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化的力量：“苏东”剧变的历史启示
专制的斯大林共产体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苏东”已寿终正寝。以往人们在讨论“苏东”剧变的因由时，目光往往集中在经济因素上，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动力。我不完全否定这种观点，但认为其解释力是有限的。当初比东欧人民悲惨地多的多的、已经到了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目前的朝鲜，和接近目前朝鲜经济状况30年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爆发象东欧人民那样自发的、全面的觉醒反抗运动？这是一个鲜明比照。就此，若仅仅用这两个国家的政权以无所不及的控制来做辩解，是远远不够的。
解答这个问题，从文化对比和动机途径中来寻找更能说明问题。这恰是本文的主旨。
一、理论历史分析
西方文化与东亚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化的本质就是宗教，而文化是宗教的必然表现。应当说，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是西方朴实精神的源头。假如耶稣从没有走过古代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没有受死，没有复活，西方将不会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文明，并且赋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为荣的人文内涵。
作为现代欧洲文化内涵的人权理论和民主精神正产生于基督教伦理之中：只有上帝才能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正义；世俗的权威永远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即使这个人是个国王或者恺撒。因为在上帝面前，人永远是无知的、错谬的、不完美的、需要制约的、需要忏悔的。
这里最早的一个例子是古罗马统治欧洲时期。公元390年，一些民众在罗马政府的属地——帖撒罗尼迦发动暴乱，激起了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的愤怒。他反应过激，屠杀了数千人，其中多数是无辜者。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闻后，无法对皇帝这种屠戮生命的不公正行为视而不见。他要求皇帝对其残杀行为做出忏悔。当皇帝拒绝的时候，主教立即决定把他驱逐出了教会。经过一个月的不断挣扎，狄奥多西最终在教会的面前屈膝，匍匐在安布罗斯的教堂前做真诚的忏悔。自基督宗教在欧洲确立以来，西方的世俗政权总是受到神权(通过教会)的有形或无形的制约。
还有对二战认真忏悔的德国。当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亡而赢得德国人的喝彩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因此而建立起了让人民俯首帖耳的极权。战争结束后，德国人蓦然发现，正是他们弃绝了上帝而使自诩为正义与公意的法西斯精神体趁虚而入，成为人们皈依的对象，从而给世界和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苦难。在德国每一座废墟的城市重建中，最先起来的不是别的建筑，而是被战争和纳粹摧毁的教堂。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对于德国人对战争之所以能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恰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基础。
从以上的这两段历史史料来看，正是与上帝的这种真理和价值的基本关联，人们才可能具备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物和道德准则的力量。数百年来，在欧洲发生的所有关于平等自由的政治诉求，和人权价值的复归运动都毫无例外地与基督人文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文化的先导力量
1、我们先看中东欧。二战后，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东德被苏联胁迫变成了共产国家，虽然与西方世界关闭、隔离了几十年，但无论如何，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还是西方基督世界的一部分。
虽然斯大林主义谎称自己禀有神圣的使命，打着“神圣”事业的旗号欺哄民众，那里的人民却一直持守固有的道德，根本就不轻信。共产体制率先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最强烈的抵制。1956年6月的波兹南骚乱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革命，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70年波兰事件等等，都是对共产体制的集体反应。如果说经济是直接诱引，那么那里的人民对基督倡导的博爱、、平等、自由、人类终极价值的精神追求，减弱了他们对世俗社会组织的依赖，形成了与极权政府的最大矛盾。若没有苏联的威吓、胁迫，共产体制在这些国家不可能维持到80年代末。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是共产主义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而起主导力量的正是基督宗教气愤浓厚、社会基础很深的这三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约占人口的50－60%，波兰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90%。其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中东欧剧变前军人和共产党中的天主教徒竟占了很大比例；作为教徒，当政府做出悖逆之事时，他们一样不会把自己交给政府去支配。
1978年10月约翰&S226;保罗二世访问波兰时，当地媒体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对“谁最值得信任”问题的回答时，高达78%的波兰人认为是教会而不是政府。教会在中东欧的力量是强大的，一直扮演者与专制力量不妥协的角色。教会遵循的原则是：“当一个统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时，一个基督徒有义务采取消极不服从的态度（奥古斯丁）”教会认为，共产体制是不道德的，共产政权除了采用粗暴的武力镇压和恐怖手段外，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教会号召人民从信仰和道德的角度来结束这个不道德的共产世界。这种强烈的宗教情怀孕育出了平等思想的基础，激励着人民追求平等和自由价值的努力。所以当苏联一放松对中东欧的控制时，那里的政权迅就速崩溃了。
