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冲突与融合：儒家伦理文明三原色(1)<BR>
下面不得不介绍一下《千字文》产生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是不得不呢？因为那是一个血腥的、混乱的时代，说起来全是眼泪啊。为了简捷易懂，仅仅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入手进行一点点片面的解读吧。
先讲点貌似有学问的知识吧。
在工业革命之前，全人类文明进程的阶段划分大致如下：
首先是神话时代五大文明：爱琴文明（地中海周边）、两河文明（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之间的意思，也就是现在饱经战乱的伊拉克一带）、埃及文明（尼罗河流域，这个文明最先消失了）、哈拉巴文明（古印度）、夏商周文明（就是我们伟大的老祖宗亲自开创的文明）。
其次是英雄时代的四大文明。除了消失的埃及文明外，其他四大文明在面对雅利安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气喘吁吁地传承了下来：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秦汉文明（秦汉是朝代名不是演员名噢！）
最后是宗教时代的四大文明。面对匈奴人和亚欧草原游牧民族的大入侵，四大文明再度幸存了下来，但存在形态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四大宗教或伦理价值体系已经确立：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印度教文明、儒家伦理文明。
同志们，终于讲到关键了：“儒家伦理文明”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基。但我们文明的发展过程和其他文明一样，不是一帆风顺的，文明内部及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伴随着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文明内部，主要是体现在儒家和道家；文明之间，主要是儒家伦理文明和佛教文明。
唉，本来不想说这些臭氧层子，但是没办法，要讲《千字文》产生的历史背景，儒、道、佛的冲突与融合是不能回避的，只好硬着头皮抓紧时间慢慢说吧。
东汉时候，佛教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有一天汉明帝梦见金人,，可能是为了圆梦吧，就派郎中蔡谙等十八人去天竺国出使，算是去了一趟古印度比较大的城市旅旅游。这一去可这是大开眼界：天竺人穿的衣服不用缝，更没有缝隙。为什么呢？因为天竺天气太热，人们穿衣服只要拿一块遮羞布一围就行了，根本不用裁剪，估计也没有裁缝这个行当。成语“天衣无缝”就来源于此。
快乐的旅程很快结束了。在回洛阳的时候顺便带了点天竺国的土特产：几个天竺僧人和一些经书。也有人说蔡谙等人根本就没到天竺，只是到了西域的大月氏国，正好碰见带着经书的天竺僧人，就给带回来了。
他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经书呢？
金庸迷们可能十分熟悉，这些经书就是《四十二章经》。<BR>
为了宏扬国际主义精神，安置好远来的和尚与经书，朝廷出资在洛阳建了一座寺院。因为是经书白马驮来的，寺院就命名为白马寺。
但当时佛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语言障碍，对于天竺僧人的“胡说八道”（此成语原意确实如此，源于西汉时中原人对西域胡人语言的不理解），基本听不懂。
到了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一点光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佛陀身上。统治阶级一看，佛教可是个好东西，广大人民群众自从信了它，腰不酸了，背不疼了，造反也没劲了，于是政府开始明里暗里支持佛教的传播，此后出家人才慢慢多了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教的矛盾冲突也像武侠小说里描写的书生、道士、和尚一样，分别亮出金笔、拂尘、禅杖，随时都会绞在一起乱打一通。不过，三教的斗争的主导思想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主要是以辩论的方式决定胜负，大家都是文明人嘛。只有在辩论急眼的时候，才偶尔会撕掉文明的面罩老拳相见。但文斗的结果有时候更惨烈，比如著名的“三武灭佛”，无数寺庙被焚烧、无数僧人惨遭杀害。
