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霸权国家的关系
来源：来源：《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 时间：2008-4-3 17:48:11
作者：叶自成 王日华
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牵涉到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关系。中国能不能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也主要取决于如何认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
一、崛起国与霸权国
作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中国现在的角色通常被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为崛起国。和平发展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被解读成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
在日常汉语中，崛起一般指的是“突起”或“兴起”。[1] 从含义上看，崛起是一种上升，但不是一般的上升，而是一个存在明显落差的上升，即从平地突然很明显地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崛起也是一种发展，但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在短期内快速的量的增加，或者说从无到有并且增加到巨大规模的数量。崛起意味着给人一种明显而震撼的感觉。在汉语语言中，崛起既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既指一种“突起”或“兴起”的过程，同时也指代一种“突起”或“兴起”的结果。在英语中，崛起（rise）的含义与汉语大致相同，是指从较低级别或位置快速上升到较高的级别或位置。[2] 然而，英语中的崛起不像汉语中的那样含有强烈的短时间限制和快速度要求及其所产生的鲜明的震撼感。因此，在西方国际政治学术界，很少有学者把崛起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来进行定义和研究。然而，在中国国际政治学术界，对崛起的定义和研究则是方兴未艾。
国内学者主要从权力的角度定义崛起。这些学者认为，崛起“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全部过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终结果”，把崛起看作“一个大国与其他大国的相对综合实力差距快速缩小或者拉大，并对世界力量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3] 还有的学者把崛起界定为“体系大国相对实力持续增长，接近并超过体系霸权的过程”，并为此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标准，即相对实力达到霸权国的40%之后，相对实力持续增长，进入体系大国前三位，期间相对实力达到霸权国80%以上的时间持续至少10 年以上。[4] 另一位学者提出了四种不同形式的崛起，他认为，崛起是相对权力的提升，共有四种类型：[5]（1）“崛起”并不意味着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强国，而是成为地区性强国；（2）世界上有若干实力相当的“超级强国”，一个或数个普通国家“崛起”，与那些超强平起平坐；（3）世界上有两大实力相当的“超级强国”，一个或数个普通国家“崛起”，与两大超强平起平坐；（4）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强国”，一个或数个普通国家“崛起”与独霸世界的国家平起平坐。
本文作者认为，崛起至少同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崛起是一个权力相对增加的进程；（2）崛起具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3）崛起含有时间和速度要求，即崛起要求时间短，速度快。
崛起指的是以国家绝对实力为基础的相对权力的增加。这种增加从总体趋势上是持续上升的，但是也不排除短暂的停缓。权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权力 (absolute power)，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综合实力，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6] 可以通过选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具体指标来进行测量；二是相对权力(relative power)，即根据自己的意愿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7] 相对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只存在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8] 相对权力就好比上下级关系，上级有权命令下级。绝对权力是相对权力的基础，相对权力是绝对权力的体现。相对权力增加就意味着四种情况：（1）A 国权力增加快于其他国家；（2）A 国权力增加，其他国家权力减少；（3）A 国权力不变，其他国家权力减少；（4）A 国权力稍微减少，但是其他国家权力大幅度减少。如冷战后期，美国相对实力也在衰落，但是苏联的衰落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并最终解体，从而使得美国一跃而成为全球霸主。
崛起指的是向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或者霸权国方向发展的进程。崛起既是一个进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因此，崛起具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崛起包含两种进程：（1）从中小国家或者地区强国到大国的进程：中小国家/地区强国—→大国。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即从非大国到大国的进程，这其中也许包含从体系外国家进入国际体系核心区或者从体系边缘区进入到核心区的历程；（2）从大国到霸权国的进程：大国—→霸权国，这是一国超越对手、一枝独秀的进程，崛起的起点是一般性的大国，终点是霸权国。因此，崛起结果就是成为大国或者霸权国。
崛起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绝对实力向国际影响力转变的过程。一般来说，国家总是先发展绝对实力，然后才会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使得绝对实力转变为国际影响力。然而，这个转变的过程并不是绝对的。在国际关系史上，也存在一个国家通过积极有效的外交政策，从而使得该国的国际影响力超出了其实际拥有的绝对实力。大国在绝对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发展并不总是保持逻辑上的协调和均衡。由于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交决策及其执行效果的影响，因此，大国会出现绝对实力很强或者某一种绝对实力要素很强，但国际影响力有限的局面。据此，崛起还存在下列两种进程：
（1）大国（弱实力强影响力）—→大国（强实力和影响力）；
（2）大国（弱影响力强实力）—→大国（强实力和影响力）。
综合来看，大国崛起有三种类型：（1）中小国家/地区强国—→大国；（2）大国（弱）—→大国（强）；（3）大国—→霸权国。（1）和（2）两种崛起类型都是以大国为目标，而不是国际政治结构中的最高权力，本文称之为有限崛起；第（3）种崛起旨在追求国际政治结构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本文称之为无限崛起。
崛起包含着强烈的时间和速度要求并产生由此带来的显著效果和震撼。崛起本质上是一种增长，但是崛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增长，而是指短期内快速的增长。时间限制和速度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普遍意义上讲，在绝大部分历史进程中，每个国家的绝对实力都在增长，但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缓慢增长并不是崛起。正如同一个方向上的慢走和快跑一样，从形式上看，二者都在前进，但是慢走显然不是崛起，而快跑则有可能是崛起。崛起的速度要求本质上也是一种相对速度。相对速度同样具有四种情况：(1)A 国发展正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2)A 国发展速度正增长，其他国家发展速度是负增长；(3)A 国发展速度为零，其他国家发展速度为负增长；(4) A 国发展速度负增长小于其他国家的负增长。
本文把崛起定义为一个国家在较短期内，国家相对权力快速增加到大国或者霸权国层次以及大国相对权力向均衡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中国的和平发展包含有这样的崛起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国尤其是霸权国也代表了国际环境的主要部分。无论是我们所说的国际环境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无一不与这些大国和霸权国发生直接和紧密的关系。因此，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与现存的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关系。
所谓霸权国，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有不同的意义。在当代汉语中，霸权用在国际政治宣传上是一个贬义词。霸权就是“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9] 一般称之为霸权主义，新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霸权主义，永不称霸。
在英语中，霸权（Hegemony）是一个中性词。霸权就是一国对其他国家的领导（leadership）、主导(dominance)或者控制 (control)。[10]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中，霸权国也被写作主导国（dominant power）、最强国（predominant power/preeminent power）或领导国（leading power /leadership/world leadership）。为便于学术讨论，在本文中统一表示为霸权国。
一部分西方学者从战争能力的角度来定义霸权国。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实质上，霸主是体系中的惟一大国。”他认为世界上不可能出现全球霸权国，19 世纪的英国也不算是霸权国。[11] 约菲（Josef Joffe）则进一步提出，“霸权国家的界定可以分为两个条件：第一，它应该能够抵挡所有的挑战者，不管它们是单独还是联合起来进行挑战；第二，拥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充裕的可用权力。”[12] 米尔斯海默把霸权国和全球霸主等同起来，约菲则进一步认为霸权国是绝对的全球霸主。米尔斯海默和约菲把标准定得太高，以致于霸权国实际上并不存在于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从世界地理范围和一个国家所能控制的资源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绝对控制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不可能获得应付全球共同挑战的绝对实力。
大部分学者都从权力和资源的角度来定义霸权国。一些中国学者认为，霸权国是指“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压倒别国优势的国家”。[13] 帕赫（Robert Pahre）将国家资源和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在世界上所占份额看作霸权国的基本指标。[14] 拥有资源并不等于就一定拥有了权力，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在界定权力概念的时候首先批判了把资源和权力混淆起来的观点。[15] 国家实力有潜在权力和实际权力之分，只有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活动，把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实力才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还有的中国学者认为“霸权系统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是霸权国”。[16] 戈登斯坦（Joshua S. Goldstein）认为霸权国就是拥有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国家。[17] 吉尔平（Robert Gilpin）、基欧汉（Robert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主要从控制力方面来定义霸权和霸权国。吉尔平认为霸权国就是国际体系中控制或者统治该体系内比较弱小国家的国家。[18] 基欧汉和奈认为霸权国就是指“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去做”。他们明确表示，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军事力量是次要的，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了军事。[19] 因此，霸权就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20] 沃勒斯坦表示，霸权既是指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同时还可以解释为一种形势，即占有生产优势，并成为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最大受惠者。[21] 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是指在持续对峙的所谓大国（great powers）中，形势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致于某一个大国（power）成为实际上的第一元首（primus inter pares，原指拥有古希腊最高统治权的元老院中的“第一元老”或者说“首席元老”，现在一般指代同辈中的长者，同层级中的首领），这个大国大体上可以把它自己的规则和意愿强加于国际体系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是文化领域，至少是在这些领域中拥有实质上的否决权。[22] 霸权国的控制力与国际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国家实力为基础。
