
们的同情和赞赏，从而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而且迫使美国政府不得
不注意到中国政府的立场，导致了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这又是周恩来在
万隆会议信手拈来的妙笔。
4月25日下午6时30分，万隆会议闭幕一天后，周恩来在住所接见了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
斯·马立克。查尔斯·马立克出任驻美公使、大使达十年之久，结识了美国政坛一些有势力
的人，他谈了对台湾海峡形势的看法，表示愿意为缓和此种紧张局势发挥一点作用。
听了马立克的观点，周恩来指出：你在美国和联合国中呆了这么久，无疑你是从华盛顿
和纽约的角度来了解台湾问题的。你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问题的。
周恩来接着耐心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他说：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
部的。内部的方面关系到我们的内战。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蒋介石，并且推翻了他，蒋介石不
得不逃往台湾。而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此，我们必须解放台湾。这纯粹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如果美国人停止保护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将很容易
得到解放。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许多国际会议和条约都宣布台湾是中国的
。1945年日本投降将台湾交给了中国过去的蒋介石政权。到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还说台
湾应归还中国。同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本白皮书，其中美国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要求和
美国对台湾相当地没有兴趣。台湾在旧的蒋政权下面属于中国的事实，并不能使得它在新政
权下面不属于中国，这纯粹是内部事务。
而后周恩来指出外部方面就是美国的干涉，这使得问题复杂化了。朝鲜战争后，美国就
占领了台湾。如果美国人那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就会已经解放了台湾，我们与美国之间
就不会由于台湾问题而存在着紧张局势。如果我们现在去解放台湾，我们就要碰到美国的武
装力量。并不是我们害怕他们，而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复杂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外部方面
。我们碰上了美国，这就引起了国际纠纷。我们不能承认美国有任何权利留在那里，干涉我
们的内部问题。外部方面纯粹是外加的纠纷。
周恩来提到了他在4月23日所作的关于美国的友好声明，说：“我们认识到那里存在着
复杂的国际形势。那么好吧，让我们在桌子旁会晤来讨论这件事吧。让我们和平地解决它，
让我们谈判。我们因此就采取主动，提议举行谈判。现在就是对美国和平诚意的考验。”
马立克解释道，他只是呼吁忍耐、善意和时间。他真诚地相信美国不要战争。
“我们也不要战争，如果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周恩来明确地说，“事实上，我们从
来没有干涉过美国的事情，但他们不断干涉我们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侵犯他们的利益，但
他们不断干预我们的利益。”说到这里，周恩来举了朝鲜战争这个例子。
“起初中国是站在一旁的。但我们通过印度人告诉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我
们就不能置之不理了。他们起初不相信我们。这样，他们不但越过三八线，而且几乎到达鸭
绿江，到达我们的边境了。那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出动了。你看，我们就接受挑战，全
力以赴。”
周恩来的话有理有据，无可辩驳。马立克无言以对，只得转换话题，委婉地说：
“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指亚非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旁
的人犯了错误，例如，尼赫鲁先生有一两次发了脾气，不得不事后道歉。旁的人也许赢得了
一点，或者这里那里的一场战斗，但他们没有赢得每一场重要战斗。关于你，我想可以说，
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我们在政治委员会和各
小组委员会中同你进行过接连几小时的辩论，我们对你的想法有了一些了解。虽然我们在好
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
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许多愉快的和甚至恐怕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
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
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你并且用你那一天表示愿意同
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这样，整个会议对你来说纯粹是收
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现在，请不要做任何事情来损害这种印象或者减损你的胜利吧
。你必须相信我的话是诚实的和诚恳的。”
万隆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讨论和确定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原则。
为了使会议取得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与会各国都作出了努力，而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贡
献尤为突出。
有些国家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各国相互关系的准则。这是周恩来在1954年首
先倡导并在同年中印和中缅总理联合声明中所确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了两国之间不
分大小，不分强弱，不分贫富，不论社会制度，不论意识形态，不论宗教信仰，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平等互利的新型的国家关系，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瞩目，得到许多朋友的赞赏。
因而，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
然而，有些人不喜欢“和平共处”这个词，认为是共产党的专有名词，有的代表则认为
原则不止五项。周恩来对此表现得机智灵活，富有策略性。他说：“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
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末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他主
动建议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序言中的提法，改用“和平相处”。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应该
能够同意的，我们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上来谋求和平使命。”他又说：“写法可以修
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七点和平宣言，供大家参考。
周恩来的发言，再一次拨正了差点儿驶入争吵泥潭的会议航船的方向，在会议陷入僵局
的时刻又一次妙语回春。有记者评价说，周恩来的发言，“再次给会议带来高潮”。在4月2
3日政治委员会上周恩来的发言，被某些代表称为“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与会代表都为周恩来的以理服人和雍容大度所折服，大家同心推敲公报的条款和措词。
最后，亚非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分为七个部分：一、经济合作；二、文
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四、附属地人民问题；五、其他问题；六、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
；七、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
会议公报指出：“殖民主义在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争取和维
护民族独立，完全结束殖民主义统治仍然是摆在亚非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会议支持“人民
和民族自决的原则”，确认“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会议还谴责种族隔
离和种族歧视政策，支持一切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会议宣布支持一些北非国家人民的自决
和独立的权利，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斗争。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提出了
指导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四、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
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六、(子)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丑)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
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最后公报的一致通过，表明了亚非会议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胜利。
4月24日下午6时30分，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举行闭幕会议。各国代表对会议公报作出
了高度评价：
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们的会议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在我们的会议作出的决
议中所表现出的团结和和谐将大大有助于国际和平和合作。”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个会议是亚非历史上新的一章。
缅甸总理吴努说：“无庸讳言，会议有时陷入看来似乎是僵持的局面，但是，各位卓越
的代表所表现的稳健、忍耐、坚韧和熟练的技巧，使我们得以找到脱离这种局面的途径和寻
求一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会议正是和平共处的具体表现。”
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汗则感叹道，我们怀着很大的希望
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怀着更大的希望离开这里。
中国总理周恩来则平静地说：“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凝聚了周恩来的多少心血！
六、“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山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
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殖民大国主宰亚非命运的时代的告终，它标志着亚
非国家团结反殖反帝，寻求互助合作的友好关系这一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日内瓦会议是为了消除殖民主义留下的祸根和解决朝鲜与印度支那战争所带来
的问题，那么，万隆会议则是要讨论如何最有效地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维护亚洲和非洲新生
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如果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樽俎折强，一鸣惊人，打开了新中国外
交的新局面；那么，万隆会议周恩来是纵横捭阖，挽狂澜于既倒，其声望与日俱增，大大增
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周恩来出类拔萃的外交才能，彬彬有礼的外交风度，雍容大度
的自身气质，高瞻远瞩的政治气魄，柔中有刚的斗争方式，不仅为自己赢得友谊与崇敬，也
为新中国赢得友谊与声望。
而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在出发前，周恩来就预料到会议会有争论，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他在对代表团
的同志讲解“求同求异”时说，不能拿我们的所有原则要求别人接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国，信神，信上帝，信真主。这些“异”
谁也说服不了谁。意识形态问题是不能强加于人的。再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明白写着人民信
仰自由。人民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不是都有吗？所以意识形态的
“异”就只能让它存在在那里，只能让人家自己去选择、去解决。
为此，心细如发的周恩来特地在代表团中安排了一位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达浦生到万
隆参加会议，这本身便是对新中国宗教政策最生动、最鲜明、最有力的解释。而且，达浦生
在伊斯兰教中很有地位，同时是一位学者，他在会议内外同一些亚非伊斯兰国家代表团的接
触交往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安排，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对外交往中，周恩来不卑不亢，对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富国贫国一律一视同仁。万
