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希特勒

 

破解希特勒

作者：谢盛友

为什么希特勒能够使整个德国跟着他疯狂，整个世界围着他旋转，千百万人由于他而丧生？是什么历史条件促成一个大写的希特勒？是什么让德国民众对他一次次发出整齐划一的欢呼？是什么使他令人战栗？为什么他执政十二年中，前六年直线上升，而后六年直线下降？同是征服者，他和拿破仑又有何不同？他的失败是否必然？他和德国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哈夫纳的《破解希特勒》[1] 成功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使人读后耳目一新。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年12月27日－1999年1月2日）的原名是莱蒙特•普雷策（Raimund Pretzel），他是德国以为著名记者及作家，主要从事近代德国历史的写作。哈夫纳出生于柏林，父亲为普鲁士公务员。他曾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动盪不安的魏玛共和国时代。1938年，他为了逃避纳粹政权的统治，便与其犹太人未婚妻一同移居至英国伦敦，并于伦敦一家报馆《观察家报》任职记者。此时他开始以赛巴斯提安•哈夫纳这个笔名从事写作，并在1954年回到德国（前西德）。哈夫纳先后于1954年及1975年为德国《世界报》及《明星》週刊撰稿，而成为德国的知名人士。哈夫纳于1999年离世。

全书分为生平、成就、胜利、谬论、错误、罪行、背叛七个方面，每一章都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纵然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也不能不赞赏他强有力的思辨。

生平Leben enthält einen kurzen biografischen Abriss und stellt der ereignisreichen politischen Karriere das ärmliche Privatleben Hitlers gegenüber – ohne Bildung, Beruf, Liebe und Freundschaft, Ehe, Vaterschaft.

首先，作者三言两语地交代了希特勒的生平：希特勒几乎没有私生活，他是个单向度的人。一般西方政客把政治视为职业，而对希特勒来说，政治是他的生命。他是一个为信念而活着的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生死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他的政治目标早年便已确定，而且堪称忠贞不贰，这主要是因为他一意孤行，缺乏反思能力。他的目标清楚明了：一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二是消灭犹太人。他首次政治行动是在一次大战爆发后离开奥地利投奔德军，因而希特勒是由选择而成为德国公民。他作战勇敢，荣获铁十字奖章。一次大战使他耿耿于怀的是德国的投降——希特勒认定战争是过早地结束了，一旦他掌权，绝不能让历史重演：“德国绝不能也绝不会再有一个1918年11月。”这点，和他的其他可怕的诺言一样，希特勒无疑是做到了。

一次大战残局难收，国联徒有空名，并无实际钳制德国的能力。倡议成立国联的美国竟由于本国国会的反对而未能成为其会员。战后各国出现短暂繁荣，可惜好景不长，20年代末大萧条便袭击全球。德国作为战败国负债累累，经济衰退，大批失业，人心浮动，局势尤为严重。国难当头，正是出现铁腕人物的大好时机，但是为什么独裁者在德国出现而不在美国出现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德国具备出现独裁者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民众政治心理条件。德国王权解体不久，魏玛政府的德国堪称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始终未能进入真正的民主政治。大部分德国人有意无意地还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似乎他的降临便能解救德国于倒悬。人类对救世主的企盼真可谓百折不挠！于是希特勒不负众望，粉墨登场了。

尽管耍尽无赖，希特勒的上台却是合法的。他最初唯一的资本便是“群众演说”，直接诉诸人民。他的演讲能够把听众带入痴迷状态，但作者并不认为这是由于希特勒的雄辩，而是一种君临一切的意志力使他的演说具有大众催眠术的效应。但是即便如此，直到1933年，大部分德国人仍然投票反对这个突然发迹的无名小卒，有的甚至认为希特勒“并不真的存在，不过发出些噪声罢了”。当代德国青年常常望着自己的长辈，对他们竟然会盲从希特勒而百思不解；老人们也深感无地自容，愧对晚辈。但是脱离历史条件来谈任何问题都是不科学的，并非德国人民都是受人摆布的白痴，而是希特勒迫使他们把对他的怀疑转化为对自己的怀疑——不过他使用的不是强力，而是成就，令人信服的成就。

成就Leistungen macht anhand politischer und militärischer Leistungen, die aber durchweg nicht auf Bestand gerichtet waren, deutlich, warum viele Hitler bis in den Untergang folgten.

