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大早，奶奶起来准备早饭。奶奶特意做了干饭，还煎了荷包蛋。吃完饭，奶奶说：宝宝乖，一人独自在外，要学会照顾自己。早晚要加件衣服，免得受凉。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本事。不要和别人相骂，更不能打架。我们这种人家，和人家打不起，到头来吃亏的总是自己。
说着说着，奶奶就用手抹一抹眼泪。看到奶奶这样，我都有点不忍心走了。奶奶又说，走吧。早点走，宁可你们等火车，不能让火车等你们。
望着越来越老的奶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到火车站有十几里地。一路上，爸爸又做了些交代。爸爸说，家里不宽裕，买不起昂贵的菜，但饭一定得吃饱，千万不能饿着肚子。
末了，爸爸说，要争口气，好好读书。学到了知识，总会有用得上的一天。如果学习能进前三名，就每个月给两块钱奖励。
我怦然心动。两块钱可真不是小数目，我盘算着，一定要拿下这个超级大奖。
到了学校，安排好了住处，碰到了初中同学丁小敏。当时高一有六个班，我们正好都分在三班。他已经办好了手续，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爸爸交代他带我去办，就先回去了。
我们班主任是张仁木。张老师教语文。语文老师兼做班主任，这在当时几乎是通例。丁小敏带我到了张老师宿舍。透过窗户，张老师递出一张花名册，让我填写。
我填着填着，就剩最后一栏了, 我故意留在最后的。这时我多么希望丁小敏能缓一缓眼神！那怕是只看一眼远处漂亮的女孩，我都能飞快地填好这一栏。谁知道他只对花名册感兴趣，目不转睛，指着成分这一栏，说：这里，填贫农。
我脸红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我知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迟早总有这么一天。
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初中两年，我爸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因此我从不需要当着大家的面填写花名册。就是说，初中两年，我的同学一直都不识我的庐山真面目。
当着小敏的面，我坦然填下地主两字。我注意到他表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也知道，不出半天，我的那些初中同学，就都会知道，他们当中，原来有一个暗藏的地主。
2
第二天就上课了。正常的课都没什么特别，不很费力。最后一堂课很特殊，叫政治学习课。正班主任张仁木和副班主任罗老师都来到教室。张老师个矮。罗老师是女的，教政治，不显矮。他们站在一起时，张老师还是高出一块豆腐。
这是一堂很特别的课。主要是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况，作一些口头发言。由于罗老师教政治，主要由她唱主角，张老师其实是配角。罗老师说，全国各地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也必须深入其中。每个人都得发言。发言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发不发言却是态度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
罗老师一说完，我就心慌了。在乡下读书，从来没见过这个。当着这么多人发言，我可心里发怵。我想别人大概也差不多。谁知我正这么想着，就有人站起来发言了。
先发言的是王辉。接着就有其他人陆续发言。我先是惊讶，他们一点也不害怕呀。不用准备，居然能侃侃而谈，太厉害了。他们批宋江，揭露他的反动实质，剥削阶级本性，跟广播里的差不太多。这个，我可说不上。大家一个接一个，一旦有冷场，罗老师就要提醒一下态度和水平的问题，于是又会有一批人相继发言。
我本来的算盘是，一堂课就四十几分钟，班上有四十六个学生，有些人一讲就用去一两分钟，到了时间，总得下课吧？因此硬挺着，希望躲过发言。哪知下课铃响了，罗老师没有要结束的意思。要人人过关！我这才真正发慌起来。
没发言的越来越少。一有冷场，罗老师就提醒一次。因为第一天上课，排座位是随机的。碰巧得很，最后没发言的，还剩四人，正好是相邻的两对同桌。就是我和施道成一桌，以及在我们后面的毛丽琴和罗丽珍一桌。都靠着窗户。
这个时候，我的腿开始发抖。罗老师再提醒一次，就剩下我孤家寡人一个人了。我知道，今天是无论如何躲不过了。我再不发言，弄得大家回不了家还是小事。态度可是大问题。简直就是和毛主席党中央过不去了。我哆嗦着站了起来。最后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别人是不是听清楚了，我就更不清楚了。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课，第一天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有些同学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在大众广庭之下，说起大道理就象私下里闲聊那样无拘无束，从容不迫，着实令我羡慕不已。我认识到和他们的差距，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山外青山楼外楼，爸爸的那个大奖，还有希望吗？
3
学校有自己的食堂。乡下的孩子大都每周背几斤大米，直接到食堂换成等值的饭票，一斤米换一斤饭票。为了省钱，很多人都是自己带菜。我老家路太远，周末大都回到西洋丁家，没菜可带，一周有不到一块的菜钱。我换饭票，有时用大米，有时用粮票。用粮票换饭票，得另加二毛钱。
有一天我背着十几斤大米走在回校的路上，快到县城时，一直有人跟着我，问：大米卖不卖？五毛钱一斤卖不卖？我砰然心动。五毛钱真不少，这里可卖六七块钱呢。当然我没有真去卖它，一是我自己得吃饭哪，更重要的原因是：买卖粮食可是犯罪，借我胆子也不敢啊。
同班同学江义水，也是乡下人，从柏里中学初中毕业，住在三里江，比我个子略高。
三里江，四里塘，五里岗，当地有不少这样的村名。三里江位于公路三叉口，由鸿塘到贵溪和周坊到贵溪的公路在那里相交。江义水和他的同伴上学，从不走路，都是搭车。怎么搭？他们等在公路上坡的地方，车子来了都得减速，他们就矫健地爬上去。有时司机会破口大骂。骂归骂，终究还会让他们坐。为什么？他们是打不死的吴清华，一会儿还会爬上去。偶尔会有事故。
