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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军官李晓明: 六四镇压是犯罪行为
2002年，六四戒严部队军官李晓明第一次把憋在心中13年的经历公诸于世。即使到了2019年，再次忆述当年片段还是忍不住在众人前哽咽起来。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分别是电子工程师和初中数学老师，李晓明却上了军校读大学。“因为国家免学费。我毕业也是大学生，不同的只是我上军校，他们（学运学生）上地方（大学）。所以部队称我们为学生军。”李晓明毕业后两年入伍担任中尉，中国爆发全国学运潮。25岁的他也在赶赴北京的路上，不过他是坐着军车上路。“虽然穿着军服，但我感觉跟学生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当时非常同情和赞成学生所为。如果晚两年毕业，如果我在北京上学的话，我很可能跟学生一样上街游行争取民主和反对腐化，我也一定会去。”
不幸地，军衔把他放在群众的对面；但幸运地，他的双手没有沾上鲜血。“6月3日下午我们接到指令要向天安门东边进发，师长和几个参谋穿着便衣在晚上先到天安门视察，那时部队已经开枪。回来的时候七点多，就说‘我们收不到戒严指挥部的命令’，于是我们部队一直在北京市郊区没有进去（天安门）。”李晓明形容，军官并没有向他们解释原因，“但下面的参谋明白什麽意思了，所以开始在外围消极抵抗命令”。
“很希望老百姓堵着我们”
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实在更早时段已经出现了。李晓明回忆，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付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军方最终安排他转业。纵然人数很少，但这些明显持反对立场的人都在清场前被调走了。
李晓明隶属的39军116师部队，早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非常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认为这就是要防止大家开枪，而且那时大家都有枪没弹，只是一切到了6月3日完全改变--不再提不准开枪，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进到天安门广场”。傍晚时分，军队向军人们发子弹，李晓明说当时军队里有不同声音，各级指挥官的演绎和执行都不同。“但作为职业军人很正常地想，你发枪又发子弹，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包括开枪这个选项了。”同一时间，各种各样关于“军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过官媒在军中广传，李形容对一些同袍来说“开枪就像复仇似的”。
外面风声鹤唳，但是相反的，当天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可是入夜以后，枪声在北京市内响起，几乎再没有民众围堵他们了。他说：“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实我们部队很希望有老百姓堵着我们。我们都明白面对的是不是暴徒，而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而且大部分当时都是和平的示威着。”
被同袍押进天安门
这一夜，对许多人而言非常漫长，也有人无法活着看到六四的黎明。李晓明的39军部队一直在北京市，却比军令晚了整整一天才到达天安门。“6月5日戒严指挥部派出另一军团（38军）处长，带着一辆车，士兵架着机关枪，把我们押进去天安门广场。”
那时士兵都在清扫“案发现场”，因为清场在前一天已经结束，李没有在广场上发现尸体，但在散满一地的杂物中看到染血的裤子和棉袄，裤上更有弹孔。他引述：“有士兵跟我回报说，在地上发现好几滩血。”而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台阶和石柱都被辗毁，坦克的履带印清晰可见。这一幕，是深印脑海30年的画面。
另一个无法忘却的片段，发生在6月7日。当时他们正在执行第二阶段任务，抓捕学生领袖和“暴徒”。晚上在一所小学里驻扎休息时，对面的教室忽然传来三声巨响。李晓明和同袍马上冲出房外，目睹两名军人拖行一名倒下的军人，沿途留下一滩长长的血迹，把地面染红。原来是有士兵擦枪走火误杀同伴，但“上级说成外面有暴徒开黑枪打死他，他后来被称为烈士，军兵也没受处分，政府和军队明显在说谎”。
四年后，他终于无法忍受困扰他的矛盾感，选择离开军队。但是他发现这样还不够，他感到离开中国的必要。几年之后，他搭上了出境的飞机，一去就是二十年。离开军队和中国以后，李晓明依然带着愧疚活了30年。“虽然我没有开一枪，但作为当时服役的军人参加这个经历，当时还是觉得很内疚很惭愧。中国解放军扮演了很耻辱的角色，不是政治风波，而是犯下杀人的罪行。”
辞职书写历史
已经移居澳洲快20年的李晓明，是极少数愿意作证的加害方。他认为即便过了这麽久，六四本来的面目仍未很完整的拼凑出来。为此，本来任职电子工程师的他两年前毅然辞职，花了两年完成着书，能填补一点缺口。“作为一个见证人，我有历史责任把证据写下来。”
“特别是我两个儿子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在澳洲长大生活未必相信。坦率讲，在今年之前很少跟他讲（六四经历）。今年我有很多采访邀请，我就叫他们google我的名字了解一下。老大看了很有感触，为他爸爸自豪，他应该也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李晓明2000年到澳洲攻读硕士，第一次公开自身经历时仍是中国籍身份。虽然后来入籍澳洲，但还是面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曾经有领事馆人员接触他说：“你应该顾好自己家庭，不要参与这些活动。”为了保护中国国内的朋友，他回国时也只好尽量避谈六四。
“很多人就算有良心，最可能也只能保持沉默。”回首昔日同袍，李晓明如此慨叹。当年他所属的队伍原本是国家重点部队，但因为没有执行军令，不少长官以后也仕途平平或离开军队。今年五月中旬，他第一次踏足台湾，用三个星期时间马不停蹄出席纪念活动。
身为免于“被沉默”的人，连日来重复宣讲着这段对不少台湾人来说陌生的历史。但他最想讲的是这番话：“对受难者家属，我应该向他们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开枪杀人的凶手在法庭受审判，让死者灵魂得以安息。”
