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外销瓷博物馆：外销瓷回家

南昌大学外销瓷博物馆：外销瓷回家

更新时间： 2011-10-11 09:51:24

南昌大学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将外销瓷藏家余春明及其收藏请到了南昌大学，建立了外销瓷博物馆。这是南昌大学若干人文博物馆规划中的第一个，在全国堪称绝无仅有。按照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的话说，在历史上，中国瓷器就是从这里漂洋过海走向世界的，今天它们又回家了。 　　博物馆是一个大学的灵魂，周文斌表示，南昌大学将充分支持外销瓷博物馆的建设，包括藏品的购买，此前已经为此投入了四五百万元，此后，一些重要的国际拍卖，校方也将适时支持。 　　2011年5月6日至10日，中国明清外销瓷研讨会在南昌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博物馆馆长ROM、美国斯坦福大学博物馆亚洲馆馆长杨晓能、国际纹章瓷专家Angela Howard等共聚一堂，一场前所未有的明清外销瓷国际学术研讨就此展开。     　　正如与会专家首都博物馆征集部主任王春城所说，由于历史原因，内地对于明清外销瓷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景德镇著名陶瓷专家黄云鹏则指出，在当年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当中，外销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外销瓷艺术生活化的取向，对当代中国陶瓷也有着现实的学习意义。作为中国内地最早的外销瓷收藏家，胡雁溪2010年曾在北京首博举办外销瓷展览，他对外销瓷的评价是——“它们曾经征服世界。” 　　可以想见，无论是在未来的全球市场上，还是在古代陶瓷的学术探讨上，外销瓷都将成为新的明星。本刊以本次研讨会为蓝本，在南昌大学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完成本期专题，希望可以帮助读者缩短从隔阂到亲近的过程。 　　 我于1996年底，应美国加州UCLA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邀请前往美国做访问学者。1996年以前，虽然我一直在南昌大学任教，但经历却特别复杂。1982年，我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陶瓷专业，但毕业后却从来没有接触过陶瓷，而是在大学建筑专业教美术基础课。除教学之外，我从来没有间断过个人的绘画创作。我花了十年时间去调研全国古民居，也用了几年时间去做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以及工程等等。我是因为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课题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但却又是因为绘画创作而留在美国的。从毕业到20世纪末，几乎没有想过和陶瓷有什么关系。 　　在美国，作为一个职业画家，我几乎天天都在画画。然而，除了在个人的艺术探索上面，很多东西都不是我所能控制的，比如说市场。有时候画卖得不好，生活都有些吃力。也有时候，画卖得特别好，但是把税交掉以后，心理又感到不平衡——辛辛苦苦画出来的画，卖出去本来就很不情愿，有了一些收入还得交那么多的税。在我的画卖得不好时，政府并不会因为我之前交过很多税就来补贴我。在美国和在中国不一样，举目无亲，所有的生活担子都得自己扛着。所以，我一直在考虑做一些投资。 　　身处美国的硅谷，周围全部是玩股票的人，几乎找不到不投资股票的人，但股票却与我无缘——艺术家的投资必须也是艺术的一部分，应该和生活息息相关。 　　我买过不少中国古代绘画，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画家，画作价格太高，每次在拍卖行与别人竞争的时候，总是由于口袋银子太少而不得不放弃。 　　在一次偶然的周末家庭车库拍卖中，我看到了一套广彩白菜茶具。那是晚清时期的一套瓷器，结果因为那家主人不懂，我就以35块钱的价格买了下来。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开始关心富裕地区的家庭遗产拍卖。虽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买到什么特别的好东西，但是也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过一些诸如康熙洒蓝花瓶、光绪官窑碗等中国瓷器。这种概率是极低的，十来年也就碰到那么几家，所以我在2003年和2004年转向了拍卖行。 　　2005年初，有一位收藏家把我的画送到了旧金山伯德富拍卖行。在这次拍卖中，我认识了一位原江西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从这位老乡那里，我知道了外销瓷，也从他那里买了不少瓷器。此后不久，我的收藏眼光就超越了他，也转向了更高的层次。 　　我感觉到，外销瓷这个行业，虽然中国人还没进场，但是它迟早会升值的，而且升值的潜力会很大。在官窑里面，我只能买一些小盘小碗，但在外销瓷里面，一些高档的类型，我却有能力购买。买外销瓷，就应该先从较高的层次入手。 　　于是，我把眼光转向了徽章瓷。我的第一件徽章瓷藏品，就是雍正晚期乾隆初期的英国贵族徽章汤盆。它拥有极薄而坚挺的胎质，精美的画工。这件东西使我的收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此，我不再买古董店的一般古瓷，而开始注意佳士得、苏富比的专场拍卖。 　　由于纹章瓷比较贵，我为了了解更多的知识而购买了贺华德的两本纹章瓷的书以及数十本外销瓷的专著，并在一个收藏家的拍卖中买到了苏富比和佳士得近十年的图录。