他们有时教我，有一次我都蠢蠢欲动了，最后还是打退堂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值。我愿意花几小时走路。
爸爸虽然说过，饭要吃饱，不能挨饿，并不等于可以敞开肚子吃。我基本上是早上二两，中午晚上各四两，当时大家差不多都这样。有时饿狠了，就会多吃一二两。
一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各自已吃了半斤米饭，就着五分钱的炒南瓜。吃完觉得不太饱。我那样瘦小，能吃半斤米饭，那些站在旁边的女孩子都要故作惊讶。比我高大的女孩，都只吃二两，三两。
江义水说：敢不敢再吃半斤？
如果没人挑战，也就将就着算了。年纪青青，一遇挑战斗志就上来了。有什么不敢的哪？我们又都要了五分钱南瓜和半斤米饭，一会儿工夫又吃完了。这下该吃撑了吧？谁知没有，依然不饱。
江义水又说：敢不敢还来半斤？
接下来再来半斤，照样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完。我们互相看看，江义水不再说话了。他不敢再说。再说，我们估计还能对付几个回合。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自己肚大如牛。
4
一大早，张老师和罗老师就等在教室里了。一脸的庄严肃穆，一丝笑容也没有。坐在教室的同学也一样，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一个个默不吭声。通常，一些早到的同学都要在外面的空地玩一会攻城。今天的屋外静悄悄。
上课铃“叮铃铃”响了。往常，老师都要瞄一眼踩着铃声进课堂的同学。今天这些都给省了。张老师说了一两句开场白，就由罗老师发言。
罗老师说：当前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各地，在伟大领袖的英明正确指引下，一派欣欣向荣！但是，拿枪的敌人虽然被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错综复杂，我们学校也一样。最近校园里出现了反革命标语。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难怪校园里来了公安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反革命标语呢，老师没有说。不能说。一说就变成传播反动标语了，也算反革命行为。也不能打听，打听同样是反革命行为。结果大家云山雾罩。
罗老师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如果同学当中，有人写了反动标语，千万不要心存幻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惯政策。
讲完之后，就开始收集我们的作文本子，好核对笔迹。
下课之后，大家既好奇，又害怕，想方设法打探消息。事发现场已经封闭，不知情的人只能猜测。各种猜测都有。一时人心惶惶。我尤其心里害怕，总担心万一那字迹和我的有点象，那可就完了。
一连几天，大家都在恐慌之中。最后终于有了眉目。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那时候的墙壁上有各种各样的标语，决心书和大字报。有两位同学互相开玩笑，其中一个在空白处写下：打倒XXX！XXX是另一位的名字。被打倒的同学就笑嘻嘻地把自己的名字撕掉了。然后他们就若无其事地走了。
他们哪里知道，那撕掉的名字下面，并非空白，而是出现了另一个名字。和没有撕掉的打倒一连读，那可不得了了。高度警觉的革命群众发现了，立即上报校党委，再上报县公安局。公安局立即立案，如临大敌！
好在两位同学根红苗正，三代赤贫，各自痛哭流涕，深刻检讨，最后免于追究。
怨有头，债有主，无关人员终于松了口气。于是热闹依旧。攻城的攻城，跳绳的跳绳……
5
贵中在信江的南面，县城在信江的北面，贵中座南朝北。
从贵溪县城，穿过南门门洞，沿着墙根走一段东西向的下坡路，东高西低。快接近水面的时候，有一段南北向的浮桥。顺着浮桥往南走，到了岸边，穿过一个姓黄的村庄，遇到一条东西向的公路。再沿公路向东行走一两里地，靠南面有一块空地，不同于其它地方的水田。这实际上是学校的操场。操场中央有一条路，往南走上一百多米，就可看到石头砌成的台阶。台阶上面是一栋两层楼的洋房。
不上台阶往东拐，有一排教室，最靠西的那一间，就是高一三班，依次下去是四班，五班和六班。六班后来搬走了。三班的西侧是块空地，有人在空地划上格子，下课时大家玩攻城。东面低洼处有一公共厕所。厕所南面有一条小路，小路紧邻山坡，沿小路再往东走不远，有一排教师宿舍。
再回到上台阶的地方。踏上台阶顶端，就是一栋两层楼房，台阶上端是过道。一班二班就在一楼。一班在过道东侧，二班在过道西侧，二楼是办公室。
穿过过道，看见一个方方整整的池塘。池塘东边是一栋两层楼的木质楼房，楼下是教师住着，楼上就是男生宿舍。我们就住在上面。西边是学校礼堂，批判大会都在此处举行。
池塘南边是一排自来水管，水管下是水泥砌成的方形小池，可以蓄水洗衣物。我们早晚在这里洗牙漱口。废水都通向下面的池塘。
过了这排自来水管，又是一块空地，空地两侧都是教室。高二年级在东侧，初中年级在西侧。空地正中是一条南北向的路，路两旁分别是一排高高的大树，空地正南又是一排教师宿舍。空地西南方向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女生宿舍。再往南就是山峰。因为山上有三座山峰，所以叫三峰山。
在乡下的时候，羡慕城里的生活。大白天的，可以看到电影，不用自带板凳，还有冷气，想想看，还有比这更惬意的生活吗?
真到了城里，却不是那么回事。白天可以看电影不假，那得花钱。两毛钱一张票，谁花得起呀？因此我们很少在电影院看电影。哪里有露天电影，我们的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最常去的，有106厂和住院部。
106厂是我校的东邻。但它们有围墙，我们得拐到正北的大门口，也得走一里多地。到住院部就远多了，至少有五六里，沿着前面的公路往西走。
第一次去住院部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不熟，走呀走呀，怎么老不到呢？到底还有多远，会不会走错路啊？正这么想着，一拐弯，嘿，到了。天刚刚变黑，找个地方站好，电影就开始了。
通常先是新闻简报。无非是哪里水稻过长江，哪里小麦过黄河，哪里又棉花大丰收。看完这些新闻简报，你非得相信，中国的老百姓，吃不完穿不完哪。
看完电影往回赶，披星星，戴月亮，不知不觉，一会儿就到家了，感觉近多了。大家都奇怪，同样的距离，为什么去时和归来感觉会如此不同？
