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Shen Jiawei was introduced firstly by me to the world largest portrait artist website "Stroke of Ginious". Although at diffenrent level, we are the only two from China remain at this site.
沈嘉蔚给灰姑娘画像 从北大荒到悉尼，华裔澳籍画家讲述海外艺术生活 张弘 刊发时间：2009-04-22 14:48:39 新京报 [字体：大 中 小]
沈嘉蔚的自画像，两种形象代表着从北大荒到澳洲的迥异生活。
前不久，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莫里循西北行》一书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首发。作为该社“莫里循书系”的推动者，著名华裔澳籍画家沈嘉蔚特意回
京出席此次活动，并参加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画展。趁着沈嘉蔚在北京停留的间隙，记者采访了他。
北大荒兵团画家被改动的作品
1973年，我和当时一个各方面都很聊得来的朋友刘宇廉一起到乌苏里江边体验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大钢铁架子上面的哨卡。苏联那边，这样的大架子几公里一个。中国针锋相对，把大架子造得比苏联还高。我们在边防连队的时候，被允许上去看过一次。那时有一首抒情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很有名，我就想画一张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同时也画《乌苏里渔歌》。
过完年是1974年年初，我跟刘宇廉再次到乌苏里江边待了一个月，画了很多写生和速写。有一天，我们到停着炮艇的江边画画。一个地方官气势汹汹，严厉地问我说，怎么可以画这些东西？我们说有兵团政治部的介绍信，这个按道理说是很硬的。这个地方官说还是不行，你们明天把你们画的所有东西带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全部要审查。然后，他留下地址和电话走了。我们回到文化馆以后，大家都认为不能去，如果他把画扣下，我们就白画了。于是，给他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大早就坐汽车走了。
回来以后，刘宇廉画了《乌苏里渔歌》，我画了《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画面上，北方的两位年轻的军人迎着初升的太阳在哨楼上远眺，正锁眉警惕着前方的“苏修”。画面的色彩非常明快，人物的动作有点舞台化，我利用了哨楼高耸的特点，将视线放在画面的底边，使军人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我画完这幅画以后已经是7月份了。这幅画交上去以后，马上就被送到了北京，入选了建国25周年全国美展。
10月份，我请了探亲假，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去看展览。一进展厅，老远就看到我那幅画挂在厅内正中偏左一点的位置，心里很高兴。再走近一看，发现画中人的两张脸都被动过了。原来我画的两张脸是从生活中来的，为了找那种颜色关系的变化，天光的颜色，反光的颜色，太阳的颜色等很微妙的细节，这两张脸我就画了一个月。我在美术馆看到《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脸被改成了粉红色，改动者嫌脸不够胖，表情不够愤怒，又特意予以改动。我看得出来，改的人很小心，但是他毕竟不是画这张画的人，这样一来，把我原来的意图全部都破坏掉了。后来我听说，全国美展由江青指定王曼恬负责，王曼恬组织了一个五个人的改画组，把所有的画统一到样板戏中的标准里面来。
等到我回到兵团一个多月以后，兵团传达下来，说江青看了展览，表扬了12张画，其中包括我这张《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她知道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个战士画的之后还说，他们条件很艰苦，画到这样就很不容易了。由于江青的表扬，全国所有的报刊全部都刊登了这幅画，估计《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仅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4开和对开的独幅画就有几十万张。
后来，我画了好几张画，其中一张比较重要的是《红岩》。这张画得了1979年全国美展的二等奖。其后的《西安事变》的连环画得了好几个奖，油画《先驱》也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个人名片 沈嘉蔚
沈嘉蔚，1948年生于上海，浙江海宁人。1970年支边到北大荒，成为兵团战士和业余画家。1974年因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为人所知。1981年成为辽宁画院专职画家。1982年至198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修班学习，主要从事历史画创作与研究。重要作品有《红岩》、《创伤》、《红星照耀中国》等，曾五次获全国美展奖。1989年1月赴澳大利亚，定居悉尼至今。
