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血与火中走出死结 ( 下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顾和反思

中国在血与火中走出死结 ( 下 )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顾和反思

文 / 乔亮

北卡州留学生的抗议活动

从 1989 年 6 月 4 日这天开始，中国国内的民运被强力扑灭 , 民主的火种移到海外。六四的枪声，且不论它是正确与否，至少向大家证明了大陆留学生们从小上“政治课”学到的真理，即国家和军队是统治者用来镇压人民的机器，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不管一个政府是否“人民政府”，一支军队是否“人民军队”。在需要镇压时，是会镇压的；在接到命令开枪时，是会开枪的。六四的枪声，可以说是给中国人的清醒剂。

六四以前，大陆留学生中还存在“学自联”和“联谊会”之分，六四枪声一响，联谊会基本上就和学自联合并为一体，成为游行抗议的先锋。比如说北卡的三角地区，从来就没正式成立过有别于联谊会的“学自联”，前文中提到的汤尼后来回忆说：“六四以后，大家人同此心，支持民主，抗议镇压学生运动。原来我们几个学校还在筹建学自联的，现在大家都在一条阵线上了，就不用费劲再成立一个新的学生组织了。”

当时中国学生的主要活动有：抗议、游行、募捐、讲演。在北卡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是庭孟西事件。庭孟西是威克佛沃斯（ Wake Forest) 大学的学生。六四前他和同系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去北京实习，在中国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交往甚密。六四过后，他们的实习团奉命紧急离开中国。当时，有些中国学生将六四现场的两盘录像带托他带出，他没有征得老师的同意，就私自将录像带运出中国，交给了某大电视台的主播。庭孟西一夜之间成了“英雄”。但是，他的领队老师不干了。因为庭孟西去中国之前曾跟学校签署了一纸协定，保证不做任何事危及老师和同学的安全。庭孟西的带队老师以为，庭孟西此举，如果被中国政府查出，少则损害了 Wake Forest 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多则会连累大家去蹲中国的监狱。报告交到了校方，校方对庭孟西的裁决是他违背了学生道德准则，要予以开除。 《新闻和观察家》登载了这则消息，在北卡三角地区的留学生们知道了，就联手上书，为庭孟西说情。

当年的组织者之一汪先生回忆说：“我们知道这事以后，马上和知情的记者取得联系，找到了庭孟西的联系方式，打电话给他。一方面表达中国学生们对他的感谢，另一方面问他要帮什么忙。庭孟西说如我们能替他向校方解释一下，他就感激不尽了。于是我们草拟了一份请愿书，连同《新闻和观察家》的文章一起发到互联网上，马上就得到北卡各所大学学生会的支持。”汪先生他们最终得了全美和加拿大几十个大学中国学生会的签名支持。后来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为庭孟西说情， Wake Forest 大学高抬贵手，只让庭孟西回家休学一年，一年后回校还能继续读完他的学位。

除了帮助美国同学，北卡州几所大学的留学生还义卖 T 恤为民运募捐，当时有一款青年学生挡坦克的 T 恤很受欢迎，常常被学生们一扫而空。

昙花一现的海外民运“高潮”

“六四”事件的结果，是全球华人自发的抗议活动，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海外的华人们慢慢地围绕在海外两个团体的周围。

第一个团体是学自联，也叫 IFCSS 。全美学自联于 1989 年 7 月在芝加哥正式成立，第一届全美学自联主席和理事会是由全美一百三十多所重要大学里的学生会选举出来的。主席名叫刘永川，副主席韩联潮，秘书长刘亚东。当时选举的时候，刘永川的对手是丁健。两个人都曾在天安门广场上支持过游行示威的学生。第一届全美学自联也搞三权分立，除总部外，还设有理事会 15 人和监察委员会 5 人。全美学自联成立后，刘永川又召集了全加学自联，全英学自联和全德学自联等组织开会，成立了全球学自联。

