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对华人的迫害

1942年春，由德国扣押的中国船员水手共165人集中到汉堡，被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强制劳动。同年，柏林中国人中心以“通敌”“间谍”等捏造的罪名将依然居住在柏林唐人街的最后323名华人全部逮捕，并最终将其统一押往位于汉堡中区威廉堡的明日劳动营。

1944年5月13日，盖世太保针对汉堡唐人街展开了代号为“中国人行动”（Chinesenaktion）的大规模抓捕。尽管水手馆的领袖陈纪林通过在纳粹当局内部的眼线事先探听到风声，并组织了超过100名华人逃离，但还是有129名华人和少数与华人同居的德国女人留在首饰街。这次中国行动由阿尔伯特·施韦尔姆（Albert Schwelm）的汉堡盖世太保负责，从封锁周边道路到挨家挨户的搜捕共动用超过200名汉堡警察和盖世太保人员，比首饰街最后剩下的居民总数还要多。在这次行动中，以“通敌罪”被集体逮捕的最后一批129名德国华人先是被押送到著名的汉堡第15号戴维警局，之后又被转移到霍尔斯滕格拉斯大街（Holstenglacis Straße）的汉堡拘留所，最终被关入了福尔斯比特监狱（该监狱的一部分曾被改装成纳粹集中营）。华人囚犯们在这里受到盖世太保的残酷虐待，不少人都死于狱中。

1944年9月，约60至80名华人囚犯从福尔斯比特监狱转到威廉堡的明日劳动营，使得明日劳动营成为纳粹德国最大的华人囚犯集中地。在纳粹监狱体系中，劳动营（Arbeitserziehungslager）不同于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专门负责为德国公司和军方提供劳工。虽然如此，明日劳动营的生活条件相比纳粹集中营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劳动营内的政治犯们被强迫参加汉堡和附近地区的劳动，或在工厂中从事低等工作，或在郊外为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挖掘工事，实际上就是形同奴隶使用。根据纳粹官方文件可以确认，因虐待和劳累过度在劳动营中遇难的华人为17名，然而由于在战争末期德国动荡，记录混乱而且大量档案丢失，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福尔斯比特监狱里剩下的华人囚犯们，一少部分在几个月后被释放，不过更多人则作为奴隶苦工转送到其它纳粹劳动营或集中营。最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进入了臭名昭著的诺因加默集中营，具体数量不详，是否有人最终活到被盟军解放也不得而知。在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时节，新华社记者曾走访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各大集中营档案馆进行调查采访，确认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至少曾囚禁5名中国人（也有可能是来自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华裔）；德国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也有至少3名中国人；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则发现有至少一名中国人幸存到苏军解放。这些人到底是经纳粹之手从柏林、汉堡或不来梅的华人社区抓来后转送至此，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在德国其它地区被抓，已不得而知。

在中国人行动中，因与华人同居被捕的德国女性（她们或是华人的女友或妻子，或只是华人的朋友）也被纳粹当局冠以“中国荡妇”的名号，以“种族亵渎”罪将其送往集中营，这些妇女的具体姓名以及人数已经无从查找。

77岁的玛丽耶特·索尔蒂（Marietta Solty，中文名：张雪芳）的父亲名叫张添林（Chong Tin Lam），1926年作为水手来到汉堡，当时这样定居汉堡的华人数以千计。他们在圣保罗区以经营酒吧、洗衣店和店铺为生。渐渐地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城。

中国对德宣战  华人开始倒霉

这些华人并不受汉堡当局的欢迎。政府怀疑他们从事鸦片交易和其他非法买卖，事实上，大多数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1941年，中国对纳粹德国宣战后，华人遭迫害的程度明显升级。

汉堡历史学家拉尔斯·阿曼达（Lars Amenda）表示，华人男子同德国女人结婚生子，很快引起了纳粹种族主义者的注意。这些孩子被称为"杂种"，因为他们不符合"雅里安人种"的标准。

空袭中不受保护

玛丽耶特·索尔蒂也经历了这样的排挤。1942年她出生时，汉堡正遭遇空袭。那时华人不可以进入防空设施内，只能在入口处躲避。索尔蒂回忆说，对她来说，空袭简直就像圣诞节一样，因为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火光。"