“中国经济发展了，还是个极权独裁国家。当年学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现在还是没有过时，要实现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往日在军车和枪口对面的运动参与者，如今与这位前军官站在同一阵线，对于未来，他们看法很相近。“我觉得早晚要平反的，这些普世价值早晚会在中国大地实现。但我今生看不看得到，坦白讲我很悲观。”
李芊（发自台北）
记者王允对李晓明的专访:
记者：您当时是戒严部队的成员，是吗？
李晓明：1989年，我是在39军116师高炮团一营二连任雷达站站长，驻地在辽宁省海城市。
记者：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了戒严部队的一部分，又是在什么时候从营地开拔，到北京的？
李：我们是在5月20日接到命令的，最开始接受的命令是说沈阳有上街游行，让我们去维护社会秩序。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关。最后下达的命令是去北京，执行戒严任务。
我们部队的具体任务是去使馆区，保护领事馆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队都是驻扎在北京郊区。
记者：你们在郊区驻扎了多久，才进入北京市区的？
李：是6月3日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准点地到达天安门广场集合。6月3日下午，就开始进发了。
记者：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当你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李：我们到北京郊区驻扎的时候，已经发了枪，但并没有立即发子弹。但是到6月3日下午5、6点钟，我们就发子弹了。但没有具体下命令开枪。
记者：当你拿到子弹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既然是不惜代价，你是不是想到了，有可能是要开枪的？
李：作为一个正常人来理解，发枪发子弹，就意味着，开枪是“不惜一切代价”包含的一种选择吧。
记者：作为军人而言，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开枪，面对的是普通老百姓，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李：我是从地方上考入了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某种意义上，我也算学生吧，部队上我们被俗称为学生官，既是军人，又是学生。
作为我个人的思想，我还是比较同情学生。如果我当时在北京的话，我也可能象学生一样，上街游行，去争取自由、民主，反对腐化。
记者：你们的部队在向天安门行进的过程中，有受到阻挠吗？
李：我们39军116师当时算是全军最好的部队之一，所以中央军委非常重视，我们本来应该是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但是，我们的师长在6月3日晚上穿着便服，和几个参谋去前方，可能看到了一些情况。所以，他回来就对参谋说，我收不到上级的命令。所以，我们部队一直是在郊区游荡，没有准时进入天安门广场。
直到6月5日早晨，从天安门广场来了38军军务处处长，开着卡车，应该说是押着我们去天安门广场。6月5日，116师才进入到天安门广场。
但是之前，116师步兵团37团，团长是艾虎生，领着他们的士兵，上了刺刀、喊着口号、唱着歌，只有这一个团准时到达了天安门广场。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6月5日才到了天安门广场。
记者：6月5日清晨到达广场的时候，您所看到的是什么？
李：当时已经清完场了，但是地上还有很多垃圾、帐篷。我在垃圾堆里翻了翻，看到一条紧身裤上有一个弹洞，有个花棉袄上有血迹，但我没有看到尸体。
不过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看到装甲车或坦克车把柱子都已经压碎了。地上还有很多装甲车的履带压过的痕迹。我们的士兵去打扫卫生，回来就跟我说，站长，我在地上看到好几滩血迹。
记者：你们有没有从其他部队听到那个关键时段（6月3日晚上至4日临晨）的一些事情？
李：当时，我们部队是从东边来的，所以几乎没怎么开枪。但是，我知道27军、38军，他们从西边来的，在木樨地开枪，这有很多录像或照片，还有口述作证。应该是杀死杀伤了很多人。
记者：您怎么看那些开枪的部队和士兵？
李：这么说吧，我们的部队也不是完全没有开枪。我们是6月5日清晨往天安门广场进发，群众就在立交桥上喊法西斯，喊刽子手，甚至有扔砖头、石块砸我们军车；两边楼房也有人喊法西斯、刽子手。个别士兵有向桥上和两边建筑物开枪，不是很多，但具体伤人或死人我就不清楚了。
记者：还是那个问题，你对6月3日晚上到4日清晨，具体执行开枪任务的部队和士兵怎么看？
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都发枪、发子弹了，高级军官象师长、团长，甚至连长、排长，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命令。假如我作为一个连长，“不惜一切代价”就包括开枪。但开枪也有个怎么开枪的问题。你是向天上开枪，吓唬人家，还是直接向人群开枪，杀伤人呢？
将来如果还原历史真相，你不可能从官方，或是从文件上，发现直接开枪的命令；最多是说，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准点进到天安门广场。我觉得，当时高层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高层就把责任推到下边，就看下边这些人如何理解了。
大部分士兵应该是往天上开枪，但可能有个别士兵，他一个人拿着冲锋枪，一个弹夹就是三十发子弹，就可以杀死几十人或杀伤几十人。
记者：天安门广场上就在那一两天中，因为部队开枪而死伤的普通民众，包括学生，有多少人？
李：虽然我看到了一些间接证据，包括血迹、枪洞这些东西，但我没有看到任何尸体。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如果未来“六四”平反了，上法庭，我可以作为一个证人。就是当时，有个战士回来对我们说，他往人群里打了一梭子子弹，我想杀伤十几个应该是没问题。我还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记者：你们的部队实际上是消极抵抗，事件之后，你们的师长有没有受到处罚？
李：没有直接的处罚。本来我们116师是全国最好的部队之一，我们的师长是很有前途往上升的，但是后来是变相处罚了，就是让他转业回家了，就是把他的前途断送了。
记者：有没有因为开枪而受到升迁的人？
李：“六四”之后回去，部队里就开始评功授奖，有一些人就搞一些事迹，这样的士兵就直接提干了。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资料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