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继母”（2）

我们该走了

又不久，张玉珍的养女钟小玲（按：张玉珍没有亲生孩子，据她自己说是当年在东北日本医生给她开刀，故意让她绝了育；她同老钟领养了一子一女。儿子：钟胜利，女儿：钟小玲。结果在西城区法院的判决书中才披露出所谓的养女真名叫曹小英（原名钟玲），钟胜利还是畲族，甚为奇怪。此二人与张玉珍的真实关系四十年后竟然成谜。详情可参看本书附文《张玉珍诉案跟进报道十》。此书行文，我仍然沿用四十年来张玉珍告知我和父亲她的养女的名字：钟小玲。）来家做客。她在养母的房间里聊天，我呆在自己这边。父亲推门进来，满脸怒气：“小玲在那里哭，说你给她冷脸。你快去看看！”

“谁给她冷脸了，根本没有的事！”我为自己辩护着，心说，怎么连养女都是第一次上门就耍横啊！

再不久，奶奶去世了。父亲结婚之前是我管家，张玉珍进家之前，父亲说，原来的存折你留着，以后我的工资就交给张阿姨。存折里有7千多元，是按文革中我母亲不再领离婚时法院判定父亲应付三个孩子的生活费积下的数额，由水电部补给父亲的，算是帮助他回到北京的安家费。因为按政策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是不补发工资的，这是政策范围内部里能够想到的给父亲一些补贴的方法。父亲让我给大姑姑寄两千块钱去，作为奶奶的安葬费用。这下张玉珍知道了我手头有个存折，从此以后给我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我经不住那时不时地甩过来的恶言恶语，一天上班之前将存折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附了一个小条，记得大概的意思是：爸爸，这张存折还给你，我只求家里能够平安。四十年后，父亲家中最后一位保姆，从湖南平江老家请来的小余告诉我，张玉珍跟她提起过这事儿，说那张存折里一分钱都没有，是个空折。这让我仔细地、费劲儿地想了又想，终于想不起四十年间，张玉珍曾经说过的哪句话是实话。不过，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将那五千元的存折还给了父亲，也不后悔这一举动令那时的父亲对我更增加了恶感。回归步入社会后即开始的自强自立的生活，在我，是一种幸福！

再再后来，我们有了女儿。我们不敢让女儿哭，因为那时住在我家的大姑姑夫妇会进来让我管住孩子，说哭声会影响父亲和张阿姨的睡眠休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女儿满月的当天，大姑姑、姑爹将我唤到父亲和张阿姨的卧室，门开着，呆在对面客房内的张玉珍不用竖起耳朵，便可将这边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大姑姑说：今天找你来谈，就是解决你对张阿姨的态度问题。你找你爸爸不就是因为他又当上了部长吗？现在这个家是你爸爸和张阿姨的，你们的责任就是伺候好爸爸，让张阿姨高兴，家里不要再有一个范元甄。

听到这话时那种天打五雷轰的感觉，我真地是不愿再去回想……我不能相信这话出自1978年7月陪我一同去磨子潭探望父亲的姑姑之口。当年的大姑姑夫妇和他们的儿女对我是多么得好，大姑爹还送我进湘雅医院检查长年低烧的身体。原来他们只是利用我给父亲平反，他们从来也没有相信过我！我突然感到脑子里的一根神经“啪”地断了，放声嘶嚎：“人怎么像狼一样啊！你们怎么像狼一样啊！这个世界上怎么没有人啊！”看到我的疯狂，父亲一定是吓坏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放在他的两掌之间：“小妹、小妹，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是父亲的这一握救了我，我知道若不是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呼唤着我的小名，我那天是一定一定地疯掉了。那种对人性的绝望，文化大革命中当狗崽子时，一人住在筒子楼一层端头的房间，窗户被邻居家的男孩子们砸破，夜夜被他们捅破粘贴着玻璃的窗户纸向内窥测时的绝望，与那一天的绝望无法相比！待我平静下来，父亲说：你今天太激动了，我们改日再谈吧。

第二天，我一滴奶水都没有了，体重很快降到了一百斤。

有了大姑姑夫妇的偏袒，张玉珍对我们的挑剔变本加厉，无一件事能入她的法眼，每天同她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都成了一种折磨。终于有一天，父亲找来了部里保卫处的干部，将悌忠唤到客厅，不让我旁听。谈了总有一个多钟头吧。悌忠回到房间，我问他都谈了些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是保卫处的正副处长，说李部长告诉他们我要打张玉珍，今天来是警告我的。我当然一口否认：这是没有的事儿。他们说：张玉珍是老干部，绝对不会撒谎。