第二个团体是“民主中国阵线”（简称为民阵）。民阵于 1989 年 9 月在法国巴黎成立，是由“六四”前后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中国民运领袖们组成，其中包括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体制改革幕僚严家其、陈一咨、苏绍智等，知名社会知识分子刘宾雁，方励之等，电视连续剧《河殇》的编剧苏晓康，四通电脑公司的老总万润南，学生领袖沈彤、李碌，吾尔开希等。后来出国的学生领袖柴玲、封丛德、王若望等都在民阵里呆过。除了民阵以外，刚从所谓“倒王事件”中缓过劲儿来的王炳章、徐邦泰、胡平、倪育贤等人，为了抢回已经失掉的海外民运领导权打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和“民联”等旗号。

学自联和民阵，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学自联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一样，从来没有跟中国官方彻底决裂过，除了抗议“六四”镇压以外，学自联从来没有提出过真正政治诉求。后来成为第三届全美学自联秘书长的薛先生回忆说：“当年学自联里也是两大派，一派比较激进，要跟政府决裂；另一派比较温和，主张对话和在体制内做改革……”至少在学自联成立的前几年，温和派的声音还是比较强的。民阵则从一开始就聚集了已经和共产党翻了脸的人，其纲领则要激进一些：“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民营经济，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中国。”

1989 年的海外民运高潮之一是“十一”华盛顿中国民主大流行。当时在北卡读书的汤尼回忆说：“我们学校去了足足一百多辆汽车，中国大陆的学生基本上都去了，同行的还有从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来的学生，大家同为炎黄子孙，灾难来临时就同仇敌忾。”据全美学自联网站统计，当日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一百多所院校的学生和学者约 4000 多人，冒雨支持学生的当地侨胞约 3000 多人，最远来参加的是从加州 UC Santa Barbara 的 60 多名学生。

汤尼回忆说：“大家当时冒雨围住中国大使馆，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口号一声高于一声。后来，有人说看到使馆内有人在偷偷对示威的学生拍照。大家都火了，口号喊得更激烈，从李鹏到邓小平都打倒过一次还不够，最后连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都喊出来了。” 1989 年的十一大游行，在北卡州三角地区读书的大陆学生大部分都去参加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由于有的学生开车往返疲劳过度，回程时在 95 号高速公路上还发生了车祸，有人受伤。

1989 年中国学生的抗议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回响。 1989 年 11 月 9 日，新东德政府宣布柏林墙开放，致使数以万计的柏林市民走向街头拆除了柏林墙，为十一个月后的东西德统一，以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结束，奠定了基础。

寻求保护，留学生游说美国国会

早在 1989 年 6 月，当时的加州民主党国会议员，现在美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南茜·普萝茜（ Nancy Pelosi ）就提出了保护在美的留学生和学者的法案，要求将愿意留美的海外中国人全部给予居留权。消息传出，留学生中反应强烈，当时中国条件不好，大部分的留学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总是千方百计想留在美国。汪先生回忆说：“当时有些中国学生拿了公派的 J 签证。这些人得到了学位后，既不回国，也不找工作，而是想方设法再去读另一个学位或做个博士后，反正是赖在美国不走了。“

全美学自联一成立，就将说服国会议员支持留学生保护法案当成首要任务。在学自联的领导下，大家都很努力地游说，要求所在州的议员们支持这个法案。汪先生他们负责了游说北卡州的国会议员的工作，他说：“当时我们真没想到美国的国会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应学自联总部要求，我们一行人开车到了华盛顿国会山，也没有做约定，直接就闯进了本州议员的办公室。人家工作人员一听是中国留学生，就给我们开绿灯，有的议员不在没有办法，可所有那天在国会山工作的议员们全部都见了我们，并耐心地听我们的游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第一次显示了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力量。

普萝茜法案后来通过了，但被当过中国大使深知中共操作方式的老布什总统所否决。老布什知道，任何东西一成了“法律”其严重性就上升百倍，他在否决普萝茜法案之时，同时又颁布了一项行政指令，对因签证过期的中国大陆人不与遣返。后来由参议员戈尔登和肯尼迪提出了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 S1216 案，经过学自联和广大“六四”支持者的不断努力，终于在 1992 年 10 月 9 日经两院通过，并由老布什总统签署成法律，让 1990 年 4 月 11 日前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都能申请永久居留权。

