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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中国历史能否走出死循环？
风暴下的心灵早熟
1977年6月13日，北京医院地下室，备受折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辞世。
或许是父子间的心灵感应，“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的章立凡，梦见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3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后来，母亲到监狱探视章立凡，印证了这一噩耗。
章乃器，1957年与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并列为中国“四大右派”，毛泽东甚至把他与章伯钧、罗隆基“钦定”为右派的3个“老祖宗”。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在社论发表前10天，《新闻日报》刊登了《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署名小雅，对章乃器进行了批判，不过，那时还称章乃器先生。10天后，站队-树敌-“打落水狗”，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此时的“右派儿子”章立凡年仅7岁，但也需要站队。组织上找他母亲表态，“当时我父母已经分居，组织找她表态，她不得不表。我那时候也被要求表态。”
母亲事先教给他几句话，让他在会上说。上台后，他讲了那几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和他划清界限。台下掌声雷鸣。下台后，有人和他热烈握手——这人叫吴大琨。
1930年代，吴大琨曾做过章乃器的秘书。“当时吴是一个青年，我后来在上海档案馆查到他给我父亲的信，内容是表示仰慕之情，希望能够在我父亲的提携和指导下，为抗日救国做点贡献，我父亲就把他留在身边。”“七君子事件”发生时，章乃器被捕，吴大琨是在场的见证人。
后来，吴大琨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7年“反右”和1960年代章乃器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时候，他都是作为“正面”的一方来批判和反驳章乃器的，“但晚年时，他又提出来应该给章乃器平反。”对于吴的无情转向与人性回归，章立凡无限感慨。
1957年，章乃器流露出对工商业改造后效率反不如前的忧虑，担心“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吴大坤批评说，章乃器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
民建和工商联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对章乃器进行了批判。当时的章乃器在这两个地方都还是副主委。座谈会上，很多人都是章乃器的老朋友，包括章的前妻胡子婴都去了。“他们都发了言，在那个大背景下，你必须批判。”
“反右”时，胡子婴发表过两篇文章揭发章乃器。章立凡曾在父亲的个人档案中，查到不少父亲和胡子婴早年恋爱时缠绵悱恻的情书，“多年的政治变迁，最终留下的惟有伤害。”
实际上，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冲击来临之前的章立凡，年幼时也特别崇拜工农兵。凡是在画上、在媒体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从大胡子马恩老爷爷，到小胡子列宁、斯大林同志，他都觉得很有亲切感。但革命与斗争，亲人、朋友、同事反目、彼此揭发，给幼小的他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和记忆。
由于过早体验到政治对家庭的冲击，章立凡对自己包裹得很严。他从小接触了大量社会名流，但从不对同学提起家中的事情。“反右这件事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在政治上早熟，我很早就知道保护自己；一是开始对时事有兴趣，那时候我识字不多，却已很主动地找报纸看。我觉得这些不是正常社会形态下儿童应有的习惯，但那时我就已经有了。”
学会逆向思维
看到父亲的老朋友一下都变成他的敌人，章立凡开始对他们感兴趣。他家里有1949年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还有一些人物画册，他就缠着父亲一个一个问：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回事？跟你什么关系？章乃器会说出一段往事，或者他对此人的印象和评价。
上小学时，他发现父亲说的东西跟老师不一样，几句话就否定了老师教的那些。“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教给我逆向思维。就是人家都说怎样怎样时，你一定要问为什么。”
有一次，章立凡发现次卧室中有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史实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诠释，令他十分震惊。从此以后，读禁书成为他的一大爱好。
他对历史人物掌故的兴趣，则来自父亲收藏的一套内部版《文史资料选辑》，“有几十本吧，写的都是各种历史人物，可以从中分析出这个人跟那个人关系怎么样，有什么恩恩怨怨。”
“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通过高考读大学。他以参加招考研究人员的方式，考进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他一起考的一位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我是中学生，考试中有历史的考卷还有英文的翻译，我记得翻译的是‘马歇尔访华’中的一段。我都翻下来了，但那位同志就说他外文全忘了，没法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当年与章立凡是同事，那时两人都单身，没有住房，住在社科院办公室，经常畅谈到深夜。雷颐说： “他特别聪明，也有见识。他没正式上过科班大学，但各种知识很丰富，甚至很专业。他很早就跟我谈易经，那时国学还没有这么热。”
“文革”中坐过监狱，对他的人生历练起到了重要作用。雷颐评价这位老同事时也认为：“他对历史的解读一语中的，既有原则，又有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他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把墨汁刷到他的床上，还逼着他从狗洞里爬出去，这种经历是我们现在这代人没有的。他不是一个关在书斋里的学者。”
微博名人
微博兴起后，章立凡成了微博名人，戏称自己的身份是“五毛公敌，说破皇帝新衣者”，相信“英特纳雄耐尔尚未实现，Internet已经实现”。尽管在微博上嬉笑怒骂，但他认为自己并非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我很少参加什么签名，发起什么活动之类的。”