如果你在两晋时代作官，如果有人说你是个“清官”，绝对不是什么赞誉之词。当时清谈之风盛行，所谓“清官”，就是除了清谈其他什么事都不去干的官。而当时的僧徒也以谈玄论道的方式来宣扬佛理。因此佛与道两教为了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随着佛教的日益发展，信徒越来越多，寺院等产业也丰厚起来，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主要以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儒佛之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美国借口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大举进攻。像两个国家之间开战一样，儒佛之争也必须找一个借口，也可以说导火索或切入点什么的，说白了就是得为点什么，关公战秦琼还得问一句“你在唐来我在汉，我俩打仗为哪般”，不能什么平白无故就直接短兵相接进行肉搏。
冲突与融合：儒家伦理文明三原色(2)
东晋时儒佛之争的导火索就是礼制问题。晋成帝时，僧人觐见皇上，不跪不拜，顶多也就施个佛礼，因为佛教主张的是众生平等，这与儒家的“君为臣纲”及相应的繁缛礼节是格格不入的。主政的儒家大臣时虞冰看不下去了，心想你和尚比我多条胳膊还是少条腿啊，见了皇上都不用下跪，心里极端不平衡，于是纠集了一堆儒家大臣，围绕着“和尚见皇上是否应该跪拜”的辩题，跟僧人展开了激烈辩论。经过一辩二辩三辩的单独发言、自由辩论和四辩的总结陈词，结果还是没有辩过对方辩友。到桓玄篡晋的时候，又提出同样的辩题，最后还是没辩过和尚。最后，经过大赛评委裁定：这次交锋，正方儒家失败，反方佛家胜利。
就在周兴嗣所生活的时代稍早一点的时候，宋齐年间，道教见儒教败下阵来，于是挺身而出，和佛教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双方斗争的方式并不光彩，跟小孩打架互相骂娘一样，而且其基础都是建立在谣言之上的。
道教以西晋道士王浮胡编乱造的《老子化胡经》（就是前面在解释“杜撰”过程中提到的那个）和刘宋末年道士顾欢杜撰的《夷夏论》为理论依据，说佛教实际上是老子西度流沙后到印度创立的，是道教的儿孙辈。
佛教也不示弱，同样搬出谣言来进行反击，顺便连儒家也捎上，说佛教的尊者菩萨三人来到中国，化身为老子、孔子和颜回，道教和儒家都是佛教的儿孙辈。
双方你来我往，杀得难解难分，最后也没辩出个黑白来。杜撰对谣言，半斤八两，谁也没有十足的胜算，但还是佛教占了上风。
转眼到了梁武帝时代。梁武帝是个“和稀泥”高手，他主张三教同源，大家都是一家人，恩恩爱爱的一家人，不要再争了，和和睦睦过日子吧。
当然，屁股决定脑袋，梁武帝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看到三教都具有教导人们安于现状不要反抗的共同特点，才有这个主张的。但在塑造顺民的实践中，他慢慢发现，还是佛教最适用，于是开始大兴佛教，并逐渐痴迷。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教毫无保留的笃信，梁武帝把自己的住宅贡献出来，取名光宅寺，并让周兴嗣撰写《光宅寺碑》。估计是周兴嗣写的不错，得到了皇上的赞赏，为后来《千字文》的光荣诞生埋下了伏笔。
不过这还不算完，梁武帝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先后四次亲自舍身当“寺奴”，躲到同泰寺里不肯出来。皇上不出来，可急坏了大臣，通过和尚问皇上怎样才能出来，和尚手指一捻，意思是说你拿银子啊。于是大臣门三番四次地从国库里拿出大量银子把皇上赎回来。
同泰寺，原址位于南京市城北鸡笼山右，后面濒临玄武湖，东面正对紫金山，简直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真是个好地方。现在这里也是一座寺庙，叫鸡鸣寺。应该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了吧。
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儒、道、佛三教在互相攻击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特别是在梁武帝高超的“和稀泥”手法下，三教相互吸收对手的思想和观点，呈现出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原色。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可以算得上梁武帝佛学导师的傅翕大士（大士，是佛教对菩萨一词意译的简称），作为中国禅宗开山鼻祖级的人物，他经常以“道冠僧衣儒履”的打扮招摇过市，表现出衣以道学为首要、以佛法为中心、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禅宗主旨，简直是一场流动的“三教合一”行为艺术表演。
《千字文》诞生的年代，应该是梁武帝正埋头苦干、兴高采烈地致力于“和稀泥”的时候，但周兴嗣在《千字文》中严格地秉承了儒家的思想，并没有迎合梁武帝营造的“三教合一、偏重佛教”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中丝毫没有涉及佛教思想，稍有一点道教思想也是被儒家吸收和认同、或本身就是儒道相通的内容。联系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尚道崇佛的大环境，，《千字文》的出现也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仍以儒学为根基的主流思想，对儒家来说，起到了拨开浮躁、正本清源的作用。