S1216 法案的通过，全美学自联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力图将在中国保护人权、发展民主和中国的贸易最惠国资格联系起来，这两个法案，都受到了老布什行政当局的反对。当时任学自联秘书长的薛先生，在谈起留学生保护法案的意义时说：“现在看起来，当时这些人留下来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这些人虽有学位，但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回国也是食洋不化，照搬外国的一套，只会误事。再者，中国的环境对于他们本身的发展也不利。留在美国不管怎么说对这些学生们都有好处。”

梦醒时分：海外民运走向式微

海外民运的解体，其实从 1990 年就开始了。 1989 年，当“民阵”在巴黎成立不久，民阵筹备组组长、民阵理事陈一咨就与第一任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展开激烈内斗，史称“万陈之争”。两人因此反目成仇，在媒体发表文章互相攻击。第二届民阵竞选主席时，由于两人谁也不让谁，主席严家其和万润南及陈一咨一起去请方励之出山，被方拒绝，又去请刘宾雁，刘也不愿意出来竞选，最后还是万润南获胜担任第二届民阵主席，而陈一咨和朱嘉明等人则退出了民阵。

1992 年底布什总统签署了留学生保护法案以后，在海外的大陆留学生的民主热情一下子降温了很多。汪先生对这个现象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的许多活动，是受到恐惧和贪婪两个因素所影响的。恐惧的力量往往大于别的力量。当初很多留学生投身海外民运，一开始是出于义愤和正义感，过激的事做出来了，又害怕政府对他们不利，于是就不想回中国。为此，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可是，你要人家保护你，你就要做点事，值得人家去保护。现在看回去， 1990 年以后学自联支持游说留学生保护法案及反对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行为，其根本在于如此。当留学生保护法案通过了，大部分留学生解决了身份问题，反中国政府的动机已不复存在，留学生们下一步是找工作买车买房子实现美国梦，谁还有精力搞什么民运？”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因素之一，当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导下渐渐摒弃共产主义，恢复自由市场经济。随之而来的是 1992 年夏天的未遂军事政变，戈尔巴乔夫被囚禁，叶立钦反击占领莫斯科。最后军事政变失败，苏联解体，混乱和经济衰退接踵而来。这事给海外的热衷于民运的中国人予与当头一棒，要是当初“六四”不开枪，说不定现在中国也落得个四分五裂，像苏联一样的下场。因素之二，当时海外的留学生人数迅速增长，有很多是 1990 年 4 月以后来美的学生，许多人在大陆时多少也都涉入过 89 学运。这些留学生见布什总统的行政命令和后来的保护法案不包括他们，而只包括在他们看来没参加过中国民运，只是隔岸摇旗呐喊的海外华人，不管出于什么心态，反正是不舒服。有一段时间，他们还组成了“反游说”，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不要通过 S1216 法案。这两股势力的内斗，使不少留学生从此退出海外民运。因素之三，学自联内也出现了分裂。一批人还是抱着“民主自由”的理念，变得越来越激进，而另一批人则作了 180 度转弯。反过来支持中国。薛先生是后一批人，他回忆说：“当时六四已经过去几年，老是慷慨激昂地声讨中国政府似乎缺乏新意。同时，我们意识到，到了后来，每年六四，国会山就成了美国各种反华势力的焦点，很多人对中国本身不友好，他们只是在利用留学生。“ 薛先生他们一派在学自联选举中败于激进派，从此离开学自联，转而在美国波音公司支持下，在国会山每年游说，要求议员们支持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在大陆留学生人心涣散之际，海外的民运也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危机。为此， 1993 年 1 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民阵和民联召开合并大会，起初推出刚从国内出来的王若望整合海外民运，后来老民联的徐邦泰、朱嘉明、杨建利等故态盟发，大搞黑箱操作，最后将徐邦泰推上“民联阵“的主席。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各路民运人士对这次大会的选举不服，也不愿意两个组织合并，闹腾了一阵之后，终于在 1993 年年底在澳洲开会，恢复了民阵和民联两个组织。

