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中文部记者冷眼看达赖巴黎座谈会

法广中文部记者冷眼看达赖巴黎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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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

这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中文部一位记者6月6日在巴黎参加达赖座谈会之后的感想,海外民 运 分 子在达赖喇嘛面前肉麻和谄媚的表现令人作呕,不过法广一贯的对华立场在文中有所体现,所以仅供参考.

据法广中文网报道,6月6日下午，达赖喇嘛在巴黎二区的凯悦饭店会议厅，同80多位旅法的华侨、学生和民运人士进行座谈。在长达三小时的谈话中，达赖喇嘛回答了来自各方的提问。他强调汉藏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并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他还指责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在去年的事件中，起初放任事态失控，然后制造口实以便采取强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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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访问巴黎接受荣誉市民称号之行吵得沸沸扬扬，下午有幸能够见到这位身处暴风眼中的人物。得益于marie的信息，十余名法广同事参加了与达赖喇嘛的会面，我也忝列其中。

座谈是在巴黎二区的凯悦饭店内进行的，大约七八十人，主要是在巴黎的民运人士，民主党居多，其次是法广同仁，此外还有几个学生和华侨。

座谈原定两点半开始，但达赖喇嘛迟到了一会。在此期间在座众人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些传说中的人物终于有机会得见，例如林希翎(旅居巴黎的异见人士-编者注)、任畹町(中国 民运 人士-编者注)等。达赖喇嘛的翻译和助手们先散发了上次同中央会谈时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虽然这个文件自己以前在网上看过，但这次才第一次真正耐心看完。这个《建议》基本上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通篇强调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作用，来为藏人权益辩护。但是，其中一些核心条件也不难发现，例如“抛开现行的行政区划”，要求藏人必须统一聚居等等，不难估量出它的难度和由此而来的障碍。

达赖喇嘛姗姗来迟，但一来就解释说电梯出了故障，耽搁了时间。他先讲了一段话，强调汉藏和解的重要性，然后落座接受众人提问。

应当说，我对达赖的第一印象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就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可能这也和一直留意相关新闻、多少对他有些了解有关。但心里隐隐有一点失望的是，原以为他身上会有一种卡里斯玛式的圣洁光芒，但并没有发现。或许其他人会觉得达赖喇嘛亲切随和，但我原本希望能够在“亲切随和”之外发现更多的东西。

以前一直听官方学者批评达赖喇嘛是公关高手，以此获取西方政界的同情与支持，今天发现其实在这一点上也并没有说错。达赖的确深谙听众心理，发言简明易懂，不时穿插几句俏皮话来调节气氛，尽管要经过藏汉翻译，但他的发言仍然能够保持相当的感染力，和中国的高级官员有天壤之别。只是，如果看到了这一点，就会对这种公关技巧保持戒心，因此达赖的俏皮话，多数时候都并不让我觉得太好笑。多数情况下，达赖喇嘛的谈话都直接涉及到政治，偶尔提及精神层面的世道人心问题，但同样，我对宗教和道德说教也同样保持戒心，达赖的训诫对我来说，也仿佛是春风过驴耳。

达赖的公关技巧还体现在他今天更早时间的谈话上，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次指责中国政府对藏民族“宣判死刑”，要求国际社会介入调查。但我以为，“宣判死刑”这种说法，在确切意义上只能用于类似希特勒对犹太民族的屠杀、或者斯大林对车臣民族的强制迁徙这种情景，至于西藏问题，我承认北京当年采取了强硬的武力措施，现在也采取同样僵硬的民族政策，藏人的宗教信仰和社会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汉族移民的迁居和经商改变了西藏社会生态，对资源的开发冒犯了藏人的情感、且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利益，如此等等，都是问题所在，但关键是，即便上述种种综合在一起，是否可以在确切意义上称之为“宣判死刑”，可以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我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恐怕更多地是一种宣传和象征意义，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表达藏民族的痛苦；而且更进一步说，身在法国，我很清楚死刑问题在西方眼中正是中国的痛处所在，是一个极权体制在法律层面上野蛮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把民族问题比拟成死刑问题，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我而言问题恰恰在于，法律教育背景决定了自己很难把一个如此严重且精微的法律问题，和宏大而模糊的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甚至于，也正是出于自己温和但是坚定的反死刑立场，决定了我不接受别人这种“搭顺风车”的政治策略，并对这种搭车策略背后的政治诉求报以怀疑。

