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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发动的时候,我出生两年了。听母亲说,那个时期情势异常特殊,已经从南方到达西北地区参加祖国大西北建设的父母,当然跟着国家运动发展无可避免地参与其中。
由于母亲是电厂子弟学校的老师,相对于电厂各个部门的职工来说,接受运动的时间,也就是开会,斗争,自查,揭露他人,她的互动便相对多得多的。 记得我4,5岁的时候,母亲被送到了什么干校集中学习,二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我去看妈妈。妈妈应该是与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们被集中在某处学习,劳动和提高思想境界吧。他们被关在一处的人们好像还得互相贴大字报,揭发彼此的问题,或者自揭自己的问题。妈妈就是一个特别会自我批评的人,估计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十年被历练出来的吧?她说,她曾经揭发过子弟学校的蔡校长,然后被此位校长恨了一辈子,整了一辈子。文革彻底结束的时候,我读了更多的书,接触到社会更广阔的范围以后,我知道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其实在文革十年期间应该算是最最幸运的人们。
妈妈说,父亲有一次下了夜班半夜就被人揪到了什么黑屋子里去,眼看爸爸就要被人活活弄死了,而妈妈却在千均一发时刻及时赶到,一场谋杀父亲的阴谋就地破产,而欲意杀害父亲的人,其实也只是与父亲在平日里有摆不到桌面上的鸡鸡屁屁的琐事小事,勾心斗角而已。爸爸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工人,脾气死坏死坏的,还喜欢四处管闲事,所以有人想借运动的乱世,把爸爸弄死。妈妈是接到了爸爸同事的告知,立即赶到了现场,而想弄死爸爸的人,家里的孩子则是妈妈的学生,而妈妈是被学生永远颂扬和爱戴的老师,所以把爸爸轻松救回了家。那以后爸爸下夜班的时候,手里总是拎着一根铁棍用以防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来侵犯父亲了。
妈妈说,文革中她的几个大个子,调皮的学生确实有一次把学校的蔡校长抓到了破旧的教室里,捆绑了起来,因为这位校长平时一脸的严肃,从来不给老师与学生好脸色,因此学校里没有谁不恨他的。有其他学生赶到家里告知了母亲,妈妈立即赶赴现场解救了蔡校长。妈妈说蔡校长一定是误以为她指派自己的学生捆绑了校长,并差点要了校长的命。其实妈妈真得是救了校长,但是校长从此恨上了母亲。 长大了的我,常常咀嚼回味妈妈说的校长恨她一事,我觉得校长不傻,他完全明白,如果不是妈妈及时赶到,他早就没有命了。校长就是一个根本不会露笑脸的人,他天生没有笑腺分泌,对家人对同事对所有人都是一副恶亨亨的嘴脸,或许也正是他此种嘴脸才保证了厂子弟学校从来没有出过大乱子,没有整死过人,而他始终保住了校长的位子。妈妈当年在学校的不得志,完全是国家大形势不会让她这般出生不好的臭知识分子好过,跟校长整她,或者不整她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当校长的老蔡,真心要整妈妈,在那样的年代把妈妈整死非常容易。
电厂里当年的的确确爆出过一人打死五人的惨案。一位黄姓,当工人的男士一天下了早班,突然疯了一般拿了一根半人高的铁棒见人便往死里打,从电厂的大门口一直打到医务室,医务室一位女医生和护士被当场打死。后来说是勇敢的朱大夫把罪犯关在了一间屋子里,等待公安人员赶到抓捕了这位死刑犯。该犯人迅速被枪毙,在我们厂区开地公审大会,听说因为他的父亲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揪出来,被政府处决了,他接到家里的信立即发疯了,即刻兽性大发,打死了无辜的五位人士。这是文革期间我亲身经历过的唯一一次,一人打死其(他,她)五人的恶性事件!或许由于电厂是一个国家特保单位,或许我们的老厂长老毕是一个特别善于适应复杂形势下的智慧型老干部吧,他以自己的智慧敏捷,仁义博爱保住了文革十年期间电厂正常运作,他自己屹立不倒,全场职工安心工作,兢兢业业,有吃有喝,有住有穿,大家平等,互助互帮。那位姓黄的杀人犯也是在他父亲被冤死的特殊情况下,而失去理智杀人的!
今天看到介绍新任国家高层领导刘鹤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活活整死的报道,让我再此翻看了一下那个时期关于整死人的相关资料。按照叶剑英老帅的说法,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间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多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当年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死于无法无天?其实真得很难统计出一个符合实际的数字,但我们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却是被活活整死了。家中有亲人在无法制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整死害死的,即使是从切身实际出发,对法制社会的全面落实建成亦应该是最迫切的实际需要吧?希望自己有亲人被无辜迫害致死的领导人,可以站在亲人的角度和人民大众的角度,为建立与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国家与社会竭尽全力,不忘责任!以避免更多无辜的父亲因为无法无天而莫名其妙地惨死,毕竟如我当年经历过的电厂厂区生活是特殊乱世中不可多得的幸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