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是学校组织的，看电影“决裂”。电影拍的很有趣。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李金凤，写下歪歪扭扭的“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被当场录取为共大学生。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刘铁匠有一手的老茧。凭着这手老茧，他也被当场录取为共大学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高高举起他的手，庄严地宣布：什么是资格？这就是资格！电影里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懂得教“马尾巴的功能”。
看完电影，大家记住了马尾巴的功能。其它的，如果不是组织批判，还真想不起来。有时挺纳闷，几乎所有的电影，最先记住的，都是反派角色的台词。从我胡汉三回来了，到拉兄弟一把，无不如此。这个，是电影的初衷吗？
看完决裂，班上先组织批判，谈看后感。这时我更加明白，大学离我更渐行渐远了。我之所以还要读书，无非就是推迟两年修地球而已。
6
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掌握了写文章的武功秘籍。具体说来，是知道那些段落可一字不改的抄，那些地方要量体裁衣作些变动。不过我还是不喜欢大块头的文章，抄写起来费劲哪。我喜欢写诗。从第一篇骂人的顺口溜算起，已快两年时间了。这段日子可背了不少诗，都是从人民日报和江西日报掏来的“宝”。当时人民日报常用整版篇幅刊登小靳庄农民的诗篇。下面这首就是小靳庄农民的诗：
新天新地新时代，
公社社员多豪迈。
满手老茧拿起笔，
大步登台赛诗来！
受当时艺术气氛的熏陶，我也写了不少自以为是的“诗”，比如下面这首：
三峰山下红旗飘
革命师生逞英豪
批林批孔批宋江
敢与天公比谁高
总共才二十八个字，又经济又实惠！
我觉得我的诗就算差，和小靳庄农民诗人的诗比，也不会差太多。加上江西日报又比人民日报差一些，因此就斗着胆子，花了八分钱邮票，抄写了几篇自以为不错的一并寄给江西日报。接下来的好多天，我都要在江西日报上仔细寻找，看看会不会有我的大作。
谢天谢地，江西日报不久就寄回了拒绝信捎带一些鼓励的场面话。要不我真以为自己是诗人了。
自从第一天报到后，爸爸就再也没有过问我的成绩。我可一直惦记那个大奖。经过几个月的磨合，我已经找回一些自信。除了政治学习，我还是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其它的课我可就当仁不让。比如说数学吧，班上有一小半男同学直接抄我。另一小半呢，拐个弯，间接抄吧。
这里并非拐弯抹角自夸，实实在在是当时读书无用。班里聪明人很多，谁愿意幸幸苦苦做题目呢？哪个不愿意多玩玩？我也玩过攻城来着。进攻的时候，三下五除二，轻而易举就牺牲了；守城的时候，敌人又最易从我这里突破。再好的战士，也希望有能征善战的战友啊，慢慢的人家不找我玩了。这样我学习的时间就多出来了。勤能补拙，笨鸟先飞。
饶志跃同学和我同龄，个子也不高，但是灵活机敏，玩起攻城来，像猴子一样，哧溜就攻破敌人的防线，大家都爱和他同伙。他有一顶崭新的军帽，碧绿碧绿的。真正的军帽，帽顶非常挺；如果沓下来，就不正宗了。他的帽子很挺，特别的诱人，我总想找机会戴一戴。他一攻城，就容易出汗，这时我就央求他让我戴一会。对我而言，这是一种赏赐，对他来说，也正中下怀，因为那时军帽很容易被人抢了或者偷了，由我戴着保险，很典型的双赢。帽子戴上容易，拿下来就难了。一直不戴没关系，戴暖了突然拿下，就感到凉飕飕的不舒服。不过我还是乐此不疲，能戴上正宗的军帽，心里美滋滋的。
有一天，爸爸进城，顺便看我。我吞吞吐吐，拐弯抹角，向爸爸表明，学习前三名应该没有问题。爸爸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东掏掏，西掏掏，凑了不到一块钱，全都给了我。我眼睛湿润了。
从此我知道，就算能拿全世界第一名，也不会再讨要那个大奖了。
7
假如没有“富农”，我很可能读不完高中。
开学第二天，上完最后一堂课，我回到宿舍。
糟糕，我的东西不见了。床上坐着一个又高又壮的学生，满脸的青春豆。一开始，怀疑走错了地方。确认之后，才发现我的草席被卷着丢到一个角落。原来这位高二的同学，看中了我的床位。
怎么办呀？只有找老师。张老师和罗老师来了。这位同学倒听话，老师一来，他就把自己的东西拿开了。我又成了床铺的主人。
可老师一离开，胡汉三又回来了。几次三番，他施展起灵活的游击战术。老师不能老和他耗着呀。好几天都无处可睡，只能和同学挤在一起。怎么办哪？偷偷流泪。一流泪就想家。心里想，干脆不读了，回家吧。
正当我最想家的时候，“富农”来了。他叫杨虎龙，不知为什么，晚到好几天。当地土话，富农与虎龙几乎同音。于是大家笑称他“富农”，他也欣然应之。他不怕，响当当的贫农，管你叫富农还是地主。有时人家叫他“富农”，他就表情很夸张地说：我坦白，我该死。一脸的知罪悔改的样子。
他从西洋中学毕业，比我高一级。一见面，就问我住哪里。我心里委屈，忍不住哭了。他忙安慰我，帮着想办法。
他块头并不大，但是人缘好，熟人多，见谁都笑嘻嘻。当时的床都是上下两层，不知他和他的朋友从哪里弄到只有一层的床。他和朋友商量，两人将床并排摆在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睡。一张床睡两人很挤，两张床睡三人就不大挤了。这样我才居有定所，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这年秋天，爸爸结婚了，给我送来一罐红烧肉。
那时学校卖菜，有二分钱一勺的红薯汤，五分钱一勺的炒南瓜，还有炒白菜，炒冬瓜，都不贵。红薯汤在大桶里装着，炒南瓜，炒白菜和炒冬瓜都在大盆里装着。买一份红薯汤或炒冬瓜，菜师傅就在大桶里或大盆里弄一勺，倒到你碗里。红烧肉比较金贵，都是单独的一小碗，摆在一旁，两毛钱一碗。我得吃好几天红薯汤，才敢来一碗红烧肉。
我对“富农”一直心存感激。有了红烧肉，才体面的请了他一次。
“富农”吾兄，别来无恙？
8
一天上午，我们正上着课，弟弟敲开了教室的门。我楞了一下，心里一种不良的预感。弟弟说：奶奶病得很重，要我赶快回家。
我回到家里，奶奶虚弱无力，见到我时，顿时精神了许多。我是奶奶的长孙，与她老人家呆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奶奶虽然病重，却不肯去医院。医院路远，奶奶又心疼钱。半夜时分，奶奶突然说想吃生芋头。生芋头麻嘴，很少有人生吃。叔叔赶忙跑到自家的自留地里挖回几颗生芋头。奶奶吃了，病居然好了。
放寒假了，我回到了老家。奶奶又苍老了不少。奶奶很开心，说：你们终于又有妈了，我就没有什么牵挂了。由于我是老大，是领头羊，奶奶和爸爸商量好，让我先跟爸爸到后妈那里去过寒假。
