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作者：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作者：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

翻译：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2011年10月11日 《外交政策杂志》

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

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以及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在过去10 年中，我们向上述两个战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今后10 年中，我们对在哪里投入时间和精力需要做到灵活并有系统性，从而让我们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保持我们的领导作用，保障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因此，今后10 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太地区的人口几乎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这个地区拥有很多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有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该地区有我们的一些重要盟国，还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新兴强国。

在亚太地区建设一个更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以增进稳定和繁荣之时，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承诺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建立起上述架构，同时使美国受益，让我们在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正如我国在二战过后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机构和关系网络的努力已获得多倍收益，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受益。现在正是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作出同样投入的时候，这条战略路线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初便确定的，现在已经产生效益。

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仍处于过渡时期，我们本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挑战，美国政坛上有些人叫我们不要重新定位，而是掉头回家。他们寻求减少我们的国外参与，主张优先解决紧迫的国内问题。这些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受到误导的。那些说我们不能再继续参与全球事务的人完全是本末倒置——不参与的后果远非我们所能承受。从为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到遏制核扩散，再到保持商务和航运的自由通行，我们在国外的工作正是我们国内繁荣和安全的关键所在。60 多年来，美国顶住了此类“回家”论调的牵引力和这些论点所隐含的零和逻辑。我们必须再次这样做。

在我们的边界之外，人们也在揣测美国的意图，不知道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参与并发挥领导作用。在亚洲，他们问我们是否真的会长期驻留，我们是否有可能再次因别处发生的事件而转移注意力，我们是否能够作出——并保持——可信的经济和战略承诺，以及我们是否能够以行动来落实这些承诺。答案是：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这样做。

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和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基群的能力。在战略上，无论是通过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应对北韩的扩散问题还是确保该地区主要国家的军事活动的透明度，保障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发展越来越至关重要。

正如亚洲对美国的未来极其重要一样，一个积极参与的美国对亚洲的未来也极其重要。该地区渴求我们的领导作用和我们的商业贸易——也许比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迫切。我们是在该地区拥有一个强大的联盟网络的唯一大国，没有领土方面的野心，却有维护共同利益的长期业绩。与我们的盟友一起，我们几十年来保障了地区安全——在亚洲的海上航道巡逻并维护稳定——这反过来又帮助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我们通过刺激经济生产力、 增进社会权益及扩大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帮助整个地区数十亿人融入全球经济。我们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让太平洋两岸的工人和企业受益的创新源泉、每年接待35 万亚洲学生的东道国、以及开放市场的先行者和普世人权的倡导者。

奥巴马总统在整个美国政府部门领导了一项多方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充分支持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常常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努力。我们的很多工作并没有成为头版新闻，不仅因为工作的性质——长期投资不如眼前的危机更引人注目——还因为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爆出头条新闻。

作为国务卿，我打破传统，在首次正式出国访问时便前往亚洲。在随后的七次行程中，我有幸亲眼看到该地区发生的迅速转变，突显了美国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的未来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战略上转向该地区，在理念上与我们保障和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的总体努力一致。这一转变的成功要求两党必须保持并增进关于亚太地区对我们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的共识；我们寻求发扬几十年来两党历届总统和国务卿所开创的参与世界事务的深厚传统。这还要求必须明智地推行一项连贯一致并能兼顾我们各项决策的全球性影响的区域战略。这种区域战略是个什么样子？首先，它要求长期地致力于我所说的“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外交。这意味着继续把我们的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我们最高级别的官员、我们的发展专家、我们的跨部门团队和我们的永久资产——分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每个角落。我们的战略必须顾及并适应在亚洲各地不断出现的迅速和显著的变化。鉴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将遵循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由于我们独一无二的地理特点，美国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大国。我们对与欧洲的伙伴关系及其一切成果感到自豪。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建立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之与我们的跨大西洋网络一样持久，并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对于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这是一个试金石。

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是我们转向亚太战略的支点。这些联盟已经确保了半个多世纪的地区和平与安全，为该地区引人注目的经济崛起构建了有利的环境。在安全挑战不断演变之际，它们充分利用我们的地区存在，增强我们的地区领导力。

