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脚医生到农民工

作者：谢盛友

亲爱的二哥，全家好！
我最近认识一位我们海南岛人，她来德国探望在德国开业行医的儿子，她是同济医科大学的退休教授，她说，自己觉得自己一生唯一为中国苦难农民做过一点事情的时候，就是文革中下放农村当医生的那十年。
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
1969年，为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全国大中城市有大约一半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有些公社成立起卫生所，逐渐办成医院，成立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门诊、病房，样样具全，甚至还办起了小药厂，生产中成药，种植当地的中草药。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农村卫生体系，就是在那段时间建立起来的。赤脚医生经常到公社医院培训，农民看小病不用出村，看大病不用出公社。由于大量使用当地的中草药等原因，农民看病也非常便宜，由合作医疗记账付费，如果是花钱交多的大病，就由大队或公社统筹解决。这样才解决了广大农民看病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联合国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推荐赤脚医生的原因。
现在人民公社没有了，当年的赤脚医生老了，有些可能变成了“穿鞋医生”。但是，国家补贴的合作医疗没有了。苦难的中国农民还是苦难。
我有一个朋友叫钱理群，1995年我们俩同被邀请到台北做报告。他是北大的文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理群说，他为中国苦难农民做过一点事情的时候，就是2004年。2004年理群在北京促成举办首届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理群来信跟我说：“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心声。与同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其他成长在公立学校的同龄孩子一样，打工子弟他们有权利，挺起胸膛，大大方方地站在领奖台，展示自我，证明能力，发出自己的心声！”理群说：“弱势群体之弱，不仅是物质贫困，更是权利的贫困。这是根本的。”
理群是在贫困中生长的，算是浙江杭州人，中年以后才去过两三次。实际是生于四川，长于南京，在贵州“流放”18年。两鬓斑白才当上“老童生”，42岁才获得文学硕士，从那被视为“青年学者”，后来添称北京大学中文系“老教授”。但是，理群教授退休后，仍醉心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理群的情操让我感动，是因为我在想，若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我现在就是一个农民工，于骅不就像我们堂哥的小孩一样，也是农民工子弟的一员，谁来关心他们。以人为本，中国需要千千万万的钱理群，更需要千千万万的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