后妈住在王前庙，那里是一家全民所有制的农场：干农活，领工资，基本上是旱涝保收，比集体制的农村强。
去王前庙前，奶奶又再三叮嘱我：嘴巴要甜，脑子要活，手脚要勤。奶奶一边说着一边流眼泪，我差点也要哭了。
我跟着爸爸去王前庙。一路上我都心里打鼓。妈妈过世七年，已经有七年没有叫妈了，马上要叫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妈妈，心里真的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会儿想，是不是快到了。一会儿又想，还是路远好些。阴沉沉的天，湿漉漉的路。走呀走呀，裤腿上沾满了红土壤，背上也有不少泥巴。
到王前庙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后妈看见我，笑嘻嘻的很热情。我脑门一热，出口就叫了一声妈。万事开头难，再叫就不难为情了。妈妈有五个小孩，老大和我同龄，比我小六天。我和他决定相互直接叫名字。
王前庙分上庙，中庙和下庙，中庙居中，都在由周坊去贵溪的公路边上，我们住在下庙。从周坊往贵溪走，最先看到的是下庙。下庙和中庙，中面和上庙，都隔着一里多地。
王前庙的全称，叫河潭埠农场王前庙分场。分场总部在中庙，食堂礼堂都在那里。食堂有饭也有菜，单身职工，往往就到那里买饭菜。一般人家，就自家炒菜，到食堂买饭。
我的老家是山里，柴禾都到山上砍。王前庙算山外了，山上长着稀稀拉拉的芦苇草，隔着好远才有几棵小松树。因此家里的柴火，就要靠那些稀稀拉拉的芦苇草了。松树是国家财产，不能砍的。割一把草很不容易，有点像在老家讨猪草了。在老家牛粪是宝贝，是上好的肥料。这里牛粪也是宝，但用来做柴火。看到老牛要拉屎，小伙伴都抢着说：这堆牛粪归我。于是把争来的牛粪糊在墙壁上，让日头晒干了取下来，就是上好的燃料。山外的小孩，听说可以上山砍柴禾，一脸的羡慕和憧憬。他们却不知道，山里的农民，十分的劳力，一天不过两毛钱，日子过得凄苦。
很快就过年了。
年三十晚上，我得了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崭新铮亮的一块钱！妈妈亲手交给我的压岁钱！以前的押岁钱都是二分，五分，最多一毛。
大年初一，第一次吃到了煮水饺。白白的面粉皮内裹着香香的韭菜肉馅，鲜美的味道叫人难以忘怀。
那年寒假我第一次见到了老狗：一个五十多岁，见谁都笑嘻嘻的老人。
那一天下着细雨，我和隔壁小孩结伴去中庙买饭，路上碰到了老狗。和我们一样，老狗也住在下庙，到食堂打饭菜。小孩比我还小，居然直呼老狗。在乡下，老狗可是骂人的话呀。是的，可能有人真的名叫老狗，但只有长辈或平辈才可直呼其名。晚辈叫他，怎么也得加上叔叔伯伯之类的后缀。老狗哎哎地答应着，一点恼怒的意思也没有，对我笑嘻嘻的点点头。我一时想不出该如何称呼他，只好也朝他点点头，傻呼呼地笑一笑。但心里一直有疑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寒假过得飞快，一眨眼又得上学了。
9
真没想到，在学校的大操场上，我会见到细祖祖。
细祖祖是爷爷的小弟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土话叫细祖祖。
爷爷兄弟四人，他是老大，负责田里的活。老二上过学堂，能写会算，管理家族的帐目；老三老四是爷爷的帮手。四人当中，只有老二识文断字，其它均是文盲。识文断字要花钱呢，有一个就行了。
四九年爷爷就病故了。二爷爷据说逃往台湾，三爷爷不知所终。只有细祖祖留在原籍，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细祖祖孤身一人，住着一间昏暗的小厢房。房间白日里都阴森森的，很吓人。
细祖祖有一个儿子牛崽。牛崽在三县岭的一家农场干活，离老家有几十里地，父子俩平日都不见面。牛崽叔叔很少回家，我只见过几面。
过年的时候，细祖祖就会到儿子那里小住几天。年后不久，往往会被民兵押送回乡。他是地主分子，是不能乱说乱动的，他去儿子家弄不到介绍信，就算盲流了，是收容的对象。
开学后不久，有一天，敞蓬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载着从各地收容来的盲流，送到学校的操场。盲流里各种人都有，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居然还有十几岁的小孩。他们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
操场上的盲流越来越多，同学非拉着我一块瞧热闹。不知为啥，盲流当中，我一眼就瞧见了细祖祖。细祖祖低着头，两眼无神，好似一尊没有表情的雕像。
我也低着头，脸上热辣辣的，没有认他，像贼似的溜走了。
10
李国华那时到底是班长呢，还是团支书？记不大清楚了。不管怎么说，肯定是班里的大官。有时学校有批判大会，他得上台发言。要发言就得准备发言稿。要准备发言稿就得牺牲一些诸如攻城一类的游戏时间。怎么办？有没有两者都能兼顾的好办法？
有的。这时他想起了我。
所谓发言稿，谁都知道，也就是东拼拼，西凑凑的玩意。还在乡下读书的时候，我就目睹老师们是如何写大批判文章的。就是从人民日报或江西日报上找一篇类似的文章，去头掐尾，再量体裁衣作些修补。比方说，人民日报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你就再加上一句在校党委的正确带领下，那就万事大吉了。这样，我就成了他的捉刀人。
李国华个高，坐最后一排。当时总共有六排，前五排每排四张桌子，第六排三张桌子。一张桌子两个人，总共４６人。
他爸爸在县里的肉食加工厂工作，是那里的负责人。那可是个肥差，常常能弄到当时算稀罕物的肉票。我和爸妈提到这层关系。爸妈问，能否求他弄些肉票。
我脸皮薄，求人办事的话总说不出口。但爸妈问的事，怎么也得试试，更何况能有肉吃。我问他，能否帮忙弄几斤肉票。他一口答应，挺爽快地说，先弄五斤吧。我喜出望外。五斤？可真不少，超出我的想象。看来找对了人，求人也非难事。
李国华特别义气，不仅帮忙弄到肉票，还帮我把肉买来了。要知道，虽然弄到了肉票，谁去买，结果可大不一样。我去买，很可能就是实打实的瘦猪肉。结果他给我带来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白花花的肥肉，能熬出多少猪油啊！
星期六下午，我步履轻盈，提着五斤肉走回家。近三十里的路程，比往常到家的时间早多了。那时治安比较好，我丝毫没有担忧过，路上会不会被抢。回到家里，妈妈当即将肥肉都熬成了油。香喷喷的猪油渣，就是当晚的佳肴。余下的肉稍加处理，第二天中午才是正餐。
第二天中午，从中庙食堂打回米饭，看到饭桌上丰盛的佳肴，眼睛都放光。因为我既有功劳，又有苦劳，吃起来心安理得，分外香甜。那一顿饱饭，肚子里一点空隙都没舍得留。本来，吃完饭，就得张罗回学校了。吃得太饱，走不动。