尽管这些联盟非常成功，但我们不能仅满足于维持这种关系，而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以三项核心原则为指引。首先，我们必须在我们联盟的核心目标上保持政治共识。其次，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联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便成功应对新的挑战和把握新的机遇。第三，我们必须保证我们联盟的防御能力和通讯基础设施在运作上和物质上能够切实阻遏各种各样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挑衅。

与日本的联盟是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它表明奥巴马政府如何贯彻这些原则。从航行自由到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我们对稳定的地区秩序和清晰的通行规则怀有共同的愿景。我们已达成一项新的约定，其内容包括由日本政府出资50 多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军队长久驻防日本，同时扩大联合的情报、监测和侦察活动，从而阻遏对地区安全的挑战并迅速作出反应，以及共享情报以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我们已缔结开放天空协定，用以增进企业接触和民众联系；启动关于亚太事务的战略对话，并作为阿富汗的两个最大捐助国携手合作。

同样，我们与韩国的联盟正在加强，操作上越来越一体化，并且继续发展两国的联合能力，以阻遏和应对北韩的挑衅。我们已就一项计划达成协议，确保操作控制权在战时成功过渡，并预期《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将获顺利通过。通过我们在20 国集团（G-20）与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的合作，以及我们在海地和阿富汗的共同行动，我们的联盟已走向全球化。

我们也在扩大与澳大利亚的联盟，把我们的关系从一种太平洋伙伴关系扩展到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这已经是全球性的伙伴关系。从网络安全到阿富汗，从阿拉伯觉醒到加强亚太的地区架构，澳大利亚的建议和投入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东南亚，我们正在续延和加强与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例如增加舰船到访菲律宾的次数，通过我们在棉兰老岛（Mindanao）的联合特别行动队（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Task Force）确保成功训练菲律宾反恐部队。在我们历史最悠久的亚洲条约伙伴泰国，我们正努力建立太平洋地区的区域人道主义和赈灾活动中枢。

在根据新的需要更新联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主动扩展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蒙古、越南、文莱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这些都是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确保美国在该地区奉行更全面的战略和参与。我们正邀请这些新伙伴与我们一起构建一套基于规则的区域及全球秩序并参与其中。

当然，这些新伙伴中最引人瞩目的国家之一是中国。与以往获得发展的许多国家一样，作为美国帮助建立和努力维续的基于规则的开放系统的组成部份，中国也实现了繁荣发展。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动态的管理。我们对中国的方针是立足现实，注重成效，忠实于我们的原则和利益。

众所周知，担忧和误解仍然在太平洋两岸徘徊不去。我们国内的一些人把中国的进步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而在中国的一些人担心美国会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反对上述两种观点。事实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两国均能显著获益。但是，不能仅靠愿望来建设两国关系。它需要我们双方更加始终如一地把积极的言词转化成有效的合作，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履行各自的全球责任与义务。今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发挥潜能正是取决于这些因素。我们也必须坦诚对待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我们从事我们必须为之共同努力的紧迫工作时，我们将坚定并
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最近的两年半中，我的重点工作之一是确定并扩大我们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中国一起努力建立互信，并鼓励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难题时采取积极行动。这也是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我启动两国间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的原因，这一对话把两国的数十个机构汇集到一起，磋商最为紧迫的双边问题，包括安全、能源和人权问题在内，是两国政府间迄今最具深度与广度的对话。

我们还努力增加透明度，降低两国军队之间发生误判与失误的风险。美国与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及扩充军备的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澄清这样做的意图。两国军队之间的交往可增进透明度，双方都将从这种持久和实质性的交往中获益。因此，我们期待北京克服时有的勉强态度，与我们一起努力建立一个可持久的军队与军队间的对话机制。此外，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加强战略安全对话（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这一对话把军队和文职领导人汇集到一起，讨论诸如海事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敏感问题。

在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互信的同时，我们决心与中国一起共同应对至关重要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安全问题。因此，我经常——往往是在非正式场合——与我的中国同行戴秉国国务委员和杨洁篪外长会面，就北韩、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问题以及南中国海的开发等重要挑战进行坦率磋商。

