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吗？

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吗？

作者：谢盛友

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吗？这个提问显然是多余的。多余的问题被提出来，肯定是我们的社会缺乏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是指那些具有高等学位、广义上的读过书的人，而是具有批判精神、能对权力说不、针砭时弊、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公共知识分子。
萨依德（Edward W. Said）曾说，“对权力说不”的角色，让知识分子头上闪烁着道德光环。正因为此，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标准和判断，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期许和责任寄望。对政策的批评责任，人们也赋予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上。然而，在缺乏资源支持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必须依附于体制，形成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曾描述过学术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同源性，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相对权力上的统治者来说，是被统治者，但是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范畴内他们又可能是文化统治者。

我非常敬仰张思之，他是打破沉默螺旋的中国第一人。
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1947年，他被当时小有名气的朝阳大学法律系录取了，他的理想是学外语，将来当外交官。父亲听到消息，就早早把学费汇入朝阳，就这样入了朝阳学院，开始了他和法律结缘的坎坷一生。 1948年，张思之入了地下党，他自己称“就这样上了船”。1949年2月，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
改革开放后，他重返律师界，1980年11月12日和其助手朱华荣被指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江青要求自辩，拒绝了辩护律师），后来又担任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长期以来，他担任了很多重大案件的辩护律师，如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 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 2003年郑恩宠律师“泄密”案； 为中国的法制进程做出了贡献，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

我同样非常敬仰许良英，他是公开推动“宽容”普世价值的中国第一人。
许良英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是中国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做《科学通报》的编辑。1957年许被定为右派，发配家乡农村改造。后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科学史、物理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思想、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科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主编之一。许良英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民主进步事业，由于他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和活动，获得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

我同样非常敬仰丁子霖，她至今仍然有勇气为中国的人权而奔波。丁子霖1936年生于上海，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发起人。其丈夫为蒋培坤，二伯父为丁文江。丁子霖1947年考进景海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56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5年60岁前退休，现居北京。
1989年春北京发生以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败为主要诉求的游行，进而发展为绝食抗议运动。一部分学生留滞天安门广场。5月19日，为控制局势，中国政府颁布戒严令。6月3日夜戒严军队强行清场，遂成流血事件，后称六四事件。丁子霖17岁未成年儿子蒋捷连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被子弹击中丧生。
丁子霖极其悲痛，联合其他死难者的家长，要求政府还其公道，并搜集到一个经过核实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北京政府则认定她为美国反华组织工作，并接受非法资助，因此对她进行了严密监控。

我们的社会的确太缺乏这样的知识分子。

写于2008年6月9日，德国班贝克

[albert88]

比较赞同“医生手记”的观点。
老谢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要求太高。
老谢天生有点反骨。
绝大多数所谓知识分子心里面有傲骨，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庸庸碌碌，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宿命。

[谢盛友]

感谢两位先进 评论！

[医生手记]

知识分子需要“反”什么？回谢盛友之帖

医生手记

没有谁不会需要知识，也没有谁不需要知识分子。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八十年代时期，由于刚刚文革结束，文化普及率低，因此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的知识分子（那时候的大学生，个个傲然不可一世），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了，那么，他们还是“天之骄子”吗？
我认为谢公拿“对权力说不”来衡量知识分子的“道德光环”是草率不通的。应该是对“权威说不”而不是“对权力说不”，虽然一字之差，但区别很大。为什么呢？首先“对权力说不”不代表知识分子的道德是非性，要知道，反权力，反政府的最高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而崇尚“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终会泯灭道德和人伦（无政府主义主要喜欢搞暗杀，破坏行为）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皇储菲迪南被塞尔维亚爱国学生刺杀，姑且不论这个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他在刺杀的时候对菲迪南的夫人也开了枪，正中腹部，而菲迪南夫人当时还怀有身孕……我们也许在赞扬这个学生“反权力”的同时，心里是否在颤抖：“多么残忍！”
“权力”本是一个中性词汇，“反权力”就一定是对的吗？反权力的人就一定道德了吗？我希望谢公三思。
我认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他敢于做的是“反权威”，而不是“反权力”，因为“反权力”其实很简单，一把手枪，一颗炸弹都可以用来“反”，而且也并非只有知识分子所为，刺客，流氓，无赖，都可以“反权力”。而“反权威”则不同，因为，权威不是简单的权力，而是一种思想模式，它统治的是精神。权威，是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权威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集结了所有思想理论出来的，所以，“权威”是非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没有一定的道德修养的人能“反”得了的。
马克思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就敢与“反权威”，马克思提出了大哲学家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里的 “怀疑一切”，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怀疑权威” -------------永远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说要尽量避免魯莽和偏见，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非常清楚和確定，沒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的真理。就是说只要沒有经过自己切身体会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結论，都可以怀疑。
其实，在学府里，做老师的也多半喜欢那些喜欢提出疑问的学生，喜欢思考的学生，让学生敢于挑战老师，我相信这是一个热爱研究的老师和学生愉快之处，但是注意，这个挑战，是从学术上挑战，是为了完善学术讨论的良性循环，而不是说学生“挑战”老师就是挑战老师的“权力”所在，就是打倒“老师”的本身“地位”。
然而让我很遗憾的是，马克思所引用的这个“怀疑一切”理论，在文革时期，完全被一种荒诞的“反权力”思想糟蹋了。文革时期，“夺权”现象到处如火如荼，学生一个个都红了眼睛，成了蛮不讲理的“无政府主义暴徒”。它们绕过了需要科学严谨的实际学术手段“反权威”，而是选择了简单粗暴地“反权力”手段，老师们是被学生们一个个打趴下了，做老师的一个个不但没有了老师的“权力”甚至都没有了一个老师应有的尊严，做老师的见了学生象老鼠见到猫，然而，谁又让谁真正心服口服了？更糟糕的是，学术上的“权威”也被看成了“权力”了，“权力”和“权威”混淆成了一谈，这个现象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湖涂着，让我失望的是老谢也如此。
常言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就是因为“反权威”是需要文化理论知识的，而“反权力”则兵痞足矣。
当然了，我相信谢公发此贴的初衷并不是要从学术角度上提倡“怀疑权威”，他不过是引经据典地要去从那个十几年那场到现在都理不清，扯还乱的悲剧事件里批判点什么他想批判的，又歌颂点什么他想歌颂的。似乎还想想把哥白尼，布鲁诺的悲剧往上套。然而请谢公不要忘记，哥白尼和布鲁诺在被迫害前就有了“反权威”的理论，马克思也是在被迫害后开始撰写“反权威”的理论，而当年的学生们除了一些空洞仇恨的口号，“反权威”的具体理论何在？到了现在也是一些空洞仇恨的口号，而我在今天也没有看到当年的学生做了什么任何足以在学术上服人的理论著作。
很遗憾，没有。我看到的只是在讨价还价地喊着“讨还血债”和苟且偷生的“牢骚满腹”。
还是那句话，当年的大学生太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好像做了一个大学生就真的是天子骄子了，他们不肯，也不敢面对“权威”，他们甚至与都不懂他们的缺点是什么，以及不知道他们的无知领域又有多么博大，他们自大，浮躁，亢奋，粗暴，吝啬，胆小，虚伪，而这些缺点注定了他们无论是在“反权力”还是在“反权威”上都必然是个受害者，而最可悲的受害者就是拿着自己的伤口去祈求同情。
知识领域的“权威”大堂里静悄悄，堂外，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激昂地们在为“权力”图劳争吵，白驹过隙，时光又过了一年……
2008年６月９日

[严植]

是啊，不光是知识分子，人活着是要有骨气的。可是多数人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