还有部分学者在概念上做了进一步补充，从制度和观念等非物质层面来定义霸权。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认为，霸权具有物质和非物质两个侧面，霸权就是“拥有在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具有社会目标，能够控制对于统治国来说十分重要的国际结果，并获得体系中其他国家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和接受”。[23] 应该说，国际承认是霸权国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霸权国完全依靠权力去迫使国际承认，因为其他国家别无选择。科克斯(Robert W.Cox)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概念，[24] 提出了霸权的权力、观念和制度三要素，即“物质权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集体概念（包括一定的规范），一组以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方式治理世界的制度”。[25] 科克斯的观念因素也是一种认同，包括霸权国的自我认同和国际社会中的他者认同。
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框架下理解霸权国，霸权国就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在国际体系结构中位居第一并且在国际体系核心区或大国体系中发挥最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其本质就是一个新兴的快速成长的大国如何处理与现存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而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现有的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所谓“霸权国”来主导的。
大国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大国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参与者，大国不仅关心本国内部和周边的事务，而且关心遥远的世界事务。大国是国际社会的主导者，它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规范，组建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并领导和控制着这些组织的运行和规范的修改。大国影响着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命运，有时候是直接决定了其他国家的存亡。因此，大国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单位，“国际政治理论，如同国际政治历史一样，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大国来书写的。” [26] 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研究国家之间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大国关系是其主要内容。大国关系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大国关系的变化就是国际体系的变化。大国关系的变化决定了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大国的兴衰成败引起大国关系的跌宕起伏，导致了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迁。世界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大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国兴衰引起大国关系的分化组合，导致了国家之间盟友和对手的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转换。大国关系的变化孕育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战争。霸权战争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调整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推动国际体系的变迁，并开启新一轮大国兴衰和体系变迁的序幕。
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国际体系变迁的本质就是霸权的转移和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与组合。霸权不可能永驻，霸权国的地位迟早会被新兴的崛起大国所取代。崛起国坚持以霸权为目标，霸权国则始终紧盯着任何一个可能的挑战者，其中，“最强大的挑战国无疑是霸权国极度重视的国家。” [27] 崛起国为获得霸权而不断积聚能量，霸权国则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霸权地位，力图最大限度地延续这种霸权地位。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与对抗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轴心，绝大部分国际政治活动都围绕着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斗争而展开，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会受到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是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保障，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基本标志。因此，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关系就是霸权国与挑战者之间的关系。 [28]
由此可见，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霸权国关系。
换言之，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并不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这一课题的全部内容，但却是其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内容。
二、冲突与战争：西方多数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主题
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方的大国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主要也是西方的崛起国与当时的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
大国发展或大国的崛起是考察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一个起点。崛起意味着一个大国兴起，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大国相对衰落。关于大国兴衰的探讨最著名的当属保罗 ·肯尼迪（PaulKennedy）的研究，肯尼迪从历史的角度，系统考察了500 年间大国的兴衰历程以及兴衰过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29] 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罗伯特·诺思（RobertNorth）和纳兹勒·舒克瑞（Nazli Choucri）从研究国内发展与国际战争的联系出发，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30]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国崛起频频引发大国战争。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而有的则没有那么幸运。根据杰克·列维（Jack S.Levy）的统计，仅仅在1495-1975 年间，共发生了119 次大国战争，卷入战争的大国占全部参战国家的75%，而从时间上看，在此期间大国有60%的时间都在进行着相互厮杀。[31] 在这些大国战争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 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54%。仅以法国为例，作为“永远的挑战国”，法国参加了最近500 年来欧洲战场上2600次战争中的一千多次战争，占战争总数的47%。[32]
当代国际政治理论普遍认为大国崛起与大国战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保持高度的一致。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崛起引起了大国之间的权力变动，威胁霸权国的地位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从而引发安全困境和大国间先发制人或者预防性的战争。自由主义则从经济要素的角度出发，提出大国崛起引发一系列的资源、贸易、金融和价格经济要素的变动，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货膨胀时期或者经济萧条时期，大国战争就会随之而来。这两种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大国崛起与大国战争不仅互为因果，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循环出现，并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规律。
戈登斯坦：霸权国、挑战国和霸权战争[33]
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从全球政治的系统模式角度，提出了地理大发现以来出现了五个霸权周期（见下表）。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是霸权国，其中英国霸权维持了两个周期；相应的挑战国是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其中法国两次作为挑战国出现。莫德尔斯基把海权作为霸权国的主要衡量指标。霸权和大国的标准是在霸权战争中“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和相对海军实力的程度”。[34]
莫德尔斯基：全球政治的霸权国、挑战国和霸权周期[35]
根据辛格（David Singer）等人的统计，1816-1965 年间共爆发各类国际战争93 次，其中辛格等人定义的大国战争有30 次，约占全部国际战争总数的32%。在1816-1965 年的150年历史中，只有24 年没有出现国际战争。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和平的时间不到五分之一，而国际战争的时间则占全部历史过程的84%。
1865-1945 年间大国战争
从统计结果来看，1865 至1945 年间，共发生大国战争8 次，约占全部58 次国际战争（辛格等人的统计数据）的14%。在此期间的81 年中，共有28 年时间存在过大国战争，约占整个时段的35%。从参加战争的范围来说，这段时间内所有的大国和霸权国都参加过大国战争。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直接进行对抗的大国战争有三次：一战、二战、协约国干涉俄国的战争，其中，一战和二战是崛起国主动引发的战争，而俄国战争则是霸权国主动进攻引发的战争。崛起国与霸权国战争占这一时期大国战争的50%。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所以，从西方的大国崛起与霸权国的关系来看，大规模战争是二者关系的主线。因此，西方学者从过去的西方历史来看一个新兴的大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多半会得出二者必然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悲观结论。他们也会倾向于以此推论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但是，所有上述那些从西方历史来推论中国不可能和平发展的观点都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即把西方的历史逻辑演绎到中国身上，而忽略了一个根本不应该忽略的重大问题，即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独特的东方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既与西方的历史大不相同，也与日本等东方国家有重大的区别。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也决定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关系的主要方面。
西方国家中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新兴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争，归根到底是为了争夺权力或所谓绝对安全、绝对利益和霸权而引起的。
西方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兴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权力、增加权力或者显示权力。大国崛起一般都会导致大国战争，因为 “一国权力的增加将会引起另一国权力至少同种程度的增加”，其结果是要么有关国家都停止增加权力，要么就是“一国已经赢得或者自信自己赢得对于另一国的决定性优势，然后就是弱者屈服于强者，或者由战争解决问题”。[36]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明确指出，大国崛起只能依靠战争。因为通往大国俱乐部的阻力太高，“除了战争以外，某一大国权力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他方面的基础的变化速度并不比另一大国快多少。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不足以使各国地位发生重大而稳定的变化。”[37]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同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追求权力的假设，同时借鉴了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米尔斯海默强调国际结构鼓励国家追求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整个世界充斥着这永久的大国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时时萦绕在大国之间，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38] 只要把新现实主义结构图中的“安全”替换成“权力”就成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战争的因果结构图。