2、我们再看前苏联和东欧。苏联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欧国家的基本信仰来自基督教的另类派别——东正教。在东正教那里，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隔离的不是那么明确。所以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夙愿，远远不及新教和天主教的国家，尤其新教国家。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上述国家转轨至共产体制后，教会组织在上述国家那么顺利地被轻而易举地彻底取缔；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列宁和斯大林能在俄罗斯建立那样一个无所不及的独裁专制制度——因为在俄罗斯时空环境里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无论怎样，东正教的最高指向也是全能的上帝。这些国家文化的首要特质是基督宗教性；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自由、博爱构成了这些民族的基本人文精神，沉淀在他们文化的深层结构中。
所以他们能产生出哈萨罗夫、索尔仁尼琴，哈威尔等这些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特权、名誉放弃自己习惯的生活，到人民中去，同甘共苦，甚至甘愿坐牢流放，献出生命的知识分子不是偶然的；同样他们能产生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有良心的、有勇气的对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有认同感的领导人也不是偶然的。当时机成熟，他们就和民间的对自由、真理追求的巨大力量结合在一起，把苏联和整个东欧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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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神似的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世界都上了惨痛的一课，其教训不妨说有两个方面：
其一，所有惨绝人寰的残暴勾当都是以“神圣”事业的名义干出来的；
其二，许许多多热情真诚的人听信所谓“神圣”的号召，主动热情地献身，结果成了恶魔利用的工具。戈培尔夫人毒死孩子的那段情节，大可看作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隐喻：大多数的孩子听从了她编造的谎言，喝下了迷药，然而即使是这盲从的大多数，也并非无知无觉，最小的女孩说：“地堡里不潮湿。”很轻易地，谎言就被戳穿了。（引自《帝国覆灭》）
缚来宾
2007/6/1
专制的斯大林共产体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苏东”已寿终正寝。以往人们在讨论“苏东”剧变的因由时，目光往往集中在经济因素上，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动力。我不完全否定这种观点，但认为其解释力是有限的。当初比东欧人民悲惨地多的多的、已经到了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目前的朝鲜，和接近目前朝鲜经济状况30年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爆发象东欧人民那样自发的、全面的觉醒反抗运动？这是一个鲜明比照。就此，若仅仅用这两个国家的政权以无所不及的控制来做辩解，是远远不够的。
解答这个问题，从文化对比和动机途径中来寻找更能说明问题。这恰是本文的主旨。
一、理论历史分析
西方文化与东亚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化的本质就是宗教，而文化是宗教的必然表现。应当说，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是西方朴实精神的源头。假如耶稣从没有走过古代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没有受死，没有复活，西方将不会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文明，并且赋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为荣的人文内涵。
作为现代欧洲文化内涵的人权理论和民主精神正产生于基督教伦理之中：只有上帝才能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正义；世俗的权威永远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即使这个人是个国王或者恺撒。因为在上帝面前，人永远是无知的、错谬的、不完美的、需要制约的、需要忏悔的。
这里最早的一个例子是古罗马统治欧洲时期。公元390年，一些民众在罗马政府的属地——帖撒罗尼迦发动暴乱，激起了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的愤怒。他反应过激，屠杀了数千人，其中多数是无辜者。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闻后，无法对皇帝这种屠戮生命的不公正行为视而不见。他要求皇帝对其残杀行为做出忏悔。当皇帝拒绝的时候，主教立即决定把他驱逐出了教会。经过一个月的不断挣扎，狄奥多西最终在教会的面前屈膝，匍匐在安布罗斯的教堂前做真诚的忏悔。自基督宗教在欧洲确立以来，西方的世俗政权总是受到神权(通过教会)的有形或无形的制约。
还有对二战认真忏悔的德国。当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亡而赢得德国人的喝彩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因此而建立起了让人民俯首帖耳的极权。战争结束后，德国人蓦然发现，正是他们弃绝了上帝而使自诩为正义与公意的法西斯精神体趁虚而入，成为人们皈依的对象，从而给世界和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苦难。在德国每一座废墟的城市重建中，最先起来的不是别的建筑，而是被战争和纳粹摧毁的教堂。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对于德国人对战争之所以能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恰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基础。