言归正传，思路回到柏悦酒店的会议厅。达赖喇嘛的谈话之后，是在座众人的提问。首先提问的，居然是法广中文部已退休的前主任Michel。自我介绍时，就有同事悄悄说老先生性情严肃，大发脾气是家常便饭。但面对达赖喇嘛，老先生表现得诚惶诚恐，提的什么问题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手持一个采访机，达赖回答时，老先生上前一步，单膝跪倒，把采访机伸向达赖方向，表情凝重聆听尊者的回话。现场情景让我觉得说不出的滑稽，仿佛两个年龄相仿的老男人在表演求爱一般。只是没有想到，单膝跪倒求爱还不是今天这场滑稽的终极版本。

Michel之后，记得是张建等几个人，大家的发言都颇为冗长，然后似乎是任畹町，但任老先生也并没有想当真提问，反而上来说他觉得大家的发言都很好、都不长，然后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想法，让我等不胜其烦，现场一阵骚动。任老先生身后的画家高原也按捺不住，小声发了句牢骚：“这样的话我也能讲半个小时”，没想到这句话触怒了任老先生，他打住话头，把达赖喇嘛晾在一边，转身对着高原声色俱厉地大吼：“我哪里有讲半个小时！”此情此景，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总的来说，今天众人提问的质量都不高，法广同仁或许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反而夸赞今天林希翎表现不错，原因是老太太今天只发飙了五分钟，而不是通常的四十分钟，当然这也是张建的功劳——他一直在旁边拉扯老太太的袖子让她少说两句，惹得老太太几度怒目相向。林希翎也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关于西藏的问题，发言只是为了痛斥共产党，并面向达赖喇嘛以一句“”结束发言（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想骂“草泥马”，但听音更像前者），听得我与同事面面相觑，摇头苦笑。

今天的终极滑稽版本出现在座谈的后半截，我已经不记得当事人的名字，只记得很年轻，头发很短。由于我坐在第二排，他开始发言时我完全没有看到人在哪里，只看到现场一阵骚动，达赖喇嘛要做搀扶状，倾身看去才发现他在会场中央双膝跪倒，五体投地，头都不抬地说：“尊敬的达赖喇嘛，我不知道是前世修到什么福分，让我能够在今天见到你，我也不敢向您提什么问题……”(-编者注)然后是一大篇恭敬的祝辞。面对此情此景，我只能说，如果他是达赖喇嘛的信徒——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传佛教徒——那么似乎还无可厚非，如果只是民运人士，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崇敬，未免显得过于矫情和肉麻了一点。正好这两天在重读斯塔福利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其中讲到面对荷兰殖民官员，“开化”的农民作揖鞠躬，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却昂然挺立，并说“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以此为鉴，我宁愿做个现代社会的土著人。倘若换种说法，一个现代意义上公民，当然可以有所信仰、有所敬畏，但是否一定要用五体投地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信仰和敬畏，却大可值得怀疑，即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不过是双膝跪在上帝面前。倘若嘴上严辞批判一个世俗政府，同时却匍匐于另一个肉身的权威，我不相信在他内心深处有独立的公民人格。

今天，我最后还是没有举手提问，因为觉得和先前这些人搅在一起很没意思。因此多数时候，我都双手抱肘，淡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但在想象中，如果要我提出一个问题的话，我会问：“面对一个僵化的中央政府，和相反立场上却更加激进且谄媚的下属和盟友，如何能够保证作出符合汉藏两族人民最大利益的理性决策？如何保证“中间路线”能够行之有效地贯彻下去？而不会导致人亡政息？”毕竟，如果西藏自治运动不得已沦为极端的暴力，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恐怕海外民运和西藏自治运动必须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才能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有所助益，但从今天的座谈来看，我不再抱有幻想——至少对眼前的这些人。对达赖喇嘛，只有小小的失望，对于眼前的海外民运，则是彻底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