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的大国兴起过程有重大的不同。
1.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的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快速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的下降，中国主张与他国共同发展，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中国主张“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已、以邻为壑的事情。”[39]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0 多年的快速发展，带动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许多国家已经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受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中国2005、2006 年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率提供了17%的贡献，东盟和许多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此外，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出现的还有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至于西方大国经济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主要应从西方经济结构本身中寻找原因，而不能归之于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中国贸易顺差太多或人民币估值太低等原因。
2. 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中国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原则。在西方大国战争史上，正是由于新兴的大国谋求追求自己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不断扩军备战，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恐惧，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这大大提升了军事对抗的紧张度，许多战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与西方的新现实主义分析不同，中国反对国际关系中美国奉行的绝对安全观念，反对美国在追求绝对安全过程中推行的所谓先发制人、建构国家战略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防御体系的做法，并不认为只有自己保持绝对的实力优势中国才能得到安全。相反，中国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40]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优先发展经济和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来说是很滞后的；中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大国的现代化军事水平来说也是较落后的；从1979 年到198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 万减到323.5 万。至1990 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 万，共裁减103.9 万；1997 年，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 万，使中国军队降至250 万的水平；2003 年9 月，中国决定在两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20 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 万。与此同时，中国国防费用，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军费规模和水平又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并没有把国防建设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中国一贯控制国防费规模，按照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合理安排国防费，改革开放以来，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国防支出。1979年到2004 年，中国国防费用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1979 年为17.3%，2004 年为7.76%，下降近10 个百分点。”“2004 年，中国的国防费用为2199.86 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265.79 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1%和7.76%。2004 年中国的国防费用仅相当于美国的5.77%、英国的41.03%、法国的75.65%、日本的63.97%。2005 年，中国的年度国防费预算为2477.56 亿元人民币。”[41]
3. 西方历史上的大国战争往往都是由于争夺势力范围而引发的。在西方近代史上，引发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原因，往往与争夺利益范围相关，它们争夺亚非拉落后国家的领土、市场、原料，为了保证不在瓜分世界利益范围的进程中落后，它们又往往把一些小国、弱国拉在一起，形成所谓的被保护国；同时，西方大国间的军事联盟集团政策，也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和平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国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坚持不结盟的方针，这就大大避免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中国奉行与所有国家无分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方针，不把任何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西方大国史上那种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4. 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大多数新兴大国都试图争夺霸权，而争夺地区霸权和世界霸权成为引发大国战争的基本因素。历史上，西班牙与荷兰、英国与西班牙、德国与奥匈帝国、英法集团与德奥集团，英法美与德意日等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无不是围绕维持和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展开的。而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与国际环境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国策就是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即定国策。“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42]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最强盛的时候，没有在东亚和世界称霸，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欧洲国际体系有重大的区别；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称霸不称霸的问题，但中国即使将来强大起来，也决不会像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那些崛起国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而与当时的霸权国发生战争。中国的不称霸原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因素。
当今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最关键的关系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而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作为崛起国和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关系，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局面。中美关系似敌似友，非敌非友，可敌可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总的方向是中美关系出现了朝着稳定的对话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势。
正如老布什所说，“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措施，现在是美中关系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现在的布什总统对中国的感情也非常好，他非常重视美中关系，也认为美中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他也认为两国关系有更大的改善空间。我认为美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一个以邻为友的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我相信这个事实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现在已经是21世纪，很显然会有新的地缘政治现象发生，但我认为美中关系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世界安全局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波折，虽然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美中两国不应该成为敌人，而应该成为朋友。”[43]
本文的基本结论之一是：过去崛起国争夺霸权地位是导致一系列战争的主要原因。中国不挑战霸权国，中国不谋求在东亚与美国对抗，也不谋求在北美争夺美国的势力范围，更不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与美国可以而且也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大国关系，两国的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而且一定能够避免的。
5. 历史上新兴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战争或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改变、推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引发的。那些新起的大国，在本国实力有了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对以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严重不满，它们希望得到更高的地位、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势力范围、有更多的领土和人口，得到更多的海外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一当这些要求不能得到其他大国和霸权国的承认，它们就会倾向于发动战争。在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44]
而中国的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尽管中国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公平，造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能够为中国提供发展的一些机会，因此，中国采取的基本国策是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反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内容的同时，愿意严格遵守现有的国际法准则，遵守世界经济贸易的基本规则，在维护现有的国际法、WTO准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同时逐步地和平地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没有彻底推翻现有秩序和另起炉灶的想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自由贸易规则、资金商品人员技术自由流动的内容密切相关，中国在某些方面也是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受益者。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避免历史上那些新兴大国试图推翻已有的国际秩序而引发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的战争。这也正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环境：过去历史上新兴大国通过战争去达到的诸如扩大市场、扩大原料来源等目标，今天通过和平的方式可以较好地实现。
中国不仅没有推翻现存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而积极努力地融入了这个体系；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积极遵守和维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的现存秩序，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愿意维护联合国机制、WTO 机制。本文的第二个基本结论是：以武力推翻或急剧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也是导致过去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并不谋求全面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大规模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