不谈希特勒的成就，就无法解释千百万德国人对他的狂热崇拜和绝对服从。希特勒上台后的成就使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从1933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中，在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主持的纳粹政府解决了德国六百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实现了经济起飞。在外交上，他公然无视凡尔赛和约，重新武装德国，而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到1938年，德国已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他大权独揽，彻底瓦解了德国政府，使全国统一于他这位至高无上、只对自己负责的元首。他毫无夸张地宣称，“帝国的命运决定于我一人”。当整个西方世界沉沦于尼采所诅咒的那种令人沮丧的文明的堕落中，德国却精神焕发地站起来了。全世界都低估了希特勒。

由于希特勒的绝对权威是他以后一切倒行逆施的基础，作者认为有必要把他如何悄悄地瓦解掉德国政府的过程加以说明。首先，希特勒凭着独裁者共有的直觉，彻底摆脱了宪制的约束。他绝不当什么“公仆”，而是元首，“绝对的主人”。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宪法早已名存实亡，希特勒从未提出任何新的能够实施的宪法去取代它。1934年以后，德国便成了没有宪法的国家，政府对人民的权力便不再受到限制。其次，希特勒一贯善于创建各种新的可称为国中之国的权力机构，并全面直接地控制它们，诸如纳粹总部、冲锋队、党卫军等等，都只向他个人负责，通过它们制造他所需要的恐怖气氛。

希特勒改组后的政府中各部门职权不清，甚至相互对抗，绝对不可能彼此联合成力量来制约他或反对他。政府的混乱统一于他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在进行控制协调。这种局面的产生不是由于他对国家机器的无知，而恰恰是他精心的创造。他把自己变得无法取代，而且彻底堵截了任何可能以正常方式罢免他，或者产生新领袖的途径。作者设想，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死了，一定会被认为是德国的救星，但是人们也马上会发现他的死亡所暴露的权力真空，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至高无上，不可取代，不受宪法约束，不向任何人负责——这些便是一切大独裁者为自己横行霸道所创造的基本条件。

由于希特勒一手复兴了德国，反对他、怀疑他的人便失去了依据、丧失了自信。他们在困惑、惊羡、感激的同时，进而放弃了自己观察和思考的权利。不是说不敢公开怀疑他，而是从内心深处不能再怀疑他：难道你不希望德国兴旺吗？难道你要对一个复兴德国的人吹毛求疵吗？终于，善良的人们为经济起飞而接受了集中营。希特勒逐渐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德国的化身。元首的意志便是德国唯一的意志，并将成为世界唯一的意志。也许只有超出一般人理解的狂妄才能对一般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尽管也有不顺眼的事发生，人们现在只是埋怨：“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想一想，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崇尚独立思考的新教诞生地——德国，可见人的自信是何等轻易地被摧毁。希特勒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深谙群众心理，屡屡试探，步步为营，尽量不公开做群众不能接受的事情。在1933年4月1日排犹运动前，他早就制造舆论，似乎要把犹太人斩尽杀绝的样子，一旦人们发现事实还没有坏到那种地步，反倒容易接受现实了。希特勒的统治手段是相当诡诈的，他懂得如何恰如其分地掌握恫吓的分寸，使人们既害怕又不至铤而走险。

胜利Erfolge beleuchtet Hitlers innen- und außenpolitische Erfolgsperiode zwischen 1930 und 1941, wobei deutlich herausgearbeitet wird, dass Erfolge fast immer nur dort eintraten, wo der Widerstand gering war: „Immer stürzte er nur das Fallende, tötete er nur das schon Sterbende“ – mit „der Witterung des Geiers“.