在经济领域，美国与中国必须密切合作以保障全球未来的强劲、可持续且平衡的发展。在全球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美国与中国通过20 国集团有效地合作，合力把全球经济从濒于崩溃的境地挽回。我们必须继续增进这种合作。美国企业需要公平的机会向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出口，扩大出口将能增加在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美国在中国的500 亿美元投资能够为有助于增强在全球的竞争力的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同时，中国企业希望能够从美国购买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并获得与市场经济同等的准入条件。我们能够为实现这些目标共同努力，但中国仍然需要采取重要的改革步骤。

具体而言，我们正在努力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或它们的创新技术的不公平的歧视行为；撤除对本国企业的优惠待遇；并终止那些不利于甚或盗取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我们希望中国采取步骤，允许人民币对美元以及对中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的汇率更快地升值。我们相信，这些改革将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这些改革步骤确实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其包括扩大内需在内的五年计划目标），同时还将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平衡和可预见性以及更广泛的繁荣。

当然，我们已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十分明确地表示了我们对人权的严正关注。当我们看到有关公益律师、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员被拘留或失踪的报道时，美国以公开和非公开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人权的关注。我们向我们的中国同行指出，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实行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将为中国奠定基础，带来更大的稳定与增长，并将增强中国的合作伙伴的信心。否则，中国将给自身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限制。说到底，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将继续把同中国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性的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的框架内。

我们将与之密切合作的主要新兴大国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国也是亚洲最具活力的重要的民主大国。 奥巴马政府谋求同两国发展更广泛、更深入和更明确的关系。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到太平洋的这一海域分布着世界上最活跃的贸易和能源航道。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口总和已占世界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它们是全球经济的关键动力，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正在日益成为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核心贡献者。它们的重要性很可能在未来与日俱增。

奥巴马总统去年对印度国会表示，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21 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伙伴合作关系之一，并且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双方都仍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有一些问题有待回答；但是，美国对印度的未来作出的战略性预测是：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将有助于推进和平与安全；印度向世界开放市场将为实现地区乃至世界进一步繁荣铺平道路；印度的科学技术进步将改善人民生活并在各地促进人类知识进步；印度充满活力、多元的民主体制将带来实际成果，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激励其他国家走上相似的开放与宽容之路。因此，奥巴马政府扩大了我们的双边关系；积极支持印度的“东向”（Look East）努力，包括与印度和日本的新三边对话；并且勾画出一个以印度为支柱的经济更融合、政治更稳定的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新愿景。

我们也在与印度尼西亚缔结新的伙伴合作关系。印尼是世界第三大民主体，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20 国集团成员。我们已恢复了对印尼特种部队的联合培训，并与该国签署了数项卫生健康、教育交流、科学技术及防务协议。今年，应印尼政府之邀，美国将以奥巴马总统为代表首次参加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不过，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消除一些官僚障碍、历史遗留的猜疑以及在理解彼此视角与利益上的某些差异。

即便在我们强化这些双边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了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认为，解决亚洲如今所面临的这类复杂的跨国挑战需要一系列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机构的参与。亚洲建立起一个更有力、更协调的地区构架将会加强规则与责任体制，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确保航运自由，而这将为有效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在多边环境下，负责任的行为会赢得合法性并受到尊重，同时让我们可以共同向破坏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人追究责任。

因此，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全面接触或参与该地区的多边机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和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等。我们知道，我们与地区机制的合作旨在辅助而不是取代我们的双边关系。该地区要求美国在这些机制的议程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而这些机制富有效力且积极负责也同样符合我们的利益。

因此，奥巴马总统将于11 月第一次参加东亚峰会。作为一项基础工作，美国已在雅加达设立了新的美国驻东盟使团，并与东盟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我们把制定一项更加注重结果的议程作为重点，这对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努力起到了推动作用。在2010 年于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上，美国帮助展开了一项地区性努力，保护各国不受阻碍地进入南中国海及在其间通航，支持在南中国海海域划定领海界限的关键国际规则。鉴于世界二分之一的商用货轮行经这片水域，这是一项影响重大的努力。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为保护我们在通航稳定和自由的切身利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对南中国海提出所有权要求的各方展开持久的多边外交铺平了道路，努力确保按照国际法既定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