这样，我对市场的价格，甚至包括美国和欧洲的收藏群体，以及外销瓷的所有类型的价格行情、存世量有了一个基本了解。这些书籍的采购，我花了3000多美元，但所得到的知识却远不是金钱能衡量的。 　　渐渐地，我把目光转向了各种类型外销瓷的收集。其中，宗教类的瓷器价格比较贵，还有帆船和航海历史故事的瓷器特别难买。所以，我在一段时间内犹豫过，是不是要把收藏重点放在中国纹饰方面来。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发现中国纹饰内容的瓷器要么太贵，要么太不值钱。乾隆的一般山水、建筑、花鸟的青花盘价格便宜，升值空间不大，画工也比较一般，似乎不太值得收藏；过渡期的历史故事青花瓷又太贵……我的钱不多，如何使收藏更有意义，这是我应该考虑的。 　　所以，我想到了按类型收藏，即在我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把类型收全。 　　一个类型的瓷器，我买不起花瓶，我就买盘子，这样我就拥有了这个类型。当时我考虑的是，中国还没有这个领域的收藏，而我又不是很有钱的大富翁，所以我可以按照外销瓷的类型慢慢地去收。今后，可以从学术角度上来研究外销瓷。如果我有能力办一个博物馆，这些瓷器可以全面地介绍中国外销瓷的类型；如果我没有能力的话，可以给有能力的人去做外销瓷的博物馆。 　　当时，我也认识了很多的学者和收藏家，包括Howard Angela在内。当Angela从英国来到旧金山迪扬美术馆做演讲时，还专程来我们家待了一天。 　　从2006年到2010年，我每年都在几个外销瓷专场拍卖中买东西，拍到了一些著名收藏家手中的瓷器，这些瓷器丰富了我的收藏。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大部分藏品基本上都传承有序，有的可以从瓷器后面的贴纸，追溯到最早的20世纪20年代。 　　到收藏的后期，我对藏品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甚至有的拍卖，整场我只买一件瓷器——在具备了类型以后，质量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将近十年的收藏中，我太太庄文瑾不仅大力支持，而且帮我做了很多前期和后期的工作。比如一本图录寄来，基本上都是她先看。她会从中选择我们可以购买的瓷器给我过目。在我们俩都同意了以后，由她在网上查找这件瓷器的质量、品质，并向拍卖行写信，寻求更为详细的照片和品相说明。在这些东西都拿到以后，我们再一次决定要买哪些，然后也是我太太在所有书籍中寻找它们的著录和各种资料来源，包括纹章瓷的家族资料等等。然后，她去找近十年来的拍卖图录，我们共同定出买下这件瓷器的心理价位。最后，无论是去纽约还是国外或者电话拍卖，都是由她来做。 　　所以，除了书是我写的之外，事情都是我太太做的。特别是在我们比较困难的时候，甚至明天吃饭的钱还不知道在哪里，她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我做收藏。在这近十年的美国生活中，收藏外销瓷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儿子帮助我们和拍卖行以及收藏家、古董店、外销瓷学者的书信和电话往来，并帮我们翻译外销瓷的书刊资料。所以，在美国，收藏外销瓷已经融入了我们这个家庭平时的生活。这种融入，为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在美国的日子，增添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和生活的乐趣。 　　后来，小孩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很好的工作，又远离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做完了一个为人父母的功课，交卷了，但作为另外一个为人子女的功课还没做完。父母年高，我们应该在父母身边尽我们的责任。小孩不需要我们管了，我们就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尽孝，使我们的人生不留遗憾。 　　在另一个方面，我自己的绘画艺术，也面临着一个在有了自己的个人风格之后，如何向纵深发展的问题。我也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回到我艺术的根源去探索，吸收更多的养分。我虽然是在寻求艺术形式的东西方融合，但我毕竟是一位中国画家，我的绘画理念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中国元素，我只有回去才能找到自己艺术真正的根，才能把这个根扎得更深。所以我们毅然决定，抛弃在美国的一切，包括舒适的生活和我们经营了十来年的庭院别墅，回到了中国。 　　我们原打算到婺源。婺源有个两层楼的仿古茶楼，我们想以此作为我们的画室和博物馆，在那里画画，过清净的日子。由于搬家，外销瓷和货物比较杂乱，海运回中国的集装箱被卡在海关。 　　在等待海关货物运送期间，我们回到了南昌，来到了南昌大学。南昌大学校长听说我们回来，极力邀请我们回到南昌大学，并提出给我们很好的待遇，并且很快为我们准备了一间大画室，供我们存放东西。我们觉得，把自己收藏的外销瓷带回中国，本身就是想要推动中国外销瓷的收藏和研究，让国人真正地了解这些国宝的价值。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果在婺源山区，我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玩，远不如回到学校依靠国家力量和学校的学术基础来做更多事情。我们很快就决定了，以这批瓷器为基础，帮助学校建立博物馆，学校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才因此有了我们这次的外销瓷展览和学术研讨会。   　　编辑：肖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