可是复兴德国并非希特勒的最终目的，国家对他来说，“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从来对建立一种作为持久秩序的国家不感兴趣。他选中德国是要它成为征服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具。现在德国已经羽毛丰满，希特勒开始把魔爪伸向欧洲的其他部分。从1936年到1938年，他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辉煌胜利：吞并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直至慕尼黑协定瓜分捷克，他不费一兵一卒，全凭外交途径。为什么希特勒的领土扩张如此顺利呢？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是对手的懦弱。英国只想安抚住德国，宁可退出东欧，过些太平日子。法国则软弱得眼看德国猖獗而无能为力，只好违背民族利益去顺从英国的绥靖政策。英法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得寸进尺，但是又使他失去宣战的口实。但是战争是非打不可的，原因有二：首先，希特勒坚信人类历史就是种族竞争史，战争是常态，和平不过是战争之间的间歇，一旦条件成熟，就必须发动新的战争。其次，希特勒是根据自己的年龄来计划他的政治行为的，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称霸欧洲的目的。人生的短暂使发动战争变得刻不容缓，希特勒一再抱怨战争应该在1938年而不是在1939年开始。“我现在50岁”，他在1939年对来宾说，“我宁可现在打仗而不要等到55岁或者60岁”。

哈夫纳一再强调，希特勒不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并不关心他已经控制的领土范围内的治理建设。1938年夏，他统治了东欧，1940年夏，他又把版图扩大到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陆，可是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想要获得和可能获得的地盘，一而再地错过巩固成果的机会，却一味地进攻再进攻。希特勒也不是一般务实的政客，注重现实的功利和妥协。希特勒是一个自己所标榜的“纲领制定者”，他有一整套自己的世界观、政治目标和实施纲领。作为一个领袖，他不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推波助澜，而是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现实世界，以他的臆想去改造世界。所以哈夫纳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理想型的领袖。理想型的领袖不乏事业心和意志力，怕只怕理想本身谬误，那么必然全盘大错。而希特勒正是这种情况，所以尽管他有相当的才能和超人的意志，他由成功走向毁灭的道路是注定的。由此也可以说，正是他亲手“制定了自己的失败”。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早就直言不讳地阐明了他的“纲领”。他的世界观是以种族理论为中心的，他认为人类历史不是阶级或国家的历史，而是民族和种族的历史：“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政治就是战争或战争的准备阶段，战争的目的是争夺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战争的结果是弱肉强食，最优秀的种族将成为世界的主人。他的两个政治目标——称霸欧洲乃至全球和消灭犹太人——都是以他的种族理论为依据的：一是生存空间的竞争；二是反犹主义。希特勒认为人类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因而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将是永恒的，其结果必然是战争、兼并、征服。哈夫纳认为，希特勒的这一理论只是表明了他缺乏现代意识，因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均所需土地大大减少，国家的富强已经不完全依赖于疆域的宽广。希特勒把种族分成不同优劣等次， 雅利安人最高贵，迄今的文明都是他们创造的，所以统治世界的使命应该当仁不让。欧洲国家中他认为俄国是征服和奴役的最大目标，而犹太人则是人类公敌，必须灭绝。他耸人听闻地编制了一个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的阴谋，于是“击败犹太人就是为上帝而战”，为反犹披上一层圣战的色彩。

谬论Irrtümer behandelt das „krude, realitätsfremde und in sich widersprüchliche Program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it seinen völkischen und antisemitischen Elementen.

希特勒的所谓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荒诞得无法认真对待，而且穷凶极恶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可悲的是，仅仅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原因很简单：基于历史的经验，虽则是部分经验。人类有史以来，国与国的武力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在出现一个高于国家的机构之前也许永远不会停止。历史上的和平往往是通过征服吞并达到的，而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这些征服者总是以英雄的面貌出现。一个民族的称霸确实只是到了当代，也就是产生了国际法之后，才有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行为。至于反犹意识，也并非希特勒的独创。作者认为，希特勒只是接受了当时存在于东欧的一种欲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特殊品种的反犹思潮，并以他极端的思维方式将它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错误Fehler geht auf die sich aus den starren Ansichten ergebenden Fehleinschätzungen Hitlers politischer, militärischer und geostrategischer Art ein, die seine widersprüchlichen Ziele – „die Herrschaft Deutschlands über Europa und die Ausrottung der Juden“ – untermauern.

