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回忆和若干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
我是1956年参的军，那年16岁，在杭州海军疗养院作卫生员。
当时因为毛主席常来杭州，刘庄、汪庄是他经常疗养的地方，又有很多领导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所以为中央领导们举行的舞会规模就很大，一般都在杭州饭店，浙江歌舞团乐队伴奏。伴舞的女孩子都是从军队系统挑选的，要求出身好、表现好，舞当然也要跳得好啦。所以当时我们能被选拔出来，都觉得很光荣——跟中央首长跳舞对我们来说，不是去娱乐，而是执行政治任务。
工资低，没法儿打扮，我总是穿着军装、布鞋就去了，脸上也不怎么化妆。我们最愿意跟周总理跳舞了，他人很亲切，像老父亲一样，一边跳着快四步，一边问长问短，有时候跳着跳着还会唱起来，有时候笑话讲得我们哈哈大笑……他很忙，一般到杭州来都是向主席汇报工作，汇报完了又要赶回去，所以女孩子们都排着队要跟他跳舞，跳不着就会觉得遗憾。周总理很会照顾人，跟谁跳过，没跟谁跳过，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果还有时间，没跳过的，他就主动去请人家。
毛主席不像周总理那么忙，舞会他都是从头跳到尾。他爱听京剧，舞会的中间都穿插着京剧表演，这在他就是一种休闲吧。跟总理不同，主席很威严，我们跟主席跳舞，不敢说不敢动的，主席话很少，顶多问问你家里情况，我们是问一句答一句。
1959年，我参加了海军战士业余文艺汇演之后，就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那时候海政、全总、空政、总政、北京军区的女孩子，都经过严格挑选，去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出身是非常重要的标准。被挑选上的人作息时间也都重新调整——上午休息，下午练功，晚上跳舞。去的时候，我们海政的女孩子，是由海政保卫处的处长带领，坐着专车，有专门的车证，才能进入各个舞厅的。那些年如果我们不下部队演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舞会——中南海、国务院紫光阁、三座门中央军委，都是一周两次。而去中南海，跟毛主席跳舞之前，还有一道特别的手续：门前有个盛消毒液的盆，每个人都要在里面洗了手才能进去。
记得在中南海又见到周总理的时候，他一眼认出了我，说：“小鬼，你调到北京来啦？”我说：“是啊，我调到海政歌舞团了。”总理的记忆力就是这样好。
那时候毛主席和江青好像不住一块儿：因为怀仁堂舞厅很大，有好几个门，主席和江青每次都从不同方向的门进来，而且时间也不一样。每回都是主席先到，江青后到。江青到了以后的第一个舞，主席总要跟她跳，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那时谁都不凑过去。江青总是前呼后拥的，而且非常注意打扮。记得她有一回穿着白纱的连衣裙，舞起来一飘一飘的。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子工资都不高，像我吧，每个月发了工资都要寄钱给父母，剩下的钱除了吃饭，很少有富余，就是吃饭，也只能每顿买半个菜。这种情况下，别说香水了，能买瓶雪花膏擦擦就不错了。那时候女伴们都说我“臭美”，其实我的“臭美”不过是往辫子上扎了块花手绢儿，我们的军装也有半长的裙子，蓝色或是白色，也很好看，如果有人穿布的连衣裙，那已经是最漂亮的打扮了。所以当年江青的打扮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刘少奇每次参加舞会，都是和王光美还有一个小女儿一起来。他跳起舞来很稳当，但人不像总理那样随便。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他也穿中山装，常穿的是一身灰色的，脚上穿的布鞋，又叫“老头鞋”。主席也是灰中山装，脚上的皮鞋是砖红色的。刘少奇爱说话，有一回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是杭州人——那你是东施还是西施呀？”我说：“我当然是西施啦，怎么能是东施呢？”王光美那时候很年轻，穿着很朴素，经常就是蓝裙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王光美挥霍打扮，我们都觉得很纳闷儿。
朱老总常穿一身黑色中山装。他那时候年龄大了，怎么也得有七十多岁了吧，我们请他跳舞，都要先把他从座位上扶起来，慢慢跳完了，再把他送回座位上去。他人老了，话不多，常常是拍拍我们的手，笑笑，像对待小孙女。不过有一年国庆刚过，他见了我就问：“小鬼，你去游行了吗？”那年国庆游行，我正好在文艺方阵里，在海军《红珊瑚》剧组的彩车上，扮演剧中的一个角色，做出一个“前进”的造型，一直保持着那个雕塑式的姿势，经过天安门广场。那个彩车内部有20名身强力壮的解放军战士悄悄地跟着走，因为彩车在经过广场的时候是绝对不许停的，中途一旦发生机械故障，这20名战士就要推着彩车走完剩下的路程。彩车这样大，我虽然站在顶上，但从天安门城楼的位置看过来，却一定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对朱老总说：“对呀，我参加了游行——您老人家眼神儿真不错！”朱老总笑了：“我是拿望远镜看的。”