都快半下午了，我还没走。妈妈头一次站到屋前的公路上，看能不能拦到一辆车，搭个便车。
运气不错，有个好心肠的拖拉机司机，居然同意了。我爬上了拖拉机的拖斗箱，心里充满了感激。
拖拉机启动，嘟嘟地开走了，我这才意识到，犯了天大的错误。车子太颠，肚子太饱，这样下去非颠死不可。不行，我得下去。对前面的司机喊了好几声，叫他停车。不知是不是听不到，还是故意不理，车依旧突突地走。我心想，今天得死在车上。
车子过了中庙，又过了上庙，慢慢的才缓过一点劲来，不那么难受了。谢天谢地，这条命看来是保住了。真要死了，那肯定是天下第一的饱死鬼了。
从那以后，如果吃太饱，打死我也不敢坐拖拉机了。
11
太阳慢慢向西山沉下去。天越来越暗，我越走越急，越来越慌。离家还有十好几里地呢，天黑前怎么赶到家呀？
这天是星期六。星期六一般上半天课，下午没有课。学校的批判大会，往往搁在星期六下午。我已经没有钱和饭票，非得回家不可。我本来是要早点回家的，可是罗老师不准假，说我是要求进步的青年，不能拖班级的后腿。我说没钱没粮票，她说借给我，我就只好一直坚持到批判会结束。
我们班是学校里的先进班级。何谓先进班级？就是学校开大会时到会的人齐全一点，平常写大字报搞大批判班里热闹一点，记得我们的政治学习课吗？别的班级不搞人人过关，我们搞，这都给班里的荣誉加分。班里得了荣誉，我们可得多受点累。
散会的时候，我向罗老师借饭票和菜票。罗老师说：“要借七斤，这么多呀？我还没有那么多呢。”也难怪，罗老师饭量小，很难想象我一周能够耗费七斤大米。她更难以想象，真让我放开肚子吃，多加七斤也许都不够呢。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回家，就是去王前庙。
从学校到王前庙有三十多里地。路倒不难走，就是沿着贵溪开往周坊的公路，我已走过好多回了。我估算着，路上赶紧着走，天黑前还可能赶到家。
路旁的小树变得模糊起来，走到四沥时，天就基本上黑了。月亮慢慢升上来，夜色变得朦胧，我突然害怕起来。从四沥到王前庙还有七八里路。七八里路倒不算远，步子迈勤快些，也就是个把钟的事情。问题是，那不是一般的七八里路。那里有一片坟地，坟地杂草丛生，听到许多鬼怪的故事，都与那片坟地有关。乡下人常说起债鬼，就是几岁就没了的孩子。这样的小孩往往没有棺材，就是挖个土坑随便掩埋，有些甚至会被野狗挖起，很多与他们有关的故事就更加叫人毛骨悚然。
按理我是不信鬼的。信不信是一回事，真在坟地里摸黑走是另一回事，我心里一直打鼓。
还有更可怕的，就是过了那片坟地，有一大片树林，那里古木参天，白天都阴森森的，经常有野狼出没。
怎么办哪？我想找一个过夜的地方，没有床没关系，坐着熬到天亮就行。
这时，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者，五十上下，在我前面慢慢踱着步，我赶忙跑过去，假装不识路，问他：“老伯伯，请问去王前庙如何走，还有多少路？”
老者打量着我，问：“你一人去王前庙？”我说是的。他说，路倒不远，不过天太黑，不太安全。他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帮你找个地方住下，明天早上再走，好不好？”太好了，我连忙说太谢谢了。
后来才知道，老者姓叶，是四沥公社的一位官员。他领我到了一户人家，那里坐着不少人，一个个满腹心事，一脸悲伤。原来当地死了人，是在一个什么工地，出了事故，算是工伤。大家商量如何出丧，买什么样的棺木。
商量完毕，老者说：“这位小朋友误了路，哪位家里有空，给安排一个晚上？”
一个二十来岁的农民说他家行。我就跟着去了他家。他独自住一间房，我和他一起挤着睡。他有个老母亲，我没见着。草席铺在松软的干稻草上，盖着厚厚的一床麻布被子。我累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早上睁开眼，天已亮了，年青人已不在。我赶快起了床，想把被子叠成方块形状；费了很大劲，还是叠成了水桶的形状。没有机会说再见，就忙着赶路了。
赶到家里，天色还早，家里人都吃惊，我怎么从天而降？
12
同我一样，王辉也是住校生。他父母都是医生，在新田公社医院工作。与我不一样的是，他初中也是在贵中上的，算是贵中嫡系。
那一天吃完晚饭，天还早，我们一道爬到了后面的山坡，向前方眺望。
贵中座南面北。背后是雄伟的三峰山，面向宽阔的信江河。在信江与学校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公路。在公路和信江之间，是绿油油的水稻田。那时天气晴朗，路上跑的汽车，拖拉机看得一清二楚。
忽然，有一辆黑色小轿车由东向西飞快驶过。那时的小轿车是稀罕物，平日难得见到。县里的书记和县长，只有吉普车。能坐小轿车的，至少是地委一级的高干。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对王辉说：“二十岁以前，我一定要坐上小轿车。” 王辉奇怪地看着我。面对他的眼神，我都不好意思起来。那时侯，我连吉普车都只是远远的看过，坐小轿车，真是做梦。
当地称说大话的人叫吹牛不打草稿。当时真的没有打草稿。没法打草稿，我压根也不知那时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小轿车呀！假如当时看到的是飞机，从嘴中又会蹦出什么话来呢？
人生如梦，世事如棋。六年之后，我还真的坐上了小轿车，那是后话。谁又能料到，现今的中国，小轿车是那样的习以为常？
13
老天很守信用，每年总是在大致相同的时侯下几天豪雨。雨哗啦啦地下，河水呼噜噜地涨。水面越来越宽，联结信江两岸的浮桥撑不住了，只好撤掉。
学校里大半是住在城里的走读生。浮桥一撤，城里学生来不了，学校只好停课。住校的学生，有的找来扑克，有的借来象棋，玩得轰轰烈烈。
我爱下棋，虽然棋艺不精。爱下，完全是因为还有更差的棋篓子作帮衬。
见过有功夫的武功高手吗？人家都是远远的运气，很少近身肉搏，打得死去活来的。下棋也一样，高手往往都是在旁人还分不出输赢，就知大势已去，投子认输的。当然，这是我后来在阿城的＂棋王＂中领悟到的。那时我还没有这个境界。
我们下棋，拼的就是肉搏。不管三七二十一，目标是敌方的生力军。往往要把对方的最后一兵一卒都消灭干净了，再羞辱他的老将老帅，才算功德圆满。大家最提气的，就是要对方的老将或老帅推磨。老帅看起来神气，其实很憋屈，只能呆在九宫方格里。老帅推磨就是不直接将死它，让它还有路可走；只要还有路可走，它就得围着九宫格转圈圈，像老驴拉磨似的。老帅到了这个份上，真的是生不如死。
我虽然也有被人羞辱的时侯，但修理别人的时候多些，于是就有人造谣和传谣，说我是象棋高手。
后来水退了，有人撮合，想让我和另一位高手过招。那位高手住在城里，具体是哪位不得而知。据说为了知己知彼，有天中午没回家吃饭，看过我下棋。看完之后，不肯和我下了。