罗马教皇授予金质纪念章
我是1989年1月去的澳大利亚。到那里欠了6000元钱———别人帮我交了3000元学英文的学费，此外还有3000元生活费。
但是，我有生存的办法。所有以前出国的人都告诉我，给游客画头像就可以谋生。所以，我一到那里，就在悉尼的旅游胜地给人画头像。我画头像跟别人不一样，当时纸都是八开的，很多人就为了挣钱，画很小一个图。我画得很大，也很认真，每张画一个小时。这样一来，大家都来看我画，这时澳洲经济很好，每张画挣个二三十澳元很容易。一天挣100澳元也不稀奇。前半年我就还清了我欠下的6000元。上学一天都没耽误。我跟顾客也用英文说话，所以英文水平提高了不少。这段时间，我深入了解了悉尼人的生活。
这时我就想，既然游客愿意坐下来让你画头像，那么，有钱人应该愿意出1000块钱画头像。从1993年开始，我的油画连续7年都入围了阿基鲍尔特比赛，每年都有画挂出来，有一次还得了一个二等奖。这在澳洲华侨中是史无前例的，到现在也没有人打破。这大大改变了我的处境。因为这让人家认识了你，你是比赛出来的，人家知道你的实力，也知道你的风格，这比在画廊办展览有效得多。这有一个滞后效应，从新世纪开始，总有人打电话找我去画像，我不再需要去寻找客户了。
我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994年。当年8月，澳洲政府和教会为纪念澳洲一位为平民办学、创办修女团的修女玛丽·麦格洛普，特别设立了艺术大奖。封圣仪式是在1995年1月18日举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此事要专门到澳洲待38个小时。这个大奖设一、二、三等奖，就是让大家来画这个修女。我一看是历史画，非常认真。找来了很多资料，用了三周时间画完了。
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说我这张画得奖了，得的什么奖不能告诉你，1月18日你来出席开幕式。我一去发现，我的画已经印在目录的封面上。我就知道肯定是一等奖。这一天，澳洲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来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我还要来见教皇，交一张照片。第二天我过去以后，看到教皇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我的画前面。事先，一个朋友教我见到教皇要说“我很荣幸见到你，教皇陛下！”我就把这句话背下来了。可是，教皇离我一米多就停下了，对我说，Chinese？显然，他已经听人汇报过了，而且知道我不是天主教教徒，因为教徒见到教皇要跪下来。然后，他跟我握手。我赶紧背出了那句话。然后，他让我介绍了这张画的故事，我就给他讲了讲。随后，他向后面的红衣主教做了一个手势，红衣主教塞给他一个小盒子，他把盒子给了我。后来我发现，这里面是一枚金质纪念章。
教皇到悉尼对于天主教徒来说非常重要，悉尼的跑马厅聚集了几十万人。我与他分享了一分钟，所有的报纸全都报道了，并刊出了照片。我一下子似乎变成很重要的人物。有趣的是，电视台当时都拍摄了，但是都只播到我和教皇握手之前，我的话出来了，人没出来。法新社记者和我谈了一会儿，他们报道了我也不知道。《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周励，后来把这张报纸寄给了我。这篇报道很有趣，作者在最后说，“罗马教皇把这个奖授予一个无神论的中国人，这件事情本身就体现了多元文化的意义。”
推动莫里循书系出版
“沈嘉蔚笔下的丹麦王妃，别具丰韵。
1993年，我看了“海达·莫里循的摄影展”。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一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是莫里循的书信集。我当时没有注意这本书的作者是澳洲人。后来知道，老莫里循有很多照片保存在悉尼图书馆。我很感兴趣，就到悉尼图书馆去看，结果发现了几千张照片，就想这些照片如果能出版就好了，但是版权很难解决。
我觉得莫里循的故事很有趣，写了好几篇随笔在澳洲的报纸上刊出，又把他的故事讲给朋友听。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女编辑林冠珍记住了，她后来不声不响就把莫里循的传记翻译出版了。而且，他们下一个计划就是让我编莫里循的老照片。他们解决了版权问题，莫里循家族的人免掉了版权费。
这本书2006年在澳洲和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都举办了很隆重的发布会。今年出版的是第二种。因此，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说，他们社莫里循书系的出版，我是第一推动者。
给丹麦王妃画像
从2003年开始，我就开始忙个不停。澳洲国立肖像艺术馆已经陈列了我的三张肖像。其中有一张画是2005年画的。这一年，澳大利亚出了一个灰姑娘。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一个小酒馆喝酒，隔壁桌子上是几个女孩，有个男孩就邀请女孩过来一起喝。过来以后，一男一女聊得很开心。过了半个小时以后那女孩才知道，小伙子是丹麦的王太子。那个女孩是个平民，父亲是教授。然后，他们就恋爱了，2004年结了婚。对于澳洲来讲，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电视台全程转播，我也看了。2005年2月，这对夫妇首次回澳洲访问。国立肖像艺术馆馆长就想给王妃画张像放在肖像馆里面。这样，他们找了几个画家的资料，送到丹麦王室让他们选。这个王妃选了我。临到他们夫妇要来澳洲了，艺术馆才通知我。