就在海外民运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1992 年 1 月在地球的另一面， 87 岁的中共老人邓小平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他经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重新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火种。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政治上保守谨慎，经济上大胆改革的道路。

从 1993 年到 1998 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建设从慢慢复苏到突飞猛进，人的生活素质大大的提高。在这段时间，海外民运闹得最凶的其实是香港，那是因为港人们面临着九七回归，心怀恐惧而作，类似六四后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心态。“九七”过后，天没有塌下来，歌照听，马照跑，港人的民主运动也平静下来。

与此同时，海外的民运各帮派内斗越演越烈。“民联阵”的徐邦泰等动手夺取《中国之春》，胡平和丁楚等斗不过他们只好另起炉灶再办《北京之春》，王炳章等人趁着六四创办的“自由民主党”发生分裂，一个被称为“王记”，另一个由倪育贤当头的称为“倪记”。海外华人为每一个成功地从大陆逃出来的民运人士鼓掌，象 1994 年出来的王军涛、陈子明、 1997 年来美的魏京生、 1998 年来美的王希哲等。但一旦光环褪去，还原成人，这些人又受到攻击，各种帽子满天飞，而攻击者往往是他们的欢迎者、前盟友。 1998 年，在海外养得胖胖的魏京生要出面组织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王希哲跟王炳章、方园等在一起组建“中国民主党”，这一切都使民联的主席吴方城很不高兴，又导致民联分裂，使海外出现了七个民主党组织，每个都指责其它组织是“叛徒”，上演了一场谁也没兴趣欣赏的闹剧。

从六四十周年到现在，整整十年间，海外民运基本趋于平静。民运领袖们在组织慢慢凋零之际，纷纷铤而走险，拿着真假护照闯入中国大陆，然后发表一些宏论，让中国政府关几天，回到西方后再享受一些出名上镜的机会。这样做的有杨建利、王炳章、熊焱等人，最近还有吾尔开希。目前，据统计，在海外能称得上“民运人士”也就二百来人，却有五、六十个民运团体，山头林立，办不成任何一件事。

六四风云人物今何在

今年的 6 月 4 日，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新闻媒体的焦点又落在了当初学生领袖们的头上。这些当年的领头人物，现在已人各有志，经商的经商，做学问的做学问，传教的传教，说过来的故事一箩箩。我们只挑重要的来说。

王丹是当初中国政府通辑榜的第一号人物，他在 1989 年 7 月 2 日被当局抓到，后被判刑 4 年。 1993 年假释后，又于 1995 年 5 月再度被抓，判了 11 年。后来在 1998 年 4 月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将王丹放到美国，进了哈佛大学读学位，终于在 2008 年 6 月在哈佛拿到历史系博士学位。他毕业的时候，还专门请了“师长”王军涛一起庆祝。王军涛和陈子明被誉为 89 学运的智囊。他本人于 2006 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然后去新西兰当了博士后。当年多方奔走为他呼吁营救他出狱的妻子候晓天已遭到离弃，王军涛和另一留学生再婚，生有一女，年纪尚幼。

柴玲是被通辑的唯一女性学生领袖。 1991 年到达法国巴黎，随后与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做夫妻的学生领袖封丛德离异，到美国求学，在美国和 Robert Maginn 结婚，成了外嫁女。她于 1993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学得了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又于 1998 年念了个哈佛的 MBA 。毕业后，柴玲和丈夫下海做生意，共同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 Jenzabar Inc., 自任总裁至今。

吾尔开希当初是最上镜的学生领袖。六四后经香港逃至大陆后，与严家其等人创立了民阵，任副主席。做了一届就没做下去了。后来在哈佛念书，还有过开餐馆的传闻，最后结识一个台湾女子陈慧玲，去了台中定居。 在台湾，开始时他在电台主持政治评论，后又投身 IT 和金融界，还开了一个网站和粉丝们交流。今年 6 月 3 日晚，吾尔开希从澳门入境回中国大陆，结果被警方拒入。