但是希特勒始终没有说清楚他这两个理论和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先后次序，这就导致他在犯了纲领性错误的情况下，又犯了同时追逐两个不同目标的战略性错误。反犹不仅从道义上暴露了希特勒的狰狞面目，招来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从军事上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反犹一方面把忠于德国的犹太人逼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另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了原本可以用在战场上的兵力物力，是违反他征服欧洲的利益的。两者同时进行的唯一便利之处是能够以战争的非常状态为掩护来进行大屠杀。

罪行Verbrechen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n von Hitler besonders ab 1941 veranlassten Massenmorden an Kranken, Zigeunern, Polen, Russen und Juden und dem Unterschied zu klassischen Kriegsverbrechen.

作者分析了希特勒从战争伊始一举扫平波兰、法国的神话式凯旋到同时分辟东西两战场的错误。1941年的德国达到了其光辉的顶点，是希特勒自己断送了已到手的胜利。他得意忘形，在6月向苏出兵时连冬季配备都免了，以为在冰雪到来之前便将一切就绪。莫斯科保卫战成为希特勒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他意识到“再也不会打胜仗了”。从此，他采取了一种近乎破罐子破摔的态度，作出了一系列不明智的决策，诸如毫无必要地向美宣战等等。根据作者的分析，这是因为希特勒内心对实现第一个目标已经彻底失望，于是转移方向，争取时间去完成他的第二个工程。因为正是在这以后的1942年1月，他发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命令。他调动大量兵力和运输装备去从事灭犹，把大屠杀的形式从集体枪毙发展到毒气室、焚尸炉，从而把杀人技术从手工操作提高到传送带的水平。

作者批驳了一种认为灭绝营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责任，希特勒对此不知情的说法。作者指出下令灭绝犹太人不仅符合希特勒的一贯思想，而且是有案可查的。在当时的德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这样大规模的屠杀绝不可能发生。只是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于1939年9月1日签署处理德国残疾人命令后，此类杀人指令便只限于口头而不落痕迹了。作者认为希特勒后期对军事胜利已不抱希望，甚至对部下取得的局部战果也不感兴趣，只是一心加紧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明为什么作为一个总指挥，在前线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希特勒还能在司令部里沾沾自喜，这完全是恶魔干了坏事后的欣狂。

哈夫纳对纽伦堡的审判很有保留意见。他认为仅仅以“战争罪”、“违反战争规章条款”宣判希特勒显然未能击中要害，因为战争一旦爆发，参战各方便都有可能造成灾难；而且既是罪行，也就谈不上什么规章条款了。希特勒的罪行恰恰不是战争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他的批量屠杀无辜平民都不是迫于战争的需要，而这一切又正是他令人毛发悚然的根源：在他的命令下，除了众所周知的数量在400到600万之间的犹太人以外，还有大约10万德国残疾人、50万吉卜赛人遇害。为了使占领的波兰和苏联彻底降为德国的原料和劳力供应地，希特勒极端恶毒地重点屠杀了这两国200万左右的精英分子。希特勒不仅是一个战争贩子，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杀人犯，大概也就是这一点使他难以和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征服者并列，难以使人敢于对他公开膜拜。

背叛Verrat verdeutlicht, dass das deutsche Volk nur Machtmittel zum Vernichtungszweck Hitlers war und von ihm ab der 2. Jahreshälfte 1944 mit Hilfe verschiedener Maßnahmen (Endkampf statt Abbruch des Krieges, Ardennenoffensive und Anordnung zur totalen Zerstörung der Lebensgrundlagen) in den Untergang getrieben werden sollte.