这样一来，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件很大的新闻。因为这个王妃在澳大利亚完全是一个当红明星级的人物，大报、小报随时报道着她的一举一动。我变成了她的肖像画家马上成了一个新闻，而且，这个肖像画家不是白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因此，报纸全都报道了。王妃回到悉尼后，我到她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她给了我三个小时的见面时间。我画了一些速写，也拍了很多照片。从她站立的窗口，可以看到悉尼歌剧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因为悉尼歌剧院是丹麦的设计师到澳洲来设计的标志性建筑。现在，一个澳洲姑娘嫁到了丹麦，后来我就把它画在画里面了。这时，有一个记者给悉尼最重要的报纸《悉尼晨锋报》写了一篇长文，讲我的故事。这张画半年以后我就完成了，送去以后又成了一个大新闻。
2006年，这张画要到丹麦去展览。同时，丹麦皇室请了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画家给王妃画的一张画要揭幕。两张王妃的肖像同时挂在一个房间里。还有两张就是画家的自画像。我就给自己画了一张很诙谐的《刹那间回到1900年》拿去挂着，画面上，我穿着清朝的衣服，一只白鹦鹉停在我头上。在这个仪式上，我还和王子、王妃聊了一会儿。我当时见王妃的时候画的一张速写，她想要，我也带去送给了她。
《悉尼晨锋报》对我的长篇报道引起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兴趣。他觉得我的故事挺有意思，就想按照他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拍一个纪录片。这个导演比我小两岁，八岁的时候从丹麦移民到澳洲，所以喜欢拍一些移民的故事。为此，他申请到了政府18万澳元的资助，为我安排了一次回国之行。2007年，他把我所有生活过的地方全部走了一遍。在一个月时间里，我们跑遍了上海、嘉兴、北大荒、沈阳、北京等地。他跟着我拍了一百多个小时，最终，他编成了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的8月5日在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了。据统计，大概有10万人看了这个节目。这样一来很糟糕，我走到一处，经常有人认出来，过来和我打招呼。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沈嘉蔚给灰姑娘画像 从北大荒到悉尼，华裔澳籍画家讲述海外艺术生活 张弘 刊发时间：2009-04-22 14:48:39 新京报 [字体：大 中 小]
沈嘉蔚的自画像，两种形象代表着从北大荒到澳洲的迥异生活。
前不久，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莫里循西北行》一书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首发。作为该社“莫里循书系”的推动者，著名华裔澳籍画家沈嘉蔚特意回
京出席此次活动，并参加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画展。趁着沈嘉蔚在北京停留的间隙，记者采访了他。
北大荒兵团画家被改动的作品
1973年，我和当时一个各方面都很聊得来的朋友刘宇廉一起到乌苏里江边体验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大钢铁架子上面的哨卡。苏联那边，这样的大架子几公里一个。中国针锋相对，把大架子造得比苏联还高。我们在边防连队的时候，被允许上去看过一次。那时有一首抒情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很有名，我就想画一张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同时也画《乌苏里渔歌》。
过完年是1974年年初，我跟刘宇廉再次到乌苏里江边待了一个月，画了很多写生和速写。有一天，我们到停着炮艇的江边画画。一个地方官气势汹汹，严厉地问我说，怎么可以画这些东西？我们说有兵团政治部的介绍信，这个按道理说是很硬的。这个地方官说还是不行，你们明天把你们画的所有东西带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全部要审查。然后，他留下地址和电话走了。我们回到文化馆以后，大家都认为不能去，如果他把画扣下，我们就白画了。于是，给他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大早就坐汽车走了。
回来以后，刘宇廉画了《乌苏里渔歌》，我画了《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画面上，北方的两位年轻的军人迎着初升的太阳在哨楼上远眺，正锁眉警惕着前方的“苏修”。画面的色彩非常明快，人物的动作有点舞台化，我利用了哨楼高耸的特点，将视线放在画面的底边，使军人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我画完这幅画以后已经是7月份了。这幅画交上去以后，马上就被送到了北京，入选了建国25周年全国美展。