国务院紫光阁的舞会，周总理是常去的。总理和各位部长都很辛苦，这样的舞会，并非完全的休闲，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工作。常常是总理跟我们正跳着舞，来了一位部长向他汇报工作，总理就撇开我们，跟那位部长谈话；谈完了回来没跳上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部长，总理就又停下来，又去谈工作。这样的时候舞会还是照常进行的，我们就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翩翩起舞。
军委三座门那边的舞会，休闲的气氛就比较浓，因为将军们大部分都携夫人来，我们的舞伴也就多半都是警卫员和秘书们。
很少见到邓小平，据说他爱打牌，休闲的时候，多半找搭档打桥牌吧。贺龙也很少见到。陈毅是非常喜欢跳舞的，只要有舞会，中南海也去，紫光阁也去，三座门也去。他到了哪儿，四川话呱呱一响，哪儿就很热闹。
要说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我们也没觉得腻烦，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舞会下来，精神和物质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就留下来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都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我们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左翼电影，夏梦主演的最多。
这样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停了有一年多。那时候我们正下部队演出，从武汉至广州，我们吃过用芭蕉根做的菜，馒头每人每顿只有一个，女孩子都主动把自己的那个掰下一半，分给男同志吃——那时候真是阶级兄弟的情义。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舞会恢复了，但舞会中间的点心水果没有了，我最爱吃的炒杏仁没有了，只剩下了茶水。夜宵也简单了，鱼呀肉哇没有了，就是炒菜。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舞会自然就不再有了。我因为跳过《咏梅》和《酒歌》，也遭到了批判，说我跳“花鸟鱼虫”。《咏梅》虽然是根据毛主席诗词改编的，可“梅”毕竟是花的一种；彝族舞《酒歌》里面，我戴的帽子远远看去像只鸟，所以就又沾上一条。
我搞了一辈子舞蹈，退休后，参加了老战士艺术团。回想起来，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对我自己来说，是很美好的回忆。虽然那会儿工资低，生活简单，可是心理平衡，因为身边的人们都是一个样儿。
作者：韩晓征 口述/徐宝风
我是1956年参的军，那年16岁，在杭州海军疗养院作卫生员。
当时因为毛主席常来杭州，刘庄、汪庄是他经常疗养的地方，又有很多领导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所以为中央领导们举行的舞会规模就很大，一般都在杭州饭店，浙江歌舞团乐队伴奏。伴舞的女孩子都是从军队系统挑选的，要求出身好、表现好，舞当然也要跳得好啦。所以当时我们能被选拔出来，都觉得很光荣——跟中央首长跳舞对我们来说，不是去娱乐，而是执行政治任务。
工资低，没法儿打扮，我总是穿着军装、布鞋就去了，脸上也不怎么化妆。我们最愿意跟周总理跳舞了，他人很亲切，像老父亲一样，一边跳着快四步，一边问长问短，有时候跳着跳着还会唱起来，有时候笑话讲得我们哈哈大笑……他很忙，一般到杭州来都是向主席汇报工作，汇报完了又要赶回去，所以女孩子们都排着队要跟他跳舞，跳不着就会觉得遗憾。周总理很会照顾人，跟谁跳过，没跟谁跳过，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果还有时间，没跳过的，他就主动去请人家。
毛主席不像周总理那么忙，舞会他都是从头跳到尾。他爱听京剧，舞会的中间都穿插着京剧表演，这在他就是一种休闲吧。跟总理不同，主席很威严，我们跟主席跳舞，不敢说不敢动的，主席话很少，顶多问问你家里情况，我们是问一句答一句。
1959年，我参加了海军战士业余文艺汇演之后，就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那时候海政、全总、空政、总政、北京军区的女孩子，都经过严格挑选，去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出身是非常重要的标准。被挑选上的人作息时间也都重新调整——上午休息，下午练功，晚上跳舞。去的时候，我们海政的女孩子，是由海政保卫处的处长带领，坐着专车，有专门的车证，才能进入各个舞厅的。那些年如果我们不下部队演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舞会——中南海、国务院紫光阁、三座门中央军委，都是一周两次。而去中南海，跟毛主席跳舞之前，还有一道特别的手续：门前有个盛消毒液的盆，每个人都要在里面洗了手才能进去。
记得在中南海又见到周总理的时候，他一眼认出了我，说：“小鬼，你调到北京来啦？”我说：“是啊，我调到海政歌舞团了。”总理的记忆力就是这样好。