他的朋友转述他的原话：“那小子根本不懂下棋！”。相传他有很多棋书，常常捧着棋书棋谱，自个左手下右手。下棋不就是玩吗？还有专门教人玩的书？真够小资产阶级的了。要是有那闲钱，我情愿买打仗的小说看。
后来有一天，不知什么缘故，我和高一六班一姓樊的同学逃课，偷偷地在宿舍下棋。下着下着，他不干了，因为我又逼他的老帅推磨。士可杀而不可辱！他一生气，把棋盘掀了。
我气坏了，要跟他理论。谁知他更气，说：“好你个地主狗崽子，会下个臭棋，有什么可神气的？！”
理直！气壮！我哑口无言。
从此发誓不再碰象棋了。
14
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了王前庙。王前庙是全民所有制的农场，干农活，领工资，旱涝保收。暑假期间，正是“双抢”季节，农活特忙，像我一样的半大小孩，正好乘机参加劳动，可以一月赚六块钱辛苦钱，补贴家用。
大家可别小看六块钱，那时有的农村，十分的壮劳力也未必能赚到。最忙的季节一过，我们就不再有这个机会了。机会难得，时不再来。
所谓“双抢”，就是抢着收割早稻，抢着插下晚稻。当时时兴抓纲治国，纲举目张。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时不时的弄一批坏人，戴高帽，挂黑牌，供革命群众批判，好激发群众的热情，更加拼命地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回到家没几天，我就碰上了这样一场批斗大会。牛鬼蛇神站在主席台上，垂头丧气，战战兢兢，革命群众在台下群情激昂，振臂高呼。就在那天，我再次看到了老狗。
老狗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胸前挂着大黑牌，大名底下打着叉，特别的引人瞩目：别人都把头押得低低的，恨不得钻到地底下，他却不，似笑非笑，直视众人，一点也不难为情。喊起打倒他自己，他一样兴高采烈，举起拳头跟着喊，就象喊打倒一个不相干的人，神态自若，淡定异常。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大人小孩，都直呼其名老狗，而他也一点都不脑怒，逆来顺受。
慢慢的和老狗混熟了。老狗一人住一间房，有八九平方米吧。里面摆一张单人小床，两个木箱子，一个饭桌子。五十多岁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倒也自在。夏天热，屋里更闷，往往晚饭过后，大家都到屋外乘凉。老狗坐在小竹椅上，摇一把大蒲扇，在皎洁的月光下给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
老狗小时家里穷，被国民党抓了兵，受尽欺辱。他给我们讲他和同伴如何捉弄他们连长。真的假的？彻头彻尾的革命群众啊，怎么成了阶级敌人？很糊涂，不明白。会不会是两军对垒，欠下血债？
农活苦，最苦是插秧。插秧的时候，你得低头弯腰倒着走。碰到长条形的水田，从田埂的一头到另一头，一直弯着腰，腰都要断了。那时的水田，到处是吸血的蚂蟥。蚂蟥贴在小腿上，觉得吸血天经地义，很难拿下来。蚂蟥叮过的小腿，奇痒无比。有的地方抓破了皮，还要流脓留疮，痛苦万分。
蛤蟆无骨，小孩无腰。老狗干活很利索，看到我们直挺挺地躺在田埂上，笑话我们：年纪轻轻的哪里会有腰？
那一年七月朱德逝世，再接着七月二十八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一时间人心惶惶。每发生一件大事，社会上都要紧张一阵子，阶级敌人就要受到更加严厉的控制，各种批判大会就更加频繁。每次批判会都少不了挂着黑牌子的老狗。
有一天，大家正在水田插秧。民兵连长大声嚷嚷：老狗，今天有个现场批斗会，赶快准备一下。干什么哪？就是临时纠集一帮牛鬼蛇神，戴高帽，挂黑牌，到各地劳动现场游街示众，给大家鼓舞斗志。抓革命，促生产嘛！
腰要断了，腰要断了。我们仰面躺在田埂上，盯着自由自在的白云，真希望也能融化在蓝天里。
老狗笑嘻嘻地说：“不好意思，我得做更大的贡献去了。”
有人打趣：“老狗你他妈的真命好，我们命苦啊---。”
我们留下继续插秧，心里想，戴高帽挂木牌，说不定受的罪真要来得小些。
远处，洗得干净，挂着牌子的老狗，那个慈眉善目，和蔼得象老爷爷一般的老狗，慢慢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
15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号下午，广播里传来哀乐：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啊，主席去世了，怎么可能？主席不总是神采奕奕健步如飞吗？怎么说没就没了？不是万岁万万岁吗？这还不到百年呀，不少人哭出声来。当时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不可能死的。那年年初，报纸上还发表了毛主席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广播喇叭里播音员抑扬顿挫：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了不须放屁也可以出现在优雅的诗词里。张老师说，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样的句子能入词，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毛主席骂的苏修机会主义，只有这样才骂得痛快淋漓，骂得过瘾，骂得好。当然了，我们普通人最好不要轻易用。用得不好，会降低诗词的艺术性。毛主席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有一次的伟人，功底深厚，才可随心所欲，运用自如。
毛主席一生斗天斗地，威力无穷。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毛主席怎么也会死呢？毛主席死了，可怎么办啊？巍峨的三峰山沉默不语，宽广的信江河默默抽泣……
那时刚开学不久，男生宿舍已搬到学校的西南角，那里以前是女生宿舍。站在宿舍前望上看，就是陡峭的三峰山。宿舍里暗暗的，白天都见不到阳光。宿舍巨大，摆了十几张上下床，住了三十多人。里面有不同班级，不同阶层的人：厂矿子弟，农村小孩，还有部队少爷。农村小孩地位最底，厂矿子弟都看不起，部队少爷又高人一等。其中一个厂矿子弟，姓张，不知是一班还是二班的学生。他担心：主席没了，以后还可以喊毛主席万岁吗？我的脑袋跟着高速运转了好一会，说：没问题，列宁都死那么久了，列宁在１９１８，不还是有人喊列宁万岁吗？大家都说有道理。后来我再想，其实没道理，因为列宁在１９１８是电影，定格在１９１８。张同学担忧的是现实生活中还可不可以喊，两码事。