10月份，我请了探亲假，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去看展览。一进展厅，老远就看到我那幅画挂在厅内正中偏左一点的位置，心里很高兴。再走近一看，发现画中人的两张脸都被动过了。原来我画的两张脸是从生活中来的，为了找那种颜色关系的变化，天光的颜色，反光的颜色，太阳的颜色等很微妙的细节，这两张脸我就画了一个月。我在美术馆看到《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脸被改成了粉红色，改动者嫌脸不够胖，表情不够愤怒，又特意予以改动。我看得出来，改的人很小心，但是他毕竟不是画这张画的人，这样一来，把我原来的意图全部都破坏掉了。后来我听说，全国美展由江青指定王曼恬负责，王曼恬组织了一个五个人的改画组，把所有的画统一到样板戏中的标准里面来。
等到我回到兵团一个多月以后，兵团传达下来，说江青看了展览，表扬了12张画，其中包括我这张《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她知道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个战士画的之后还说，他们条件很艰苦，画到这样就很不容易了。由于江青的表扬，全国所有的报刊全部都刊登了这幅画，估计《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仅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4开和对开的独幅画就有几十万张。
后来，我画了好几张画，其中一张比较重要的是《红岩》。这张画得了1979年全国美展的二等奖。其后的《西安事变》的连环画得了好几个奖，油画《先驱》也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个人名片 沈嘉蔚
沈嘉蔚，1948年生于上海，浙江海宁人。1970年支边到北大荒，成为兵团战士和业余画家。1974年因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为人所知。1981年成为辽宁画院专职画家。1982年至198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修班学习，主要从事历史画创作与研究。重要作品有《红岩》、《创伤》、《红星照耀中国》等，曾五次获全国美展奖。1989年1月赴澳大利亚，定居悉尼至今。
罗马教皇授予金质纪念章
我是1989年1月去的澳大利亚。到那里欠了6000元钱———别人帮我交了3000元学英文的学费，此外还有3000元生活费。
但是，我有生存的办法。所有以前出国的人都告诉我，给游客画头像就可以谋生。所以，我一到那里，就在悉尼的旅游胜地给人画头像。我画头像跟别人不一样，当时纸都是八开的，很多人就为了挣钱，画很小一个图。我画得很大，也很认真，每张画一个小时。这样一来，大家都来看我画，这时澳洲经济很好，每张画挣个二三十澳元很容易。一天挣100澳元也不稀奇。前半年我就还清了我欠下的6000元。上学一天都没耽误。我跟顾客也用英文说话，所以英文水平提高了不少。这段时间，我深入了解了悉尼人的生活。
这时我就想，既然游客愿意坐下来让你画头像，那么，有钱人应该愿意出1000块钱画头像。从1993年开始，我的油画连续7年都入围了阿基鲍尔特比赛，每年都有画挂出来，有一次还得了一个二等奖。这在澳洲华侨中是史无前例的，到现在也没有人打破。这大大改变了我的处境。因为这让人家认识了你，你是比赛出来的，人家知道你的实力，也知道你的风格，这比在画廊办展览有效得多。这有一个滞后效应，从新世纪开始，总有人打电话找我去画像，我不再需要去寻找客户了。
我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994年。当年8月，澳洲政府和教会为纪念澳洲一位为平民办学、创办修女团的修女玛丽·麦格洛普，特别设立了艺术大奖。封圣仪式是在1995年1月18日举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此事要专门到澳洲待38个小时。这个大奖设一、二、三等奖，就是让大家来画这个修女。我一看是历史画，非常认真。找来了很多资料，用了三周时间画完了。
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说我这张画得奖了，得的什么奖不能告诉你，1月18日你来出席开幕式。我一去发现，我的画已经印在目录的封面上。我就知道肯定是一等奖。这一天，澳洲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来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我还要来见教皇，交一张照片。第二天我过去以后，看到教皇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我的画前面。事先，一个朋友教我见到教皇要说“我很荣幸见到你，教皇陛下！”我就把这句话背下来了。可是，教皇离我一米多就停下了，对我说，Chinese？显然，他已经听人汇报过了，而且知道我不是天主教教徒，因为教徒见到教皇要跪下来。然后，他跟我握手。我赶紧背出了那句话。然后，他让我介绍了这张画的故事，我就给他讲了讲。随后，他向后面的红衣主教做了一个手势，红衣主教塞给他一个小盒子，他把盒子给了我。后来我发现，这里面是一枚金质纪念章。