“多年前有人提出补发右派工资的呼吁，我那时候觉得，这只是个经济要求，这种签名我就不参加了。到2007年，我参与了签名，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是经济要求，还涉及到对反右运动、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评价，我觉得应该签名。”
“章立凡非常淡泊，不主动参与一些事，有超然于世外的境界，是与功利主义保持距离、超然于权贵和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颇有道家的隐者和佛家的居士风范。”对于章立凡的低调， 孙大午案辩护律师、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也深有感触。
如何寻找共识？
人物周刊： 2010年年底，你发表了《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今年元旦又发表了《历史动车将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环？》，说我们走了一圈，“动车”要追尾了。
章立凡：20世纪中国错过了两个机会，一个是君主立宪，一个是联邦制。比如说，30年来中国走出了苏式的计划经济，但一直没走出斯大林主义。
我为何提出“追尾”这个说法？中国的“动车”100年间一直在封闭的轨道上循环，我们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张木生先生又在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现在面临的问题，仍然是100年前的老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社会可能面临的轮回，你相信这个说法么？
章立凡：我不希望现在有革命。以往中国历史上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没有什么颜色革命，没有天鹅绒之类的温馨革命。中国革命历来是以暴易暴，决不可轻易尝试。
人物周刊：从现实和网络上看，暴力情绪十分明显，人与人之间、群众和政府，甚至部门和官员之间的不和谐乃至对立情绪有迅速扩大的趋势，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章立凡：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情绪。从网络到民间社会，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看到的都是暴力现象，无论是网络语言的暴力还是群体事件的暴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天然的群体，暴力倾向随处可见；自由主义是天然的个体，理性声音相对不足。
人物周刊：社会需要达成妥协，形成共识，有没有现实的路径？
章立凡：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是一种妥协共存的产物，统治者放弃部分既得利益，而谋求可持续的长远利益。我主张中国人通过改良达成社会妥协，重订社会契约，确立宪政制度并走向公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体中国人公平分享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成果。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缺乏社会契约意识，比如房价跌了就去砸开发商，缺乏现代社会根本的人文精神。
章立凡：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没有西方那种商业文明，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民商法体系。中国人历来不重视契约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契约。从《临时约法》到《共同纲领》，中国一百年来订过几次契约，都废弃了，改革开放也算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现在是各奔各的路，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强势的一方剥夺弱势的一方，社会已经被撕裂。
人物周刊：商业文明，这个词很重要。西方的商业文明催生了市民社会、公民阶层和公民意识，中国呢？
章立凡：安全的社会是中间大两头尖的橄榄型社会，当今社会是一个两头大的社会：一头人数多，一头权势大，社会处于撕裂状态。现在社会情绪普遍焦虑浮躁，一旦有突发事件，一个火星引发连锁反应，有可能出现一场以暴易暴的社会灾难。我常批评民营企业家没有自我意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不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中产阶级也没有自主自为的意识。
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铸造什么样的臣民，按这种循环模式克隆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的教育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这套教育制度只生产标准件，不培育独立思考的人。无论官员还是人民，这条生产线的产品，其素质都存在问题，只有通过自我教育加以完善。
人物周刊：现在的体制很难塑造出真正的公民，而没有公民社会，社会转型又会成为泡影，这是一个悖论。
章立凡：我们毕竟是在推动社会进步，主张避免革命，是担心历史走入循环，再来一场浩劫，再循环一百年，那样真的很悲催。我不认为人民一定要变成公民才能完成社会变革，但起码要具备理性的素质，要让启蒙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更充分些。改革开放最大的思想贡献，是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上世纪末我曾预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必将改变中国。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和公民社会的实现，是可以预期的。
历史学家的警示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希望？
章立凡：我愿意再看5年。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上是与自己为敌。一些老干部呼吁“救党”，一些“红二代”领导人出于血统和感情的原因，也希望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来推动改革走出危机。目前从统计学上已看到大量的社会危机警示，各地都有典型事件不断出现。今后5年的发展，基本上就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