6. 在历史文化方面，历史上的大国往往以救世主、上帝之子、先进文明代表者自居，对那些异端、异教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动了无数的战争。而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学习和吸取一切文明的先进成果和合理因素，主张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包容性，从一开始就降低了因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45] 主张对一切外部世界和外国都应有以诚相待的态度，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故至诚无息，一个人永远追求至诚的境界。[46] 孔子和儒家把“和”视为天下大道，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7] 主张“泛爱众”，主张“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对那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儒家提倡和平相处和文化的包容性，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行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谓仁义的基本概念，包含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8] 孔子还提倡“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行为准则，认为应该用公平正直去报答怨恨，用恩德去回报怨恨，反对以恶对恶。宽恕是孔子强调的一种美德，认为应当实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49]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中国长期存在三教合一的现象，表明多元文化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和谐共存；在对外实践中，中国也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强行在国外推扩。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传播是其他东亚国家一种自发的行为。
今天和平发展的中国严格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方针，对一切中小国家都以平等身份相处，更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到其他中小国家身上；对其他大国，中国坚持合作和发展共同利益的方针，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相反，对西方国家的文明，中国本着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吸取了西方的许多合理的文明成果。即使在对立度较高的人权观念上，中国也在坚持本国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一切事务的同时，吸收了人权的观念，承认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只不过中国同时坚持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发展权、基本生存权以及不同国家发展人权应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结合，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模式，这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因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与西方国家发生文化冲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成就也让更多的外国了解到中国的文化，认同中国发展的经验的国家增加了，甚至形成了所谓北京共识的概念，认为中国发展的模式虽然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内容，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文明增加了一种新的选择模式。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关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它一方面谋求发挥社会公正，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学习和吸取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许多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在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方面，又注意学习和吸收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经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在吸收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它把东方文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文化成果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融为一体，是四合一的文明。这种新型文明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确存在基本矛盾，但这种矛盾是软性矛盾，不是硬性的对抗性矛盾，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制度方面，两国的社会制度在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外国资本的合法利益、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促进科技教育发展、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等重大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甚至在保护人权、承认法治的基本原则等政治领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对抗。正如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Powell）指出的，“中国不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它不再输出共产主义。它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50] 所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在制度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担忧，即中国通过发展经济和军事来取得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实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可以避免与霸权国的战争，而且也已经做到了避免与其他大国的冲突和矛盾，是真正和完全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达近30年的和平发展进程中，中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大国发生过武装冲突和战争，这已经是人类大国崛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而且会比过去走得更好。
注释：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教育部重大理论攻关项目的资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691页。
[2]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辞典部编，朱原等译：《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1305 页。
[3] 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 页。
[4] 同上书，第42 页。
[5] 潘维：“也谈‘和平崛起’”，参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个人主页http：//www.sis.pku.edu.cn/pub/panwei/DocumentView.aspx？Id=4221
[6]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81页。
[7]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July 1957， pp. 201-215； Talcott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7， No. 3，Jun. 19， 1963， pp. 232-262；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4， Dec. 1962， pp. 947-952； Power and Its Two Faces Revisited： A Reply to GeoffreyDebna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9， No. 3， Sep.， 1975， pp. 900-904； Peter Digeser， “TheFourth Face of Pow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 No. 4， Nov.， 1992， pp.977-1007.
[8]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p.104.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21 页。
[10]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辞典部编，朱原等译：《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712 页。
[1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 页。
[12] [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4 页。
[13]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4 页。
[14] Robert Pahre， Leading Questions： How Hegemon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p.4.
[15] [美]罗伯特·达尔著，王沪宁等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33-34 页。
[16]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4 页。
[17]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25.
[18]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 页。
[19]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 页。
[20]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 页。
[21]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 页。
[2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8.
[23][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187-188 页。
[24] 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参见Antonio Gramsci， Letters from prison， edited by Frank Rosengarten， translated by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6][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6 页。
[27]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第117页。
[28]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p.12.
[2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30] Richard K. Ashle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Francis Printer， New York： Nichols， 1980； Robert C. North and Nazli Choucr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r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Dec.， 1983， pp. 451-453， 459.
[31]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88-98； Jack S. Levy， “Historical Trends in Great Power War， 1495-197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6， No. 2， Jun. 1982， pp.284-285.
[32]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220-221.
[33] 制表来源：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85-346.
[34]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Macmillan Press， 1988， pp.44-45.
[35] 制表来源：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Apr. 1978， pp.214-23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pp.40-41.