我们还努力加强亚太经合组织，使之成为一个致力于推进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联系的实质性领导机构。在该组织去年大胆呼吁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之后，奥巴马总统将于今年11 月在夏威夷主持召开2011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我们致力于巩固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区域经济机构的作用，制定经济议程，从而带动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共同推动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建设能力并加强监管机制。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从事的工作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出口以及在美国创造并扶持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亚太经合组织还提供了一项关键性手段，推进释放妇女所拥有的经济增长潜能的广泛议程。在这方面，美国致力于与我国的合作伙伴共同采取雄心勃勃的步骤，以加速“参与时代”（Participation Age）的到来——届时每一个人，不分性别或其他特征，都成为为全球市场做出贡献的重要成员。

除了对这些规模较大的多边机制的承诺外，我们还付出了巨大努力，发起并召开一系列“小型多边”会议，即希望解决具体问题的国家召开的小型会议，例如我们发起的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该计划支持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教育、卫生和环境项目。再如太平洋岛国论坛，我们在论坛上努力支持其成员应对从气候变化到过度捕捞及通航自由等带来的挑战。我们还着手寻求与蒙古、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和韩国等不同国家建立新的三边关系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在亚太地区的三大强国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推进协调和接触。

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方式，我们力求塑造并参与一个反应迅速、灵活、有效的区域性架构，并确保它与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架构连通，该架构不仅保护国际稳定和国际商贸，而且能推进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对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工作的重视与我们把经济治理方略提升至美国外交政策一大支柱的更广泛的承诺是一致的。经济进步日益依赖牢固的外交关系，而外交进展则取决于牢固的经济关系。注重增进美国的繁荣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更高度地注重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开放。该地区的产出已超过全球总产出的一半，该地区的贸易也占全球总贸易的将近一半。在我们力争实现奥巴马总统到2015 年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之时，我们正在寻求在亚洲扩大商务的机会。去年，美国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出口总额为3200 亿美元，支撑着85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在我们审议此次重新定位时，有很多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当我与我的亚洲同行们交谈的时侯，总会有一个主题突显出来：他们仍然希望美国在亚洲地区蓬勃发展的贸易和金融交往中成为一个参与其中并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合作伙伴。在我与我国各地企业界领导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向亚洲蓬勃的市场扩大我们的出口和投资机会对美国是多么的重要。

在今年3 月在华盛顿以及后来于7 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我阐述了我认为健康的经济竞争应当具备的四个特征：开放、自由、透明、公平。通过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参与，我们正在帮助落实这些原则，并向世人展现出它们的价值。我们正在谋求达成新型的贸易协议，使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提升公平竞争的标准。例如，《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将在五年内取消美国95%的消费品和工业出口产品关税，支持大约7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仅消除关税一项就可能为美国出口产品带来100 亿美元以上的增长，并促使韩国经济增长6%。它将为美国汽车公司和员工打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无论你们是美国机械制造商，还是韩国化学品出口商，这项协定都减少了阻碍你们获得新客户的壁垒。

我们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它将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汇聚一起，形成一个统一贸易体。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取得更大的增长，还要取得更好的增长。我们认为，贸易协议需要包含对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严格保护。它们还应该促进信息技术的自由流动和绿色技术的推广普及，提高我们的监管体系的协调性和供应链的效率。我们取得的进步最终要以人民的生活质量为衡量尺度——要看男女公民能否有尊严地工作、获得体面的报酬、抚养健康的家庭、教育子女、并且能够掌握机会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我们希望，具有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能够成为今后各种协议的一个基准——并且发展成带来更广泛的地区互动的平台，最终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区。

取得我们贸易关系中的平衡需要有双向的承诺。这是平衡的本质所在——它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因此，我们正在通过亚太经合组织、20 国集团和我们的各种双边关系提倡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出口限制、增加透明度、以及对于公平的整体承诺。美国的企业和工人需要对他们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经营抱有信心，从知识产权到自主创新——一切都有可循之规。

