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和音乐之旅

杨锐·Dialogue主持人

我的精神和音乐之旅

2008-03-04 02:45

    昨天（三月三号）下午刚从德国和维也纳度假回来，结束了为期一周的精神和音乐之旅，应该说对德意志民族特性又有了进一步了解，也了却了在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听一场音乐会的多年夙愿。

    二月底的西欧天气阴雨多云，特别是德国首都柏林。本来印象中的德国人就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严谨，纪律性特强，所以掀开德国之旅的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黑云压城之下柏林市街道两旁方方正正的老式建筑，象是普鲁士军团的方阵。巍峨的勃兰登堡大门上的胜利者雕像的失而复得不仅见证了拿破仑与普鲁士国之间的恩恩怨怨，更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印象中，该国的色彩以黑色，灰色和褐色居多；建筑和工业产品的特色则是大器，沉重；机械制造精密高效，并且质量优美，比如德国的来卡相机和奔驰汽车，强调百年品牌，就连已故的年迈时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有人说他是奥地利人）的指挥风格也被德国文化塑造成内敛沉稳，象雕像一样的凝重，其棒下的乐队大气磅礴，与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小泽征尔的张扬，夸张和壮怀激烈完全相反。相信喜欢德甲的球迷们一定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沉着而顽强的欧洲足球的攻防技战术印象深刻。德国足球当然也是其文化的体现：理性不失热情，进退之间永远遵循内在的章法和逻辑，力大势沉，很少提倡拉美人的绝对个人主义的的华丽，如巴西罗纳尔多“外星人”的“从天而降”和阿根廷马拉多纳那样的“上帝之手”的无赖，坚决摒弃浮躁（如中国）和暴躁（如韩国）。

    陪同我的好朋友贝克是位典型的金发碧眼的德国帅哥，个头一米八五，温文儒雅，善解人意，对自己特别苛求又谦逊，眼神里永远流露出诚恳，正直和阳光。他很介意我经常把希特勒挂在嘴边。他说战后近七十年了，德国已经彻底告别过去。我们俩打了个赌, 他断定我三天的德国之行一定会一笔勾销我对德国人hard and dark的印象，他坚信今天的德国之都柏林的多姿多彩一定会颠覆我的先入为主。但是，尽管我们也参观了一家叫Triad的视觉艺术公司，并认真探讨了网络和数字世界对人们常规的视觉概念的再定义的时代性的挑战，可是贝克低估了我对德意志精神的好感，哪怕这种礼赞是非理性的偏见，并与德国人的性格一样固执。所以他输了。我依旧喜欢这个民族灰暗坚强的气质。德意志的精神固然理性，但是也疯狂，它来自理智的极端，而当这种极端被最优秀的教育和教养所顶礼膜拜时，世界的灾难也就大祸临头。所以有了《第三帝国的兴亡》。面对鼻子地下的前苏联的咄咄逼人，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1962年在西柏林曾发表著名演讲，称自己是柏林人，又让理智的德国人象崇拜狂人希特勒一样崇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救世主。置身于前东德腹地的小小的柏林在二战结束时被盟军轰炸得面目全非，一片瓦砾，战后又被四大战胜国美英苏法一分为二，苏联统治东柏林，之后斯大林又下令建柏林墙，阻止如潮的来自东德的奔向自由世界的难民，断然封锁盟军从西德对西柏林的陆路交通和运输，导致美国人牛仔脾气大发，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引发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的临界战争的空投急送，东西柏林之间展开意识形态和意志的比拼。

   带着这样的历史情怀，我徘徊在新建的德国议会大厦外面盈盈一水之隔的文化广场，心中凭吊当年舍身扑入水中游向彼岸的普通的东德市民，他们大多数要么溺水身亡要么被东德哨兵无情地开枪击毙。虽然两岸之间只有十米开外，却成为死亡之河。地缘的政治化隔不断手足情缘的屡屡思念。我内心的绞痛难以言表，反复掂量着自由的历史含义：它实在太沉重，太干渴，太血腥，太倔强，太天真而又实实在在的太理想，太珍贵。古今中外，前赴后继。

    即便冷战期间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导致华沙成员国内始终酝酿着民族解放运动，如五十年代初东德的起义，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的纳吉事件，东西德之间四十多年德兄弟相残，但是冷战结束后，柏林墙被推倒后，德国人已然保留了苏联红军的解放纪念碑。历史就是历史。

