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2020年4月19日 第二十二期 （《整理李锐日记的曲曲折折》）
朋友们好。昨天唸到《整理李锐日记的曲曲折折》一章中几则我同王建勋之间的通信，今天继续这一章的内容，我给程真写的一封电邮：
程真：你好！
其实我和我爸的关系从来就不取决于我爸，只和我继母对我的态度有关。我做的事情越多，我爸越高兴，她就越要说我的坏话，我爸就只能跟着她的意思说。现在我爸身体越来越差，也不能游泳了，更要老太太照顾。这次我爸心肌梗塞住院，我赶回去在医院陪了我爸两个星期，老头子最后说：“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必须要张阿姨来照顾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事情只能这样。所以你说的那个“关系能好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老头子这次能够同意将这三册日记出版已经很不错了。开始并不高兴，也很紧张，待结果出来，杜导正、朱厚泽，一些老人都说我的文章写得好，事情做得好，老头子才真正高兴了。在医院我爸同意在美国出版1979年前日记时，曾一再追问我1982年后的日记我是否有光盘，我告诉他没有，他一再严厉表示绝不让我插手此事，说要让朱正、许医农、韩钢、宋晓梦四人管。朱正、许医农、韩钢其实早就向老头子表示过多次，这事只有南央能做，我们做不了……此事也只有等老头子百年之后再说了。
我总觉得你没有体会张阿姨对我爸的控制能力，总以为我爸那样水平的人，怎么能够让张这样的人控制了。其实看看他和我妈妈在一起时，就因为我妈反对，结果就不让自己的母亲进门，老太太一辈子就盼着能在儿子家住一天，最后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从本质上说，我爸他们这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很自私的，习惯了所有的人都是为他服务。张阿姨伺候他的生活，我为他做文字工作。其实我更是为了历史，为了我自己自觉承当的责任，不是为了我父亲如何。
南央
2008.7.12
南央：
今天上午去锐老处将他最后的改定稿取回，现发给你。老头上午很高兴，谈了两个多小时，又拉我去书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件又一件文献，说“我有许多‘宝贝’。”原来他是想让我帮他整理。被我婉拒了，我推荐了许医农。老头抬起头来向我翻了几下眼睛，兴致立减不少。吴思同意28号下午在《炎》见面，但提出待你落地后，把尽量准确的钟点电话通知他和我。
等你回来。
王建勋
2009.10.14
建勋：
没想到你竟然真地催要到了。多谢！多谢！老头子改的几处都很好，说明他脑子还是十分清楚。
你为什么不答应帮助老头子整理呢？老头子身边真是没人帮忙。他曾欲将日记交许医农编校，结果许医农看了几页便给我急信，说这事应该由我做，她实在是做不了，事情和人名都不熟悉。除你之外，奚青也多次劝说我爸将他的资料悉数交我，说只有南央能够尽心尽力整理好。我爸明确地告诉奚青，不让我帮助他整理资料是薛京和张玉珍的意见，并且态度十分地坚决。老头子其实应该明白，这就是中组部的意见，他们不过是执行党交给他们的任务罢了。但是看来老头子并不死心，绝不想交给薛京（这是薛京一直想得到的）。不知你是否能够改变初衷，接下这件事情。老头子能这么相信你，也表明你在张玉珍那里是个通得过的人物。抢救下老头子手里的宝贵资料，不要被日后拿到潘家园卖钱或者被上交中组部毁掉，是太重要了！切盼你能再思量思量，接下这件事情吧！哪怕先拿到资料复制一套留在手中也好，对于咱们这些人来说，老头子手中的东西，文献价值远远大于“文物”价值。祝好！
南央
2009.10.14
南央：
吴思恐怕不能在30日下午与你见面了，彼时他身在广州。你策划的30日下午的见面会，三缺一，时间和地点你来重新考虑、安排吧。
至于替锐老整理文献事，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基于责任重大和时间太长这两个原因，我真的难以胜任。失去这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也很遗憾，愧对老人家。
秋祺！
王建勋
2009.10.17
建勋：
我理解你的考虑，有时很替我爸伤感，两次婚姻都很不幸。我是很愿意为他多做些事情的，也相信能够做好，却无能为力。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的选择。
祝好！
南央
2009.10.18
《整理李锐日记的曲曲折折》这一章到这里就唸完了。也许有听友会问，李锐1982年以后的日记的结果如何呢？这一章里已经讲清楚了，王建国策划的在香港出版的合同无疾而终。这些日记的出版，我爸不让我插手，希望朱正、许医农、韩钢和宋晓梦帮他做。朱正、韩钢、宋晓梦都有自己的一摊专业，不可能接过这件耗时巨，投入精力也巨的事情，许医农更是向我爸明确表示她没有这个能力，此事只能由南央做。之前的第十八期，我给大表姐大妹的信中也提到了李普的态度：“你为什么一定要生前出，完全可以留给南央，让她在你身后整理出版。”直到2014年1月，美国胡佛研究所表示愿意收藏李锐日记，我爸才改变了态度，大概也最终看出此事也只有我和悌忠能作，同意我使用国家图书馆扫描到2003年的光盘作日记的输入整理，并配和我辨认一些我辨认不出的他的手体以及为一些简缩语作出解释，审校我的注释。又将他2003年之后的日记交我拿回旅馆扫描。直至2017年2月将日记原件也交我捐赠胡佛所。这些，书的后面都会写到。这里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交代，省去我一一回复听友的来信询问了。
我还是用几封听友们的来信结束今天的节目，也算是为《整理李锐日记的曲曲折折》一章做个小结。
一位中共党内的李锐“忠实粉丝”发来电邮：
南央：