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除了南越傀儡代表外的27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都主动交往，积极工作。
随着会议的进行，原来有些不打招呼的亚非国家的总统、皇帝、总理也一改过去的冷漠，纷
纷主动要求与周恩来会晤。周恩来见缝插针，但终因分身乏术，有些邀请只好请陈毅副总理
代劳了。
会议闭幕那天，5个发起国的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周恩来和陈毅。周恩来先向宴会的
主人致歉说：由于还有一场约会须应邀前往，只好先请陈毅副总理代表相陪诸位，我去一下
就回来。这么重要的宴会不参加，周恩来要去赴什么约会呢？
说出来让五个发起国吃了一惊，原来周恩来是应尼泊尔王国代表团的邀请去出席招待会
了。亚非会议时间紧，各代表团活动频繁，尼泊尔代表团的招待会被挤得安排到大会结束这
一天。他们也知道大会结束以后，五个发起国总理当晚要宴请周恩来总理，便私下向中国代
表团礼宾官表示，如果周恩来总理届时不能出席，希望能有副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团的反应
却令他们喜出意外，不仅周恩来准时参加了他们的招待会，而且带去了好几位各方面的代表
人物，同尼泊尔代表作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尼泊尔代表对此非常满意，十分感动。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同出席会议的日本政府代表高琦达之助两次会晤。当时日方
的翻译冈田晃在他后来写的《幕后外交的秘密》一书中回忆说：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出席这次会的日本政府代表是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琦达之助。
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高琦代表却具有坚定的
信心，想方设法突破日中关系。我想他内心一定早已打定主意，直接和周总理见面商量改善
日中关系。由于这一原因，他挑选素不相识的我作为译员和他同行。
看来周总理也期待着这次会晤能成为日中政府之间接触的起点。四月十八日，周总理在
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霍曼旅馆，和高琦代表第一次会见。这次会见促进了廖承志高琦达之
助日中民间贸易备忘录的签订，又促使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的恢复。
四月十九日，周总理在发言中，谈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他说，印度、缅甸和中国确定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中国愿意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
正常化。
高琦和周总理首次见面后，约定另找时间会晤。这时在场的廖承志顾问和我约好，由我
们来联系会晤的日期和地点。
当时，世界各国都睁大眼睛，注视日中政府之间的接触。为了不让记者知道，我们安排
第二次秘密会见是煞费苦心的。二十二日晨六时，高琦代表坐上廖顾问开到旅馆的车，向相
反方向开去，然后换乘等在那里的另一辆车，到达周总理的住所。
中国代表团是由几十名成员组成的大代表团，在周总理住所迎接高琦代表的有周总理、
陈毅副总理、廖承志顾问、叶季壮部长、章汉夫副部长、黄华局长等。房间里蒙上窗帘，会
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
会谈时，周总理首先对会见时间的多次改动向高琦表示歉意。高琦说，今天和你见面，
首先要对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衷心道歉。此外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周总理
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五十年，日本被军国主义者引上错误的道路，给我国造成极大危害，
日本本身也遭受损失。这对两国都是不幸的。但是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从日本
和中国几千年友好关系来说，这五十年终究是短暂的。我们要考虑的是今后如何维持中日两
国长期的友好关系。
周总理表示，日本过去同中国打过仗，今天如果愿意和中国携手前进，我们还是欢迎的。
高琦说，日本政府未必能够如贵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行动。日本政府为了多少改善两国
关系，愿意首先进行贸易。进行贸易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的。
周总理说，刚才高琦长官谈到日本的国际立场，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我们相信日本将逐
步走向独立，日本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势必影响政府，日本一定能摆脱半占领状态，时间不
会很长。周总理表示，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希望两国都进行努力。
高琦接着说，日本国民都希望日中关系正常化，并说他愿意把今天所谈的向政府报告。
后来周总理和高琦约定于二十五日共进早餐，进一步交谈。可是十分遗憾，日本方面取
消了这次会谈。事后才知道日方取消会谈是因为二十三日即周总理和高琦会谈的第二天，美
国驻印尼大使掌握了情报。失去这样一个重要机会，我为日本、为中国都感到可惜。”
在万隆会议上，有些人表示担心中国会利用华侨和邻邦相同的少数民族进行颠覆活动。
周恩来针对这种疑虑，立即同有关国家深入交换了意见，指出华侨双重国籍这类现象是历史
遗留下来的，它不应影响双方和平共处关系，同时，中国政府随时准备和有关国家政府谈判
解决这类问题。
韩素音在她的书中写道：
“周从万隆带回了海外华侨问题。一些西方以及当地的报纸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华侨的运
动。一些报刊宣传，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新加坡的某位记者甚至
出书，将海外华侨一律说成是潜在的北京的第五纵队。周解释说，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并不是
历届中国政府的政策蓄意造成的，而是西方殖民国家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从事
开矿、种植和筑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贫苦农民从国内人口多的省份跑了出去。他们在东南
亚热带地区劳动耕种，在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与
勤俭持家的本领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富裕起来，少数人发了大财。
逐渐海外华人形成了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俱乐部
、福利组织……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谁呢？是他们的祖籍中国呢？
还是他们得以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苏加诺和周恩来避开那些喜欢打听秘密的记者，两
人谈起了华侨问题。苏加诺问周：‘我亲爱的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您会原谅我
向您提问。我们印尼人十分忧虑。’”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4月22日，周恩来与苏加诺出席中国和印
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字仪式，条约规定，华侨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可以选择一种国
籍。4月27日，周恩来在雅加达向印尼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五天前两国签订的条约是两国友
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我们两国间一个由长期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难，已经
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它证明根据同样
的原则，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
展是有无限前途的。
在万隆会议内外到处听到外国朋友说：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来自不同地区，
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抱有不同目的的近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这样一个会议，整个的会议
形势常常在他的影响下发展着。会议刚刚开始时，会议内外的舆论大多都没想到端正会议方
向，引导会议走向成功的，是最后才通过邀请参加的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与会国的一位总理感慨道：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总理！
又有一位总理当众称赞说：要祝贺万隆会议的成功，首先应向周恩来鞠躬。
一位美国记者说：周恩来的外交才能“登峰造极”，“几乎达到炉火纯青，无懈可击的
地步！”
又有一位美国记者感叹道：“人们都为他(指周恩来)发疯了！”
韩素音评价道：“万隆(会议)对周恩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个人成就，对中国来说，则
是一次打破国际性封锁的胜利。”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成元功回忆说：“当时，我算了一笔账，在亚非会议的7天里
，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我们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比总理睡得多，但也从未脱过
衣服，只是在沙发上靠一靠或躺一躺。我跟随总理20多年，最紧张的时刻就数万隆会议的7天。”
一、本该避免的空难
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
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了五国会议。会议公报呼吁立即在印度支那实行停火，欢迎日
内瓦会议通过谈判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并提出召开亚非会议问题。同年12月28日、29日，
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再次举行会议，决定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5个非洲和亚洲国
家参加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会议。
会议通过的联合公报说：
总理们一致同意，亚非会议应由他们联合发起召开。
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与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
，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的关系。(二)讨论参加会议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
(三)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和种族主义及
殖民主义的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
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总理们商定会议应有广泛的和地理上的基础，亚洲和非洲所有具有独立政府的国家都应
当被邀请。根据这个基本原则稍作变动和修改。他们决定邀请下列国家：阿富汗、柬埔寨、
中非联邦、中国、埃及、阿比尼西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
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北
越、南越、也门25个国家以及5个发起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参加会议。
总理们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接受邀请，绝不牵涉到或甚至意味着它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
地位所抱的看法有任何改变。它仅仅意味着，这个被邀请国是一般地同意会议的目的的。他
们也牢牢记住这项原则，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绝不应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涉。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加国在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无约束力，也不应认为是
被任何其他国家所接受，除非后者希望这样。会议的基本目的是，使有关的国家能够更好地
了解彼此的见解。总理们希望，这种澄清将使所有被邀请的国家都能接受他们的邀请。
五国总理的邀请，立即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热烈响应，得到了亚非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
的普遍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即复电同意亚非会议的目的。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提及亚
非会议。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
力的。
1955年3月，我国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
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也要出国访问，谋害计划
代号分别为2和3。
3月2日晚，周恩来召集了先遣队员开会，廖承志、章汉夫、姚力、杨奇清等参加了会议
。首先由姚力汇报了前站工作的设想。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汇报敌情时说：根据情报分析，
台湾特务机关对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准备破坏，他们正在香港、仰光加紧活动。因此，前站
工作要把敌人可能进行破坏的各个方面充分考虑到，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廖承志也强调说
，前站工作，安全第一，要确保代表团的安全，特别要确保周总理的安全，责任重大啊！周
恩来指示说：印尼和我们是友好国家，这次会议他们是东道主，我们代表团的安全首先要依
