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贴收存 - 关于往事如烟

再度转贴：祝贺章女士！另贴《往事并不如烟》被删节部分(转载)
　　作者：倾听远方 提交日期：2004-10-11 22:38:00
　　（说明：看到章诒和女士获奖，又看到有网友想知道原来的书稿，所以打理自己的资料库存，找到了一年前曾经收集到的这些补充文字。文字来源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大致都是原貌，我把它和香港版的《最后的贵族》进行了仔细的对照，没发现有出入。我把它在这里贴出来，满足大家的要求。——倾听远方）
　　　　
　　　　
　　　　
　　　　
　　　　 《往事并不如烟》被删部分整理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书中32页第六节原文——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33页第二节后被删部分——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42页第5节被删改原文——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44页第7节后被删改的原文——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45页中被删去的第二节——那时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46页第二节后被删部分——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46页第3节的原文——《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
　　　　　　
　　　　　　　　47页被删的第5节首句——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
　　　　　　
　　　　　　　　48页第3节被删改首句原文——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
　　　　　　
　　　　　　　　48页第6节最后被删改原文——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第48页第七段原文：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
　　　　　　
　　　　　　　　第50页第四段原文：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书中删去了“——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50页第5节被删原文——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73页第三段原文：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足，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
　　　　　　
　　　　　　
　　　　　　《最后的贵族》：
　　　　　　
　　　　　　
　　　　　　　　第185页最后一段原文：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第187页最后一段：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第188页第一段起原文：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
　　　　　　
　　　　　　　　188页最后一段原文：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第191页第4段原文：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218页第六段起原文：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王八蛋”……
　　　　　　
　　　　　　
　　　　　　《一片青山了此生》
　　　　　　
　　　　　　
　　　　　　　　296-297页原文如下: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像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在定性材料（见附件一）里，罗隆基最觉得冤枉的是指认他“解放以来在民盟内部结成包括有张东荪、周鲸文在内的秘密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部署、夺取据点、扩充实力、打击排斥共产党员和左派。经过揭露以后，仍然采取隐蔽方式，继续活动。”父亲一向认为罗隆基在民盟中央爱拉小圈子，背后爱搞小动作，但说这是“进行阴谋活动的秘密集团”，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
　　　　　　
　　　　　　　　罗隆基把嘴角一撇，极不服气地说：“我爱搞小集团，他毛泽东就不搞小集团啦？说我搞阴谋活动，他毛泽东就不搞阴谋活动？伯钧，鸣放就是阴谋哇！”
　　　　　　
　　　　　　　　听了罗隆基定性材料的内容，父亲才明白为何统战部、民盟中央要对其进行长达半年的批斗，还要查缴他的私人信函。父亲说：“当初在报上看到你的检查又长又杂，拉扯上许多人。我是不满的，还对健生说——努生把所谓的罪责包到自己的身上算了，现在少牵扯一个人，今后就少一家人受罪。现在经你解释，我才算明白。中共既认为你有集团性的阴谋，那就势必要你交代出一个阴谋的集团来。”
　　　　　　
　　　　　　　　父亲的理解与同情，让罗隆基十分感动。他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噩梦一场呀。”
　　　　　　
　　　　　　　　父亲补充道：“噩梦里的魔鬼，就是那个高喊‘长期共存’口号的人。农工的人揭发，说我攻击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现在看来，这魔鬼的部分越来越大了。”
　　　　　　
　　　　　　　　罗隆基还和父亲谈及张东荪。他说：“都说我和张东荪是一个小集团的人，可是，他的叛国案子出来，连我都吓了一跳。（19）49年的他，还在游说傅作义放下武器，让共产党兵不血刃占领紫金城。到了（19）50年底，他就乐意让美国人收拾毛泽东？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嘛！他和我都不希望中共外交倒向苏联、去做斯大林的附庸。但我决不相信张东荪为了这样一个政治见解，就甘愿充当什么特务或间谍，尽管他和美国领事有些往来。我和他在一起经常议论国事，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看法有时一致，有时也不一致。难道这就是集团性质的秘密活动？什么叫共和国公民？毛公知道不？”
　　　　　　
　　　　　　　　父亲听到这里，笑了。
　　　　　　
　　　　　　　　对张东荪的叛国，父亲认为：“这个事情一定非常复杂。我看民盟中央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不知道真相，可一直受他的牵连。”罗隆基始终为此而叫屈。
　　　　　　
　　　　　　　　接着，父亲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体的社论，根本是错的。民盟在给我划右定性的材料里，特别写明一条——‘罗隆基反对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先在共产党内讨论然后提出商议的做法。’我是一直反对中共这种做法的。反对的原因也很明确，因为这种做法属于党治，不合国体呀！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第322页，第七段起：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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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国际笔会独立杂文作家笔会已决定，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章诒和女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会和自由写作委员会均认为，章诒和以三十年的苦难和血泪凝聚而成的文字，赋予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的当代汉语写作以崭新的质地——这种写作不仅仅是对黑暗时代的控诉，更重要的是申明了对不可摧抑的人性尊严的肯定和破坏这一尊严的所有企图的否定。
　　　　
