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思想让日本武士道的信徒们折服 ZT

王阳明的思想让日本武士道的信徒们折服

(2009-04-07 11:42:35)

转载▼

标签： 王阳明 东乡平八郎 经世致用 文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da9da0100csm5.html  
王阳明的思想让日本武士道的信徒们折服

                                                   —— 一生伏首王阳明
  编辑：袁璐    收录：【日本第一】(blog.sina.com.cn/japan001)   

    王阳明：文治武功　旷世奇儒

 

       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回到了本土，作为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他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日本天皇任命他为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他召回日本，并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面对着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与众人，上面只有七个大字：一生伏首拜阳明。

    王阳明的哪些思想让这些武士道的信徒们这么折服呢？

    日本在15、16世纪的时候，学术思想还从属于佛教和神社，没有独立的地位，比如儒学、在日本天皇制成立时期就传到日本，但都局限在上层统治者之间，作为教养的工具。学习儒学也为天皇宫廷中担任讲习的人和寺院僧侣们所垄断。大约在16世纪以后，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引起政治关系的变化，统治者不仅要以权力压制人民，还要在思想上制服人民，儒学才开始从宫廷和寺院中走出来。到德川幕府成立时期，僧侣出生的儒学者藤原惺窝（公元1561-1619 年），又进一步把儒学与幕府结合起来。他的弟子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及其子孙都受到德川家族的重用，充任幕府的教学长官，即大学头，儒学教义才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学，其实就是宋明理学。和中国一样，宋明理学传到日本，也分为朱子学和阳明学两派，其他学派，如古学等都不成声势。在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统治200多年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其实是朱熹创立的朱子学，因为朱子理学有利于维护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于是学历儒教援助如《论语》等，一时成为日本钻研学问、进入仕林的必经之路，而阳明学则受到排斥和压抑。日本宽政二年（公元1790年），幕府为一统朱子学，曾发布异学禁令；宽政七年（公元1795年）又明文禁止异学者进入仕途，把阳明学斥为“异学”、谋叛之学，而加以禁绝。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有志有才之士，把研究朱子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意在以此扬名于世。但在研究过程中，很快发现朱子学颇多的固陋迂腐之处，而阳明学具有“陶冶人物之功”，所以到幕府末年，竟成了维新的志士仁人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

    其次，日本学者摄取了阳明学中“自尊无畏”的良知说，找到了自强自力的基本途径。
章太炎曾对阳明学的理论价值作了中肯的分析：“文成（指王阳明）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鬼呼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威而已”。”日本学者和统治阶级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而大力发扬阳明学说的。
王阳明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这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上，是应当加以批判的。但是“致良知”也有积极因素，其中之一点就是教人“自尊”、“无畏”。如他说过“人只贵于自修”，不要“把生命事看得太重”，只要“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忍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致良知的主宰。”很有一点执着追求，无私无畏的精神。对此，日本学者是有所继承、有所发展的。吉田松阴在1854年间曾因密图搭乘美舰赴欧美游学，触犯了幕府海禁之法令，事败下狱，但他心地坦然，仍“独傲睨于一室，达观古今，通观万国”。其师佐久间象山连座下狱后，心境也十分豁然：“身虽在囹圄，心无愧诈，自觉方寸虚明，不异平日，人心之灵，与天地上下同流，夷狄患难累他不得，亦可验也”，这个“验”显然是“致良知”之功。
王阳明的“心即理”中的心，虽非骨肉之心，但总摆脱不了个人身心的局限，没有完全从某种具体物质结构上升为抽象的本体，常常受到他的学生或他人的非难。自龙场“顿悟”到揭示“良知”的十几年间，不断折磨着他，直到五十岁时才算解决了问题。他说：
“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简易，朝夕与朋辈讲习，只是发挥此两字不出。缘自两字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把“良知”作为融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和人性论为一的范畴，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而“良知”又能生成天地万物，它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 完完全全’，无少亏欠。”它又具有动静一源，富有能动作用的：“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累迁，变运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便把运动变化的根据归结为主观“吾心良知”的“未发”和“己发”之中，只要致“吾心良知”，去欲存心，是完全可以变成圣人的，什么理想境界都能变成现实，这可以说是从“良知”说中内涵这的一种自尊无畏思想的集中流露。基于此，泰州王良进一步说：
“虚明之至，无物不复，反求诸身，把柄在握。合观此数语，便是宇宙在我，万化生身矣。”这对当时的日本主“开国”、“求维新”和“独立主权”者用以反对“锁国”、维持封建的传统观念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如吉田松阴就坚持认为“于静处体认本心，固善；于动处体认本心，则更善”，要“因时因势而生义”，懂得应变之术，“变者，千差万别初无定体，又非一言之所能尽。以往古之死例，欲制将来之万变，何其迂阔之至”，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直斥幕府锁国旧见，唤起国人心灵，起到启蒙作用，到了西乡隆盛时，就更具公开的反抗精神。西乡隆盛在倒幕实践中，曾作一首感怀诗，其中有“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瓦全，我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之句，正反映了他凭着人的一点良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独立个性，敢于以身许国的自尊无畏精神。诚然，日本实现民族独立，进行资产的社会改革这两次历史任务是同时并举的，他不采取公开对抗的形式，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方式。但是，要改革，就必然有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难免伴有强烈的对抗，以至搏斗，其精神支柱，确实不能否认是汲取了阳明学说中某种东西的结果。
其三，日本学者汲取了阳明学中的“诚意”、“笃行”的知行合一功夫，使阳明学在日本得以广泛推行。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为针对时弊而发的，他说得明白：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从这一点看，他是重视行的，重“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认为“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并宣称自己的为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所以他教育门人既要学问思辩，也要践履，学问思辩和“笃行”的过程仍然看成是“诚意”，即诚心诚意地“致吾心良知”的过程。但王阳明的这些观点，总体上是对“时弊” 而发，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至少发扬了先秦儒家实践伦理的积极精神；况且，学生向先生学习，是应当有所取舍而弘扬师说，日本学者基于幕末情势，利用了这一力行、实用哲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佐久间象山就极力提倡有用之学，认为“读书讲学，涉为空言，不及当世之务，与清淡废事，一间耳。”“当世之务”就是学习东洋、西洋科学技术。吉田松阴明确提出学习“义理经济之学”，他认为训估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佛老之学都是间接服务于当世的“曲学”，学习东洋道德，夕阳艺术才是“义理经济”之“正学”。西乡隆盛更为快捷明快，他主张学习应“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不然的话，“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若不自得于心，一旦较量格斗，则唯败逃而已。”这些思想，对于当时日本人起来开港倒幕，废藩置县，教育改革，富国强兵，促进明治维新，无疑有重大影响和起过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