    徜徉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战后该城重建的一大特色就是竭尽全力地复制和拼凑历史的遗骸，而不是一味地推倒重来，建立全新的城市。在柏林，不论是市中心的天主教大教堂，议会大厦，还是一般地世纪年龄的老房子，都曾被炮火摧毁，但是德国人硬是一砖一瓦地把过去找回来，与新的砖石一起垒砌了战后重建的奇迹。该城有太多建筑都是新旧参半。弹痕累累四个字根本不是记忆中的伤疤，也不是在书本和影视作品中被艺术地演绎，而是被顽强地被挽留在许多建筑不起眼的地方。战争的狂热也许永远从这个民族的政治家口中消失了，柏林市民那痛苦而尴尬的表情也证明回忆是残忍的，但是这累累的弹痕还是会不经意地提醒和平中长大的后人，为了忘却的纪念，要在形色匆匆的瞬间去低调地感受那风雨洗刷不掉的耻辱，去默默地凭吊绿苔染就的痊愈。天际间默默的莱因河在沉静中去接受，去体验，大河奔流，生生不息。德国人诚实地享受着战后用辛勤和感恩赎回的繁荣和尊重，这种态度是永远的正在进行时。这就是当今欧盟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这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品质，明码标价：高贵，大器，不服不行。

    战后德国的反思是曲折的。倔强的天才都有自尊，但优秀的民族更重要的品质是良心。所以才有了姗姗来迟但一点都不逊色的位于柏林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它落成于2005年，参差错落，无言而凝重，且没有碑文。底下的纪念馆里赫然醒目的大字：It happened, and could happen again. That is why we built the memorial. 中文大意：发生过事情还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建馆。我们的邻国日本呢？他们没有建立死于军国主义屠刀下的亡灵纪念馆，而是把战犯供奉起来。至今，在日本的漫画里依然每天都丑画着曾经被他们征服过的“支那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所用语言都是“中国猪之类”的称谓，就像我们称其为倭寇。这个民族固然也有了战后繁荣，也很勤奋，也很团结，但是在自己的兽性和野蛮的记录前，他们只有百分二十的三心二意的反省，百分之七十九的绝对的高傲和百分之一的顾影自怜，这样的民族很难说有历史的良知，很难令人尊重。

    回到现实中来。2月28日晚上，贝克夫妇与我在一个小镇由教堂改建成的餐吧里品着红酒，轻松地交谈。不管过去多么风尘，多么残酷，只要后人带着良知去审视历史，未来就会被赋予品质，它的后人也才会被原谅，也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和解和善意。可惜呀，富士山的忧伤和沉默总显得那么渺小，那么模糊，因为它离我们太远，太远。所谓一衣带水，其实是历史离我们太近，令我们无法忘记，时空就是这么公正。

   在柏林必需要去参观那里的多乐町公墓。The Dorotheenstaidtisch-Friedrichswerdersche Friedhof,。这里安葬着著名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戏剧家和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以及作家海因里希曼Luiz Heinrich Mann 和宗教改革领袖 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它始建于1860年。
   

    哲学家一直在探讨物质与存在，精神和永恒的关系；文学家思考人性，情感和理智与社会的悲欢离合，探讨什么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以及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在德意志，宗教与哲学密切相关，因为两者都关心彼岸和超越。有了这些惦记，我诚惶诚恐地来到伟人们中间，平等地与他们默默地交换目光。生与死在这里是如此的咫尺天涯，我们的精神又是如此的平等，这是伟人们生前我们实现不了，无法企及的奢望。荒冢中，我思考伟大与平凡怎样在这里寻常地交汇。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其有限的生命里为人类创造了无限的精神快乐，而且千古不朽。

    从柏林到科隆，我和朋友驾驶新款BMW吉普奔驰在不设上限的德国高速路上，轻松提速致160迈，一路浏览东西德冷战时的遗迹，包括哨卡。东德境内保存完好的生态环境令我赞叹。人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构成我们文革时期对大自然的漠视和破坏。对了，在柏林街头，我花十五欧元买了一顶东德军官的大沿帽，是为了事后想象那帽沿下曾经有过的麻木，仇视和无奈的军人所特有的目光。今天，它被安放在我的客厅一隅。每天我都会跟它无言地对视。它代表着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德国军人的工具理性。有时，它可以帮我由历史进入现实。