　　　　　　如德国作家黑塞所说，“作家是读取周围世界之良心状态的指针和地震仪”，章诒和的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捍卫人的自由、尊严和历史记忆的勇气。作为当年“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与父亲一起承担了历史的重负。在长达十数年的牢狱生涯中，她曾被迫从事掩埋其他囚徒尸体的可怕工作。有一次，在风雨交加的荒野中，她几乎决心扑到死去的难友的墓穴里，以死亡来终结邪恶势力所给予她的一切凌辱。但她还是坚韧地活了下来，因为她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告诫——父亲希望女儿成为时代的见证人，父亲叮嘱女儿把那个时代的光荣与耻辱都记录下来。
　　　　　　三十多年之后，记忆之流终于迎来了破冰的一刻。二零零四年年初，随着遭到大量删节的大陆版本《往事并不如烟》和恢复原貌的香港版本《最后的贵族》的先后出版，章诒和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文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声誉，而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又为后世研究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尽管不久之后，中共宣传部下令禁止《往事并不如烟》的印刷和发行，但该书早已深入千家万户（包括数十万册颇具中国特色的盗版书），并成为二零零四年度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
　　　　　　章诒和的作品是文学，也是历史，是记忆，也是现实。在当代中国，与专制主义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与官方有意制造的遗忘作斗争。章诒和用文字完成了对时间的超越，为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时代以消灭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反右运动”的真相。在她那冷静而不乏温情的笔下，那些身处备受屈辱的状态却努力保持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们获得了复活。章诒和为我们讲述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康同璧、马连良等旧时人物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里，我们民族依然拥有那么一些高贵的灵魂，他们虽然受到猛烈而凄美的残酷打击、深陷于暴力的阴影下，但他们独自凝视着生命的姿影，注视着生存的漩涡和死亡的石磨，守望着自由这一天赋的价值。他们的存在，让暴君的画像和语录黯然失色；他们的存在，改变了中国恒久以来“成王败寇”的历史观。
　　　　　　章诒和的写作根植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乃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在屈辱中秉笔直书的遥远回应。章诒和的写作也得益于她作为一位优秀的戏曲研究者的身份，她从古代沉沦在社会底层却写透人情世故的伟大的戏曲家身上获得了悲情的力量。她的写作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心灵剧痛，并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信念——尽管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竭力羞辱、贬低和蔑视文化和知识的价值，但是文明将如同压伤的芦苇那样永不折断，人类的良知也必将战胜那些一度看似无比强大的邪恶力量。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相信，章诒和女士以她的生命和写作表明，她是一位严肃的历史见证人和让人尊敬的自由事业的发言人。她给当代汉语写作注入了活力，带来了一种标竿性的尺度。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以能够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感到荣幸。
　　　　　　（颁奖词结束）
　　　　　　
　　　　　　
　　　　　　答谢辞
　　　　　　章诒和
　　　　　　
　　　　　　我从少年而青年，从青年而壮年，从壮年而中年，其间贯穿始终的一件事，是不间断地写检查，写交代，写总结，写汇报。由中年而鬓发皆斑，才开始了写作。如今，因写作而获奖。悲耶？喜耶？但无论是喜是悲，我都要感谢授予此项荣誉的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我的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
　　　　　　这个奖项是给那些独立自由的写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怎样才能独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于任何的体制与权力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作家、艺术家除了成为革命的“螺丝钉”以外，还必须成为“歌手”、“战士”，连沉默都是不可以的，因为沉默被视为消极对抗、心怀敌意。有人不堪体制的束缚企图“自我放逐”，其结果是从地球上长期消失或永久消失。前者如萧军，后者如王实味。渐渐地，那些很有头脑和才气的人，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硬统摄下，经济独立不能独立，让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个人表达的勇气和社会洞察力。如果有人问：近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每个人天性与自由的剥夺。
　　　　　　现在的情况大有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另一种情况随之出现——很多人对“物”的热烈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人性之“深”、对生活之“真”的冷静探究。神州大地，似乎“物”不胜收。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着人道情怀和苦难意识，就很容易发现物质美景背后的灾难与不幸。我们似乎正从一种专制中走出，又走入另一种专横。
　　　　　　我们这些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好？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父亲的一个朋友——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国民主同盟被执政的国民党取缔的时候，立即宣称：“政治问题的根本在文化”，要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他言到行到，写出了《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文章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否则，将重蹈国民党的覆辙。梁先生早已去世，却仍是我的榜样，我们的榜样。
　　　　　　中国一向有着“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但文学毕竟是人学，写作是私人的事，它属于民间，属于社会，与“官学”无涉、无干。官方可以成立宣传部，大搞宣传，大搞“五个一”工程，但从本质上是非文学、非艺术活动。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并以此唤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写作的原动力。
　　　　　　《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牛津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说的都是陈年旧事。这些事浸透着父辈的血泪，而我的笔并不出色，只是字字来得辛苦。有朋友问：“你写作的诀窍，是不是由于记忆力特好？”我说：“我不过是有些经历，并对经历有些认识罢了。”日出月落，絮果兰因。从至大的动静到至微的气息，浅薄的我是永远写不出、说不完的。
　　　　　　奖项是奖励，于我也是一种戒惧。一者，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天的活头。命是个定数，谁也难以预料。 二者，本人能力水平极其有限，未来的写作很可能是个虎头蛇尾的结局。像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言。
　　　　　　再次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2004年10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