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并没有否定“文革”

邓小平并没有否定“文革”

2015年5月19日，一个至今仍然是带着大右派帽子叫储安平的人，失踪50年后，衣冠冢在江苏宜兴落成。三天后的5月22日，《环球时报》不失时机的跟进一篇文章；《储安平衣冠冢让如烟往事沉淀》。其中有这样的话：

“……储安平在1957年所扮演的角色是悲剧性的。……”。
“借储衣冠冢落成重纠往事和恩怨，这不是值得鼓励的倾向。……不推崇钻牛角尖”。
“中国社会不主张放任撕裂，……当下的无论什么人，都不应再消费储安平。……”。
《环球时报》提醒大家，不要对这个人“再消费”。 社会不主张他那样“放任撕裂”。

储安平是至今未予平反的，全国不予摘帽的96名右派中，5名“国家级右派”之一。中央不给他们摘帽，是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1957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出现了“扩大化”。运动本身没有错误。
第二，全国不予摘帽的96人，是铁定的真右派。这正说明了运动的必要性。

已经摘帽的，说明这些人原本是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是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人。
不予摘帽的，就等于是敌我矛盾。储安平就是这样的人。说人民公敌也不为过。

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摘帽”552877人，不予摘帽96人，其中“国家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历史学家，5大国家级右派中唯一善终者（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者）。在民盟中央一届四次全会上，陈仁炳被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期间，因民盟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刚候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去北京，由陈代理主任委员。以后，陈又被选为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届市委委员、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同时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他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结果被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在题为《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点名，后来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斗，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4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

1957年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右派的原则：一是“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一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邓小平在7月23日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关于右派问题，“组织处理不忙，人大、政协、党团都不忙处理，等人大改选再说”，“但要积极做准备工作，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7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核批准。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同时发表社论解释：

“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措施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反右的继续。邓小平否定“文革”不坚决、不彻底，以至于中国今天还是反右、还在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