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38年在延安，（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合影。
图为1938年，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图为康生与林彪合影。
图为康生与大学生。
图为康生当年豪华宅邸：竹园
康生追掉会上，妻子曹轶欧及亲属。
1975年，太庙，康生追悼会现场，致哀人群鱼贯而入。
康生逝世的讣告。
《人民日报》发布的康生逝世讣告。
《人民日报》关于康生追悼会的报道。
《人民日报》专版介绍康生。
《文物》关于康生去世的特刊报道。
图为康生书法。
图为康生画作。
正文
康生死后，他收藏的文物到哪里去了？
（来源：《王力反思录》下册，第1271－1276页）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骯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它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来源：《王力反思录》下册，第1271－1276页）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骯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它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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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长期掌管内务部，有人怕他，有人恨他，所以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