下面不得不介绍一下《千字文》产生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是不得不呢？因为那是一个血腥的、混乱的时代，说起来全是眼泪啊。为了简捷易懂，仅仅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入手进行一点点片面的解读吧。
先讲点貌似有学问的知识吧。
在工业革命之前，全人类文明进程的阶段划分大致如下：
首先是神话时代五大文明：爱琴文明（地中海周边）、两河文明（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之间的意思，也就是现在饱经战乱的伊拉克一带）、埃及文明（尼罗河流域，这个文明最先消失了）、哈拉巴文明（古印度）、夏商周文明（就是我们伟大的老祖宗亲自开创的文明）。
其次是英雄时代的四大文明。除了消失的埃及文明外，其他四大文明在面对雅利安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气喘吁吁地传承了下来：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秦汉文明（秦汉是朝代名不是演员名噢！）
最后是宗教时代的四大文明。面对匈奴人和亚欧草原游牧民族的大入侵，四大文明再度幸存了下来，但存在形态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四大宗教或伦理价值体系已经确立：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印度教文明、儒家伦理文明。
同志们，终于讲到关键了：“儒家伦理文明”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基。但我们文明的发展过程和其他文明一样，不是一帆风顺的，文明内部及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伴随着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文明内部，主要是体现在儒家和道家；文明之间，主要是儒家伦理文明和佛教文明。
唉，本来不想说这些臭氧层子，但是没办法，要讲《千字文》产生的历史背景，儒、道、佛的冲突与融合是不能回避的，只好硬着头皮抓紧时间慢慢说吧。
东汉时候，佛教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有一天汉明帝梦见金人,，可能是为了圆梦吧，就派郎中蔡谙等十八人去天竺国出使，算是去了一趟古印度比较大的城市旅旅游。这一去可这是大开眼界：天竺人穿的衣服不用缝，更没有缝隙。为什么呢？因为天竺天气太热，人们穿衣服只要拿一块遮羞布一围就行了，根本不用裁剪，估计也没有裁缝这个行当。成语“天衣无缝”就来源于此。
快乐的旅程很快结束了。在回洛阳的时候顺便带了点天竺国的土特产：几个天竺僧人和一些经书。也有人说蔡谙等人根本就没到天竺，只是到了西域的大月氏国，正好碰见带着经书的天竺僧人，就给带回来了。
他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经书呢？
金庸迷们可能十分熟悉，这些经书就是《四十二章经》。<BR>
为了宏扬国际主义精神，安置好远来的和尚与经书，朝廷出资在洛阳建了一座寺院。因为是经书白马驮来的，寺院就命名为白马寺。
但当时佛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语言障碍，对于天竺僧人的“胡说八道”（此成语原意确实如此，源于西汉时中原人对西域胡人语言的不理解），基本听不懂。
到了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一点光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佛陀身上。统治阶级一看，佛教可是个好东西，广大人民群众自从信了它，腰不酸了，背不疼了，造反也没劲了，于是政府开始明里暗里支持佛教的传播，此后出家人才慢慢多了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教的矛盾冲突也像武侠小说里描写的书生、道士、和尚一样，分别亮出金笔、拂尘、禅杖，随时都会绞在一起乱打一通。不过，三教的斗争的主导思想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主要是以辩论的方式决定胜负，大家都是文明人嘛。只有在辩论急眼的时候，才偶尔会撕掉文明的面罩老拳相见。但文斗的结果有时候更惨烈，比如著名的“三武灭佛”，无数寺庙被焚烧、无数僧人惨遭杀害。
如果你在两晋时代作官，如果有人说你是个“清官”，绝对不是什么赞誉之词。当时清谈之风盛行，所谓“清官”，就是除了清谈其他什么事都不去干的官。而当时的僧徒也以谈玄论道的方式来宣扬佛理。因此佛与道两教为了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随着佛教的日益发展，信徒越来越多，寺院等产业也丰厚起来，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主要以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儒佛之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美国借口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大举进攻。像两个国家之间开战一样，儒佛之争也必须找一个借口，也可以说导火索或切入点什么的，说白了就是得为点什么，关公战秦琼还得问一句“你在唐来我在汉，我俩打仗为哪般”，不能什么平白无故就直接短兵相接进行肉搏。