李禄是南京大学学生，曾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婚礼。六四后逃至美国，在民阵红了一阵以后，转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毕业后进军华尔街从事国际金融工作，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任董事长。他经商很成功，目前拥有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2.5% 的股份。沈彤是“高自联”常委，六四后是第一个安全脱身的学生领袖。后来他在 2000 年创办纽约万视科技（ VFinity ），有员工 45 人，在美国、台湾和大陆都有分公司。中国政府允许沈彤回国访问，但条件是不让谈政治。柴玲的前夫封丛德，也是学生领袖，和柴玲离婚后，经历转折，于 2003 年 7 月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他出版了回忆录《六四日记》，被称成天安门广场学运最诚实的见证人。

严家其从民阵退下来后，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学者。刘宾雁活跃于各民运团体，后来于 2005 年在美国去世。方励之现在是亚利桑那大学当教授，跟《北京之春》还有关系，苏绍智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苏晓康现为《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王希哲内斗烦了， 2005 对媒体宣布：在海外搞民运的 95% 都是坏人。王炳章 2002 年 6 月想进入中国在中越边境被中国政府抓获，判了个无期，目前还在狱中。胡平还在做《北京之春》主编。丁楚近期出了一本书《大梦谁先觉》，在香港出版发行，揭露了许多海外民运团体的黑幕。当初的学生领袖张伯笠、熊焱、远志明和傅希秋等，都成了牧师，在传另外一种教。

中国：在血与火中走出死结

当年六四的参与者，如今已经到不惑之年，都在社会上担任起栋梁之责。象本文提到的薛先生，是华府一家公关公司的合伙人，前一段组织和参与 NCCC ，为在美国推广学中文做了很多工作，目前还想开创支持华人从政的事业。汤尼目前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在金融危机的大潮中安如泰山，时不时公差回中国一趟。立立女士目前在大学里教书，而汪先生则自己创业开了咨询公司，也是美国中国两头跑。

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由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不容忽视的经济强国。 2009 年的中国，不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还成为了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债权国。这一个成就，不能不归于中国二十年来政局的稳定和人心的专一。象立立女士说的：“六四”的枪声，是打碎了中国人的民主梦，但是与此同时，也促进人们不再胡思乱想，而是在赚钱和享受上下功夫。一个商品社会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学历史的立立女士还引证了中国古代的康乾盛世和开元盛世，她认为：“中国人喜欢内斗，是从古以来都有的事，每一次都是流很多血后才换来这些盛世，为什么？是流血换来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生产上的专注，使得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导致盛世的来临。”六四以前，中国的社会人心激荡，各种思想和利益互相冲突。六四以后，中国人能想和能做的也就是经济和赚钱，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中国走出了一个死结，从此突飞猛进。

当年学自联的参与者，现在有很多都转至变成了爱国者，他们支持希望工程，参加 2008 年奥运火炬的保护行动，给汶川大地震灾区捐款，在大事小事上都帮着中国政府说话，象汤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六四的消极因素是每年这个时候给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来谩骂和找麻烦。照我说，应该给六四做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样就没人有借口来找麻烦了。”

对于六四的平反问题，近来网上有谣言说中国政府“近日会有动作”。照薛海培先生看来，这可能只是海外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他说：“六四要平反。但目前光给六四平反，意义不是太大。应该做的是，在合适的时间中国发生个体制转换，转换成一个经济和政治全面发展的社会。而对六四的平反，只是这个大转换里的一台小戏。”薛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第一，政治没有”的方针对中国长远发展有害。因为整整一代人都没有政治理念的训练，一旦合适的变革大潮来临时，一个只知赚钱，不管政治的社会是不能适应政治变革的，随之而来的只是动乱。

六四二十周年，各界人士纷纷纪念，大家见仁见智，证明六四还是海内外中国人的一块心结。什么时候这块心结得解，什么时候中国大陆才能进入民主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