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河南五七干校----捡拾半个世纪前的记忆碎片（上）
真的是有些久远了，对于小时候跟着大人在“五七”干校的生活，忘了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但记住的却怎么也忘不掉。记忆深处那一个个不完整的片段，一个个清晰或模糊的场景，常常会穿过重重时空，浮现在脑海中，越是夜深人静，它们越强烈，越清晰。很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些破碎的记忆拾辍起来，穿成串，拼成图，无奈时间太久了，一些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及时间顺序就不一定那么准确了。
大约是1969年底或1970年初的一个冬天，也就是爸妈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几个月后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叔叔，他说中央下达了指示，要求留京的家属全部要下到干校去。这个叔叔是妈妈单位派回北京来接我们这些留守儿童的。现在一听“留守儿童”，都知道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留在乡下的孩子，但在1969-1970年，光北京市就有几万名像我这样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了边远农村，即文革时期的“五七”干部学校。
几天以后，大爷将我送到了北京火车站。我和一帮孩子在车上扒着车窗看热闹，大爷站在月台上恋恋不舍地看着我，那个来接我们的叔叔问大爷是我的什么人，大爷说：“我是她大娘的老爱人。”这个场景成了我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个镜头，这句话成了我很多年以后逗大爷乐的一句话。顺便交代一下，大娘，在我小时候带过我，妈下放前把我寄养在了她家。但在大娘家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煤气中毒，险些要了我的小命。大娘不敢再让我住在她家那个需要烧煤球取暖的小平房里了，干脆搬来了我家。老太太一边给人看孩子，一边照顾着我的起居。
我们一帮孩子在那个叔叔的率领下向着中原大地------河南进发了。我们先到了信阳，在一个挺大的院子里住了一夜，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既不像旅店也不像单位。只记得第二天一早起来，我站在大院子里好奇地四下张望，看到对面房子前有个老大老大的黑木头箱子，长长的。叔叔喊我进屋，说别看了，那是寿材。我也没多问，反正莫名其妙有点害怕。
信阳到息县那时候不通火车，所以应该又坐了很久的汽车，但我没印象了。只记得我们一群人在一条土路上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到对面也有一群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待走近了，看出是一群说说笑笑的女人，叔叔指着那群人对我们说：“你们看那都是谁？”我们定睛一看，竟是分别数月的妈妈们，我们高喊着“妈-----妈-----！”“妈------妈-------！”飞奔过去扑向了妈妈的怀抱。后来听妈说，那天我见到她时就知道傻笑。可我记得，我妈的脸变得好黑，衣服穿得好土，完全不像在北京时的样子，可妈笑得特别灿烂，好开心的样子，那是因为她看见了日夜思念的我啊。
当时外贸学院干校的校部暂时安扎在息县高中，学校早已停课，校舍就成了干校的营地，与其他干校的营地相比，这里的居住条件算是不错的了。我爸他们外贸部的干校也在息县，记得我爸他们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寺庙，我去玩过几次，院子里有很高的古树。我跟妈住在大宿舍里，宿舍就是一间教室，里面住了二十来个人，老师和学生混在一起住。楼上是女宿舍，楼下是男宿舍。我去了之后，成了宿舍里阿姨们的小开心果。同宿舍有一个姓高的阿姨，是贸院的学生，没想到她竟是我一年级时最喜欢的老师高慧娟的妹妹！
写此文时，我在网上看到了另一篇回忆小时候在息县干校生活的文章，作者竟曾经跟我住在同一个地方，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她的真名。下面剪贴一段她对我们住处的回忆，会比我的叙述更为详细：
“县高中有两座楼，两楼之间有个操场，我们幼儿园住前边那楼（南边的），后来搬来的北京某某学院在后边那楼。” “县高中的房子非常漂亮，一共有两座两层的小楼，白墙红顶，一侧接出长长的走廊，白色的柱子，柱子上用绿漆和红漆喷出万年青的绿叶红果图案。二楼走廊还有木制栏杆。两座楼之间有个大操场。整个学校，树木葱郁，紧靠着一个不高但狭长的，同样花木繁茂的小山。”
“出了高中大门向东（我现在还能记得那个方向，是因为我无数次站在高中的大门口，仰望朝阳），北边是一片开阔的水面，东南是一个带有戏台的广场。水面上有一道土堰，像小桥一样，直达东岸。土堰的中部，有台阶可以下到水边，............."