哈夫纳最后一个重要论点是关于希特勒和德国的关系。威廉·夏伊勒在其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论证希特勒是继承和表现了德国政治家传统的，而哈夫纳则认为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国政治家传统，恰恰相反，他只是利用了德国，随后又背弃了德国。尽管作者并未明说，但显然认为希特勒是降临到德国的灾星。希特勒选中德国作为征服欧洲的基地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德国的实力使它有可能承担这一重任，德国于是成了希特勒的选民。但是希特勒早就说过，“如果有一天德国民族不再足够强大，或者不准备作出牺牲，以自己的鲜血为生存而战，那么就让它毁灭吧，让更强大的力量来消灭它吧……到那时我不会为德国民族洒一滴泪。”波兰在希特勒的蓝图中也曾是个可联合的盟国，但是由于波兰不愿接受希特勒给它指派的角色，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作为惩罚。当战争由胜转败时，以人民领袖崛起的希特勒便暴露了他对德国人民的真实态度。他开始厌恶他们，越来越少公开露面，他最拿手的群众演说也成了历史。他几乎存心把一切搞得不可收拾，一再拒绝保存实力，像一次大战时德国所做的那样。对他说来，一个没有以他为中心的德国，一个不能为他服务的德国又有什么用呢？人民在他心目中又算什么呢？“我之后，让洪水来吧。”德国必须与他同归于尽。当德国人民越来越盼望战争结束，甚至向盟军举白旗投降时，希特勒也就对他们越发鄙视，背弃他们的信心也就更为坚定。在最后关键时刻，他下令毁掉德国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设置，惩罚德国。

希特勒引发争议

西格丽德·彼得斯（Sigrid Peters）在德国西南部一座千年历史老教堂中担任管风琴师，当她听说教堂里的一口钟上刻有纳粹徽章和铭文时，她感到非常震惊。这位退休音乐教师说，你怎么能够一边给孩子做洗礼，一边让一口刻着“一切为了祖国”字样的钟来烘托气氛呢？

教堂所在的村庄叫海科斯海姆（Herxheim），这里风景如画，盛产葡萄酒。几十年来，村里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是在教堂钟声的伴随下举行的。这座刻有纳粹标志和铭文的大钟是1934年安装的。彼得斯抱怨说：“没有人知道教堂的铸钟上有这些东西。”

现在教堂发现“纳粹钟”的消息已经家喻户晓。有关如何处理海科斯海姆教堂这个纳粹遗物的讨论已经引起了德国境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教堂的神父海尔穆特·梅哈特（Helmut Meinhardt）对当前的讨论表示不可理解，他说：“就我个人而言，纳粹思想已经成为历史，这口钟并不意味着对纳粹的敬畏。”

市长罗纳德·贝克（Ronald Becker）也同意这一观点，并主张保留这座铸钟。他说：“这座钟还运作正常，为什么要换掉呢？”他担心，如果磨掉钟上的纳粹标示和铭文，钟的音响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市长贝克表示，这是一座历史性老钟，海科斯海姆应当保护自己的历史。

在德国，保留纳粹遗物的并不只是海科斯海姆教堂。巴伐利亚州霍夫市的教堂建于1939年，教堂内的一幅壁画上，耶稣身边一个身着长袍脚蹬皮靴的人物，和希特勒非常相像。教堂方面决定保留这张壁画。

如何处置第三帝国遗产，也是一个让奥地利头痛的问题。比如位于布鲁瑙（Braunau）希特勒出生的老宅，这是一个历史古迹呢？还是一个历史污点？截至2011年为止，奥地利政府在这座建筑物中为残疾人组织一些活动。但当政府为了方便残疾人要对建筑物进行一些改造时，房屋业主则表示坚决反对。奥地利议会于2016年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将这座建筑充公。经过历时数月的官司，奥地利宪法法院于2017年6月终于做出裁决，政府没收这座房产是合法的。现在政府将对希特勒的老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建，以便它不再成为新纳粹和极右分子们顶礼膜拜的朝圣之地。

作家和出版家加贝尔（Wieland Giebel）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尽管中学历史课会讲到纳粹历史，电视台也会经常播放有关纳粹历史的纪录片，但很多德国人似乎开始淡忘这一段德国历史，而年轻一代更是对这段历史缺乏兴趣。加贝尔认为，牢记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应当牢记纳粹历史，就像人们应当牢记家族史一样。如果可以回避这段黑暗的历史，那么有朝一日这段历史重演时，就会变得更加可怕。

 

[1] Anmerkungen zu Hitler

Kindler, München 4. Auflage 2003 (mit einem Vorwort von Guido Knopp), ISBN 3-463-403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