[36][美]汉斯·摩根索著，[美]汤普森修订，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28-229 页。
[37][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第238 页。
[3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11 页。
[3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 年10 月29 日。
[40]《中俄关于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5 年7 月2 日。
[4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散努力》，载《人民日报》2004 年12 月28 日，2005 年9 月2 日。
[4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 年10 月29 日。
[43] 老布什：“美中关系现处于最好时期”，载《参考消息》2005 年11 月17 日。
[44]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85 页。
[45]《论语·学而第一》。
[46]《大学·中庸》。
[47]《大学·中庸》。
[48]《论语·里仁第四》。
[49]《论语·宪问第十四》、《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大学·中庸》。
[50] 鲍威尔：“在亚洲协会年度餐会上的讲话”，2002 年6 月10 日，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提供。
来源：《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
来源：来源：《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 时间：2008-4-3 17:48:11
作者：叶自成 王日华
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牵涉到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关系。中国能不能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也主要取决于如何认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
一、崛起国与霸权国
作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中国现在的角色通常被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为崛起国。和平发展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被解读成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
在日常汉语中，崛起一般指的是“突起”或“兴起”。[1] 从含义上看，崛起是一种上升，但不是一般的上升，而是一个存在明显落差的上升，即从平地突然很明显地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崛起也是一种发展，但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在短期内快速的量的增加，或者说从无到有并且增加到巨大规模的数量。崛起意味着给人一种明显而震撼的感觉。在汉语语言中，崛起既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既指一种“突起”或“兴起”的过程，同时也指代一种“突起”或“兴起”的结果。在英语中，崛起（rise）的含义与汉语大致相同，是指从较低级别或位置快速上升到较高的级别或位置。[2] 然而，英语中的崛起不像汉语中的那样含有强烈的短时间限制和快速度要求及其所产生的鲜明的震撼感。因此，在西方国际政治学术界，很少有学者把崛起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来进行定义和研究。然而，在中国国际政治学术界，对崛起的定义和研究则是方兴未艾。
国内学者主要从权力的角度定义崛起。这些学者认为，崛起“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全部过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终结果”，把崛起看作“一个大国与其他大国的相对综合实力差距快速缩小或者拉大，并对世界力量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3] 还有的学者把崛起界定为“体系大国相对实力持续增长，接近并超过体系霸权的过程”，并为此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标准，即相对实力达到霸权国的40%之后，相对实力持续增长，进入体系大国前三位，期间相对实力达到霸权国80%以上的时间持续至少10 年以上。[4] 另一位学者提出了四种不同形式的崛起，他认为，崛起是相对权力的提升，共有四种类型：[5]（1）“崛起”并不意味着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强国，而是成为地区性强国；（2）世界上有若干实力相当的“超级强国”，一个或数个普通国家“崛起”，与那些超强平起平坐；（3）世界上有两大实力相当的“超级强国”，一个或数个普通国家“崛起”，与两大超强平起平坐；（4）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强国”，一个或数个普通国家“崛起”与独霸世界的国家平起平坐。
本文作者认为，崛起至少同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崛起是一个权力相对增加的进程；（2）崛起具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3）崛起含有时间和速度要求，即崛起要求时间短，速度快。
崛起指的是以国家绝对实力为基础的相对权力的增加。这种增加从总体趋势上是持续上升的，但是也不排除短暂的停缓。权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权力 (absolute power)，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综合实力，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6] 可以通过选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具体指标来进行测量；二是相对权力(relative power)，即根据自己的意愿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7] 相对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只存在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8] 相对权力就好比上下级关系，上级有权命令下级。绝对权力是相对权力的基础，相对权力是绝对权力的体现。相对权力增加就意味着四种情况：（1）A 国权力增加快于其他国家；（2）A 国权力增加，其他国家权力减少；（3）A 国权力不变，其他国家权力减少；（4）A 国权力稍微减少，但是其他国家权力大幅度减少。如冷战后期，美国相对实力也在衰落，但是苏联的衰落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并最终解体，从而使得美国一跃而成为全球霸主。
崛起指的是向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或者霸权国方向发展的进程。崛起既是一个进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因此，崛起具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崛起包含两种进程：（1）从中小国家或者地区强国到大国的进程：中小国家/地区强国—→大国。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即从非大国到大国的进程，这其中也许包含从体系外国家进入国际体系核心区或者从体系边缘区进入到核心区的历程；（2）从大国到霸权国的进程：大国—→霸权国，这是一国超越对手、一枝独秀的进程，崛起的起点是一般性的大国，终点是霸权国。因此，崛起结果就是成为大国或者霸权国。
崛起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绝对实力向国际影响力转变的过程。一般来说，国家总是先发展绝对实力，然后才会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使得绝对实力转变为国际影响力。然而，这个转变的过程并不是绝对的。在国际关系史上，也存在一个国家通过积极有效的外交政策，从而使得该国的国际影响力超出了其实际拥有的绝对实力。大国在绝对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发展并不总是保持逻辑上的协调和均衡。由于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交决策及其执行效果的影响，因此，大国会出现绝对实力很强或者某一种绝对实力要素很强，但国际影响力有限的局面。据此，崛起还存在下列两种进程：
（1）大国（弱实力强影响力）—→大国（强实力和影响力）；
（2）大国（弱影响力强实力）—→大国（强实力和影响力）。
综合来看，大国崛起有三种类型：（1）中小国家/地区强国—→大国；（2）大国（弱）—→大国（强）；（3）大国—→霸权国。（1）和（2）两种崛起类型都是以大国为目标，而不是国际政治结构中的最高权力，本文称之为有限崛起；第（3）种崛起旨在追求国际政治结构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本文称之为无限崛起。
崛起包含着强烈的时间和速度要求并产生由此带来的显著效果和震撼。崛起本质上是一种增长，但是崛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增长，而是指短期内快速的增长。时间限制和速度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普遍意义上讲，在绝大部分历史进程中，每个国家的绝对实力都在增长，但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缓慢增长并不是崛起。正如同一个方向上的慢走和快跑一样，从形式上看，二者都在前进，但是慢走显然不是崛起，而快跑则有可能是崛起。崛起的速度要求本质上也是一种相对速度。相对速度同样具有四种情况：(1)A 国发展正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2)A 国发展速度正增长，其他国家发展速度是负增长；(3)A 国发展速度为零，其他国家发展速度为负增长；(4) A 国发展速度负增长小于其他国家的负增长。
本文把崛起定义为一个国家在较短期内，国家相对权力快速增加到大国或者霸权国层次以及大国相对权力向均衡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中国的和平发展包含有这样的崛起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国尤其是霸权国也代表了国际环境的主要部分。无论是我们所说的国际环境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无一不与这些大国和霸权国发生直接和紧密的关系。因此，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与现存的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关系。
所谓霸权国，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有不同的意义。在当代汉语中，霸权用在国际政治宣传上是一个贬义词。霸权就是“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9] 一般称之为霸权主义，新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霸权主义，永不称霸。
在英语中，霸权（Hegemony）是一个中性词。霸权就是一国对其他国家的领导（leadership）、主导(dominance)或者控制 (control)。[10]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中，霸权国也被写作主导国（dominant power）、最强国（predominant power/preeminent power）或领导国（leading power /leadership/world leadership）。为便于学术讨论，在本文中统一表示为霸权国。
一部分西方学者从战争能力的角度来定义霸权国。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实质上，霸主是体系中的惟一大国。”他认为世界上不可能出现全球霸权国，19 世纪的英国也不算是霸权国。[11] 约菲（Josef Joffe）则进一步提出，“霸权国家的界定可以分为两个条件：第一，它应该能够抵挡所有的挑战者，不管它们是单独还是联合起来进行挑战；第二，拥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充裕的可用权力。”[12] 米尔斯海默把霸权国和全球霸主等同起来，约菲则进一步认为霸权国是绝对的全球霸主。米尔斯海默和约菲把标准定得太高，以致于霸权国实际上并不存在于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从世界地理范围和一个国家所能控制的资源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绝对控制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不可能获得应付全球共同挑战的绝对实力。
大部分学者都从权力和资源的角度来定义霸权国。一些中国学者认为，霸权国是指“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压倒别国优势的国家”。[13] 帕赫（Robert Pahre）将国家资源和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在世界上所占份额看作霸权国的基本指标。[14] 拥有资源并不等于就一定拥有了权力，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在界定权力概念的时候首先批判了把资源和权力混淆起来的观点。[15] 国家实力有潜在权力和实际权力之分，只有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活动，把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实力才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还有的中国学者认为“霸权系统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是霸权国”。[16] 戈登斯坦（Joshua S. Goldstein）认为霸权国就是拥有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国家。[17] 吉尔平（Robert Gilpin）、基欧汉（Robert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主要从控制力方面来定义霸权和霸权国。吉尔平认为霸权国就是国际体系中控制或者统治该体系内比较弱小国家的国家。[18] 基欧汉和奈认为霸权国就是指“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去做”。他们明确表示，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军事力量是次要的，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了军事。[19] 因此，霸权就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20] 沃勒斯坦表示，霸权既是指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同时还可以解释为一种形势，即占有生产优势，并成为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最大受惠者。[21] 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是指在持续对峙的所谓大国（great powers）中，形势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致于某一个大国（power）成为实际上的第一元首（primus inter pares，原指拥有古希腊最高统治权的元老院中的“第一元老”或者说“首席元老”，现在一般指代同辈中的长者，同层级中的首领），这个大国大体上可以把它自己的规则和意愿强加于国际体系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是文化领域，至少是在这些领域中拥有实质上的否决权。[22] 霸权国的控制力与国际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国家实力为基础。