悌忠语气平和地安慰我：你别往心里去，这点委屈对我无所谓，别影响你们的家庭关系。我立时三刻就急了眼儿：你跟我好时，我是那些干部子弟父母不肯接受的狗崽子。党支部书记找你谈话，说你要跟我好，组织上永远不会再培养你，重用你。你没变卦。如今我爸又是官儿了，我不能忘恩负义，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一个平民老百姓家的儿子。这个家不容你，咱们走。再说，这种屈辱的环境对孩子太恶劣了，孩子连哭的自由都没有。没地儿去住在大街上，这个家咱们也不呆了。

我们该走了

住在大街上是气话。走，谈何容易？大姨家在筒子楼有三间屋子，我想暂借一间，大姨说：我惹不起你妈，你住我这儿，你妈来闹，我怎么办？婆婆家只有平房院内一间南房，内里劈成了三小间。婆婆说：我这里没法儿让你们三口人进来。

一天父亲下班，见单元门敞开着，我们女儿的小孩车正放在门口，父亲一脚将车踹进了门里，大发雷霆。这个家真的是呆不下去了。走头无路，延安有名的马奇诺防线郭霁云阿姨打抱不平，她的女儿，我三线工厂的好朋友郭莹家有一间8平米小屋借给了我们。我们就搬了进去。一张双人床，一张小孩床，一个三屉桌，一个大衣柜，连转身儿的空间都没有。只好将书柜，五斗橱和另一张书桌留在父亲家我们住的房间内，锁了门。那是1981年，女儿将满一岁。

记得搬家时正值盛夏，事先没有跟父亲和张玉珍打招呼。向单位请了一天假，楼上金树望伯伯的儿子金嘉纳帮我们借了两辆平板车，他的妻子也帮着我们将几件家具从楼上搬到平板车上，家中炊具中那几件我们从陕西带回来的也找出装上了车。从此三口之家外加带女儿的阿姨（实在找不到接收一岁以下孩子入托的地方）靠80元的工资生活，这些东西我们无钱添置必须拿走。后来，我们知道张玉珍到处说：李锐的女儿跟乔冠华的儿女一样坏，把我的家抢空了，我和老头儿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叫上司机小彭开车带着我上街现买做饭的锅碗瓢盆。

不久，父亲的秘书老周给我往办公室打来电话：“你爸房子不够用，要你把房间的东西搬走，交出钥匙。”

我说：“如果有地方，我早就搬了。现在借住在人家，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东西。”

老周说：“你爸说你不搬，他就把你的东西搬到部里办公室。”

我说：“他不嫌在部里丢人，他随便搬，随便放，我没意见。”

大概老周也觉得这么办实在太不像话，反正一直到半年多后，悌忠从单位分到跟人合住单元的一间半屋子，我们得以搬出所有东西之前，此事再未向我们提及过。

郭莹家在离复外大街22号楼不远的轻工部大院内。一天大姨来走亲家，发现我们住的单元竟然就是她儿媳妇父母家的隔壁间。以后大姨、姨父两人走亲家，总是过来坐坐，给忙忙带些好吃的，比住在父亲那里不得来往亲多了。我们一家四口同郭莹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忙忙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每天晚上我们牵着孩子的小手在院子里玩，有时还去就在隔壁的月坛公园走走，日子过得十分轻松、快乐。

转眼两个月过去，我竟然在办公室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回家过十一。电话是父亲打来的，这我没有想到，下意识地就答应了。可是放下电话后心中忐忑，不知张玉珍会如何表现。就告诉了父亲50年代的秘书张敖荣叔叔。张叔叔说：我陪你去吧。

十一当天我回了父亲的家。门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家的老阿姨——蔡阿姨开的。阿姨含着眼泪说：“回来了，回来了好。爸爸还是爸爸，爸爸总是亲的。”我说：“嗯，我知道。”

多少年后，父亲有一次提起，说张玉珍骂蔡嫂，说她对蔡嫂那么好，可是她回老家前对接班的朱嫂说：“这个家就两个正根儿，小妹和悌忠。”我在写《我家的老阿姨》时没有将这话写进去，是怕张玉珍会跟父亲闹。现在父亲走了，可以写了。阿姨啊，你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数落过张玉珍和她的养儿女一句话，恪守着你做“下人”的旧理数，可你心里明镜儿似的呀！

