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年华： 学术与心术

学问大的人未必人品也好，这话相信没有人反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期那个世界有名的泌尿科专家雇凶打人事件。但是学术和心术其实是大有关联的，心术不正的人，其求学问的目的、手段、心态、过程，都会直接影响到学问成就，所以心术正、人品好的人如果决心做学问，一定能做出大学问，反之则未必。也就是说，学问好的人，未必能把人品和心术都修炼好。学术是物质层面的研究，心术是精神面貌的升华，精神面貌决定了学问成就的高低，西彦云“Attitude determine latitude” 便是这个道理。

古往今来的大文学家、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多是顺天应人德才具备的。中国读书人都津津乐道“学而优则士”，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是别忘了，在这之前还有个“修身齐家”，再之前还有个“诚意正心”。可见圣人也明白，心术的好坏决定学术的精粗。心术的好坏大部分是天生的，但是也可以透过后天的学习来补救，所以圣人在“诚意正心”之上，加上了“格物致知”、“格物明德”，意思是希望人透过对物质世界的了解，而归纳出天地运作的大规律大道理，从而改变自己的心智去顺应天道，再用自己的明亮洁净的德行去感化天下。但是现在的人都狂傲的不得了，明白了一点宇宙规律的皮毛，就高呼要战天斗地，“敢让日月换新天”，因而心术没有得到改善，天地倒是给毁得一塌糊涂。这是别话，掠过不提。

最近看纪录片“梁思成和林徽因”，深深被当时知识分子追求学问的执着和心胸所感动。是那种纯洁的历史使命感，催逼他们为学问献身；是那种对国家民族的担当，鼓动他们忽略个人的尊荣享受，为着一种更高尚的理想奋斗。那种夫妻与父子之间，以愿景相勉，以道义相约的感情，是我们小老百姓无法体尝的。梁启超在写给儿子梁思成的书简里，不是把他单纯当作儿子来看，而是把他看成知心的朋友，可畏的后生，和国家未来的栋梁。他的语气不是训导和唠叨，却是和好朋友讨论人生一样，把自己的看法和儿子分享。当然梁启超作为国学大师，新文学运动的启蒙者，其胸襟与见识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媲美的。但是培养儿子的这种心态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梁思成得乃父言导身传，胸襟博大、见识不凡，甘愿舍弃高薪厚禄，为建构中国现代建筑学术殿堂而献身，终成一代建筑学术大师，并历十余年颠簸流离之苦，走访西北200多个县城，实地考察早已湮没的古代建筑，破译了古代建筑宝典《营造法式》，为保护和维修中华古代建筑遗产作出史无前例的贡献。他的著作《中国建筑史》几十年来都被用作中国建筑史界的教科书。可见一个心胸广大、动机纯正高尚的人，如果研究学问，其学问也可以无量无涯。

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的人知道林徽因，大概还要归功于徐志摩。但也因为如此，一般人所认识的林徽因，也就不过是个徐志摩所热恋的大家闺秀而已，起码我自己就是这么看待林徽因的。年轻时受鲁迅的影响，把徐志摩和“新月社”为代表的诗人文人们都归纳到只知道风花雪月的小资加酸儒，他们的热恋对象理所当然也是烟视媚行的女小资。其实林徽因从小就才华横溢、见识不凡，她的父亲都不敢把她当成普通的女儿来看待，十几岁就带着她到欧美各地游历，作为父亲的知交好友兼秘书。后来林徽因成为丈夫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重要伙伴，两夫妻辗转大西北考察古迹。风尘扑扑加上抗战期间的劳苦奔波，使得林徽因患肺病而英年早逝。

在五四前后到二战前夕的二十年里，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烽火连天的二十年，却也是中国近代史里，最百花齐放、最百家争鸣的二十年，从学术思想、到各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到政治主义思潮，在那二十年里都得到空前发展。但是几乎所有成就非凡的学者和思想家，都是站在历史和国家民族的高度去要求自己。心术不正专门图一己之私的人，其学术的造诣也受他自己险隘的心胸所限，未必能有什么突破。 看过古人的学术心术，再回头看看中国现代学术界造假成风、急功近利的乱象，不能不让人心有戚戚焉，是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