靠当地政府、治安机关和军警，要和他们密切联系。其次要和印尼人民群众搞好关系，他们
对新中国还不十分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影响。
当时驻印尼大使是黄镇将军，前站的工作就由他具体领导进行。先遣人员比会期提前一
个月就出发了。姚力等人从北京经广州、香港、西贡、新加坡到达了印尼首都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是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在雅加达，在万隆以及各大城市中，华侨人数都在
几万以上。由于历史原因，华侨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在各大城市中有新中国大使馆、领事馆
联系的侨团组织，也有台湾直接联系的侨团、学校、报纸等等。
姚力以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先后拜会了印尼国家警察总监和国家安全局长，提出请他们
做好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工作的请求，并向他们赠送了一些礼品。他们热情地接待了姚力，并
给予满意的答复。
印尼对周恩来来参加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加尼先生特地找到了
印尼中华侨团总会主席洪渊源，说，为了接待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并确保代表团若干
重要人物的安全，政府需要中华侨团总会的合作和帮助。而后便成立了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
，在雅加达和万隆设分会。万隆分会由侨团领袖洪载德、房延龄、杨朝春、赵文华、林仁木
等任正副负责人。
作好了各项准备工作，4月11日，驻印尼大使馆有关人员及先遣队员到万隆机场迎接国
内来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代表团工作人员乘的飞机于中午从香港起飞，预定傍晚到达万隆。
然而任凭大伙仰酸了脖子，望花了双眼，飞机也没有到达。
回到领事驻地不久，大使馆来电告知：飞机爆炸，坠落在南海，详情待查。
这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有预兆的，本来可以避免。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曾有两个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
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雅加达。
这时，万隆会议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
总理周恩来参加。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临时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由昆明经
仰光飞雅加达，并决定先行试航。4月7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
等送周恩来到昆明，等待试航的结果。
4月9日下午，试航成功，大家非常高兴，决定代表团走北线。代表团走北线，但代表团
的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三名国际友人仍按原计划，于4月11日乘“克什米尔公主”号
由香港飞赴雅加达。
4月9日晚，即“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前两天，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特务机关阴谋
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与此同时，在昆明的周恩来打电话给邓颖超
，说他虽然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其他几位同志要乘，请她转告
罗青长同志研究清楚情况后，由外交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杜·维廉，要求务必保证中国人员
的安全。
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便将周恩来的指示转告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在香港的代表
团工作人员。次日一早，他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欧非司
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立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香港当局，并于4月11
日凌晨1时半派专人到印度航空公司驻港经理住宅转告有关情况。印航经理将信将疑：“你
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的消息是否有根据？”我方人员回答说：“有可
靠根据，我深夜造访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经理听后还不怎么
相信，稍一沉思后说：“这种情况估计不可能发生，因飞机12时才能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
起飞，只在香港加油，停留1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我方人员指出机
场地勤人员中有的人就同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联系。经理最后表示，一定采取安全措施，派自
己的工程师检查油箱，并将亲自到机旁监视。
11日上午10时，为做到慎之又慎，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派人约见印航经理，请他严加防
范。印航经理答应不让任何人接近飞机，就连增添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也一律由公
司派人负责。
4月10日上午9时半，我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
告知中国记者等一行11人于明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
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艾惕恩
则表示，他将尽快把这一消息电告香港。以后还有什么情况，请及时通告，他可随时电告香
港。
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飞机起飞后前5
个小时飞行正常。到下午6时30分，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时，飞机内突然发生
爆炸。正在客舱睡觉的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被爆炸声震醒，他发现烟雾从冷空气导管喷出
，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立即报告机长，并将灭火瓶射向后行李舱。领航员帕塔克接着发现
右翼第三号发动机吊舱后面也燃起大火，卡尼克报告机长后，又将一组灭火瓶射出。由于情
况万分危急，机长当机立断，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这时，第三号发动
机火警信号灯又亮了。他们迅速将第三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进行顺桨，把最后一组二氧化碳灭
火瓶射向该区。灭火瓶消耗殆尽，但右加温机火警信号又开始报警，扑灭该区火患已不可能
。火焰迅速蔓延，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在飞机下降时，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和机长
贾塔尔商定，连续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几乎在向雅加达机场回答周恩来未乘该机的同时，飞
机与地面联系中断。这时距离雅加达约1小时半的航程。
在飞机急速下降时，乘客虽有惊恐之色，但个个听从指挥，都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
有发生混乱现象。空中小姐迅速把救生背心首先发给乘客，然后再发给机组人员。机长命令
把乘务组座舱的通门打开，接着工程师卡尼克把客舱的两个紧急出口和乘务组座舱的出口也
打开。这时滚滚黑烟进入座舱和机舱，飞机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机长想拉平飞机向左转
弯企图将飞机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尽管机长作了最大努力，由于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
控，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作声，裂为几段，坠入大海。
领航员帕塔克和工程师卡尼克被强烈的气浪摔出机外，浮于海面。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在
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他们三人凭借强健的体魄和熟练的水
性，忍着饥渴，在茫茫大海中漂浮。被海浪冲在一起的卡尼克和狄克西特，为了互相借助体
力，共同求生，两人捆在一起，在海上漂流了8个多小时，最后漂浮到一个小岛上。帕塔克
则单独和海水搏斗，最后挣扎着也浮到了小岛上。他们先后被英国军舰发现救回，奇迹般地
获得生还，全体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打捞过程中，发现所有机组成员和乘客都
被冲离飞机，尸体在海面上漂浮，唯独机长贾塔尔的尸体仍留在他自己的座椅上。显然他顽
强地坚守岗位，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该机失事后，新加坡和印尼空军当局都派出军用飞机在出事地区搜寻。英国皇家空军、
海军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区营救。后来，皇家“丹波尔”号军舰在一小岛发
现并救出了三名幸存者。
飞机残骸最后被印尼渔民发现。印度、印尼和英国配合对残骸进行打捞。全部打捞工作
，从4月25日开始至5月4日结束，共进行了10天。99%的残骸被打捞上来，运到印尼，由印度
、印尼双方专家检查，寻找飞机失事原因。
二、真相大白,不了了之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和极大震惊。中国政府和人民尤
其愤慨，一则愤慨国民党特务的野蛮残暴，二则惊诧于港英当局的疏忽大意。在中方事件提
出了确切情报的情况下，港英当局却没有采取严密措施，以致于发生空难事件，实在令人震
惊和愤怒。
出事第二天，即4月12日上午，张越紧急约见了英国驻华办杜·维廉，向英国提出了质
问。同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飞机失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事件，英国
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一事件进
行彻底调查，将参与这一阴谋暗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声明宣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
斗。美国和台湾统治集团的卑劣行径，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自由的
共同行动。
4月17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追悼大会，追悼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沈建图、黄作
梅、杜宏、李平、郝凤格、王明芳、严斐德和斯塔列茨等烈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
全在大会上讲话。李德全说，石志昂等11位烈士是被蒋介石特务谋杀的，这是一种卑鄙的暗
算，是一种没有人性的杀人的阴谋。不仅如此，他们的目标还是要谋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
理和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全体人员。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也是他们破坏亚非会议的
阴谋计算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阴谋。中国人民向全世界控诉：谋杀石志昂等
11位烈士的凶手，就是蒋介石特务分子。这11位烈士的牺牲是为中国而牺牲，为亚非会议而
牺牲，为和平而牺牲的。我们一定要为11位烈士报仇，要杀人的凶手受到应受的惩罚。
事件发生后，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部长助理何伟先后约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就飞机
失事的原因和责任等事项进行交涉。英国代办除复照外并接连约见我外交部官员，对中国在
未调查之前即指责英国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中方事先的通报只提及有人捣乱，未含破坏
炸机之意。杜·维廉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失事情况及全部材料，以便进行调查。
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专门谈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周
恩来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后来，我
方派出熊向晖，和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一起到香港调查处理。
从万隆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在5月9日和15日两次召见英代办杜·维廉。
周恩来首先请杜·维廉向英国首相艾登转达以下口信：他在赴雅加达途中，座机曾因气
候原因在新加坡机场降落，承蒙新加坡当局盛情关照，英高级专员麦唐纳亲自到机场迎送，
特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关于飞机失事问题，鉴于空难已经发生，事情已无法挽回，指责亦无济于事，周恩来着
重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周恩来说，在飞机失事前，我们知道国民党驻港特务机构
准备对我代表团人员进行破坏，包括对交通工具的破坏，或是暗杀代表团人员。飞机失事后
，经多方调查，证明是国民党特务指使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进行破坏的。香港当局采取
的警戒措施是不许外人接近飞机，但对地勤人员未加防范，这恰好给了国民党特务以可乘之
机，使其假地勤人员之手来进行破坏。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指挥这次破坏的是国民党在香港
