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画家潘玉良

传奇画家潘玉良:"一生背着妓女耻辱十字架"(组图)






在欧洲留学了7年的潘玉良，1928年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回上海美专任教。谁料，在欧洲已经获得承认的潘玉良，回国后仍然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使她在“假画风波”、画展受辱之后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潘玉良在法国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祖国，然而直到她去世，这个心愿也未能完成。所幸她的画作最终回归了祖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画魂回来了。

回国任教引来假画风波

潘玉良把她的得意之作《酒仙》和另外一幅裸女画，送去参加了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别具一格，所以引人注目。在那次展览之后不久，她的作品就在别的展览会上获奖了。在一段时间里，饿肚子的问题，起码暂时地解决了。一个追求艺术的人，靠艺术竟然养活了自己。达到这个境界，我们说，她可以称为画家了。令人感慨的是，她回国以后却被别人说成是骗子。

1927年，刘海粟到欧洲见到了潘玉良，就邀请她说，你回国吧，到我的学校去任教。潘玉良很高兴。1928年，她回到了上海美专。当时她坐船到上海时，上海美专的很多老师到码头去接，包括王济远先生、洪野先生。在美专，一开始是老师，后来当了西画系的主任。那时不仅是老师们欢迎她，而且老师们还为她举办了第一次的画展，这个画展的名字用得非常地响亮，叫做《中国第一位女西画家画展》。她成了当时西画界引人注目的排头兵之一。然而，社会上一些人始终不相信，说一个妓女一个小妾，居然能画出这么好的画，社会上的风言风语特别多，有的人还提出一个证据，说这画肯定是洪野先生画的。理由是，潘玉良每个月都给洪野先生钱。其实当时洪野先生得了比较严重的肺病，孩子一直没有工作。潘玉良报恩，她每一个月把自己工资的一半拿出，而且很准时地送到洪野先生家，所以洪野先生一家对她是非常感激的。面对这种质疑，潘玉良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她举办第四次画展的时候，她把她的一些比较得意的作品都拿出来了。画展之前举办的记者会上，她遇到了一个麻烦，有一个记者居然站起来问她，“潘女士，这些画据说都是别人画的，你每个月还会给那个人钱”。全场安静了，听她回答。潘玉良这时做了一件事，她笑了一下，然后就走到了一个在临摹她的画的学生前，把画板借过来，色彩借过来，当着记者的面，自己对着玻璃窗子，画自己的自画像，唰唰唰，一会儿就画好了，然后给大家看，下面是一片掌声。但是一个堂堂的教授被人逼得要当场作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屈辱啊。所以潘玉良心里确实很郁闷。

有一次开系务会议，作为一个主任, 她说，“前辈们有什么意见？” 有些前辈们就说了: “我们这些前辈已经没用了，现在都要从外面过来的，有洋墨水的。”潘玉良还忍着，毕竟她自己还是学生出身。可是有一个人居然站起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呢，你在这儿当一个什么官，也不过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叫‘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还在点她的那个妓女出身。潘玉良站在那儿一句话没有说，一记耳光就打上去了，这一记耳光打上去，可以说，她和上海美专决裂了。她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远在威尼斯的刘校长，表示辞职。第二封给了当时主持上海美专工作的王济远先生，表示自己要走。第三封信给了中央大学的徐悲鸿先生，答应到中央大学来全职应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再是跨两个学校了，我到你这里来工作了。

