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出现中国的斯宾格勒

决定时刻：何时出现中国的斯宾格勒

1933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出版《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Jahre der Entscheidung.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ist eine politisch-philosophische Schrift von Oswald Spengler. Sie erschien 1933 bei C. H. Beck in München.)，旋即成为畅销书。本书批评了自由主义，但也批评纳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犹主义。虽然种族神秘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斯宾格勒一直反对纳粹的伪科学种族主义，因此该书后来在德国也被禁。作为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他认为纳粹的国家主义太狭隘，因此不足以担任统领欧洲的重任。本书也警告一场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西方文明要遭受重大威胁。

《决定时刻》是作者的最后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政论性著作。在书中作者继续坚持他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来自“东方的”十月革命将是对欧洲白人世界的威胁，并预言革命将向有色人种地区传播，从而革命战争、种族战争将冲击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书中，作者还表达了对“反犹主义”的批评与对纳粹党的失望，并预言“第三帝国”必亡无疑。

斯宾格勒对纳粹主义的批评算得上为一种另类。其实更大程度上，他是为纳粹主义为何在德国得以成立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而具体就落在了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

第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斯宾格勒也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是最争论不休的主题，每个人都在使用它，每个人都认为它有某种不同的意义。而社会主义其实包含着比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更古老、更强大、更基本的因素。在斯宾格勒看来，没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有德国社会主义，德国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其他人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和传统的普鲁士精神实际上就是一回事！（甲：第176-178页）斯宾格勒认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超个人的团体精神，是忠诚、纪律、忘我和责任感。所有人都为全体而存在，所有人都分享那种内在的服从的自由，而普鲁士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原则的产物。（甲：第203页）

另一方面，在斯宾格勒看来，“议会制度”是一个特定的英国现象，而这在德国要么是胡言乱语，要么就是叛国通敌。所以他断言，在德国人眼中，像魏玛共和国这样的英国式的国家体制是注定要走向灭亡的。在英国，政治的总和的实质是商业，而英国的政党领袖就像办理私人事务一样处理国家事务，本质就是海盗意识。这是德国模仿不了的，而魏玛的自由主义者所实践这样一种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同英国的真正的“议会政治”比较起来是毫无价值，没有效率的表面现象。

斯宾格勒还认为英国政治制度不适应德国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政党。英国的政党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的思想在他看来是一知半解的胡说。他认为在本质上，政党体制不等于民治政府，英国政治体制所到之处，都是少数人掌管着政府，他们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超凡的意志和纯属的技巧，在党内施展自己的权力。而政党实际上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甲：第226页）在英国，两党很久以来就是实际统治者和政治领袖。可是在普鲁士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国家，只有一个国家，给予议会法律而建立的政党只会成为国家的批评者。（甲：第229、231页）

纳粹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就是“国家”和“社会主义”。在斯宾格勒看来，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过是英国式的政党。而普鲁士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整个民族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尚未被理解的普鲁士主义，即传统普鲁士人的生活模式。（甲：第243、247页）

可以说斯宾格勒的国家观念是继承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而来的，不同于那时洛克和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国家学说，他们认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国家权力是可以分割的，故而都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然而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国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就像是一部机器，而每一个国家公民就好像是这部机器上的零件，零件的目的是为了这部机器的运转，而且零件如果脱离了这部机器那这个零件就没有意义。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很容易引申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并走向以国家强权压制个人自由的歧路。而斯宾格勒就是持这样的国家观：“在普鲁士没有个人，每个生活在像机器一样精准运作着制度中的个体，都是这个制度不可或缺的成员。”（甲：第229页）

德意志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是要在国家（民族）团体范围内求其实现，因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秩序，所以它应当限于在国家领域之内活动，即是要在那社会秩序统一地实行的区域之中活动。社会主义只有在国家范围以内有可能，而国家也要以社会主义为基础才能统一强健。（乙：第198、205页）可见当时在德国，国家主义思想内部蕴含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十分普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纳粹主义的根源追溯到黑格尔的法哲学那里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纳粹主义运动在德国取得成功，斯宾格勒就便感叹道：“没有人比我更加期盼今年（1933年）的民族革命。”（甲：第i页）在他看来，这对德国非常重要，“今年的这些事件允许我们抱有这样的期望，即我们德国人应该做出抉择，也就是说，我们迟早会像俾斯麦时代那样，再度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不仅仅作历史的客体。”（甲：第i-ii页）而同时斯宾格勒又对这样的一场革命表示出了担心：首先是行动中的人，他为自己并不了解的真正目标所驱使，另外就是德国的外部环境，是在一个政治上无助、局势上异常危险的国家发生的革命，这给这一革命使命带来了无数的困难。而面对这样的困难，国家社会党人则好像相信他们有能力将世界置于一旁，或者与之对抗，丝毫不顾来自国外的强烈反应。（甲：第4页）此时，西方正在陷入经济危机中难以自拔，这不得不使斯宾格勒看到战争的可能必然性，军事战争会让经济退回到适合自己的次要位置上。

其实纳粹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就是德国国内经济在一战后的持续疲软，德国民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但是在斯宾格勒看来，革命应该和经济没有任何关系，对他而言首要的是，社会是按照社会等级而非“经济阶层”构成的。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甲：第57页）所以如果说纳粹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的话，那在方向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富有和贫困解释成了一种道德对立。

而纳粹党在当时确实有着明确的工人政党的含义，标榜自己是下层人民的代表。而这在斯宾格勒看来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国家，而“工人”一词是把所有的“白人”国家分裂为两部分。（甲：第72页）这使得国家内部产生了斗争，实际上得利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那些所谓代表。所以他在这里批评就很有趣：“所有的‘人民权力’，对它的讨论都属于失去良知的和被散漫的理性主义思想左右的上层，此刻在下层的‘被剥夺者’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但从来都不是为了人民；因为，这些权利已经给了那些以前从未想过要求权利，也不知用权利做什么的人。二者都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权利’指向的不是‘人民’，指向的是那些自认为是‘人民代表’的渣滓”。（甲：第61页）

如果我们认为这段批评是针对着那些希特勒之流利用“人民”的名义来为自己盗取最高的权力的话，那只是读到了它的表面意思。斯宾格勒在这里不仅仅是要告诫人民防止那些自称为是“人民代表”的渣滓，而且似乎是在告诉工人阶级：你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需要去争取，因为你们从未想过要求权利，也不知道拿权利来做什么。你们忘记了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一份“天职”，而不是什么被剥夺了的“剩余价值”。“人民”应该是整个国家的共同体，不应该在国家内部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不以国家为整体怎么可能称为是社会主义？所以斯宾格勒批评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是由阶级战争和废除所有制、摧毁利润奴隶制、国家社会主义和推翻所有有产者和财阀来铺就的。这是胜利在望的阶级利己主义。”（甲：第86页）

斯宾格勒对纳粹主义运动的另外一个批评就是它的政党形式，首先他认为政党是英国政治的形式，而不应该是德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而且就算是“相信可以一党独大，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在斯宾格勒看来，既然有了一个政党就已经预设了有一个反对党。一个国家中只有一个政党就像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一样，是不可能的。

在斯宾格勒看来社会主义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一个政党不能真正代表一个国家，相反个人却是有可能的：“预见了未来的并不是作为政党的法西斯主义，而完完全全是创造了此政党的那个人。”墨索里尼不是政党领袖，他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在斯宾格勒看来，完美的专政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一个人对所有政党的专政，并且首先是对自己政党的专政。（甲：第117页）

一个人对所有政党的专政，并且首先是对自己政党的专政。一场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如果中国没有产生中国的斯宾格勒，世界文明要遭受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