的特务机关，这个机关同台湾的保密局直接联系；这次破坏用的是小型定时炸弹，是由台湾
运到香港交给特务机关的；直接参加破坏的地勤人员从特务机关得到炸弹并学会如何施爆。
周恩来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中国方面紧密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为此，周恩来
为破案提出了五点要求，并希望得到艾登首相的答复。这五点要求是：
1.为保密起见，中国政府将把已经获悉的材料，由印度派到香港调查此案的尔·纳·高
直接转交给香港总督；
2.香港当局得到材料后，不得让香港政府中的无关人员知道，以防泄密；
3.要求香港当局对我们的材料中所提到的有关人员进行监督，以防止他们逃跑，否则就
难以破案；
4.要求香港当局对我们的材料中所提到的关键人员，即直接同这次破坏有关人员，进行
严格审讯；
5.在香港当局进行审讯时，作为受害一方我们要求能像印度政府所派的高先生那样，也
能派代表列席旁听。
杜·维廉一再表示感谢周恩来的友好与合作，双方很快建立了比较协调的合作关系。5
月15日，杜·维廉向周恩来转告了艾登的答复。艾登首相感谢周恩来的口信，欢迎中国政府
提供情报，表示愿意通力合作。对于周恩来的五点要求，艾登明确地表示：转交情报的途径
，完全由中国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决定通过印度的高先生转交，英国政府欣然同意；英国政
府将把收到的情报严守秘密，只许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中受权的人知道；关于对可疑之人进
行监视问题，英国将采取迅速行动；根据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情报，凡是同此案有关的人，香
港都将进行彻底调查；香港将通过高先生把审讯材料尽快告诉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是国民党特务在香港作案，飞机是在印尼领空爆炸，遇难
者包括中国、印度、波兰、奥地利、越南民主共和国五国的公民，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案件。
港英当局自知责任重大，表示决心尽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使肇事者归案法办。香港警务处
则悬赏10万港元缉拿凶犯。
中印代表于5月18日到达香港，当天下午即由高斯将中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
面交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葛量洪阅读后说，这个材料翔实具体，很好。当晚，港英当局即
开始逮捕国民党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香港当局共审讯88人，其中19人被拘留，
以后又逮捕了8名同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的人。经过调查审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真相
大白。
这一事件，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暗害周恩来总理。主使
人是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策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
轮船张祖顺从基隆送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
由另一特务转交给周驹，周驹再将炸弹安放在飞机上。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
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一处联络站设在就记电料行，张耀灵领导的称作“第五联络组”的
特务机构经常在就记电料行活动。
3月10日，张耀灵邀请就记电料行店主关就记喝咖啡。在咖啡馆，张耀灵介绍关就记认
识一位姓吴的神秘人物。吴某问关就记，有没有十分可靠的亲戚或朋友在飞机场工作，因为
吴某有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工作需要这样的角色。关就记说没有，但他可以想想办法。
不久，关就记就找到了和他关系十分密切的周赞如，让周赞如想想办法。周赞如说他有个同
族人叫周驹，在机场工作，不妨试试。于是关就记把情况转告给张耀灵。
3月18日，张耀灵和关就记找到周赞如，把他带到一个咖啡馆，吴某已经在那里等着。
吴某仔细地询问了周驹的各方面情况，得知他是一个负债累累的赌棍和好色之徒。吴某便让
周赞如问周驹是否愿意为他办一件重要的事情？周赞如说这得问周驹本人。
3月26日，周赞如悄悄地去问周驹，并按约定时间和地点带周驹去见吴某。吴某先问周
驹有关机场的情况，然后低声问：我有一项重要任务，托你去完成，事成之后，可给你60万
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到台湾后保证你的安全。周驹便问是什么重要任务。吴
某直言相告：“破坏共产党要员所乘的一架飞机。”周驹犹豫不决，说这太危险了。吴某便
以利诱之，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一个数目啊！而后吴某又单独和周驹见面，欠债累累的
周驹禁不住60万港币的诱惑，终于迷失了天良，接受了破坏飞机的任务，并在国民党特务的
训练下，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办法。
4月11日上午，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了机场。“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机
场时，机场只有一些武警在外围放哨，负责机场值班的帮办一直到飞机快起飞时才回机场，
机场附近也没人警卫，只有领班在场。周驹便谎称是给人带的一包西药，并允诺日后给予酬
谢，便趁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周驹作案后，不等下工，便匆忙
由铁丝网下爬出机场，登上台湾两个特务接应他的汽车，一起逃走。5月18日，周驹逃往台
湾。
5月18日下午，香港警务处接到陈纳德办的民用航空公司保安官员琼斯的电话。琼斯说
：据该公司台北来电，在该公司5月18日自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飞机的行李舱内发现一潜
乘者，自称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梓铭(经查证即周驹)。香港当局当即要求琼斯将周驹
送回香港。但此时周驹已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
香港当局随即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湾当
局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作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因此香港当局的要求没
有法律根据，有关当局无法处理此事，予以拒绝。
香港当局在中印两国的协助下，为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作出了努力。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港英当局虎头蛇尾，不能善始善终，它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在调
查报告中只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对本案的主犯和要犯及其他人则认为与本案无关，特别是国
民党特务吴某和张耀灵均未逮捕归案，便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予以
无罪释放，匆匆宣布结案，致使凶犯逍遥法外。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不
了了之。
三、一封匿名信
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非但阻止不了新中国代表参加万隆会议的行动，反而增强了他们为促
进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决心和勇气。在这险恶关头，许多同志劝周恩来不要去了，太危险了
。周恩来则平静地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了亚非人民的团结而去，即使发生了
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刚做了急性阑尾炎的手术，尚未拆线，因而十分关心周恩来的身体，
加上又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因此，她连续给周恩来写了四封信，还打了三次电
话。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忙里偷闲，赶着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
“超：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在来信捎回，以免失落。有这一次教训
，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
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周恩来。一九五五.四.十二。”
4月13日，周恩来又给邓颖超写了封短信：
“超：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
由伍全奎(警卫局干部)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夫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谦出国。附上云
大学生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生活一斑。周恩来。四.十三。”
由于警卫秘书何谦忽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警卫工作除姚力带二三人去打前站外，
周恩来身边只有成元功一人，警卫力量明显不足。4月11日晚，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派公安
部副部长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与情报工作，并增
派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为总理警卫，要求绝对保证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安全。外交部
紧急办好杨奇清、李福坤的护照专程送到昆明。由于情况紧急，李福坤连衣服也没有做，只
能凑合着用何谦的行装。
周恩来决定准时赴会后，外交部在午夜12时用特急电指示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缅方
商谈，周恩来将于翌日经仰光赴雅加达，请缅甸方面予以协助。姚仲明连夜约见了吴努总理
。吴努出于关心周恩来的安全，善意地劝阻是否就不必让周恩来总理亲自赴会了。姚仲明解
释说，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万隆会议关系重大，一定要按时赶到参加会议。吴努总理十分感动
，说：“周总理胸怀的高尚，实在感人！我们要赶快准备欢迎周总理取道仰光去印尼。”果
然，缅甸政府极其重视周恩来的安全，做好了各种工作。当周恩来的专机飞入缅甸领空后，
缅甸空军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护航任务。
到达仰光之后，周恩来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阿富汗副
总理兼外长纳伊姆、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了一次六国领导人参加的小型会谈。会上，周恩
来针对当时国际的议论中所出现的某些泄气情绪，着重阐明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因素。他
指出，帝国主义对会议搞这种示威性的破坏，并不表明它们强大，恰恰说明它们的虚弱；过
去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大家有共同的遭遇和经历
，而今又都面临着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巨大的推动和
指导作用，我们就一定能击败帝国主义的挑拨，并粉碎他们的阴谋破坏，增强亚非国家的团
结，使大会圆满成功。与会者大都表示同意他的见解，认定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精神，就会得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应决心为促进亚非会议
的胜利召开而准备付出代价。事实证明，这次小会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序幕中采取的一个富
有建设性的步骤。
飞机从仰光飞往雅加达时，途中又发生了一点意外。
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了雷雨区，因为代表团乘坐的另一架“克什米尔公主”
号飞机系中型无密封，不能飞越雷雨区，只得被迫降落。当时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交，对机
场情况又一无所知，警卫人员十分紧张。杨奇清等人研究情况之后，决定大家都不下去，在
飞机上等候。周恩来和陈毅都表示同意。
飞机停稳后，机场老板久慕周恩来大名，特意登机邀请周恩来到休息室休息。盛情难却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走到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一眼就发现了两名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
等在那里。廖承志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斗争经验异常丰富，又曾在国民党监狱呆过，对
国民党特务比较熟悉，当大家进入休息室后，廖承志吩咐警卫人员，要特别注意那两个人。
于是立即决定由李福坤站在门口警戒，成元功在里面保护。周恩来虽然明白身处险境，却泰
然自苦，若无其事地与总督麦克唐纳闲谈。就这样在机场停留了近两个小时，周恩来等人才
重新登机起飞。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对此也有描述：
“飞机在新加坡临时作了短暂停留。富有才华和颇孚众望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希望能
见见‘那位杰出人物周恩来’。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总理拉姆齐·麦克唐纳
之子，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的飞机不在新加坡降落加油。’
想会见周的愿望不知怎么地传到了正在仰光的周那里。接着马尔科姆收到一份电报，称荷兰
航空公司飞机的‘发动机出了点故障，将不得不在新加坡作短暂停留，检修机械毛病。我听
了高兴极了’。通过印度驻新加坡的领事，马尔科姆安排在机场贵宾候机室里与周举行会晤
。‘飞机不久就恢复到良好状态。除了周恩来、陈毅元帅和一名译员外，所有中国代表团成