画展受辱，家庭压抑，玉良无奈再度出国

当时她根本就割舍不了她的母校，那里有洪野先生、王济远先生，还有她的很多同事，特别是那地方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地方，所以她割舍不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徐悲鸿和刘海粟之间的矛盾。刘海粟和徐悲鸿之间的恩怨，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儿，他们两个人之间那场论战，波及亲人也好，朋友也好，画坛也好，影响非常深远，直到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专门给他们两个人之间做调解。难题实际上就给了潘玉良。因为一个是她的老师，一个是她的学兄，所以他们之间怎么个关系处理呢，两边都要求她来。所以她当时干脆自己辛苦一点，两边跑。不过，这个奔波结束了，她离开了上海。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她以为来了以后，回到家了。还有中大，中大可是当时的数一数二的全国的重点高校，再加上她的学兄在那儿，也是当时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可以有一番天地给自己来施展，但是南京却又成了她的一个伤心之地。1936年的1月28号，她在南京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画展，这一次画展，应该说是她多年来一个总结。有两幅画最引人注目，一个叫做《人力壮士》，还有一个叫《大忠桥》。《人力壮士》这幅画，整个画面可以说是裸体的一个男人，搬着一个大石头，石头下面压的是小草，请注意一下这个时间，1936年，正是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开始侵略中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她是把日本这个侵略看作是一个石头，而把中国人要搬下这个石头作为她的一个心愿。《大忠桥》画的是南京的秦淮河的大忠桥，实际上大忠桥是纪念当时明末黄道周所建的一座桥。这一幅画就画在1936年她画展的1.28前的那几天，她的目的很清楚，她告诉我们，就是要有一种民族精神，要有这种抗争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看了这个画之后，给了一千大洋，要把它定走。其实不仅是买你的的这个画，我要买的就是这个精神啊。可是第二天，把画展的门一开，她惊呆了。那个已经被人家定了一千大洋的《人力壮士》上，不但被人家用刀划破了，上面还写了几个字。叫做妓女对嫖客的歌颂，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男性的裸体画，所以潘玉良看到都呆住了。整个画展是狼藉一片，有些人还把她的画偷走了。《大忠桥》也不在了。这件事, 潘玉良受到了很大刺激。潘玉良的一生，有一个东西始终让她摆脱不掉，在一些人眼中，她一生中都背着妓女那个耻辱的十字架。但是紧接着家里面的一件事也出来了。潘赞化的大太太来了。就是大老婆，这个正妻来了，这在古代、旧社会，对于小妾来说，这是一种没有办法摆脱的束缚。电影当中就有这个情节。虽然这么一跪，完成了这个礼仪，但是她心中的屈辱和痛苦，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潘玉良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艺术上不被人理解，回到家，恐怕还要受到一定的压抑。在这个时候，法国邀请她去，开画展，她第二次离开了祖国。1937年潘玉良在黄浦江边和潘赞化依依惜别之后踏上了去法国的邮轮，这一走就是40年。在法国，她被人们称为"三不女人"，就是不恋爱、不入外国籍、不与画廊签约。前两项好理解，那是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对祖国的赤诚，可这第三点不与画廊签约就意味着可能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因为和画廊签约就好比现在明星找经纪人，这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她为什么坚持不干呢？可以说是因为人格的独立，也可以说艺术的独立。在1960年，她实际上已经搬到了法国的一个小镇，叫做蒙巴拉斯。她自己也就住在小镇的一个小阁楼上，经济上比较窘困，她没有单独的画室，把卧室当成画室，她几乎在那个地方一天都不下楼，绘画。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差距很大。福利上面肯定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她就是不入籍，为什么，有一颗中国心。