冲突与融合：儒家伦理文明三原色(2)
东晋时儒佛之争的导火索就是礼制问题。晋成帝时，僧人觐见皇上，不跪不拜，顶多也就施个佛礼，因为佛教主张的是众生平等，这与儒家的“君为臣纲”及相应的繁缛礼节是格格不入的。主政的儒家大臣时虞冰看不下去了，心想你和尚比我多条胳膊还是少条腿啊，见了皇上都不用下跪，心里极端不平衡，于是纠集了一堆儒家大臣，围绕着“和尚见皇上是否应该跪拜”的辩题，跟僧人展开了激烈辩论。经过一辩二辩三辩的单独发言、自由辩论和四辩的总结陈词，结果还是没有辩过对方辩友。到桓玄篡晋的时候，又提出同样的辩题，最后还是没辩过和尚。最后，经过大赛评委裁定：这次交锋，正方儒家失败，反方佛家胜利。
就在周兴嗣所生活的时代稍早一点的时候，宋齐年间，道教见儒教败下阵来，于是挺身而出，和佛教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双方斗争的方式并不光彩，跟小孩打架互相骂娘一样，而且其基础都是建立在谣言之上的。
道教以西晋道士王浮胡编乱造的《老子化胡经》（就是前面在解释“杜撰”过程中提到的那个）和刘宋末年道士顾欢杜撰的《夷夏论》为理论依据，说佛教实际上是老子西度流沙后到印度创立的，是道教的儿孙辈。
佛教也不示弱，同样搬出谣言来进行反击，顺便连儒家也捎上，说佛教的尊者菩萨三人来到中国，化身为老子、孔子和颜回，道教和儒家都是佛教的儿孙辈。
双方你来我往，杀得难解难分，最后也没辩出个黑白来。杜撰对谣言，半斤八两，谁也没有十足的胜算，但还是佛教占了上风。
转眼到了梁武帝时代。梁武帝是个“和稀泥”高手，他主张三教同源，大家都是一家人，恩恩爱爱的一家人，不要再争了，和和睦睦过日子吧。
当然，屁股决定脑袋，梁武帝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看到三教都具有教导人们安于现状不要反抗的共同特点，才有这个主张的。但在塑造顺民的实践中，他慢慢发现，还是佛教最适用，于是开始大兴佛教，并逐渐痴迷。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教毫无保留的笃信，梁武帝把自己的住宅贡献出来，取名光宅寺，并让周兴嗣撰写《光宅寺碑》。估计是周兴嗣写的不错，得到了皇上的赞赏，为后来《千字文》的光荣诞生埋下了伏笔。
不过这还不算完，梁武帝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先后四次亲自舍身当“寺奴”，躲到同泰寺里不肯出来。皇上不出来，可急坏了大臣，通过和尚问皇上怎样才能出来，和尚手指一捻，意思是说你拿银子啊。于是大臣门三番四次地从国库里拿出大量银子把皇上赎回来。
同泰寺，原址位于南京市城北鸡笼山右，后面濒临玄武湖，东面正对紫金山，简直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真是个好地方。现在这里也是一座寺庙，叫鸡鸣寺。应该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了吧。
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儒、道、佛三教在互相攻击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特别是在梁武帝高超的“和稀泥”手法下，三教相互吸收对手的思想和观点，呈现出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原色。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可以算得上梁武帝佛学导师的傅翕大士（大士，是佛教对菩萨一词意译的简称），作为中国禅宗开山鼻祖级的人物，他经常以“道冠僧衣儒履”的打扮招摇过市，表现出衣以道学为首要、以佛法为中心、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禅宗主旨，简直是一场流动的“三教合一”行为艺术表演。
《千字文》诞生的年代，应该是梁武帝正埋头苦干、兴高采烈地致力于“和稀泥”的时候，但周兴嗣在《千字文》中严格地秉承了儒家的思想，并没有迎合梁武帝营造的“三教合一、偏重佛教”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中丝毫没有涉及佛教思想，稍有一点道教思想也是被儒家吸收和认同、或本身就是儒道相通的内容。联系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尚道崇佛的大环境，，《千字文》的出现也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仍以儒学为根基的主流思想，对儒家来说，起到了拨开浮躁、正本清源的作用。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