员均留在机上……我们轻松地交谈起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我们漫步穿过停机坪，走到飞
机跟前，彼此友好道别。那是我一生中一次最迷人的友谊的开端。”
在周恩来准备飞赴雅加达之际，印尼的华侨们也纷纷组织起来，为中国代表团的衣食住
行以及安全工作殚精竭虑。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台湾特务除了在华侨中进行阴谋活动外，还组织了20多人的暗杀团
，声称打死中国代表团团长，赏40万盾，打死一个代表团团员，赏20万盾。
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万隆分会成立了秘书组、食品采购组、住房组、家具组、车辆组、
洗衣组、翻译组和记者组等。
当华侨们得知姚力等人为周恩来选择住处时，他们纷纷表示欢迎住到自己家里。考虑到
安全因素，周恩来和陈毅后来住进了郭贵盛先生的别墅，因为它在市中心的一个独立的高坡
上，便于警卫，离会场也近。
家具组由几家华侨家具店经理和设计师组成。大家都以自己的家具能被选用为荣，谁也
不肯让步，结果发生了争吵。于是采取了调和，各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大家方才不言语了。
代表团的行动问题由华侨车辆组包了。华侨车辆组由大家自愿报名，共有车160多辆，
采取日夜分批、轮流值班的方式供代表团使用。经理、医生、教师等纷纷开了自己的车子按
时来集中点值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有时车子多了，动员他们回去，他们却说：“这是
千载难逢的，让我们向祖国表示一点心意。”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华侨们对代表团的安全愈发重视，他们在4月12日深夜，
专门开会讨论保证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问题，并派侨领洪载德、房延龄先生来请姚力
等人旁听。
会议在一间不太大的房间里举行，挤了30多人。他们献计献策，群策群力，为代表团的
安全筹划。有的说：“敌人的阴谋目的没有达到，敌人是决不会就此罢休的。”“我们一定
千方百计，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周总理是我们的好总理啊！”对于安全方面容易出纰漏的食
品采购问题，他们决定分散采购，固定专人，绝对保证质量，绝对保证安全。比如对于供代
表团食用的牛奶，他们专门介绍了离万隆数十公里的一位华侨郭耀都先生。郭先生老实可靠
，大家都表示放心，决定：奶牛要经过挑选，牛奶要化验，每天取奶的人、车都要固定，对
外要绝对保密等。
4月13日上午，姚力等人专门拜会了万隆市的警察总监、安全局长和宪兵队长。他们对
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十分重视，决定在周恩来住地派8个宪兵，8个武装机动警察，3个便衣担
任守卫，并派随身武官1名，助手2名担任周恩来的随卫，外出时有两辆交警的摩托车开路，
特殊情况下，加派1至2辆宪兵吉普车。安全局暗探队长还同意派出部分武装暗探，加强驻地
外围的日夜巡逻。
周恩来到万隆的前一天夜半，一家五金商店的职工来找姚力。他们自我介绍：看了郭贵
盛先生房前花园里那根新修的旗杆，是焊接的，高度也不够，打算另换一根。他们花了一天
时间，赶到外地才找到了这根长钢管，加工成旗杆，准备连夜换上，以便明天升旗。当时已
是半夜，姚力等人试图说服他们别换了。华侨们坚决不同意，说：“国旗是代表我们新中国
的荣誉，也代表我们万隆华侨的荣誉。我们立即动手，白漆是快干的，保证天明之前升旗。
”说完他们就麻利地动手干活了。第二清晨，他们连早点也不吃，便挥手告别了。看着高高
飘扬的五星红旗，大家心情异常激动，这鲜艳的国旗，分明是华侨拳拳爱国之心啊！
4月16日凌晨4时，周恩来总理乘飞机到达雅加达，同机到达的有代表团成员陈毅、叶季
壮、章汉夫，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印尼
外长苏纳约、国防部长库素马来曼特里、司法部长龚多古苏莫、交通部长干尼、农业部长萨
加乌、雅加达市长苏迪罗等到机场欢迎。印尼人民和华侨也表达了对新中国代表团的盛情，
他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同时也有一小撮反对分
子夹杂在队伍中骚扰起哄，并呼喊反对口号。
4月17日晨，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从雅加达飞抵万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
机场欢迎。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亚非会议的召开是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分
不开的。在这次会议上，亚非国家“代表们将会获得历史上的第一次机会，在一起讨论共同
有关的问题，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次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
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大家知道，中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同样，印度、越南和其他国家在这次破坏事件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和
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
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在万隆机场，几百名记者抢着拍镜头，周恩来被人群围住几乎走不出来，幸而由宪兵和
警察几次大解围，才钻进汽车，离开机场。然而，从机场到驻地，一路上人群更挤，人们欢
呼雀跃，有的华侨老泪纵横，喜不自禁。
到了住地之后，姚力报告周恩来：东道主印尼给各国代表团团长配备了一辆新车，行车
时一律走在各代表团车队的前头，并悬挂国旗。但考虑它虽然是新车，其实很普通，比不上
大使馆现有的车。为了总理的安全起见，准备把这辆小车改成随车。开会时，仍请总理和陈
毅副总理坐从国内运来的警卫专用车，挂国旗，在前头开路。为了说服周恩来，姚力还指出
，不少代表团也这样做，黄镇大使也认为这样安排妥当。
周恩来却严肃地批评了姚力，他说：“这不是坐什么车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新中国代
表团对东道主的尊重问题，必须坚决按东道主规定办事。从明天起，我就坐这辆蓝灰色小车
，挂上国旗。警卫专用车请陈毅同志坐。”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听了姚力的汇报，对印尼政府的安全措施表示满意，对华侨的爱国
热情称赞不已。他强调说：“敌人的目的并未达到，决不会死心。最近消息，台湾特务机关
将派出专员、干将赶来印尼，潜伏于椰城(雅加达)、万隆之间的苏加禾眉地区，直接指挥破
坏活动。党中央对总理的安全极其关怀，指定陈毅同志负责有关总理的安全工作。”
由于周恩来的交往活动较多，多次发生了诸如机场受堵和群众围观的情况。和华侨研究
之后，大家决定把万隆侨报的记者和印尼各城市来的侨报记者串联起来，总共二三十人，把
总理上下车的地点时间告诉他们，让他们先把总理保护起来，形成一个内圈，一边维持秩序
，一边协助保卫工作。
还有翻译组的侨校师生们，他们分工阅读每天的各种报刊、快讯，摘译编辑有关新闻和
评论，印成参考资料，供周恩来了解情况。18日大会开幕后，印尼政府又请他们去帮忙。他
们在会场工作后，自豪地说：“我们也能和记者组一样，可以做保卫总理的安全工作了。”
每天清晨，凭着支援委员会发的证件，华侨们前来送菜，最多的是家庭妇女。有七八位
妇女、姑娘还自带鲜花和工具，留下半个小时，负责插花。工作人员说，这些花草只要鲜活
，过三五天再换吧！她们却回答：一定要让总理每天看到最新鲜、造型不同的插花盆景。
周恩来的住处外面，常常围着一个二三百米长的半圆形人群，从早到晚，无论雨晴，都
在外边守着，先是本地的，而后又有外地的加入，不见到总理不走。年老的华侨包了三轮车
坐等，说：“仔细看看新中国的总理，这一生也值得了。”有的华侨说：“陈毅当过上海市
市长，还是元帅，打仗很有名。”有的华侨说：“我们在大使馆门前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动工
的画报，几个人约定到菜馆吃一顿以示庆祝；每人又买了一套新衣服，在街上拉着手走。旧
中国贫穷落后，被别人瞧不起，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扬眉吐气！”周恩来开会回来，总要在房
前的平台上多站一会儿，向大家挥手致意。
4月20日，即万隆会议召开后的第三天，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原文如
下：
敬启者：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本年三
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
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
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讲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
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陈毅副总理看完信说：“他们还要搞暗害，你们先研究个意见。”于是，由黄镇、杨奇
清、陈家康和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后，提出了二点：一是向周恩来报告，同时向印尼提交备
忘录；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周恩来同意递交备忘录，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
尼政府负责，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杨奇清和黄镇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
忘录。
与此同时，代表团内部召开了紧急动员会。陈毅副总理作了讲话，要求全体同志人人都
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杨奇清作了内三层、外三层、内外结合的具
体而详细的布置。有一次，周恩来去会见几百名记者，要经过一个人员复杂的地段。杨奇请
便指定康矛召、申健二同志走在总理的前面，因为他俩懂外语，而且身高体壮，有情况可以
挡一挡。
印尼政府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
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这位老头是个幸运儿，当时听说给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
来开车，有4个人抢着要来，只好抽签决定，结果老头抓到了。代表团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
：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住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
可以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
对于印尼方面的人员，代表团十分关心，请他们吃中国饭，注意让他们休息好。杨奇清
还代表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老司机和安全官感动地说，我们活了
这么大岁数，没见过中国总理这样卓越的人物，也没见过中国代表团这样平易可亲的高级官
员，我们衷心地愿意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好。
四、一语惊四座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隆重开幕，除中非联盟外，29个亚非国家的340名政府代表出
席了会议。在这29个国家中，当时只有7个国家承认中国。会议选举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
米佐约为主席，经各国代表团团长商定，会议的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
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促进。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
洛哥问题也将予以讨论。
东道主苏加诺问题致了开幕词，他说：“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
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
各国代表开始大会发言后，许多代表强调要加强亚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
的团结，赞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由于不了解和
隔膜，加上帝国主义利用这些差异和隔膜，有意进行挑拨离间，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
吵之中，一事无成而归于失败。在会议前两天，少数参加美国军事联盟的国家代表背离会议
的主要精神，反对和平共处，攻击共产主义。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
乃至敌意。
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等
；有的代表发言主张既要友对殖民主义，也要反对共产主义；有的认为中国、印度、缅甸倡
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除了和平共处以外，在国际法中并无任何“新东西”，而“和平共
处”这个词是共产党的语言，因而反对采用；有的对中国的政策表示怀疑，散布中国对邻国
在搞“渗入和颠覆活动”。会内会外，观点何其对立，争论何其激烈，会议濒于分裂的境地。
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每位代表的发言，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了分析。为了答复上述问题，
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阐明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他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作为书面稿印发
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来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
4月19日下午，在听完大多数代表的发言之后，周恩来登上了讲台。
此时，会场里气氛十分紧张，有的代表认为会议不可能有什么成果。周恩来环视会场，
平静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一语惊四座！
喧杂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睁大眼睛盯着周恩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
来吵架的”一句话，宛如一记重鼓，拨开了重重迷雾，代表们陡然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任。