亚洲经济在过去10年里的非凡增长及其在未来持续增长的潜力依赖于长期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军队——包括5 万多名在日本和韩国服役的美国男女军人——为提供这项保障做出了贡献。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领土和海事争端、对航行自由的新威胁、直至自然灾害加剧的影响——要求美国奉行一个在地理分布上更合理、运作上更具弹性、政治上更可持续的军力态势。我们正在把与东北亚地区传统盟友的基地安排现代化——我们对此的承诺坚如磐石；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加强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存在。例如，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美国濒海战斗舰（U.S. Littoral Combat Ships），我们还在研究增加我们两国军队协同训练和行动机会的其他途径。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同意探索如何扩大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以增加更多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机会。我们还在审视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行动通道及深化我们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接触。

如果我们要适应在该地区面临的新挑战，如何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变成一个操作性理念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在整个地区作出更广的军事部署将提供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美国将能更好地支持人道救援；同样重要的是，与更多的盟国和伙伴开展合作将提供更强大的保障，以应对各种威胁或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巨大威力，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它显现了我们最深厚的民族性格，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包括我们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

在我们深化与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伙伴的接触时，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实施改善国家治理、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的改革。例如，我们向越南明确表示，我们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强烈愿望要求它必须采取步骤进一步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再如缅甸，我们决心对那里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我们密切关注内比都（Nay Pyi Taw）的局势发展及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与政府领导层之间不断增加的互动。我们向缅甸政府强调，必须释放政治犯，推进政治自由和人权，同过去的政策决裂。至于北韩，平壤政权一贯漠视其人民的权利，我们继续有力地公开谴责北韩对地区与世界构成的威胁。我们不能也不会寻求将我们的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但我们坚持认为，某些价值观是普遍的——为包括亚洲在内的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所珍视——这些价值观是建设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最终，应由亚洲人民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和愿望，就像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一样。

在过去10 年中，我国外交政策经历了转型，从处理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到履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出的巨大承诺。随着这两场战争逐渐平息，我们将需要加快转折，以适应新的全球现实。

我们知道这些新的现实要求我们创新、竞争和以新的方式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不应减少对世界事务的参与，而是需要奋勇向前，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毫无疑问，在资源稀缺的时期，我们需要明智地使用这些资源，以期获取最大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亚太地区在21 世纪为我们提供真正的机遇的原因。

当然，其他地区依然十分重要。我国多数传统盟国所在的欧洲仍然是我们首先依赖的伙伴，在几乎每一个紧迫的全球挑战中都与美国并肩努力，我们也正为更新我们的同盟架构投入资源。中东北非人民正在规划一条新的道路，并已产生意义深远的全球影响。随着这一地区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正致力于与之建立积极长久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与政治发展方面，非洲在未来年代中拥有尚未挖掘的巨大潜力。另外，我们在西半球的邻国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而且在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中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有这些地区都需要美国的参与和领导。

我们已经做好发挥领导作用的准备。我知道，有一些人对我们能否在世界上长期保持力量表示怀疑。我们以前就听到过这种言论。越战结束时曾出现一个盛极一时的全球评论员行业，他们竭力宣扬美国在退却，这种论调每几十年就出现一次。但是，无论美国在何时经历挫折，我们都通过发明和创新渡过难关。在现代史上，我们的复兴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它植根于我们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创业模式，今天，这个模式仍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繁荣与进步的源泉。不管我去哪里，人们都告诉我世界依然期待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的军力遥遥领先，我们的经济规模远超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我们的工人拥有最强的生产力，我们的
大学饮誉全球。因此，毫无疑问，美国有能力在本世纪保障和延续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如上个世纪一样。

在我们向前推进、为今后60 年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奠定基础之际，我们不忘过去60 年中主导了这种参与的两党传统。目前，我们专注于在国内必须采取的步骤——增加储蓄、改革金融体系、减少对举债的依赖、化解两党的争议——以获得和保持我们在国外的领导地位。这种转折远非易事，但我们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已经为之铺平了道路，我们有决心完成这个转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努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