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独自探索前行之路”，这是2013年4月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最新《全球经济展望》序言里提及日本经济时说的第一句话。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就让人感觉有些突兀，毕竟在全球性危机导致的经济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多或少都面临着类似的增长困难，从5月以来包括欧元区、澳大利亚和印度等经济体央行接连降息的举动来看，全球各国在解决增长难题的政策选择方面也有共通之处。日本的“独自探索”体现在哪里？
起初笔者的理解是，在连续多年通货紧缩、货币升值和经济停滞的背景下，日本面临的挑战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前所未有，所以其政策搭配无史可鉴，无参可考，唯有独自探索。但2013年5月16日高盛日本经济研究团队的最新报告《对安倍经济学范本高桥财政政策的简要说明（Aguideto Takahashi fiscal policy，the model for Abenomics）》表明，当下独树一帜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实际上是以1932-1936年间日本高桥政策为范本，次贷危机后的日本经济现状与大萧条期间十分类似，彼时以脱离金本位、宽松财政和宽松货币为三大支柱的高桥政策帮助日本实现了大萧条后全球最快的经济复苏，1933年日本经济增速就从1931年的0.4%升至10%。安倍在类似情景下推出类似政策也是希望复制类似的成功。
如果说安倍政策高度模仿了高桥政策，那么日本的“独自探索”究竟体现在哪里？在比较分析了日本长期历史数据和最新经济数据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将研究视野部分跳出市场惯常的经济学分析范畴，得出了一个可能有些不一样的结论：日本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实验，安倍政策和高桥政策形似而神不似，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并不仅限于“日元贬值+扩大支出+激励通胀”的三位一体，还高度体现在“安倍心理学（Abechology）”。安倍经济学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安倍政策的预期引导、心理暗示和情景营造能否有效借由从众、说服、信念和传染等社会心理学通道打破路径依赖形成的惯性，并激发日本经济长期蛰伏所蕴藏的潜能。
为什么说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是安倍心理学？笔者以为，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安倍经济学的重中之重是治理通缩，而从通胀形成的三大要素看，突破心理层面的障碍是当务之急。从日本1960-2012年的经济历史看，通货紧缩的危害很大程度上在于抬升了实际利率，进而导致金融和经济的活跃度大幅下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0.44%和4.11%，同期实际利率均值仅为2.28%和-1.5%；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日本贷款利率虽然明显下降，但实际利率依旧高达3.74%和3.19%，导致经济增速降至1.47%和0.78%。再看现在，尽管截至2013年4月，日本主要银行长期贷款利率降至1.2%，低于危机以来（2008年以来）平均的1.69%和历史平均（有统计数据以来）的2.08%，但只要通缩状况未能根本改变，实际利率就难以下降并激活实体经济。安倍经济学旨在战胜通缩，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形成路径过长，从当前形势看，彭博公布的日元名义有效汇率自2013年以来贬值了14.88%，日本进口价格同比增速从3.3%升至9.5%，但生产投入价格同比增速仅从-1.2%升至0.4%，2013年3月日本CPI同比增速甚至依旧为-0.9%，“货币贬值——进口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批发价格上涨——消费价格上涨”的通胀形成路径尚未传导到位。此外，需求引致的通胀形成路径也尚不通畅，日本季度经济增长刚刚有所恢复，复苏基础并不稳固，需求端的通胀引力缺乏力度和稳定性。如此背景下，唯有预期引致的通胀值得给予厚望，这也是安倍不信赖白川方明，而选择黑田东彦的深层原因，因为白川方明始终认为日本通缩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将创造通胀的政策重心放在信贷渠道，而安倍则将通缩简单地视为货币现象，基于这一理念，推出出人意料的量化宽松政策和醒目政策目标本身，就能起到及时、有效的通胀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信念倾向于自我实现，日本经济在常年“失落”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积累了物极必反的物理动能，而从日本国民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看，树立信心、强调责任、引导从众可能具有超出政策内容本身的重要意义。日本经济失落已久，2012年名义GDP仅为476万亿日圆，甚至还低于1991年的水平。在名义GDP未见增长的21年里，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在不断积聚，体现在：其一，日本依旧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1年日本人均GDP高达45902美元，根据IMF的数据，2012年日本人均GDP为46736美元，权威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即便人口老龄化，日本家庭的消费潜能始终较强；其二，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处于提升状态，这既依托于微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也依托于研发支出的持续投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发支出占日本GDP的比重平均为2.92%，新世纪以来升至3.26%，即便在2008年危机爆发后，该指标也依旧高达3.45%；其三，日本具有较高储蓄率，较低失业率，这意味着激活消费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IMF数据，2012年，日本总储蓄的GDP占比为21.57%，失业率则仅为4.35%；日本官方数据则显示，2013年3月，日本失业率为4.1%，15-24岁年轻人失业率仅为6.5%，与欧洲整体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失业年轻人动辄超过半数相比，日本就业市场明显状况良好。因此，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日本经济的关键在于如何激活潜能。
而从微观角度看，日本民众的心理变化是经济潜能释放的关键。首先，心理学家Bohner（1988）和Weiner（1985）指出：“人们无休止地分析和讨论事情为什么发生，特别是当其经历一些消极事件或者预期之外的事情的时候”，长期的增长停滞一直像个谜，困扰着日本民众，安倍经济学通过明晰的政策指向、强烈的政策暗示和果断的政策行为，向日本民众宣示，安倍经济学已经找到并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并有能力复制历史上的成功经验，这种心理暗示对于民众坚定增长信念极为重要。其次，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艾奇奥尼（Amitai Etzinoi，1993）在名著《社会精神》中强调：“社会带来的压力是人们道德价值的重要支柱”，安倍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无论于国际还是日本国内，都展现出较为强势的一面，政策压力不断转化为社会压力，对于日本民众改变长期通缩状态下的习惯性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其三，戴维.迈尔斯（Davidg.Myers）在名著《社会心理学》里指出：“从众——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本身并不含有消极的价值判断，但北美和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家给从众贴上了消极的标签，从众、屈从、服从，而不是赋以积极的含义，社会敏感性、反应性、团队合作精神，这反映的是他们的个体主义文化”，值得强调的是，正如心理学家Markus和Kitayama（1994）所发现的，“在日本，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不是软弱的表示，而是忍耐、自我控制、成熟的象征”。日本社会心理这种与众不同的“认可从众”的特征，为安倍政策带来“预期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因为只要安倍经济学从一个局部打破通缩环境下的坚冰，整个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都有望发生星火燎原式的全局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