我和你爸爸一共有过四次接触。最长的一次就是1996年我邀请他老人家到安徽旅游，时间十天，到了黄山、皖南古民居、九华山、琅琊山、吴敬梓纪念馆、合肥包公馆。当时我还在位，利用我职权，报告上级同意，按照接待中央领导的规则接待他，他很高兴。陪同的有你继母、邵燕祥夫妇、学者朱正。由于所到之处慕名来看他的人很多，我和他几乎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第二次是他到合肥参加全国诗词学会会议，他打电话告知我，我和老伴到宾馆去看他，想请他吃顿饭，但由于他日程安排很满而作罢。然后是我两次到北京去探访，时间很短，只是礼节性拜访。虽然我们没有单独详谈过，但是对李老晚年为宪政中国奔走呼号的言论和行动我还是知道的。他老人家先后亲笔题赠寄给我的他的著作有八本，其中包括“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李锐日记——出访卷”、“李锐论说文选”、“我心中的的人物”、“龙胆紫集新编”、“李锐诗词本事”和宋晓梦“党内有个李锐”；“李锐日记——出访卷”、“李锐论说文选”是1998年9月一次寄来的，我在1998年12月4日在“安徽日报”头版发表了：“李锐：笔耕不辍的老人”，以表达我对李老的崇敬之情。
“继母”文我只读到3月28日第15期，还请你把后期发的传给我，因为我特别喜爱这样的好文章。这并不是我喜欢窥探别人家的隐私，实在是这样的好文章太少了。“继母”文同“母亲”文一样，是你的家史，也是国史，没被掩盖的中国当代史。我几乎读遍文革后大陆高干子女写的家庭回忆文章，但没有一篇是我满意的，因为水分太多，为了拔高其父母的“丰功伟绩”，不惜捏造、掩盖历史事实，不忍卒读。而你的“继母”和“母亲”文最大的特点是真实，不为尊者讳，而且文、史俱佳，读了之后，不仅对党史、国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给人精神上极大的享受。说实话，我虽然是李老的忠实“粉丝”，但是我对你们家近40年来的情况并不了解。我原以为你们家是一个和美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李老平反了，重新当上了高官，受人尊敬；退休后，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在他同辈人中，其影响力还没有人能超过他。我想李老一定是心情愉快、没有烦恼、非常幸福的。读了“继母”文，才知道他老人家是多么地不幸啊！文革后政治上的压力没有了（89年是个例外），可是家庭纷争不断，精神上的压力太大了。他夹在再婚妻子和唯一能传承他精神遗产的宝贝女儿之间。他无耐、他悲哀，不知怎么处理好，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恐怕也没有完全处理好。这就不能不让人审视这是为什么？作为一家之主，机智过人、能力过人的李老，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却并不高明，甚至非常幼稚。首先是没有真正接受第一次婚姻失败惨痛的经验教训，在再婚问题上考虑不周，没有把价值观、文化差异、内在素质、个人诉求作为重要的标准来衡量，草率决定，以致婚后双方很少有共同语言，遇到分歧，除了吵架、怄气、痛苦，没有办法解决。其次，子女同继母有矛盾，这是中国家庭的常态，但是由于李老软弱，是非不分，偏听偏信，很长时间竟然把亲生女儿视为异己，甚至赶出家门，使你有家不能归，父女亲情哪去了？真的是不能令人理解。俗话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可再婚后，磨子潭水库那血浓于水的父女情深不见了！有人会说因为张玉珍，可李老是一家之主啊！他要坚持，谁能阻止得了！我儿子30年前留学美国，以后在那里成家立业，每次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孙女回来，他们要住宾馆，我坚决不同意，我宁愿自己在客厅睡行军床，把卧室让给儿子儿媳住，也不让他们住宾馆，这样我就有时间和他们多接触。我看了你有家不能归的描述，实在替你难过。李南央，你是个苦命的人。你生在这样的家庭， 9岁以后，家庭分崩离析，长期失去父爱、母爱，受尽歧视，你这颗小草，是在石头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你没有上过大学，却能在世界一流实验室当磁铁工程师；你没有系统学过文学、哲学、史学，却能用文学、哲学、史学诠释李锐的精神世界。除了你自身努力，难道没有李锐、范元甄的基因在起作用吗！他们可是30年代的大学生啊！仅这一点，你应该感谢他们。有人说你写这样的文章，是在给李锐抹黑。错了！李锐若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他的精神遗产就会被淹没、被曲解。李锐有这么大的影响，和你有密切相关。
一位国内父亲的老友来电：
南央：
两期读毕。通过这次详细记述爸爸日记的整理和出版过程，还热心帮助爸爸出书却无端受疑诸友一个清白，很有必要！……我深知，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无私小友们的不懈推动和想出行得通的办法，这些老人的文字是很难面世的。
我回信说：
谢谢您的回馈。王建国被用“李锐声明”的方式放到五柳村网上鞭挞（李锐声明也是奚青起草，送交五柳村的），李锐去世后，又被张玉珍作为证据提交到中国的法院和美国的法院。对于我爸是“不厚道”，对于张玉珍是太邪恶，特别是她拿人钱时手伸得那么快。
很希望王建国能够看到这一期，对他是个安慰。我后面还要谈到画家王申生，还他一个清白。
一位国内的老教授来电：
日记的出与不出，不但李公本人进退失据，周围的人也进退失据。因为大家都害怕这个“类似帮会的党”。多么恐怖的一个组织！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吗？这个党的组织部长说它“类似帮会”。何止帮会，简直就是某种邪教。