周恩来接着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
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
的。”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人们再一次震动了，“求同
存异”，不正是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吗？人们不禁再一次叹服周恩来的高瞻远瞩。
周恩来洪亮的声音依然在大厅上空回荡：
“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
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
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
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
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该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
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接着，针对代表在发言中对中国有关政策的模糊认识，周恩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
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
“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
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
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
呢？”
“我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
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
“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
“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
的人。”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
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
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
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恩来最后说：“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台湾地区的局势和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周恩来合情合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代表席上，来宾席上
，记者席上不约而同响起了持续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团包括原来持敌对态度的代表团团长
，纷纷走到周恩来面前争着和他握手。吴努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
的答复”。
为了让读者感受当时的真实气氛，还是让我引用一下历会者的回忆吧。
1955年出版的《亚非会议日记》中有李慎之、张彦的日记。在周恩来首次发言那天，他
们写道：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二。
除了昨天已经发过言的以外，几乎所有的代表团团长都要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他们的
发言将决定会议向什么方向发展。
那些会议还没有开始就已经伏在打字机上“紧张工作”的美国记者们，正在忙着把下面
的“消息”发出去：“亚非会议将在今天碰到难关……”
也许，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也许……谁知道呢？
各种各样的猜测正在流传着。
上午会议在九点十五分开始了。第一个项目是会议秘书长宣布会议收到的许多贺电。
有人把眼光转到了挂着记者徽章、坐在来宾席上的美国众议员鲍威尔身上。有消息说，
这位众议员曾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亚非会议送一个贺辞。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上星期五
给了他一个答复：“我们并不认为美国政府同万隆会议的关系是值得向会议送这样的贺辞的
。”据说，当时鲍威尔曾气得狠狠地骂：美国政府在外交上做了一桩“愚蠢的事情”。现在
，这位先生呆呆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
接着，各国代表团团长开始发言。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的有这些国家的代表：埃塞俄比
亚、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
仔细听来，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提到了对和平的愿望，对友好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
亚非国家境遇是相似的，毕竟，它们的呼声也不能不是相似的。
但是，也确实不是没有人加入了唱反调的合唱队伍，说什么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去
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象美国那样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从昨天下午开始紧张起来的空气，现在更紧张了。许多熟悉联合国情况的好心的记者愈
来愈表示担心：这个会议会象联合国大会那样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不能在短短的七天会期
以内得到什么结果。
人们的心情象赤道上午的太阳一样焦灼地在等待，等待着听中国人民的声音。
大约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突然袭来了一阵热带豪雨。
对于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人，这是一种稀有的经验。晴朗的天空顷刻间布满了乌云，狂
风怒卷，雨水象是从倒提着的水桶里那样泼下来。丈把长的棕榈叶子被打得一株株往下掉，
马路旁的水沟一下子都灌满了湍湍急流。我们急着要赶到会场去，但是车窗上的雨水流得连
路都认不清。
好容易，在三点钟的时候，总算赶到了大厦。但是，看啊，亚非大街上的人群却早已挤
得满满的了，狂风暴雨，丝毫不能降低他们的热情。
雨渐渐小了，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要在
今天下午发言。
下午会议不久就开始。首先发言的是叙利亚的代表，接着是泰国和土耳其的代表。
叙利亚代表强调：和平共处必须成为“我国国际生活的根本基础……为了实现和平，应
该消灭帝国主义的所有残余基础。”泰国代表表示他不反对五项共处原则，但是对最后一项
“和平共处”心中有“怀疑和忧虑”。
这些代表发言的时候，有许多人不时转过头来看望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人们看见周恩来
急速地在他的发言稿上写着什么。
差不多一切报名发言的人都讲完了，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
突然，会场里爆发了一场从来没有的暴风雨似的掌声。环顾全场，每一个座位现在都坐
了人，没有座位的地方也站满了人。
周恩来首先声明要把他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不再宣读了，但是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
的发言之后，他还愿意补充说几句话。
不但是记者，不但是代表，而且连来宾席上的有些外交官们也都掏出了笔记本。
周恩来开始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从这里起，人们感到会上
的气氛陡然变了。
然后，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
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继续说：“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
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
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
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
和对立。”
进会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
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周恩来又说：“本来中国代表团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美国一手造
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但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不想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
而得不到解决。”
两天以来，时常可以感到有一只黑手想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跑，现在，另外一只更强
有力的手把它轻轻地推开了。
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静听周恩来讲下去：“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
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
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会场上有人在点头。
接着，周恩来谈到两天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首先，周恩来谈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两
类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
国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说：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
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
和支持呢？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
合作呢？
其次，周恩来说到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
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
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
。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
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再次，周恩来谈到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统治下受的苦难是数不尽的，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斗争，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
和现在的政府。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
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
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
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
、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然后，周恩来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甚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
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中国的人民和政府对待一切怀疑以至诽谤的态度。听着这些话，似
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在缩短。
为了节省时间，周恩来的发言，除了第一段之外都是译员以英文宣读的。最后，周恩来
亲自用宏亮的声音说：“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
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
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会场上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来回答这个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意愿的发言。当周恩来从讲
台上走下来的时候，无数的记者也赶着冲出了会场。毫无疑问，这是会议迄今最重大的发展
，最重要的新闻，一定要通过一切途径，以最快的方法发出去。
五、“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
周恩来的发言，改变了万隆会议的方向，一扫会场上空的阴霾，连曾在会上发表攻击中
国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提
出的“求同存异”终于被与会各国代表接受，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同日内瓦会议一样，每当亚非会议陷入危机之时，周恩来总是表现出高超的调解能力和
出色的谈判艺术，在会议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提出了大家都能接受或者都觉得可以付诸
讨论的意见、建议，从而使会议柳暗花明又一村。
4月21日，在周恩来大会发言后两天，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锡兰代表团团长、总理科特拉瓦拉忽然退出了会场，单独在他的别墅里临时举行了一个招待
会。他公开宣称台湾应该取得独立国地位，建议把台湾托管4年或5年；他还提出同共产主义
无法和平共处，要求“解散共产主义团体”。而与科特拉瓦拉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其他几国代