从以上的这两段历史史料来看，正是与上帝的这种真理和价值的基本关联，人们才可能具备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物和道德准则的力量。数百年来，在欧洲发生的所有关于平等自由的政治诉求，和人权价值的复归运动都毫无例外地与基督人文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文化的先导力量
1、我们先看中东欧。二战后，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东德被苏联胁迫变成了共产国家，虽然与西方世界关闭、隔离了几十年，但无论如何，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还是西方基督世界的一部分。
虽然斯大林主义谎称自己禀有神圣的使命，打着“神圣”事业的旗号欺哄民众，那里的人民却一直持守固有的道德，根本就不轻信。共产体制率先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最强烈的抵制。1956年6月的波兹南骚乱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革命，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70年波兰事件等等，都是对共产体制的集体反应。如果说经济是直接诱引，那么那里的人民对基督倡导的博爱、、平等、自由、人类终极价值的精神追求，减弱了他们对世俗社会组织的依赖，形成了与极权政府的最大矛盾。若没有苏联的威吓、胁迫，共产体制在这些国家不可能维持到80年代末。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是共产主义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而起主导力量的正是基督宗教气愤浓厚、社会基础很深的这三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约占人口的50－60%，波兰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90%。其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中东欧剧变前军人和共产党中的天主教徒竟占了很大比例；作为教徒，当政府做出悖逆之事时，他们一样不会把自己交给政府去支配。
1978年10月约翰&S226;保罗二世访问波兰时，当地媒体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对“谁最值得信任”问题的回答时，高达78%的波兰人认为是教会而不是政府。教会在中东欧的力量是强大的，一直扮演者与专制力量不妥协的角色。教会遵循的原则是：“当一个统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时，一个基督徒有义务采取消极不服从的态度（奥古斯丁）”教会认为，共产体制是不道德的，共产政权除了采用粗暴的武力镇压和恐怖手段外，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教会号召人民从信仰和道德的角度来结束这个不道德的共产世界。这种强烈的宗教情怀孕育出了平等思想的基础，激励着人民追求平等和自由价值的努力。所以当苏联一放松对中东欧的控制时，那里的政权迅就速崩溃了。
2、我们再看前苏联和东欧。苏联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欧国家的基本信仰来自基督教的另类派别——东正教。在东正教那里，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隔离的不是那么明确。所以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夙愿，远远不及新教和天主教的国家，尤其新教国家。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上述国家转轨至共产体制后，教会组织在上述国家那么顺利地被轻而易举地彻底取缔；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列宁和斯大林能在俄罗斯建立那样一个无所不及的独裁专制制度——因为在俄罗斯时空环境里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无论怎样，东正教的最高指向也是全能的上帝。这些国家文化的首要特质是基督宗教性；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自由、博爱构成了这些民族的基本人文精神，沉淀在他们文化的深层结构中。
所以他们能产生出哈萨罗夫、索尔仁尼琴，哈威尔等这些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特权、名誉放弃自己习惯的生活，到人民中去，同甘共苦，甚至甘愿坐牢流放，献出生命的知识分子不是偶然的；同样他们能产生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有良心的、有勇气的对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有认同感的领导人也不是偶然的。当时机成熟，他们就和民间的对自由、真理追求的巨大力量结合在一起，把苏联和整个东欧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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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神似的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世界都上了惨痛的一课，其教训不妨说有两个方面：
其一，所有惨绝人寰的残暴勾当都是以“神圣”事业的名义干出来的；
其二，许许多多热情真诚的人听信所谓“神圣”的号召，主动热情地献身，结果成了恶魔利用的工具。戈培尔夫人毒死孩子的那段情节，大可看作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隐喻：大多数的孩子听从了她编造的谎言，喝下了迷药，然而即使是这盲从的大多数，也并非无知无觉，最小的女孩说：“地堡里不潮湿。”很轻易地，谎言就被戳穿了。（引自《帝国覆灭》）
缚来宾
2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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