而对索尔蒂的父亲来说，空袭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同许多其他家庭一样，他也把女儿送到了海德堡，这样才使她免遭了很多苦难。

通敌罪

1944年5月13日，当局发起的"中国人行动"标志着对华人迫害程度的再度升级。当天凌晨，200名汉堡警察和盖世太保冲入中国城，逮捕了大约130名华人。他们的罪名是"通敌"。

被捕者中当中也包括张添林。他和其他人一样被送入了劳改营，受尽了虐待。索尔蒂说，重获自由后，父亲简直变了一个人："以前他很开朗活泼，后来变得很内向，完全不和人来往了。"

二次受辱

尽管张添林为此抗争了多年，但他从未因这段牢狱之灾获得过任何赔偿或道歉。当年的"中国人行动"被看作是正常的警方行动，而并非具有种族主义动机的事件。

历史学家阿曼达则认为这种界定是错误的："借助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当时的盖世太保官员们把自己看作是种族捍卫者，他们也想把纳粹种族理论施用于华人。"他表示，拒绝承认"中国人行动"是一场种族迫害，无疑是让这些华人遭受了二次屈辱。

种族主义死灰复燃

至少有17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死于盖世太保的虐待和强制劳动。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幸存者离开了德国。张添林留在汉堡并重开了"香港酒吧"，1983年去世后，他的女儿玛丽耶特接管了酒吧。现在玛丽耶特也已经是77岁高龄了，她同时还是圣保罗区酒吧业岁数最大的老板娘。

对于父亲没有得到赔偿和道歉，玛丽耶特已经不准备继续抗争下去了。不过，另一件事情却令她越来越感到不安和愤慨：死灰复燃的种族主义。她在酒吧里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这种日益猖獗的趋势。她说："这些人完全没有吸取教训。我真的很为我的儿孙们担心。"

索尔蒂女士认为，除了政界和学校外，尤其是像她这样的老年人更有义务向大家宣讲过去的历史。因此她总是不厌其烦的讲自己的故事，以便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作者：Barbara Jung，Simona Dürnberg（北德电台）

[海陬观者]

纳粹德国对于中国人的猜忌似乎不如对其他人种，如犹太人、吉普赛人等来得深刻。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于当时的德国 既不至于构成威胁 （如犹太人的有影响力），又不是恶名久闻 （如吉普赛人）。 犹、吉 两族都是世代久居于欧洲，有些都已经是混了欧洲血统的； 但他们如果被送去集中营，极少能够生还，大多数是被处决了。 所以对于所谓 “杂种”人的猜忌与迫害，不全是来自血统。

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个中、德混血男孩长成之后成了运动员。我读过他的故事，但详细的枝节现在记不清了，大约是田径方面的项目。当时他住在联邦德国（西德），志愿代表中国参加奥运。 其时中国与西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他去找的是台湾驻西德的外交办事处。后来恢复了（中华民国）国籍，代表台湾去了奥运，但未得到奖牌。 他就是 1940年代初期，二战中的德国出生的。 所以，说纳粹德国把一切 杂种人都送进了毒气室，也不是事实。 我提出这个例子，并非要替纳粹政权说好话，仅仅是说，历史上有许多事实，必须经过多方查证才能发掘真相，并非 后世的人凭藉了一个原则去想象，就可以简单地 推算清楚的。

[陈和春]

国家资本主义是工业化以来人类战争的主要根源！
人类工业化以来的殖民地战争， 军国主义战争 都是源于 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形式上）
人类最惨烈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源于德国，日本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军事化，和军国主义。
消灭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捍卫世界和平
绝不可以， 让人类历史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
再一次重演！未来无论一个国家， 或者民族
无论多么 落后， 野蛮，愚昧，发展多么缓慢
都不能够 允许以 国家资本主义， 军国主义方式 发展！
也就是说 没有 任何理由 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 军国主义方式 挑战现代人类文明！
用 掠夺， 垄断 和战争的 方式 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