还有部分学者在概念上做了进一步补充，从制度和观念等非物质层面来定义霸权。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认为，霸权具有物质和非物质两个侧面，霸权就是“拥有在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具有社会目标，能够控制对于统治国来说十分重要的国际结果，并获得体系中其他国家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和接受”。[23] 应该说，国际承认是霸权国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霸权国完全依靠权力去迫使国际承认，因为其他国家别无选择。科克斯(Robert W.Cox)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概念，[24] 提出了霸权的权力、观念和制度三要素，即“物质权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集体概念（包括一定的规范），一组以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方式治理世界的制度”。[25] 科克斯的观念因素也是一种认同，包括霸权国的自我认同和国际社会中的他者认同。
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框架下理解霸权国，霸权国就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在国际体系结构中位居第一并且在国际体系核心区或大国体系中发挥最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其本质就是一个新兴的快速成长的大国如何处理与现存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而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现有的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所谓“霸权国”来主导的。
大国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大国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参与者，大国不仅关心本国内部和周边的事务，而且关心遥远的世界事务。大国是国际社会的主导者，它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规范，组建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并领导和控制着这些组织的运行和规范的修改。大国影响着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命运，有时候是直接决定了其他国家的存亡。因此，大国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单位，“国际政治理论，如同国际政治历史一样，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大国来书写的。” [26] 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研究国家之间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大国关系是其主要内容。大国关系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大国关系的变化就是国际体系的变化。大国关系的变化决定了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大国的兴衰成败引起大国关系的跌宕起伏，导致了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迁。世界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大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国兴衰引起大国关系的分化组合，导致了国家之间盟友和对手的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转换。大国关系的变化孕育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战争。霸权战争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调整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推动国际体系的变迁，并开启新一轮大国兴衰和体系变迁的序幕。
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国际体系变迁的本质就是霸权的转移和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与组合。霸权不可能永驻，霸权国的地位迟早会被新兴的崛起大国所取代。崛起国坚持以霸权为目标，霸权国则始终紧盯着任何一个可能的挑战者，其中，“最强大的挑战国无疑是霸权国极度重视的国家。” [27] 崛起国为获得霸权而不断积聚能量，霸权国则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霸权地位，力图最大限度地延续这种霸权地位。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与对抗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轴心，绝大部分国际政治活动都围绕着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斗争而展开，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会受到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是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保障，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基本标志。因此，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关系就是霸权国与挑战者之间的关系。 [28]
由此可见，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霸权国关系。
换言之，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并不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这一课题的全部内容，但却是其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内容。
二、冲突与战争：西方多数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主题
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方的大国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主要也是西方的崛起国与当时的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
大国发展或大国的崛起是考察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一个起点。崛起意味着一个大国兴起，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大国相对衰落。关于大国兴衰的探讨最著名的当属保罗 ·肯尼迪（PaulKennedy）的研究，肯尼迪从历史的角度，系统考察了500 年间大国的兴衰历程以及兴衰过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29] 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罗伯特·诺思（RobertNorth）和纳兹勒·舒克瑞（Nazli Choucri）从研究国内发展与国际战争的联系出发，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30]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国崛起频频引发大国战争。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而有的则没有那么幸运。根据杰克·列维（Jack S.Levy）的统计，仅仅在1495-1975 年间，共发生了119 次大国战争，卷入战争的大国占全部参战国家的75%，而从时间上看，在此期间大国有60%的时间都在进行着相互厮杀。[31] 在这些大国战争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 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54%。仅以法国为例，作为“永远的挑战国”，法国参加了最近500 年来欧洲战场上2600次战争中的一千多次战争，占战争总数的47%。[32]
当代国际政治理论普遍认为大国崛起与大国战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保持高度的一致。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崛起引起了大国之间的权力变动，威胁霸权国的地位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从而引发安全困境和大国间先发制人或者预防性的战争。自由主义则从经济要素的角度出发，提出大国崛起引发一系列的资源、贸易、金融和价格经济要素的变动，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货膨胀时期或者经济萧条时期，大国战争就会随之而来。这两种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大国崛起与大国战争不仅互为因果，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循环出现，并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规律。
戈登斯坦：霸权国、挑战国和霸权战争[33]
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从全球政治的系统模式角度，提出了地理大发现以来出现了五个霸权周期（见下表）。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是霸权国，其中英国霸权维持了两个周期；相应的挑战国是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其中法国两次作为挑战国出现。莫德尔斯基把海权作为霸权国的主要衡量指标。霸权和大国的标准是在霸权战争中“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和相对海军实力的程度”。[34]
莫德尔斯基：全球政治的霸权国、挑战国和霸权周期[35]
根据辛格（David Singer）等人的统计，1816-1965 年间共爆发各类国际战争93 次，其中辛格等人定义的大国战争有30 次，约占全部国际战争总数的32%。在1816-1965 年的150年历史中，只有24 年没有出现国际战争。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和平的时间不到五分之一，而国际战争的时间则占全部历史过程的84%。
1865-1945 年间大国战争
从统计结果来看，1865 至1945 年间，共发生大国战争8 次，约占全部58 次国际战争（辛格等人的统计数据）的14%。在此期间的81 年中，共有28 年时间存在过大国战争，约占整个时段的35%。从参加战争的范围来说，这段时间内所有的大国和霸权国都参加过大国战争。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直接进行对抗的大国战争有三次：一战、二战、协约国干涉俄国的战争，其中，一战和二战是崛起国主动引发的战争，而俄国战争则是霸权国主动进攻引发的战争。崛起国与霸权国战争占这一时期大国战争的50%。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所以，从西方的大国崛起与霸权国的关系来看，大规模战争是二者关系的主线。因此，西方学者从过去的西方历史来看一个新兴的大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多半会得出二者必然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悲观结论。他们也会倾向于以此推论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但是，所有上述那些从西方历史来推论中国不可能和平发展的观点都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即把西方的历史逻辑演绎到中国身上，而忽略了一个根本不应该忽略的重大问题，即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独特的东方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既与西方的历史大不相同，也与日本等东方国家有重大的区别。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也决定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关系的主要方面。
西方国家中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新兴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争，归根到底是为了争夺权力或所谓绝对安全、绝对利益和霸权而引起的。
西方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兴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权力、增加权力或者显示权力。大国崛起一般都会导致大国战争，因为 “一国权力的增加将会引起另一国权力至少同种程度的增加”，其结果是要么有关国家都停止增加权力，要么就是“一国已经赢得或者自信自己赢得对于另一国的决定性优势，然后就是弱者屈服于强者，或者由战争解决问题”。[36]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明确指出，大国崛起只能依靠战争。因为通往大国俱乐部的阻力太高，“除了战争以外，某一大国权力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他方面的基础的变化速度并不比另一大国快多少。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不足以使各国地位发生重大而稳定的变化。”[37]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同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追求权力的假设，同时借鉴了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米尔斯海默强调国际结构鼓励国家追求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整个世界充斥着这永久的大国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时时萦绕在大国之间，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38] 只要把新现实主义结构图中的“安全”替换成“权力”就成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战争的因果结构图。
