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
属羊，但非羊。白马非马，个别非一般。似是而非，道在屎溺。
从郭德纲“被俗”谈专制文化的理论荒谬
杨非羊
近来中国当局又掀起一个“反三俗”的运动，即反庸俗、低俗和媚俗。不巧郭德纲先生因弟子打人事件被最有权威的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列为“三俗”的代表。央视的主播在新闻直播中说：
“这让人想起最近几天，我们视线当中的另一位文艺界的公众人物，他的徒弟动手打人，他自己则用骂人的方式为徒弟张目撑腰。在这个行业的精华与糟粕之间，他留下了糟粕；在这个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他选择了江湖气；在个人的私愤和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之间，他习惯性地倒向私愤。在我们身边更多的公民面前，这位公众人物如此的庸俗、低俗、媚俗的表现，是多么的丑陋。”
《人民日报》也撰文称，郭德纲“自己把自己‘骂’下了舞台”，还评论说“没有文明底线的’后院’，是不道德的据点。”
对于这种批评，如果是在一个言论自由和法治社会里也不算什么，因为受批评者可以有同样的机会来进行反驳，比如在美国，CNN的主播金还可以采访他。可是，“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声音则来自一个权威，一个政府权威。于是乎，北京的音像市场接到命令，郭德纲的音像制品全部撤下架来。长期与郭德纲合作的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也不再播送郭德纲的节目。郭德纲的德云社的演出执照也面临吊销。北京税务机关要查郭德纲和其德云社的账。郭德纲不得不说：“《人民日报》让我退出舞台，明确宣布我的下场。恶势力欺人太甚，婶可忍，叔不可忍，老子不玩了总行了吧。”
在那个权威社会里，郭德纲想不玩也完不了，因为人家当家的还要玩你下去，就像猫玩老鼠一样。此为后话。我这里要讨论的是，“俗不俗”是否应当由政府来决定？
文化产品乃至人们精神的追求或信仰的“正”与“邪”不能由国家的政权机关来决定。人以类分，人以类聚，性相近，习乃远，故有些类别的人认为俗的东西，在另外一些类别的人来看是高尚的。所谓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个人类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群体可以强迫另外一个群体按照自己喜好来生活。这也是人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权的表现。当然，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对于文化和精神产品的美不美、俗不俗或邪不邪会达成某些共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共识是如何决定的，如何划分的，谁说了算。
人们的审美观是意识形态领域，并非如同法律规范那样具有可操纵性。审美观中的高雅和低俗，换句话说，“你俗不俗”这个问题，只能是不同群体的人们通过自由的思想交流予以确认，并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没有强制性。这是个价值取向的途径问题。在价值的取向上，生物上的“物竞天择”的本能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人们自由选择的本能是通过市场的交换来完成的。 比如一个文化产品，大家喜欢，那么它就有市场。低俗的产品自然会被淘汰。比如，郭德纲的相声，如果百分之九十的相声爱好者都爱听他的作品，那么“俗不俗”的结论就很难下。逻辑上来讲，要不是郭德纲不俗，要不就是百分之九十的相声爱好者俗。 可是我们可以做出后者的结论吗？ 所谓文化，自由，还有政治，说白了都应当通过市场来决定。市场就是民主。
长期以来有一种“专制主义自由观”力图证明政府应当来控制意识形态领。这种理论一方面坚持说人是自由和自主平等的（毛说“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但同时又声称人是盲目而不知道方向或低俗的。这样，社会就需要一部分“先进分子”来引导人民来做出选择，最后的结果是一群政治精英代替人们做出选择。人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权也就这样被剥夺了。“俗不俗”的问题得这个“先进分子”的团体（政治精英）来决定。这就是柏林描述的“积极自由”观。长期以来这种“积极自由”观被专制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变成了“专制主义的自由观。”
专制主义自由观似是而非，忽悠了人们上百年，或许有上千年。这个专制主义的理论的结论非常清楚：万众庶民都是傻子，都是俗人，只有我这个“皇上”或中央是聪明和高雅的。这个论调涉及到人的自主性这个基本的哲学命题，即广泛的人民大众有无决定自己的喜恶或爱憎的能力或智商。
“专制主义自由观”的一个前提是并非所有的人的智商和能力是相当的，人类总是有些精英团体来推动社会进步。我们暂且认为这个前提是对的。但是，专制主义自由观忽略或故意抹煞了另外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精英的多重、复杂和交叉性。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以种族﹑ 职业，性别或年龄来划分的群体，都有其自己的精英团体，汉人有汉人的精英，藏人有藏人的精英，工人有工人的精英，农民有农民的精英，买卖人有买卖人的精英，等等，不一而足。社会价值观的取向是通过众多不同利益团体的精英来表达的并且在思想的交锋中找到某些共识。这里，言论自由是前提。专制主义自由观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一群政治精英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将所有社会上的精英团体全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予以清洗和重组（中共在五十年代完成了这个清洗和重组），将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予以镇压，吸收认同自己的精英。结果原有的多重的精英团体消失，社会只有一个单一价值取向的精英团体。
如果文化产品和人民的精神追求由这样一个单一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的精英团体来决定，那么，在理论上，人的自主性，平等性和自由的选择性将随之覆灭；实践上，社会只会走向单一，人性受到压抑。新中国的头三十年就是那么一个单一和压抑的社会。在其后三十年里，这种专制文化同自由文化一直在斗争着。如果人们还记得的话，八十年代初，当局将邓丽君当成是“俗”者的代表，她的歌被认为是黄色歌曲并禁止之。喇叭裤和男人的长头发也在那个时候被认为俗。前不久刚过世的漫画家华君武当时发表过一幅漫画，画中一个长发男子进了男厕所，一个小孩说“阿姨，你走错了门。”就艺术来说，华君武的漫画非常搞笑，但是他当时在为一个政权服务，表达了一个政治精英的意愿，做出压抑人性的事情。今日郭德纲的“被俗”，也是这个专制主义文化和自由文化斗争中的一个故事。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政府不应当也没有权威来决定文化乃至精神产品的俗不俗。那么谁有权威来决定“俗不俗”？结论只能是谁都没有这个权威。人们只有在自由的交流中自我调节和选择。“言论自由”和 “法治”可以帮助人们来对文化品和精神追求的“俗不俗”或“邪不邪”作出选择。
目前最俗的要数小沈阳，那还不是中央电视台捧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