表，这时，亚非会议再次遇到挑战。究竟会议是讨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长
短，是讨论一国内政、指责干涉他国内政还是讨论维护亚非国家的共同利益，还是讨论如何
争取和维护独立、维护和平、加强互助合作？人们都关注着中国代表周恩来的态度。
对于台湾问题，周恩来在19日的补充发言中已经表明了态度。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
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来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
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
国家的支持。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
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在科特拉瓦拉发表讲话之后，周恩来不愠不怒，他首先在会场上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同意
科特拉瓦拉总理的一些言论，但不准备展开争论，并保留下次会上发表意见的权利。休会之
后，周恩来找到了科特拉瓦拉，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说服了科特拉瓦拉才能去做其代
表的工作。周恩来介绍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政策主张，他那诚恳的态度，坦
率的言词，减少了科特拉瓦拉的疑虑，消除了科特拉瓦拉的误解，最终使他同意不在会上展
开争论。接着，周恩来又一一向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耐心介绍情况，阐述中国的立场和政
策，争取了他们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周恩来的工作不仅说服了许多代表，使会议得以顺利
进行，并且赢得了一些国家首脑和外交家的敬仰，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埃及总统纳赛尔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就是在亚非会议上相识并成为知交的。亚非会议
时，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在会上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周恩来没有同他在会上公开
辩论，却同他在会下作了广泛深入的交谈。从此，罗慕洛与周恩来成了好朋友。罗慕洛十分
推崇周恩来，8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对《人民日报》记者谈起“求同存异”的原则时，称赞周
恩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4月23日，在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午宴上(东道主印尼、
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中国)，周恩来专门向大家介绍了围绕着台
湾局势的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二)台湾地区
的紧张局势是美国武装干涉造成的。中国人民为了缓和台湾的紧张局势，愿意同美国政府举
行谈判。中国不愿意同美国打仗。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曾经通过印度政府警告美国，如果
美国扩大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不能置之不理。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美国
军队咄咄逼人，飞机和炮弹都越过了鸭绿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志愿军才开到朝鲜战
场。
印度总理尼赫鲁当场证实了周恩来所说的话。这样，一些国家对于美国诬蔑中国“好战
”的背景有了新的认识。缅甸等国代表便建议中国公布自己的立场。同日下午，周恩来在8
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声明。声明说：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
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的这个声明，不仅使各国代表和全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博得了他
们的同情和赞赏，从而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而且迫使美国政府不得
不注意到中国政府的立场，导致了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这又是周恩来在
万隆会议信手拈来的妙笔。
4月25日下午6时30分，万隆会议闭幕一天后，周恩来在住所接见了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
斯·马立克。查尔斯·马立克出任驻美公使、大使达十年之久，结识了美国政坛一些有势力
的人，他谈了对台湾海峡形势的看法，表示愿意为缓和此种紧张局势发挥一点作用。
听了马立克的观点，周恩来指出：你在美国和联合国中呆了这么久，无疑你是从华盛顿
和纽约的角度来了解台湾问题的。你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问题的。
周恩来接着耐心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他说：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
部的。内部的方面关系到我们的内战。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蒋介石，并且推翻了他，蒋介石不
得不逃往台湾。而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此，我们必须解放台湾。这纯粹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如果美国人停止保护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将很容易
得到解放。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许多国际会议和条约都宣布台湾是中国的
。1945年日本投降将台湾交给了中国过去的蒋介石政权。到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还说台
湾应归还中国。同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本白皮书，其中美国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要求和
美国对台湾相当地没有兴趣。台湾在旧的蒋政权下面属于中国的事实，并不能使得它在新政
权下面不属于中国，这纯粹是内部事务。
而后周恩来指出外部方面就是美国的干涉，这使得问题复杂化了。朝鲜战争后，美国就
占领了台湾。如果美国人那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就会已经解放了台湾，我们与美国之间
就不会由于台湾问题而存在着紧张局势。如果我们现在去解放台湾，我们就要碰到美国的武
装力量。并不是我们害怕他们，而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复杂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外部方面
。我们碰上了美国，这就引起了国际纠纷。我们不能承认美国有任何权利留在那里，干涉我
们的内部问题。外部方面纯粹是外加的纠纷。
周恩来提到了他在4月23日所作的关于美国的友好声明，说：“我们认识到那里存在着
复杂的国际形势。那么好吧，让我们在桌子旁会晤来讨论这件事吧。让我们和平地解决它，
让我们谈判。我们因此就采取主动，提议举行谈判。现在就是对美国和平诚意的考验。”
马立克解释道，他只是呼吁忍耐、善意和时间。他真诚地相信美国不要战争。
“我们也不要战争，如果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周恩来明确地说，“事实上，我们从
来没有干涉过美国的事情，但他们不断干涉我们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侵犯他们的利益，但
他们不断干预我们的利益。”说到这里，周恩来举了朝鲜战争这个例子。
“起初中国是站在一旁的。但我们通过印度人告诉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我
们就不能置之不理了。他们起初不相信我们。这样，他们不但越过三八线，而且几乎到达鸭
绿江，到达我们的边境了。那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出动了。你看，我们就接受挑战，全
力以赴。”
周恩来的话有理有据，无可辩驳。马立克无言以对，只得转换话题，委婉地说：
“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指亚非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旁
的人犯了错误，例如，尼赫鲁先生有一两次发了脾气，不得不事后道歉。旁的人也许赢得了
一点，或者这里那里的一场战斗，但他们没有赢得每一场重要战斗。关于你，我想可以说，
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我们在政治委员会和各
小组委员会中同你进行过接连几小时的辩论，我们对你的想法有了一些了解。虽然我们在好
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
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许多愉快的和甚至恐怕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
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
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你并且用你那一天表示愿意同
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这样，整个会议对你来说纯粹是收
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现在，请不要做任何事情来损害这种印象或者减损你的胜利吧
。你必须相信我的话是诚实的和诚恳的。”
万隆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讨论和确定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原则。
为了使会议取得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与会各国都作出了努力，而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贡
献尤为突出。
有些国家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各国相互关系的准则。这是周恩来在1954年首
先倡导并在同年中印和中缅总理联合声明中所确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了两国之间不
分大小，不分强弱，不分贫富，不论社会制度，不论意识形态，不论宗教信仰，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平等互利的新型的国家关系，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瞩目，得到许多朋友的赞赏。
因而，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
然而，有些人不喜欢“和平共处”这个词，认为是共产党的专有名词，有的代表则认为
原则不止五项。周恩来对此表现得机智灵活，富有策略性。他说：“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
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末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他主
动建议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序言中的提法，改用“和平相处”。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应该
能够同意的，我们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上来谋求和平使命。”他又说：“写法可以修
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七点和平宣言，供大家参考。
周恩来的发言，再一次拨正了差点儿驶入争吵泥潭的会议航船的方向，在会议陷入僵局
的时刻又一次妙语回春。有记者评价说，周恩来的发言，“再次给会议带来高潮”。在4月2
3日政治委员会上周恩来的发言，被某些代表称为“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与会代表都为周恩来的以理服人和雍容大度所折服，大家同心推敲公报的条款和措词。
最后，亚非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分为七个部分：一、经济合作；二、文
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四、附属地人民问题；五、其他问题；六、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
；七、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
会议公报指出：“殖民主义在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争取和维
护民族独立，完全结束殖民主义统治仍然是摆在亚非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会议支持“人民
和民族自决的原则”，确认“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会议还谴责种族隔
离和种族歧视政策，支持一切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会议宣布支持一些北非国家人民的自决
和独立的权利，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斗争。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提出了
指导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四、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
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六、(子)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丑)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