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的大国兴起过程有重大的不同。
1.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的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快速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的下降，中国主张与他国共同发展，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中国主张“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已、以邻为壑的事情。”[39]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0 多年的快速发展，带动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许多国家已经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受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中国2005、2006 年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率提供了17%的贡献，东盟和许多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此外，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出现的还有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至于西方大国经济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主要应从西方经济结构本身中寻找原因，而不能归之于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中国贸易顺差太多或人民币估值太低等原因。
2. 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中国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原则。在西方大国战争史上，正是由于新兴的大国谋求追求自己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不断扩军备战，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恐惧，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这大大提升了军事对抗的紧张度，许多战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与西方的新现实主义分析不同，中国反对国际关系中美国奉行的绝对安全观念，反对美国在追求绝对安全过程中推行的所谓先发制人、建构国家战略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防御体系的做法，并不认为只有自己保持绝对的实力优势中国才能得到安全。相反，中国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40]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优先发展经济和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来说是很滞后的；中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大国的现代化军事水平来说也是较落后的；从1979 年到198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 万减到323.5 万。至1990 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 万，共裁减103.9 万；1997 年，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 万，使中国军队降至250 万的水平；2003 年9 月，中国决定在两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20 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 万。与此同时，中国国防费用，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军费规模和水平又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并没有把国防建设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中国一贯控制国防费规模，按照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合理安排国防费，改革开放以来，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国防支出。1979年到2004 年，中国国防费用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1979 年为17.3%，2004 年为7.76%，下降近10 个百分点。”“2004 年，中国的国防费用为2199.86 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265.79 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1%和7.76%。2004 年中国的国防费用仅相当于美国的5.77%、英国的41.03%、法国的75.65%、日本的63.97%。2005 年，中国的年度国防费预算为2477.56 亿元人民币。”[41]
3. 西方历史上的大国战争往往都是由于争夺势力范围而引发的。在西方近代史上，引发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原因，往往与争夺利益范围相关，它们争夺亚非拉落后国家的领土、市场、原料，为了保证不在瓜分世界利益范围的进程中落后，它们又往往把一些小国、弱国拉在一起，形成所谓的被保护国；同时，西方大国间的军事联盟集团政策，也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和平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国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坚持不结盟的方针，这就大大避免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中国奉行与所有国家无分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方针，不把任何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西方大国史上那种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4. 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大多数新兴大国都试图争夺霸权，而争夺地区霸权和世界霸权成为引发大国战争的基本因素。历史上，西班牙与荷兰、英国与西班牙、德国与奥匈帝国、英法集团与德奥集团，英法美与德意日等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无不是围绕维持和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展开的。而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与国际环境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国策就是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即定国策。“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42]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最强盛的时候，没有在东亚和世界称霸，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欧洲国际体系有重大的区别；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称霸不称霸的问题，但中国即使将来强大起来，也决不会像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那些崛起国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而与当时的霸权国发生战争。中国的不称霸原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因素。
当今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最关键的关系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而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作为崛起国和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关系，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局面。中美关系似敌似友，非敌非友，可敌可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总的方向是中美关系出现了朝着稳定的对话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势。
正如老布什所说，“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措施，现在是美中关系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现在的布什总统对中国的感情也非常好，他非常重视美中关系，也认为美中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他也认为两国关系有更大的改善空间。我认为美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一个以邻为友的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我相信这个事实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现在已经是21世纪，很显然会有新的地缘政治现象发生，但我认为美中关系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世界安全局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波折，虽然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美中两国不应该成为敌人，而应该成为朋友。”[43]
本文的基本结论之一是：过去崛起国争夺霸权地位是导致一系列战争的主要原因。中国不挑战霸权国，中国不谋求在东亚与美国对抗，也不谋求在北美争夺美国的势力范围，更不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与美国可以而且也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大国关系，两国的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而且一定能够避免的。
5. 历史上新兴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战争或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改变、推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引发的。那些新起的大国，在本国实力有了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对以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严重不满，它们希望得到更高的地位、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势力范围、有更多的领土和人口，得到更多的海外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一当这些要求不能得到其他大国和霸权国的承认，它们就会倾向于发动战争。在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44]
而中国的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尽管中国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公平，造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能够为中国提供发展的一些机会，因此，中国采取的基本国策是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反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内容的同时，愿意严格遵守现有的国际法准则，遵守世界经济贸易的基本规则，在维护现有的国际法、WTO准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同时逐步地和平地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没有彻底推翻现有秩序和另起炉灶的想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自由贸易规则、资金商品人员技术自由流动的内容密切相关，中国在某些方面也是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受益者。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避免历史上那些新兴大国试图推翻已有的国际秩序而引发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的战争。这也正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环境：过去历史上新兴大国通过战争去达到的诸如扩大市场、扩大原料来源等目标，今天通过和平的方式可以较好地实现。
中国不仅没有推翻现存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而积极努力地融入了这个体系；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积极遵守和维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的现存秩序，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愿意维护联合国机制、WTO 机制。本文的第二个基本结论是：以武力推翻或急剧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也是导致过去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并不谋求全面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大规模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
