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人生的两位中德人士

影响我人生的两位中德人士

作者： 谢盛友

1976年，中国那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但是，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在1977年8月3日召开之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我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湖山乡茶园村，19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成为海南岛的外语类状元，考进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任职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1988年坐火车到德国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邓小平

没有邓小平的高考恢复，我就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就没有到欧洲来留学的机会。可见，邓小平对我的人生影响，极度深刻。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8年至1989年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我们八十年代到西方留学这些人大部分原先的计划是，毕业后回国就业。可是，1989年发生了六四，这，至少对我打击很大。邓小平对六四镇压，改变了中国，使中国改变成了不是“我的中国”。

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运动， 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念和人生计划， 于是我留而不归，留而不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别向人大代表及总理李鹏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学潮起，并迅速蔓延到西安、长沙等大城市。4月16日，大约800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并未干预从大学前来悼念者。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赵紫阳、邓、杨尚昆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运动遂向社会蔓延，形势急转直下。

4月24日，即在赵紫阳出访朝鲜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学运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决定之精神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之社论。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更多学生加入他们行列。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决定。5月13日，数千北京学生藉苏联改革派领袖戈尔巴乔夫快将访华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借此行动向中央施压，以争取成立压力团体；尽管赵紫阳劝说学生必须克制，以免破坏中苏高峰会议之进行，学生情绪却转趋激烈，并否定所有妥协之主张。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5月16日，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公开表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发百多万人上街声援绝食之大游行，不少人将矛头直指邓小平。在邓小平的首肯下，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6月3日下午乔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场之最后方案；杨尚昆把方案交给邓，立刻得到批准；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大约4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约4英哩路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之“十六字方针”，带领中共渡过难关。

6月9日，邓小平首先对在冲突中死去的军人、武警与公安警察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对受伤的官兵与警察表示慰问，接着，他要求在场所有人起立，替“这些烈士”默哀。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称：“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英国国家档案馆(TNA) 2016年12月30日发布了解密的最后一批前首相撒切尔内阁机密档案。撒切尔基金会将这些文件公布在其网站上。其中一些文件涉及中国的六四事件。1989年5月20日，中共下令北京戒严的当天，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Ewen Donald）在一份发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表示，自己当天与美国政治学家和汉学家施拉姆 （Stuart Schram）共进午餐时，施拉姆说他的一个中国线人向他透露，邓小平在那几天里曾说：“200人的死可为中国带来20年的稳定（200 dead could bring 20 years of peace to China）”。电报中写道：“这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当局认为，要牺牲一些抗议者以平定当前的局势，并为完成改革带来更多时间。”

唐纳德还在电报中指出，起初他对施拉姆的消息还有所保留，但是美国国防机构于当晚向其透露了以下机密信息：“中国政府已决定：流血已无法避免；政府医院工作人员已被召回工作单位；军队也已接到采取必要措施平息局势的命令。”

唐纳德在电报的结尾处写道：“也许领导层中还有主张采取温和手段的声音。但是学生们表现出来的沮丧和愤怒令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丢了面子，该事件由此可能会演变成危机。”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公布过官方统计的六四死亡人数和名单。

默克尔

2015年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改变了德国，使德国改变成了不是“我的德国”。

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 ，1954年7月17日－），德国政治家，2005年11月至2021年12月出任德国总理。

面对大批难民涌来，德国政界毫无准备。虽然欧盟已经在讨论如何分配移民的话题，但还未达成妥协。德国的立场是，只有欧盟统一的政策才能应对即将到来的移民大潮。但在2015年的夏天，人们还无法预料到德国将几乎独自承担难民危机的重负。

奥地利和匈牙利开始动用专列，向德国运送难民。此时的难民人数虽已相当可观，但仍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过德国内政部已经提出了如何安置这些难民的问题。尽管如此，总理府还是决定让难民列车进入德国。毕竟，人们当时其实根本也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和理由才能阻挡这些火车。

2015年9月4日晚上，默克尔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主导了德国接下来数年的政治讨论。默克尔正在北威州参加州议会选举的造势活动，这时从奥地利外交部传来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发布的消息，说匈牙利的情况已经失控，一千多名难民徒步踏上了前往奥地利的路途。

默克尔同奥地利总理费曼通了电话。费曼不希望在边境出现暴力和驱逐的场面，他向默克尔建议，不要阻拦难民，而是在他们入境德国后，由德奥两国以10比1的比例分别接纳。默克尔同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进行了磋商。时任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同意接纳难民。

联合政府内的另一个伙伴--基社盟（CSU）的主席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那一天晚上与默克尔没能联系上。他第二天才出现，并称默克尔的决定是个“错误”。一场基民盟（CDU）和基社盟两个姊妹党之间延续数年的争执由此开始。

在那一天夜里，人们就意识到，奥尔班报出的数字比实际要低很多。接下来的周末，约2万难民到达慕尼黑火车总站，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数百名市民向他们欢呼，甚至拥抱这些风尘仆仆的初到者。这些德国与“欢迎文化”的镜头很快传遍了世界。

在巴伐利亚州执政的基社盟感觉，在2015年秋天，没有人询问过他们的立场如何。该党警告，如此大量的难民会让德国不堪重负，并提议从次年起设定一个“难民上限”。在2015年11月的党代会上，基社盟与会代表正式采纳了这一政策建议。2016年初，这一建议变得具体了：泽霍费尔主张，每年进入德国的难民数量不能超过20万人。

但默克尔强调，德国如此成功地应对了这一严重的人道主义挑战，人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默克尔因难民政策的改革问题陷入其从政以来最大的危机，这次向她发出责难的不是别人，而是来自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CDU）的姐妹党——基社盟（CSU）。联邦内政部长、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宣布取消新难民政策的安排。新政策包含63项内容，默克尔对其中的62.5项都表示支持，唯独要求泽霍费尔删去“将此前在欧盟其他成员国登记的难民拦在德国边界”的内容。双方各执一词，泽霍费尔称这一内容符合欧盟现行法律，而默克尔则认为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只会徒增邻国，尤其是南欧国家的负担。基社盟给了默克尔差不多两周的时间来给出一个欧洲统一的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并宣布如果默克尔无法做到，根据默克尔方面的说法，她可以直接阻止泽霍夫并命令边界保持开放状态，因为《基本法》第65条明确规定：“联邦总理决定政治方针，并对其负责”。泽霍费尔承认德国总理制定纲领方针的职权（Richtlinienkompetenz），但也表示只有他自己才有权向联邦警察发出指令。

一直以来，泽霍费尔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都颇有微词，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接收难民的言论，基民盟、基社盟这两个姐妹党之间也早已不再琴瑟和鸣，但出现如此巨大的裂痕，尚数首次，两党陷入了历史上最大的危机。

2017年1月，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批评默克尔在接收难民政策上犯下“灾难性错误”。[1]。

2019年6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批评默克尔让德国接纳当中大多数是为了逃离叙利亚战乱的过百万难民是重大错误。[2]

[1]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interview-merkel-idUSKBN14Z0XH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n/27/putin-skripal-attack-should-not-affect-uk-russia-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