主席逝世，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具体到学校，就是半夜有人值班，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一天半夜，我和同班另外几个同学值班，每人背着一把木头枪，到处巡逻。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搜寻着阶级敌人鬼鬼祟祟的影子。
我的老家是个小山村，近二十户人家，百十口人，说的都是当地方言，叽哩哇啦的，鸟语一般。说起普通话，人家都要笑话，说是洋枪夹土炮。那时有一段相声，名字记不得了，大致是这样的：
甲：我最近特别的高兴。
乙：（没吭声）
甲：（加重语气）我最近特别的高兴！
乙：为什么高兴啊？
于是甲故意慢条斯理说出来，原来他去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虎头山，非常开心。大寨当时是一面旗，能去那里是很荣耀的事，自然开心。
我学说普通话，经常就会模仿广播说话，比如这段相声。
这一天，我又自言自语：我最近特别的高兴。没人答话，我再接着下一句：我最近特别的高兴！那个姓张的厂矿子弟，突然冒出声来：主席刚去世，你为什么特别高兴？一下子把我吓呆了，哑口无言。幸好，我们不同班，他又看不起农村小孩，不知道我的家庭成份。不然一结合起来，我可有口难辩。于是那段时间，我再也不敢胡言乱语了。
７６年是多事之秋。１月８号，周总理去世，也是举国悲哀，很多人都自备黑纱。我没有，因为没有布票，买不了。那时不是非戴黑纱（就是套在袖子上的一小圈黑布）不可，我就免了。这回是硬性规定，必须戴黑纱的，可我还是没有布票啊，怎么办哪？我都要哭了。好在张仁木老师借了几寸布票给我，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追悼会在大礼堂举行。黑鸦鸦的人群，向着主席台上的遗像三鞠躬。有一个同学，鞠躬的时候没憋住，放了一个屁，颇为响亮。排在后面的那位都骂出声来，旁边有人忍不住笑了。幸亏老师淡定，及时制止，不然有可能发展成严肃的政治事件。
主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大家都没了主心骨。我在臭熏熏的厕所里，听到另一班的班主人嘶哑着声音说：老人家不在，这么大的国家，可怎么办？
当时大家正在批邓：如果资产阶级复辟，就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万一红旗落了地，大家可怎么活？
16
金秋十月，晴天霹雳，传来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老百姓敲锣打鼓，振臂高呼，白天黑夜沿街游行。街道两边，贴满了大字报和各种漫画。漫画中的王洪文，理着大分头，穿着又尖又黑的皮鞋；精瘦的张春桥架着付黑眼镜，提着黑黑的手提包；丑陋的江青蛮横无理，不可一世；姚文元则摇着一付笔杆子，是一个陷害忠良的跳梁小丑。
四人帮丧尽天良，他们不但残酷迫害周总理，还阴谋陷害毛主席。王洪文到长沙告总理的黑状，江青故意给病重的主席翻身，张春桥化名狄克，三十年代就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早年就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时小道消息满天飞，有各种各样关于江青的野史，成了大家饭前茶后的谈资：原来所谓的棋手，竟是如此污秽不堪。一个月以前，江青还是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呢。
四人帮一倒台，文革宣布结束，文革原来就是这帮人摧波助澜搞起来的。那个倒行逆施的文革呀，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四人帮倒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当时的广播，不停地播放着郭沫若的“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
学校里免不了又要写大字报，写批判文章，开批斗会。我写了一篇顺口溜（我当时以为这就是诗）：
红色电波传喜讯
百姓奔走送佳音
一举粉碎四人帮
华主席呀真英明
严格说来，音和明并不押韵，但是按照我们的土话读，还真是押得不错的，因为我们读起来，两个都是in韵，明后不带g的。
写下这篇顺口溜后，我还挺得意。可是慢慢的，就觉得有些地方有点不得劲了。为什么呀？就在最后这句：华主席呀真英明。
华主席轻而易举粉碎了四人帮，自是英明无比，可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却反而会对他们束手无策呢？江青在主席身边几十年，主席有的是时间和精力粉碎她呀。主席在，四人帮得风得雨，不可一世；主席一走，华主席就将他们送进了监狱。还是华主席高明一些啊。
这么一想，就有很多不太革命的想法顺着就出来了，停都停不住。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可都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全都成了坏蛋？为什么主席要找坏蛋做接班人？有人会说，那是他们善于伪装，精于欺骗，主席上了他们的当。可是，容易上当受骗之人，往往都是单纯幼稚的糊涂虫，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应该明察秋毫，不应该轻易上当受骗才对呀。难道毛主席做这些都有深意，为的是将他们一网打尽？另外，这个江青真傻呀，硬是要给卧病在床的主席翻身，阴谋迫害毛主席。害死了主席，自己进了监狱，不是报应吗？
打倒了四人帮，接下来就在祖国各地找他们的代理人。江西省好像有个叫涂烈的，贵溪县有个叫彭堂华的。我们学校，有个工宣队主任，姓黄，也是四人帮一条战线上的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张仁木老师，也成了四人帮在我校的黑干将，笔杆子。批判会上，张老师挂着黑牌子，垂头丧气。不久前，他还和我们一道上街游行，一起高呼打倒四人帮呢。
这样一来，张老师就不合适再做我们的班主任了；教数学的王树声老师接了他的班。
17
蓝天白云，秋高气爽。信江河水静静地流淌，偶尔激起一朵浪花。我们的日子象河水一样，迟缓地流着，偶尔涌起一阵涟漪，随波荡漾。