6. 在历史文化方面，历史上的大国往往以救世主、上帝之子、先进文明代表者自居，对那些异端、异教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动了无数的战争。而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学习和吸取一切文明的先进成果和合理因素，主张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包容性，从一开始就降低了因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45] 主张对一切外部世界和外国都应有以诚相待的态度，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故至诚无息，一个人永远追求至诚的境界。[46] 孔子和儒家把“和”视为天下大道，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7] 主张“泛爱众”，主张“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对那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儒家提倡和平相处和文化的包容性，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行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谓仁义的基本概念，包含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8] 孔子还提倡“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行为准则，认为应该用公平正直去报答怨恨，用恩德去回报怨恨，反对以恶对恶。宽恕是孔子强调的一种美德，认为应当实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49]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中国长期存在三教合一的现象，表明多元文化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和谐共存；在对外实践中，中国也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强行在国外推扩。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传播是其他东亚国家一种自发的行为。
今天和平发展的中国严格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方针，对一切中小国家都以平等身份相处，更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到其他中小国家身上；对其他大国，中国坚持合作和发展共同利益的方针，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相反，对西方国家的文明，中国本着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吸取了西方的许多合理的文明成果。即使在对立度较高的人权观念上，中国也在坚持本国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一切事务的同时，吸收了人权的观念，承认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只不过中国同时坚持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发展权、基本生存权以及不同国家发展人权应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结合，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模式，这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因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与西方国家发生文化冲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成就也让更多的外国了解到中国的文化，认同中国发展的经验的国家增加了，甚至形成了所谓北京共识的概念，认为中国发展的模式虽然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内容，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文明增加了一种新的选择模式。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关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它一方面谋求发挥社会公正，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学习和吸取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许多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在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方面，又注意学习和吸收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经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在吸收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它把东方文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文化成果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融为一体，是四合一的文明。这种新型文明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确存在基本矛盾，但这种矛盾是软性矛盾，不是硬性的对抗性矛盾，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制度方面，两国的社会制度在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外国资本的合法利益、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促进科技教育发展、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等重大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甚至在保护人权、承认法治的基本原则等政治领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对抗。正如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Powell）指出的，“中国不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它不再输出共产主义。它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50] 所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在制度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担忧，即中国通过发展经济和军事来取得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实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可以避免与霸权国的战争，而且也已经做到了避免与其他大国的冲突和矛盾，是真正和完全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达近30年的和平发展进程中，中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大国发生过武装冲突和战争，这已经是人类大国崛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而且会比过去走得更好。
注释：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教育部重大理论攻关项目的资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691页。
[2]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辞典部编，朱原等译：《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1305 页。
[3] 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 页。
[4] 同上书，第42 页。
[5] 潘维：“也谈‘和平崛起’”，参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个人主页http：//www.sis.pku.edu.cn/pub/panwei/DocumentView.aspx？Id=4221
[6]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81页。
[7]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July 1957， pp. 201-215； Talcott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7， No. 3，Jun. 19， 1963， pp. 232-262；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4， Dec. 1962， pp. 947-952； Power and Its Two Faces Revisited： A Reply to GeoffreyDebna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9， No. 3， Sep.， 1975， pp. 900-904； Peter Digeser， “TheFourth Face of Pow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 No. 4， Nov.， 1992， pp.977-1007.
[8]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p.104.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21 页。
[10]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辞典部编，朱原等译：《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712 页。
[1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 页。
[12] [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4 页。
[13]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4 页。
[14] Robert Pahre， Leading Questions： How Hegemon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p.4.
[15] [美]罗伯特·达尔著，王沪宁等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33-34 页。
[16]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4 页。
[17]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25.
[18]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 页。
[19]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 页。
[20]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 页。
[21]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 页。
[2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8.
[23][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187-188 页。
[24] 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参见Antonio Gramsci， Letters from prison， edited by Frank Rosengarten， translated by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6][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6 页。
[27]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第117页。
[28]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p.12.
[2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30] Richard K. Ashle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Francis Printer， New York： Nichols， 1980； Robert C. North and Nazli Choucr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r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Dec.， 1983， pp. 451-453， 459.
[31]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88-98； Jack S. Levy， “Historical Trends in Great Power War， 1495-197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6， No. 2， Jun. 1982， pp.284-285.
[32]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220-221.
[33] 制表来源：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85-346.
[34]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Macmillan Press， 1988， pp.44-45.
[35] 制表来源：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Apr. 1978， pp.214-23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pp.40-41.
[36][美]汉斯·摩根索著，[美]汤普森修订，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28-229 页。
[37][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第238 页。
[3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11 页。
[3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 年10 月29 日。
[40]《中俄关于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5 年7 月2 日。
[4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散努力》，载《人民日报》2004 年12 月28 日，2005 年9 月2 日。
[4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 年10 月29 日。
[43] 老布什：“美中关系现处于最好时期”，载《参考消息》2005 年11 月17 日。
[44]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85 页。
[45]《论语·学而第一》。
[46]《大学·中庸》。
[47]《大学·中庸》。
[48]《论语·里仁第四》。
[49]《论语·宪问第十四》、《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大学·中庸》。
[50] 鲍威尔：“在亚洲协会年度餐会上的讲话”，2002 年6 月10 日，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提供。
来源：《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