教皇到悉尼对于天主教徒来说非常重要，悉尼的跑马厅聚集了几十万人。我与他分享了一分钟，所有的报纸全都报道了，并刊出了照片。我一下子似乎变成很重要的人物。有趣的是，电视台当时都拍摄了，但是都只播到我和教皇握手之前，我的话出来了，人没出来。法新社记者和我谈了一会儿，他们报道了我也不知道。《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周励，后来把这张报纸寄给了我。这篇报道很有趣，作者在最后说，“罗马教皇把这个奖授予一个无神论的中国人，这件事情本身就体现了多元文化的意义。”
推动莫里循书系出版
“沈嘉蔚笔下的丹麦王妃，别具丰韵。
1993年，我看了“海达·莫里循的摄影展”。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一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是莫里循的书信集。我当时没有注意这本书的作者是澳洲人。后来知道，老莫里循有很多照片保存在悉尼图书馆。我很感兴趣，就到悉尼图书馆去看，结果发现了几千张照片，就想这些照片如果能出版就好了，但是版权很难解决。
我觉得莫里循的故事很有趣，写了好几篇随笔在澳洲的报纸上刊出，又把他的故事讲给朋友听。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女编辑林冠珍记住了，她后来不声不响就把莫里循的传记翻译出版了。而且，他们下一个计划就是让我编莫里循的老照片。他们解决了版权问题，莫里循家族的人免掉了版权费。
这本书2006年在澳洲和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都举办了很隆重的发布会。今年出版的是第二种。因此，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说，他们社莫里循书系的出版，我是第一推动者。
给丹麦王妃画像
从2003年开始，我就开始忙个不停。澳洲国立肖像艺术馆已经陈列了我的三张肖像。其中有一张画是2005年画的。这一年，澳大利亚出了一个灰姑娘。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一个小酒馆喝酒，隔壁桌子上是几个女孩，有个男孩就邀请女孩过来一起喝。过来以后，一男一女聊得很开心。过了半个小时以后那女孩才知道，小伙子是丹麦的王太子。那个女孩是个平民，父亲是教授。然后，他们就恋爱了，2004年结了婚。对于澳洲来讲，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电视台全程转播，我也看了。2005年2月，这对夫妇首次回澳洲访问。国立肖像艺术馆馆长就想给王妃画张像放在肖像馆里面。这样，他们找了几个画家的资料，送到丹麦王室让他们选。这个王妃选了我。临到他们夫妇要来澳洲了，艺术馆才通知我。
这样一来，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件很大的新闻。因为这个王妃在澳大利亚完全是一个当红明星级的人物，大报、小报随时报道着她的一举一动。我变成了她的肖像画家马上成了一个新闻，而且，这个肖像画家不是白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因此，报纸全都报道了。王妃回到悉尼后，我到她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她给了我三个小时的见面时间。我画了一些速写，也拍了很多照片。从她站立的窗口，可以看到悉尼歌剧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因为悉尼歌剧院是丹麦的设计师到澳洲来设计的标志性建筑。现在，一个澳洲姑娘嫁到了丹麦，后来我就把它画在画里面了。这时，有一个记者给悉尼最重要的报纸《悉尼晨锋报》写了一篇长文，讲我的故事。这张画半年以后我就完成了，送去以后又成了一个大新闻。
2006年，这张画要到丹麦去展览。同时，丹麦皇室请了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画家给王妃画的一张画要揭幕。两张王妃的肖像同时挂在一个房间里。还有两张就是画家的自画像。我就给自己画了一张很诙谐的《刹那间回到1900年》拿去挂着，画面上，我穿着清朝的衣服，一只白鹦鹉停在我头上。在这个仪式上，我还和王子、王妃聊了一会儿。我当时见王妃的时候画的一张速写，她想要，我也带去送给了她。
《悉尼晨锋报》对我的长篇报道引起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兴趣。他觉得我的故事挺有意思，就想按照他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拍一个纪录片。这个导演比我小两岁，八岁的时候从丹麦移民到澳洲，所以喜欢拍一些移民的故事。为此，他申请到了政府18万澳元的资助，为我安排了一次回国之行。2007年，他把我所有生活过的地方全部走了一遍。在一个月时间里，我们跑遍了上海、嘉兴、北大荒、沈阳、北京等地。他跟着我拍了一百多个小时，最终，他编成了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的8月5日在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了。据统计，大概有10万人看了这个节目。这样一来很糟糕，我走到一处，经常有人认出来，过来和我打招呼。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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