一位国内老朋友来电：
南央：
19、20集收到。才明白了日记不出的经过。总算交代完这件事。谢谢????。你把有关这件事的日记从七年日记中拎出来也不容易！通过20集，用李老日记说明校对过程，我想，你和悌忠把日记从头录入，校对，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一位听友来电：
南央：你好！
收到并转发给朋友了。放心。
我一般都先看一遍，因为听比较慢，而我看东西比较快。
很佩服你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帮你爸爸完成了整理的工作，我能想象这是多么不易！但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是你的历史使命，谢谢你做了这样好的工作。对于那些不能理解、甚至歪曲事实，编造谎言的人，完全可以不予理睬。至于对父亲的一些不理解和误会之处，只须记得两句话即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一位国内老先生来电：
“老一辈人们在听，八零，九零后的也在听。人们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需要反思历史。这是越来越多的人的愿望。”也是我这个1936年出生的人的愿望。
最后再多说一句，我在重新编辑《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本书，因为很多听友在问哪里能买到这本书。所以想到何不在印出《我有这样一个继母》这本书的同时，将早已绝版的《母亲》一书重印呢。这样在录入中，就看到了单少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的这样的话，与听友们共享：
笔者先前读过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现在又读了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感触良多。
两篇文字虽说是内容不同，风格迥异，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一些带有根本意义的共同点的。
两者都可以说是记史。父亲那本专著记述的，是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史；女儿这篇文章记述的，是这个国家中的一个家庭的一段家史。
两者所记述的历史都是沉重的历史。父亲所记述的，是一段国家灾变史，昏天黑地；女儿所记述的，是一段家庭裂变史，锥心泣血。
两者在记述历史时都表现出惊人的坦诚。父亲作为中共老党员，自曝党史，曝出党中许多黑幕；女儿作为李家大女儿，自曝家史，曝出家中许多难堪事。
……
我们民族在那段苦难岁月里，已失去了许多东西，但不要再失去历史，不要再失去国史，不要再失去家史。
我们人文学界现今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解读那段历史，如何把我们所经历的深重灾难变成我们所拥有的深厚资源，深厚的人文资源。我们既然经历了苦难，就应对得起苦难。
李家父女的著述，无疑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无疑为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个案研究材料——国史个案研究材料和家史个案研究材料。
我们的民族，曾经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民族，曾以史为国本，但如今似乎成了一个记忆匮乏的民族，似乎患上了那种“老年性健忘症”：
能记得清早年的许多事，但说不清近年的许多事；能记得清汉代和唐代，但说不清现代和当代，说不清“文革”。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故也是一个有记性的民族。有记性不等于有血性，有血性则一定有记性：
血性是为了维护并光大已有的荣誉而表现出的一种坚韧力，血性是为了铭记并雪清以往的耻辱而表现出的一种坚韧力。
反之，一个民族一旦失去记性，就一定失去血性，就一定失去发自民族深心的荣誉感和耻辱感。长此以往，这个民族中的许多人士，尤其是一些权势人物，就会变得越发寡廉鲜耻起来。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希望继续收到听友们的回馈。谢谢收听。我们下周末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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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胖我的 2020-04-19 15:26:38 回复 悄悄话 谢谢博主跟发这个系列。看到李女士这几句话，我实在是太有感触了：“从本质上说，我爸他们这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很自私的，习惯了所有的人都是为他服务。张阿姨伺候他的生活，我为他做文字工作。其实我更是为了历史，为了我自己自觉承当的责任，不是为了我父亲如何。”
我真的是觉得这几句话很有水平，切实反映了李女士独立思考的水平，我觉得这是说到点子上了：这个自私恐怕就是李锐被拿住的根源，至于他对张的需求是不是只有伺候他的生活，那是另一回事。其实，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张所作所为的祸害只存在于她个人生活范围内，因为她这样的人不可能在这个党内占据重要位置。而李锐不一样，他个人的判断能力能够造成更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