一个执政党，如果多数党员只为自己谋利，不为党的前途着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体制就很难自我修复。党派利益与全民公共利益之间，到底有没有界限？要改革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有人主张考虑清楚哪些是执政党的底线。底线其实就是永远执政，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
人物周刊：能否评价一下维权与维稳的关系？
章立凡：我已经说过：不为人民维权，政权难以维稳。一边侵害人民利益制造不稳定，一边利用维稳谋取更大利益，是最缺德的经济；以主人为假想敌，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最愚蠢的政治。
人物周刊：最近韩寒发表关于“革命”、“民主”、“自由”3篇文章，引起很大关注，你有何评价？
章立凡：我一直很喜欢读这位年轻人的文字，尽管“韩三篇”观点不成熟，带有某些精英化的文学调侃，但其贡献在于激活了这几个社会话题，对个人也是一种突破，不必从学术角度来解读。
关于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我在2004年发表了《“改良”与“革命”赛跑》、《革命的社会成本》，2008年发表《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我把第一篇作为对韩寒的回应重新发表。重提“改良与革命赛跑”的旧话——“社会矛盾深重之时，应当及早改良；社会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发生革命。”
人物周刊：对于民主宪政的可能性，能否做一个展望？
章立凡：当年，我说早了；今年，我说晚了。最近曾就上述话题，与袁伟时先生进行了一场对话。我提出3个命题请教袁老师：一.改良是革命的结构，革命是改良的清盘；二.自由是民主的终极追求，民主是自由的游戏规则；三.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
这场讨论取得的共识是：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模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令启蒙的手段更加便捷。光荣革命前的英国人、大革命前的法国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人，都没有见识过全球化和互联网，当前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肯定高于他们。那种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宜享受民主的说法已经过时。时代变了，潮流变了，现在是领导明显落后于群众，教育官员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有位西方学者说：“历史学家是向后看的预言家。”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或许历史学者与就事论事的经济学者不同，至少会提前三至五年发出警示，再静候时间的验证。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真正关心国家和百姓的人们应该明白：中国需要改良而不是革命，确实要避免轮回。
七门课不及格，就是看了很多书的证明？你这是什么逻辑？
曹长青不在国内待着，就没有评论的权利？你也没在国内待着，你又在这边胡扯什么？你这个人本身才是一个大笑话！
谢谢你的提醒，我写下面留言的时候，情绪确实是有些激动了。因为我实在是不明白当这么多证据已经浮现的时候，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无法看清这个简单的骗局呢？
但是你在留言里面竟然用了“方舟子们这样意识被摧残之流”的语句，这是不是也算人身攻击呢？你说“韩寒成功地抵制了洗脑”，证据是什么？就因为韩寒上学七门课不及格，语文考试四十多分？那文革时期交白卷的张铁生、黄帅是不是也成功地抵制了中共的洗脑？中国的教育体制固然有宣传的成分，但是绝大部分学生在其成长之后、甚至就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自然而然地会有鉴别能力，而且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面难道没有大量的民国时期的作品？且不说鲁迅的文章，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算不算？我不相信语文课上这些文章都读不下去的人还会有兴趣去读另外的作品。
方舟子们意识被摧残，你又凭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方舟子是福建省高考语文第一名，并且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就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内得到了成功？如果你认为凡是在国内的教育体制内得到成功的人物都是意识被摧残的，那么我要告诉你将神舟号宇宙飞船送上天的那些科学家都是这些意识被摧残之流，而美国历年来所接受的大批留学生也都是这些意识被摧残之流。美国一年会花那么多的钱去培养这些意识被摧残之流？那些意识已经被中共摧残的方舟子们还有能力去接受西方世界高等学府的博士和博士后教育？
文革时期的批斗会是中共运用政权的力量对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斗争，这和现在的“方韩论战”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方韩之争”是民间知识分子的讨论，或者是社会大众对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质疑（在这里我暂且还是把韩寒称作知识分子，尽管他其实根本就不配)，而韩寒一方就是竭力地将这目前的这场争论和文革挂钩，试图混淆两者的本质区别，并将韩寒表述为一个受害者以取得大众的同情。你看看方韩论战以来，韩寒哪一次正面回应过对他的质疑？每一次露面都是在那边诉苦、抱怨，把自己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现在“文革”这个词竟然成了骗子的最后避难所，真是可笑。
韩寒一方总是要证据，现在证据越来越多了。请问曹长青的文章《韩寒是石头，不是金子》、方舟子的博文《韩寒造假的两条铁证》，你读过了吗？如果没有读过，你先去读一下，再来讨论吧！
请问韩二浏览了什么民国的作品？韩二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基本上不读什么书，只是看报纸！看中共的报纸！他这个小混混还有什么思想基础？民国的作品我估计韩二连一本都没有读过！
民国的思想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胡适的实证主义！就是质疑的精神！而这又是胡适从他的老师杜威那边学来的，这是中国思想界与世界接轨的开端。
方舟子今天所表现的质疑精神和他所用的实证方法恰恰是与胡适先生的思想还有许多民国学者的方法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有谁真正继承了民国学者的遗风，那就是方舟子，而绝不是那个不学无术的韩混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