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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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最后一次携妻徐雯波离开成都，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北的时间是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自此一别，直到1983年4月1日，他病逝台北，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离开大陆后，他先后旅居过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国，最后定居台北。足迹遍布欧美、东南亚。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刘力上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做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刘力上亲耳听大千先生说过，张还反问力上知不知道润之先生是谁，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我问刘力上，既然张大千对国共两党既无恩仇，也无亲疏，为什么又要离乡去台？刘力上回道，说大千先生一点儿也不怕共产党，不信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也不符合实际。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所闻，并存戒备之心的。这是一。二来，他考虑到共产党新政府搞供给制，以后卖画给谁呢？如果不能卖画的话，今后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办？谈到这里，刘力上插了一段徐悲鸿托人捎信，邀请大千先生北上，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的故事，大千先生亲口对他谈起此事，他听后高兴地说：“好啊，老师，咱们一起去吧！”大千先生踌躇片刻说：“你老师一走，师母、师弟、师妹们郎格办?王灵官会放过他们吗？”表面上看，张大千是怕成都的军阀王陵基的捣乱迫害，实际上心里是在盘算：三千斤小米够什么用？
张大千先生的老友叶浅予，看得更为透彻：“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退居西南一角，作为自由主义的艺术家，又依恋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系，对中国即将来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会有反感。原因很简单，他怕在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社会，没有他的用武之地，说穿了，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也许活不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告诉我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二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以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张大千的态度是，对于亲友的劝说信件，或婉言谢绝，或不予回复。对于中共官方的宣传工作，能回避则回避，不能回避，就左右周旋。总之一句话，他不愿意回归大陆。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若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四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从国家主席到小公务员、小职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上世纪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最近，笔者从张大千的侄孙（三哥张丽诚的孙子）张之先处，读到了一些张大千致张丽诚的家书，这批家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的，信中所叙的多属家庭生活及手足之情，其中有一封写于1961年5月29日（阴历）的信，颇能说明问题……1961年，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难逃，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人祸”更是惨重，消息传到迁居巴西的张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托香港的学生，寄了一批食品给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欲。
从政治上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反感。说张大千一点儿也不想回来看看，看看故乡的亲人，看看老朋友，有点不近情理，但是他心里的确真害怕，怕扣住他不放，怕扣住他算账。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张大千上世纪五十年代果真回国了，他能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吗？即使“反右”这一关“保护”过去了，“文革”这一关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这也是张大千迟迟不归的根本原因。
张大千最后一次携妻徐雯波离开成都，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北的时间是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自此一别，直到1983年4月1日，他病逝台北，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离开大陆后，他先后旅居过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国，最后定居台北。足迹遍布欧美、东南亚。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刘力上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做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刘力上亲耳听大千先生说过，张还反问力上知不知道润之先生是谁，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我问刘力上，既然张大千对国共两党既无恩仇，也无亲疏，为什么又要离乡去台？刘力上回道，说大千先生一点儿也不怕共产党，不信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也不符合实际。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所闻，并存戒备之心的。这是一。二来，他考虑到共产党新政府搞供给制，以后卖画给谁呢？如果不能卖画的话，今后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办？谈到这里，刘力上插了一段徐悲鸿托人捎信，邀请大千先生北上，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的故事，大千先生亲口对他谈起此事，他听后高兴地说：“好啊，老师，咱们一起去吧！”大千先生踌躇片刻说：“你老师一走，师母、师弟、师妹们郎格办?王灵官会放过他们吗？”表面上看，张大千是怕成都的军阀王陵基的捣乱迫害，实际上心里是在盘算：三千斤小米够什么用？
张大千先生的老友叶浅予，看得更为透彻：“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退居西南一角，作为自由主义的艺术家，又依恋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系，对中国即将来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会有反感。原因很简单，他怕在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社会，没有他的用武之地，说穿了，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也许活不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告诉我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二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以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张大千的态度是，对于亲友的劝说信件，或婉言谢绝，或不予回复。对于中共官方的宣传工作，能回避则回避，不能回避，就左右周旋。总之一句话，他不愿意回归大陆。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若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四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从国家主席到小公务员、小职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上世纪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最近，笔者从张大千的侄孙（三哥张丽诚的孙子）张之先处，读到了一些张大千致张丽诚的家书，这批家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的，信中所叙的多属家庭生活及手足之情，其中有一封写于1961年5月29日（阴历）的信，颇能说明问题……1961年，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难逃，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人祸”更是惨重，消息传到迁居巴西的张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托香港的学生，寄了一批食品给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欲。
从政治上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反感。说张大千一点儿也不想回来看看，看看故乡的亲人，看看老朋友，有点不近情理，但是他心里的确真害怕，怕扣住他不放，怕扣住他算账。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张大千上世纪五十年代果真回国了，他能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吗？即使“反右”这一关“保护”过去了，“文革”这一关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这也是张大千迟迟不归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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