打倒了四人帮，社会慢慢的有了一些变化。首先，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不吃香了。接着，很多被禁演的毒草影片相继解了禁，可以公开放映了。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说，住院部有电影，是冰山上的来客。这个电影是文化大革命前拍的，后来说是大毒草，被禁演了。大家兴奋地吃着饭，探讨着毒草影片是不是好看。食堂卖饭的炊事员说，那肯定是好电影啊。要不好看，能是毒草吗？四人帮可坏着呢，好看的电影都不让大家看，他们自己可不少看。
大家七嘴八舌，是啊，他们要是没看过，又如何知道是毒草？凭什么他们看了不中毒，我们看了就会中毒？
吃过晚饭，大家成群结队，浩浩荡荡。住院部我们已经熟了，一会功夫就到。
电影真的很好看，这也是我们看过的第一部有关爱情的电影。故事中有两个阿衣古丽，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假的是特务假冒的，目的是要弄情报，好配合当地的反动武装，攻击当地的解放军哨所。里面的歌曲尤其好听。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红得好象燃烧的火，
它向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会哼这个曲子了。这么好听的歌曲，居然是大毒草，真是不可思议。班上有几个女同学，唱起这首歌，更叫人心旷神怡，浮想连篇。其中一位，长得苗条白净，婷婷玉立。爱穿一身绿军装，说话轻声细语，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像一个迷人的舞蹈。听她唱这首歌，人都要醉了。
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看了不少其它影片：洪湖赤卫队，大浪淘沙，红日，全都是哙炙人口的好电影啊，怎么四人帮就能红口白牙把它们说成毒草呢？中国人要穿什么，要看什么，要吃什么，为啥要由几个坏人定夺？凭什么一小撮祸国殃民的坏人，能替中国百姓做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窝窝头，不要资本主义的牛奶面包?
七六年的冬天，罕见的下了几场大雪。屋外聚集的雪，有几寸厚，白皑皑的一片。本来下课的时候，大家可以在教室外的空地上玩攻城，但白雪将原来画好的格子给淹没了。于是大家玩起了雪仗。随手抓起一团雪，用劲捏一捏，照着谁的后脑勺或者前胸扔过去。扔雪的哈哈大笑，被扔的要寻机报复。尖叫声，喊骂声，此起彼伏。
战火本来局限在教室外面。上课铃响了，大家还你追我赶，你进我退，谁都想打最后一枪。于是战火燃进了教室，老师也劝阻不住。那年头，老师的威望本就不高，到了这种场面，自然更无能为力。
突然，有一位同学，力道用大了些。啪的一声，雪团砸在教室的正前方，两幅画像的下面。左面是毛主席像，右面是华主席像。大家都傻了眼。只要再高几寸，就要酿成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老师和学生，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老师吓坏了，声音打颤地说：“你们看，你们看，真打到了伟人像，那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那可就谁也帮不了你们。我不仅帮不了你们，还要跟你们一道受牵连。你们不小了，做事该知道轻重。出了事，谁负责？……”
肇事的学生吓蒙了，脸都变了颜色。大家面面相觑，一动不动。谁也劝阻不了的雪仗，就这样卡然而止。
18
到贵中不久，我就积极要求进步。换句话说，就是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其实我并不想要求进步，因为一要求进步，就得多填写不少莫名其妙的表格，要将祖父母，父母等的成份及政治面貌一一如实填写。我祖父祖母和父亲的成份都不光彩，大厅广众之下填写，脸上火辣辣的，异常难受。但是爸爸坚持要我写申请，他说，如在学校能解决团组织问题，到了社会肯定受益不浅。爸爸还告戒我，填写祖父母的成份和政治面貌时，一定别忘了写：文盲，无党派。
每填写一次表格，就象被人打了一个耳光一样，抬不起头来。有什么办法呢？
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就是说，我本来是坏的，但还有药可救，能教育好。这时我想起了三字经。
我其实没有念过三字经。小时候奶奶老说：拳要打，字要写。我还以为这就是三字经呢。后来小靳庄农民要批
三字经，我才知道三字经是这样开头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小靳庄农民觉得这很反动，改成了人之初，无恶善。
不管是性本善还是无恶善，都没说有人生下来就是坏的呀，为什么将我们归类为可以教育好的那一类呢？每当我情绪低落，老师和同学就让我读毛主席语录：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时我们学政治，老师讲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把人生下来就归入异类，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既然要求进步，就得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思想上组织上都能合乎标准。具体一点说，就是要经常做好人好事，做无名英雄。这真是很难的事情。如果做好事太张扬，你就会得到爱表现的不利评价。可你要真默默无闻，别人又怎么正面评价你呀？有时就偷偷写在日记里面，还要不小心让别人发现你的日记，真是虚伪得紧。
写日记也得有技巧。一做好事，你就得写你的思想斗争。比如，一个老人提着东西，吃力地行走着，这时你该怎么办？要不要送她回家？送，你就赶不回学校或误了其它正事，不送，看到老人家步履艰难，于心何忍？这时你就必须浮想联翩，想起毛主席的谆谆教道，想着为人民服务，想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然后毫不犹豫把好事做了。这样的效果是，你做了好事，功劳归于毛主席，你的思想水平就提高了一个档次。
我人小体瘦，没法力大无穷，但我不偷懒，有活就抢着干。这年冬天，学校的水塘抽干了水，要将塘泥挑到靠东的山坡上。山坡上种了桃树和李树，塘泥正好给果树做肥料。天气寒冷，早上的地面都结着霜。路上有人落下的塘泥。塘泥湿湿的，我的布鞋不中用，干脆把鞋脱了，赤着脚，摇摇晃晃挑着塘泥，老师同学都夸我吃苦耐劳。
吃苦耐劳，尽力而为，这是对我的评语。
自然，光靠吃苦耐劳尽力而为，是跨不进团组织的大门的。
组织的大门是敞开的，加倍努力吧，我这样勉励自己，期待着某一天能够挂上那闪亮的团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