那时候毛主席和江青好像不住一块儿：因为怀仁堂舞厅很大，有好几个门，主席和江青每次都从不同方向的门进来，而且时间也不一样。每回都是主席先到，江青后到。江青到了以后的第一个舞，主席总要跟她跳，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那时谁都不凑过去。江青总是前呼后拥的，而且非常注意打扮。记得她有一回穿着白纱的连衣裙，舞起来一飘一飘的。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子工资都不高，像我吧，每个月发了工资都要寄钱给父母，剩下的钱除了吃饭，很少有富余，就是吃饭，也只能每顿买半个菜。这种情况下，别说香水了，能买瓶雪花膏擦擦就不错了。那时候女伴们都说我“臭美”，其实我的“臭美”不过是往辫子上扎了块花手绢儿，我们的军装也有半长的裙子，蓝色或是白色，也很好看，如果有人穿布的连衣裙，那已经是最漂亮的打扮了。所以当年江青的打扮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刘少奇每次参加舞会，都是和王光美还有一个小女儿一起来。他跳起舞来很稳当，但人不像总理那样随便。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他也穿中山装，常穿的是一身灰色的，脚上穿的布鞋，又叫“老头鞋”。主席也是灰中山装，脚上的皮鞋是砖红色的。刘少奇爱说话，有一回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是杭州人——那你是东施还是西施呀？”我说：“我当然是西施啦，怎么能是东施呢？”王光美那时候很年轻，穿着很朴素，经常就是蓝裙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王光美挥霍打扮，我们都觉得很纳闷儿。
朱老总常穿一身黑色中山装。他那时候年龄大了，怎么也得有七十多岁了吧，我们请他跳舞，都要先把他从座位上扶起来，慢慢跳完了，再把他送回座位上去。他人老了，话不多，常常是拍拍我们的手，笑笑，像对待小孙女。不过有一年国庆刚过，他见了我就问：“小鬼，你去游行了吗？”那年国庆游行，我正好在文艺方阵里，在海军《红珊瑚》剧组的彩车上，扮演剧中的一个角色，做出一个“前进”的造型，一直保持着那个雕塑式的姿势，经过天安门广场。那个彩车内部有20名身强力壮的解放军战士悄悄地跟着走，因为彩车在经过广场的时候是绝对不许停的，中途一旦发生机械故障，这20名战士就要推着彩车走完剩下的路程。彩车这样大，我虽然站在顶上，但从天安门城楼的位置看过来，却一定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对朱老总说：“对呀，我参加了游行——您老人家眼神儿真不错！”朱老总笑了：“我是拿望远镜看的。”
国务院紫光阁的舞会，周总理是常去的。总理和各位部长都很辛苦，这样的舞会，并非完全的休闲，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工作。常常是总理跟我们正跳着舞，来了一位部长向他汇报工作，总理就撇开我们，跟那位部长谈话；谈完了回来没跳上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部长，总理就又停下来，又去谈工作。这样的时候舞会还是照常进行的，我们就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翩翩起舞。
军委三座门那边的舞会，休闲的气氛就比较浓，因为将军们大部分都携夫人来，我们的舞伴也就多半都是警卫员和秘书们。
很少见到邓小平，据说他爱打牌，休闲的时候，多半找搭档打桥牌吧。贺龙也很少见到。陈毅是非常喜欢跳舞的，只要有舞会，中南海也去，紫光阁也去，三座门也去。他到了哪儿，四川话呱呱一响，哪儿就很热闹。
要说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我们也没觉得腻烦，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舞会下来，精神和物质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就留下来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都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我们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左翼电影，夏梦主演的最多。
这样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停了有一年多。那时候我们正下部队演出，从武汉至广州，我们吃过用芭蕉根做的菜，馒头每人每顿只有一个，女孩子都主动把自己的那个掰下一半，分给男同志吃——那时候真是阶级兄弟的情义。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舞会恢复了，但舞会中间的点心水果没有了，我最爱吃的炒杏仁没有了，只剩下了茶水。夜宵也简单了，鱼呀肉哇没有了，就是炒菜。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舞会自然就不再有了。我因为跳过《咏梅》和《酒歌》，也遭到了批判，说我跳“花鸟鱼虫”。《咏梅》虽然是根据毛主席诗词改编的，可“梅”毕竟是花的一种；彝族舞《酒歌》里面，我戴的帽子远远看去像只鸟，所以就又沾上一条。
我搞了一辈子舞蹈，退休后，参加了老战士艺术团。回想起来，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对我自己来说，是很美好的回忆。虽然那会儿工资低，生活简单，可是心理平衡，因为身边的人们都是一个样儿。
作者：韩晓征 口述/徐宝风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