进到客厅，看到张叔叔已经坐在那里跟父亲聊天，我就加了进去。父亲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问我工作上的事儿，问张叔叔工作上的事儿。说话间到了中午，张叔叔和我起身准备走了，父亲却说：“今天都不走，你们都在这里吃饭。”话音未落，就听到饭厅那边“砰”的一声巨响，我们从敞开着的客厅门向饭厅望去，看到一直没有露面的张玉珍正站在饭桌后边。又是“砰”的一声，她的手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妈了个x的，看不起我，给我滚出去。这个家是我的家，看不起我，就给我滚！”

自九岁起，我是在母亲的骂声中长大的，但是母亲从来没有用过如此肮脏的字眼儿。我的眼泪刷地落了下来，我不会骂人，只是反反复复地一句话：“你是我爸的妻子，我是我爸的女儿，你不能让我爸只爱你，不爱我……”

“你妈了个x的，你妈了个x的！你给我滚……”张玉珍嘴里喷出的也只有一句话。

张叔叔显然是被眼前的这个阵势惊住了，半天才开口：“李部长，我们不吃饭了，我们还是走吧。”父亲连忙说：“好，好，你们走，你们走吧。”

张叔叔拉着哭成泪人儿的我走出了父亲的家门，乘电梯下了楼，我们开着自行车的锁，我还是在哭。张叔叔反反复复地嘟囔着：“怎么会是这样，这个女人怎么是这个样子。李部长说她温柔得很，好得很啊……”见我一个劲儿地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安慰着我：“回家吧，回家吧。”

张叔叔一路陪着我骑车，默默无语。自此，张叔叔常到我们的住处看我们，给我们送来粮票，粮票那时是可以换鸡蛋的，给我们送来他单位分的大米。后来我们分到房子，张叔叔在自家通了管道煤气之后，将他家的煤气罐给了我们。那都是雪中送炭啊。那种人性的温暖令我永志不忘……

我在父亲心中成了颇糟糕的“这一代青年！”

父亲复职后的日子过得繁忙喧闹，停止了书写日记，恢复后的第一篇写于1981年12月27日，十一回家的那次张玉珍的大吵，在父亲笔下没有留下痕迹。我自己是记不得那天之后什么时候再回到22号楼看望父亲的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是父亲打电话叫我回去的，否则我是一辈子不会再登那个家门了。我的名字在父亲1982年2月12日的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此后就时不时地冒出了。从这些记述中，我知道我在父亲的心中不再是他于磨子潭水电站的陋室中思念的那个女儿了：

春夜苦寒伴一灯，

扣窗碎雪不吱声。

何为翻出小妹（阿女）信，

最怕伤心骨肉情。

1967.2.14.

还是将出现有我名字的李锐日记摘录在这里吧，比我现在写，来得准确（本书所引李锐日记都是摘录，为了节省篇幅，省去删节号及天气记述）。

1982年2月12日（星期五）

夜张敖荣来，琬姐（父亲的大姐，我的大姑姑）与之详谈小妹事。

1982年3月8日（星期一）

下午小妹带忙忙（我女儿的小名）来，坐了两个多小时，谈所里情况。未作批评，以后慢慢进言。这一代青年！

1982年3月18日（星期四）

下午回家，与家桢（我的大姑爹）、琬姐叙家常，又谈小妹事，嘱注意玉珍情绪。六点半送至车站。

1982年10月25日（星期一）

下午小妹来，承认存款事透露给郭菁（即前面提到的马提诺防线郭霁云阿姨，我的好友郭莹的母亲）。

1982年11月7日（星期日）

上午小妹带毛毛来，叫了外公与外婆。

1983年2月11日（星期五）

小妹带孩子来。

1983年2月14日（星期一）初二

灼姐（父亲的二姐、我的二姑姑）一家十口晚餐，小妹带孩子来，又叫了外婆也。

1983年4月13日（星期三）

小妹来，给爸爸送生日礼。

1983年6月14日（星期二）

小妹带孩子来。

1983年11月1日（星期二）

小妹带孩子来，翻我的藏书。

1984年1月2日（星期一）

大胖（二姑姑的大儿子）父子，小妹携毛毛，胜利等陆续来。夜小胖（二姑姑的二儿子）夫妇来，观儿童歌唱。

1984年1月8日（星期日）

夜小妹来谈高能所班子反映。

1984年2月1日（星期三）

下午仍上班一个半小时，回家与玉珍怄气：主题还是总要以小妹来敲打。谈开去反而好些，生活小事不必闷在心中，垂老之年，实不愿再心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