    在飞越科隆上空告别精神之旅的故乡时，我的内心是宁静的，因为在白云和蓝天之间，我即将开始自己的音乐之旅。终点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在维也纳我自然要去金色大厅Das Goldene Musikvereinsabonnement，去感受这个与斯特劳斯家族每年一度的新年大餐送给游客的回味。宫廷的华丽，王室的威仪，贵族的气质和艺术的典雅在这里心领神会，经久不衰。借助现代手段，维也纳人每年都把音乐的享受随新年钟声里奉献给世界。今年3月1号晚，我如梦似幻地来到圣殿，心头难掩兴奋。

    由伦敦爱乐乐团的俄国人Vladmir Jurowski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Pathetique恢宏，大器，忧伤，沉静，似乎又把我带回历史，似乎成为多乐町公墓和伤痕意识的某种延续。

    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台下前边最好的位置上就坐的有许多是日本人。奥地利的朋友Verena女士告诉我，日本人喜欢音乐。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只身一人赴欧洲大陆旅游时，法国和意大利的日本游客犹如蝗虫，成群结队，挥舞小旗和半导体喇叭，因为当时日元升值很快，并且非常坚挺。身材高大的欧洲人对矮小的日本人低三下四地献媚，因为日本团的购买力实在让很有文化的欧洲人不能免俗。时至今日，日本女人的消费固然还会瞩意于香奈尔，男人们可能由公司组织集体嫖娼买春，但是这些并不耽误周末来欧洲的音乐之都玩一把精神贵族。人民币升值势在必行，国人蜂拥而出，所到之处将奢侈品尽揽囊中，这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我们的随地吐痰，横穿马路，大声喧哗，随便脱鞋，是否会让身材高大的欧洲人屈身讨好，我看悬。

    离开维也纳的当天下午，雨疏风骤。我披上在德国买的浅色风衣，系上自己心爱的黑白相间的羊绒围巾，乘有轨电车来到著名的维也纳中央公墓。这里长眠着贝多芬，莫扎特和舒勃特。我依然需要对话。《对话》DIALOGUE已不仅成为我的演播室里工作，更是血液中的精神需要。这是某种永恒的乐趣。他们的墓都很简单，跟哲学大师黑格尔的一样朴素，这冰冷的简单和肃穆让我们任何一点世俗的杂念都变得不可饶恕。实际上，几个月前在节目中采访美国著名宗教领袖路易斯帕劳时，我们就在演播室里展开了无神论者与笃信上帝的人之间的对话。我们探讨是否存在来世和生命的意义。45年的红尘，我已经俗得不可救药，他没有说服我。当然，我更不可能说服宗教大师；部分原因是，我还不具备对话资格。带着尘世的不解，我风尘仆仆地再度来到长眠的大师们中间，希望在无言中传神达意，实现超越。

    感谢他们的宽容。在似是而非的得意中，我恍恍惚惚地逃离了他们的目光。一个平时如此陶醉于是非的细节和挣扎在名缰利锁的怪圈里的凡夫怎么可能理解大师们的精神境界？但是，我努力了。前提是，幸好百年后大师们会永远在阳光和风雨中平等接待所有渴望了解彼岸精神世界的朝拜者。

    在这里，在宁静中，我不仅在与大师和无名的亡灵进行生与死的对话，更会暗暗地惊叹这里的雕塑艺术和宗教氛围，墓碑绝大多数是黑白色大理石材，造型典雅，庄重别致。有哲学家，心理学大师，诗人，国会议员，总统，音乐家和建筑家。这里除了一块儿由若干无字碑组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集体墓地外，基本有名有姓。

    一阵急促的细雨把我和陪同的朋友送进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构建的灵棚里。我们仔细辨认里面模糊的碑文，上面写着：死亡是命运，重逢是希望。

     我带着希望离开了维也纳，离开了寂寞的大师。面对21世纪尘世的喧嚣，他们的目光是那样宽容，关键是我们自己呢？宽容需要五岳之尊的精神境界，在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前，还只能在有和无之间挣扎，最多只能是消遥。

    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只有音乐和精神上的乐趣帮我们实现暂时的超越，如果我们还健在的话。

    谨以此篇游记纪念我的开博一周年。我们3月5号始在VOICES AND VOTES  （每天晚上19：00－20：00）见。在此，深深感谢一年来广大网友对我的理解和尊重，特别是你们善意的批评和真诚的指教。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共同思考和成长。

    你们的好朋友，杨锐

 
 
姓名：杨锐
职业：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