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最后公报的一致通过，表明了亚非会议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胜利。
4月24日下午6时30分，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举行闭幕会议。各国代表对会议公报作出
了高度评价：
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们的会议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在我们的会议作出的决
议中所表现出的团结和和谐将大大有助于国际和平和合作。”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个会议是亚非历史上新的一章。
缅甸总理吴努说：“无庸讳言，会议有时陷入看来似乎是僵持的局面，但是，各位卓越
的代表所表现的稳健、忍耐、坚韧和熟练的技巧，使我们得以找到脱离这种局面的途径和寻
求一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会议正是和平共处的具体表现。”
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汗则感叹道，我们怀着很大的希望
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怀着更大的希望离开这里。
中国总理周恩来则平静地说：“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凝聚了周恩来的多少心血！
六、“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山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
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殖民大国主宰亚非命运的时代的告终，它标志着亚
非国家团结反殖反帝，寻求互助合作的友好关系这一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日内瓦会议是为了消除殖民主义留下的祸根和解决朝鲜与印度支那战争所带来
的问题，那么，万隆会议则是要讨论如何最有效地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维护亚洲和非洲新生
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如果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樽俎折强，一鸣惊人，打开了新中国外
交的新局面；那么，万隆会议周恩来是纵横捭阖，挽狂澜于既倒，其声望与日俱增，大大增
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周恩来出类拔萃的外交才能，彬彬有礼的外交风度，雍容大度
的自身气质，高瞻远瞩的政治气魄，柔中有刚的斗争方式，不仅为自己赢得友谊与崇敬，也
为新中国赢得友谊与声望。
而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在出发前，周恩来就预料到会议会有争论，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他在对代表团
的同志讲解“求同求异”时说，不能拿我们的所有原则要求别人接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国，信神，信上帝，信真主。这些“异”
谁也说服不了谁。意识形态问题是不能强加于人的。再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明白写着人民信
仰自由。人民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不是都有吗？所以意识形态的
“异”就只能让它存在在那里，只能让人家自己去选择、去解决。
为此，心细如发的周恩来特地在代表团中安排了一位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达浦生到万
隆参加会议，这本身便是对新中国宗教政策最生动、最鲜明、最有力的解释。而且，达浦生
在伊斯兰教中很有地位，同时是一位学者，他在会议内外同一些亚非伊斯兰国家代表团的接
触交往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安排，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对外交往中，周恩来不卑不亢，对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富国贫国一律一视同仁。万
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除了南越傀儡代表外的27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都主动交往，积极工作。
随着会议的进行，原来有些不打招呼的亚非国家的总统、皇帝、总理也一改过去的冷漠，纷
纷主动要求与周恩来会晤。周恩来见缝插针，但终因分身乏术，有些邀请只好请陈毅副总理
代劳了。
会议闭幕那天，5个发起国的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周恩来和陈毅。周恩来先向宴会的
主人致歉说：由于还有一场约会须应邀前往，只好先请陈毅副总理代表相陪诸位，我去一下
就回来。这么重要的宴会不参加，周恩来要去赴什么约会呢？
说出来让五个发起国吃了一惊，原来周恩来是应尼泊尔王国代表团的邀请去出席招待会
了。亚非会议时间紧，各代表团活动频繁，尼泊尔代表团的招待会被挤得安排到大会结束这
一天。他们也知道大会结束以后，五个发起国总理当晚要宴请周恩来总理，便私下向中国代
表团礼宾官表示，如果周恩来总理届时不能出席，希望能有副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团的反应
却令他们喜出意外，不仅周恩来准时参加了他们的招待会，而且带去了好几位各方面的代表
人物，同尼泊尔代表作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尼泊尔代表对此非常满意，十分感动。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同出席会议的日本政府代表高琦达之助两次会晤。当时日方
的翻译冈田晃在他后来写的《幕后外交的秘密》一书中回忆说：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出席这次会的日本政府代表是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琦达之助。
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高琦代表却具有坚定的
信心，想方设法突破日中关系。我想他内心一定早已打定主意，直接和周总理见面商量改善
日中关系。由于这一原因，他挑选素不相识的我作为译员和他同行。
看来周总理也期待着这次会晤能成为日中政府之间接触的起点。四月十八日，周总理在
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霍曼旅馆，和高琦代表第一次会见。这次会见促进了廖承志高琦达之
助日中民间贸易备忘录的签订，又促使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的恢复。
四月十九日，周总理在发言中，谈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他说，印度、缅甸和中国确定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中国愿意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
正常化。
高琦和周总理首次见面后，约定另找时间会晤。这时在场的廖承志顾问和我约好，由我
们来联系会晤的日期和地点。
当时，世界各国都睁大眼睛，注视日中政府之间的接触。为了不让记者知道，我们安排
第二次秘密会见是煞费苦心的。二十二日晨六时，高琦代表坐上廖顾问开到旅馆的车，向相
反方向开去，然后换乘等在那里的另一辆车，到达周总理的住所。
中国代表团是由几十名成员组成的大代表团，在周总理住所迎接高琦代表的有周总理、
陈毅副总理、廖承志顾问、叶季壮部长、章汉夫副部长、黄华局长等。房间里蒙上窗帘，会
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
会谈时，周总理首先对会见时间的多次改动向高琦表示歉意。高琦说，今天和你见面，
首先要对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衷心道歉。此外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周总理
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五十年，日本被军国主义者引上错误的道路，给我国造成极大危害，
日本本身也遭受损失。这对两国都是不幸的。但是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从日本
和中国几千年友好关系来说，这五十年终究是短暂的。我们要考虑的是今后如何维持中日两
国长期的友好关系。
周总理表示，日本过去同中国打过仗，今天如果愿意和中国携手前进，我们还是欢迎的。
高琦说，日本政府未必能够如贵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行动。日本政府为了多少改善两国
关系，愿意首先进行贸易。进行贸易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的。
周总理说，刚才高琦长官谈到日本的国际立场，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我们相信日本将逐
步走向独立，日本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势必影响政府，日本一定能摆脱半占领状态，时间不
会很长。周总理表示，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希望两国都进行努力。
高琦接着说，日本国民都希望日中关系正常化，并说他愿意把今天所谈的向政府报告。
后来周总理和高琦约定于二十五日共进早餐，进一步交谈。可是十分遗憾，日本方面取
消了这次会谈。事后才知道日方取消会谈是因为二十三日即周总理和高琦会谈的第二天，美
国驻印尼大使掌握了情报。失去这样一个重要机会，我为日本、为中国都感到可惜。”
在万隆会议上，有些人表示担心中国会利用华侨和邻邦相同的少数民族进行颠覆活动。
周恩来针对这种疑虑，立即同有关国家深入交换了意见，指出华侨双重国籍这类现象是历史
遗留下来的，它不应影响双方和平共处关系，同时，中国政府随时准备和有关国家政府谈判
解决这类问题。
韩素音在她的书中写道：
“周从万隆带回了海外华侨问题。一些西方以及当地的报纸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华侨的运
动。一些报刊宣传，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新加坡的某位记者甚至
出书，将海外华侨一律说成是潜在的北京的第五纵队。周解释说，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并不是
历届中国政府的政策蓄意造成的，而是西方殖民国家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从事
开矿、种植和筑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贫苦农民从国内人口多的省份跑了出去。他们在东南
亚热带地区劳动耕种，在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与
勤俭持家的本领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富裕起来，少数人发了大财。
逐渐海外华人形成了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俱乐部
、福利组织……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谁呢？是他们的祖籍中国呢？
还是他们得以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苏加诺和周恩来避开那些喜欢打听秘密的记者，两
人谈起了华侨问题。苏加诺问周：‘我亲爱的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您会原谅我
向您提问。我们印尼人十分忧虑。’”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4月22日，周恩来与苏加诺出席中国和印
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字仪式，条约规定，华侨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可以选择一种国
籍。4月27日，周恩来在雅加达向印尼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五天前两国签订的条约是两国友
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我们两国间一个由长期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难，已经
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它证明根据同样
的原则，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
展是有无限前途的。
在万隆会议内外到处听到外国朋友说：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来自不同地区，
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抱有不同目的的近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这样一个会议，整个的会议
形势常常在他的影响下发展着。会议刚刚开始时，会议内外的舆论大多都没想到端正会议方
向，引导会议走向成功的，是最后才通过邀请参加的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与会国的一位总理感慨道：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总理！
又有一位总理当众称赞说：要祝贺万隆会议的成功，首先应向周恩来鞠躬。
一位美国记者说：周恩来的外交才能“登峰造极”，“几乎达到炉火纯青，无懈可击的
地步！”
又有一位美国记者感叹道：“人们都为他(指周恩来)发疯了！”
韩素音评价道：“万隆(会议)对周恩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个人成就，对中国来说，则
是一次打破国际性封锁的胜利。”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成元功回忆说：“当时，我算了一笔账，在亚非会议的7天里
，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我们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比总理睡得多，但也从未脱过
衣服，只是在沙发上靠一靠或躺一躺。我跟随总理20多年，最紧张的时刻就数万隆会议的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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