潘玉良到了法国以后，一直把回国作为她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一直到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她还是不断地见人就说我要回国。漂在外国的学子，他回不回国，怎么回国，除了自己的信念之外，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气氛有很大的关系。就说潘玉良，在1949年到1951年的时候，她多次说要回国，但那时她的信念还不是很坚决，因为她觉得自己还没有那么特别地成功。到了1958年的时候，她在法国举办的一个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的美术展览会获得了成功，她在高兴之余准备回国了。这时，有人给她看了一份报纸。报上说，中国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反右斗争，而且报上面还点名说刘海粟成了大右派。潘玉良在法国，她第一不懂什么叫右派，第二，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刘海粟变成大右派是什么概念，所以她就写信问潘赞化。潘赞化在回信中告诉她右派就是敌人，而且说，现在刘海粟是右派，所以刘海粟就是敌人。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现在潘牟也是个右派。所以，潘牟也是个敌人。这个潘牟是潘赞化和大太太的儿子，长子。看到这样的信，潘玉良心里想，怎么潘牟也成了敌人，刘海粟后来发展成什么样子，她不敢说，但是潘牟她是知道的，当时他们曾经在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感情很好。再看信的下面，潘赞化可以说话中有话了。说你现在是一个老太太了，长途跋涉很劳顿，天气又冷了，暂时就不要回国。这个天气冷了是不是双关语啊？看来潘赞化依然还在用自己的爱支撑着、支持着潘玉良，这也许是潘玉良后来不断向艺术高峰攀登的一个动力吧。因为在1959年巴黎市长为潘玉良颁发了"多尔烈奖"，同时宣布，她的那尊张大千塑像被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这是这个艺术馆第一次收藏东方女性作品，这个荣誉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潘玉良很高兴，当天她就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潘赞化，照片上写着"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这个时候，潘玉良一方面想得到潘赞化的夸奖，另一方面，她真的要回国了。但是又没有回成。因为1960年她得到了潘赞化去世的消息。这个对她打击很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再也不提回国的事情。所以，有人说像潘玉良这样的女子，往往是一脚幸运一脚蹉跎，幸运的是她的艺术道路，蹉跎的是她的情感历程。如今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潘赞化已经走了，这个时候我们恐怕要转一个话题，那就是在她最经典，最得意的两件雕塑作品当中，除了一件张大千塑像之外，还有一件是王守义塑像。有人说王守义是潘玉良在巴黎的情人，是这样吗？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王守义是潘玉良在法国生活期间一个重要的人物，是闯入她后半生生活的一个男人。王守义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后开了一家中餐馆，出国前他结过婚还有个孩子。1937年潘玉良再次来法国时，他们相识了。那时潘玉良生活极其窘迫，一次王守义去看望她，发现她饿得脸色很难看，于是临走就悄悄地将20美元塞在了潘玉良的门缝中。当时，20美元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为此潘玉良非常感动，从次两人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但这么多年，潘玉良一直在惦记着潘赞化。也正因为这样她,  (潘玉良)心中有一种愧疚之情，她开始塑他的头像，而且王守义的像塑造出来后，她不是送到博物馆去，她也不是把它送到外面去展览，而是放在自己卧室。后来，潘玉良是把王守义作为一种情感倾诉的对象，有什么内心苦恼都和他说，生活上的困难也请他帮忙，王守义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直到1977年她的去世。1977年潘玉良去世后，王守义出钱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买了一块墓地，王守义亲手写的墓碑的文字:潘玉良艺术家之墓。其实最终潘玉良身体没有能回来，但后来她的画作实际上是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潘玉良临终之前，交代守在旁边的王守义，可以说是临终遗言，她有三个要求。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表明她还要做一个中国的女人。第二，她留下了两个遗物，一个是挂着一个鸡心盒的项链，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是当年潘赞化和潘玉良结婚时的一张小照。一直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个是一块怀表，是她第二次到法国的时候，潘赞化把她送到江边时给她的。这两样东西，她交给了王守义，她交代一定要把这两样东西再转交给潘家的后代。第三件事情，就是她的夙愿，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1978年，王守义回国找潘家的后代，结果，潘牟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了。他在黄埔江边，国庆节前夕，把潘玉良的两份遗物交给了潘家的媳妇。王守义回到中国之后，本可以不走，但他还是回法国了，为的是把潘玉良的作品带回国。但是天不助人，回去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耳朵后面好像有一个肿块，到医院去查，是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很快他在医院里面十多天就去世了。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的家人主要是在中国大陆，他的后事都是靠他的朋友们帮助料理的。由于没来得及买墓地，王守义后来被葬在了潘玉良的墓穴中，墓碑上面又加上了王守义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王守义真正做到了在最后的岁月中，以及以后的岁月中，一直陪伴潘玉良。可是王守义离开了，潘玉良的作品该怎么样回国呢？国家和政府，经过中法之间政府的交涉，到1984年，潘玉良的作品开始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一共有四千多幅，全部回到了祖国，而且大多数都藏在现在的安徽博物馆。后来潘玉良的作品，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会上，潘玉良画于1949年的一幅自画像以人民币1021.8万元成交，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有人说，潘玉良是中国的女梵高。梵高的画像之所以得到那么高的评价，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梵高的身世非常地曲折，也令人感叹，潘玉良同样如此。在现在美术史上，研究潘玉良，无外乎两点，一点，潘玉良的艺术确实有她的特色，因为她是属于西学东鉴的艺术结合过程的一个代表人物。更重要的一点，是潘玉良身上那种不屈的奋斗精神，这个更值得人们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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