她提到的“某某学院”便是外贸学院。我真佩服她的记忆力，竟然对小楼描述得那么具体。但有一点出入的是，我记得两个楼之间是一块空地，种有一些树木和用砖铺成的路，并不是大操场。谁对谁非说不清楚了，也不重要。至于“房子非常漂亮”，也是与周围破旧的民房相比而已。她对校门外的描述是准确的，而我的记忆是模糊的，是她给了我一幅清晰完整的画面，完全唤起了我的记忆。至于“花木繁茂的小山”，我完全没有了任何印象。但我记得我们住的小楼后面有一户人家，他家的儿子是个傻子，傻子的妈妈是个当老师的。
到了息县不久的一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阵响声惊醒，妈叫我好好睡别起来，就和同屋的阿姨们拿着脸盆跑出去了，空空的宿舍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光着脚走出屋子，趴在廊子上往外看，看见不远处火光熊熊，人声嘈杂。过了一会儿，火势渐渐小了，再过了一会儿，大家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原来是当地的一户人家失了火，干校的人都去救火去了。以后又有几次半夜被惊醒或被叫醒，那是干校为了战备需要搞的紧急集合。这种演习小孩子是无需参加的，大人们摸黑打好背包立即出发，叫做急行军，往往到天亮才回来。一到这种时候，整个宿舍甚至整个楼房里就剩下我一个人。记得楼下有一个叔叔，是个上海人，每次都用鹅毛枕头打成背包，看起来很大但没什么重量，后来让人发现了，很被人们瞧不起。
有一次，我也爬起来了，跟着大人集合在两座楼之间的空地上，庆祝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大人们都很激动，我们小孩儿也跟着激动，拌着广播喇叭中传出的来自卫星的东方红乐曲信号，我亲眼看到了那颗划过夜空的卫星！（谁知是真是假，都说就是那颗，那就是那颗吧。）我一直搞不清我去河南的确切时间，是呀，我什么时候去河南是无人记录的，可卫星上天是有记载的，上网一查，卫星是1970年4月14日上天的，至少让我知道了那天我在河南息县。
息县的夏天真热啊，常常会连续几天40多度，夜里睡在蚊帐里闷得喘不过气来，不挂蚊帐又会被蚊子叮得体无完肤。记忆中常常是睡在汗水中，满后背和脖子上都是痱子。好在那里的降暑佳品西瓜又多又大，大个的一个就几十斤。酷暑季节，人们把西瓜放到大井里，下了工再捞出来，西瓜就成“冰镇”的啦。除了西瓜，那里还盛产好多别的瓜，菜瓜，面瓜，甜瓜............，在息县那段时间，各种各样的瓜可算吃够了。
为了改善食堂伙食，干校的一群男教师和学生经常下河摸蚌，就是一种蛤蜊。息县就在淮河北岸，河里生长着一种椭圆形的蚌，个儿很大，我见过比鞋还大的。当地人不吃这东西，干校的人每次去都满载而归，一大桶一大桶地抬到食堂。可惜的是，我吃了以后过敏，浑身上下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奇痒无比，挠破了又流黄水儿，后来妈带我去县医院看了一个老中医，喝了几副汤药才好的。
有一次，干校的叔叔们去附近的一条河里摸鱼。河不是很深，他们用草包在河尽头的不远处把河道堵截起来，使其形成一个水洼，再把水洼里的水用脸盆淘出去，那哗啦哗啦淘水的场面可壮观了。等淘得差不多的时候，人们便跳下去开始摸鱼，摸到一条就往岸上扔一条，岸上的人就把鱼拾到桶里。正当人们摸鱼摸得人欢鱼跃的时候，忽然有人脚下踩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摸出来一看，竟是一个小孩的尸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死个人不算是什么稀罕事，更不会为捞出个死孩子去报什么警。可怜那死孩子，就那么孤零零的被丢在河滩上。我们几个干校的小孩远远地看着，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往近了走。后来不知是我胆大还是想证明自己胆大，我走到了那死孩子跟前，那孩子也就一两岁，一身红碎花棉袄棉裤，肚子鼓得很大，小脸儿和小手泡得肿肿的。我不知道后来大人们怎么处理了那小尸体，是埋了？还是就那么留在了河滩上？那儿的野狗可多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干校的人去帮助贫下中农搞“双抢”（即抢收抢种），休息的时候在一个老乡家喝水，正好这家的媳妇刚生完孩子，妈和几个女同志进屋去看望，我也跟着进去了。产婆子头上缠了块头巾，拥着被子坐在炕上，襁褓中的婴儿甜甜地睡在母亲的身边。妈妈她们问孩子是在哪儿生的，回答是，俺们乡下人都请接生婆在家生孩子，哪像你们城里人，生孩子还要去医院。还说剪了脐带就用灶膛灰裹上什么的。我那时正处在对生命来源有着好奇心的年龄，对她们的讲话内容记的挺清楚的。过了几天，“双抢”结束了，我又跟着妈和阿姨们去看望那个产妇，不幸的是，那刚出生没几天的孩子已经死了，是得了“七日风”死的。当问到孩子埋了没有，回答却是：才几天大的伢子埋啥哩，用块草席裹了扔坟地里喂野狗了。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民对生命的态度。我不知道它是否具有代表性，但这的的确确是发生在息县，春秋时的息国，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史的中原大地上。我无语。（未完待续）
注: 民间所说的“七日风”即新生儿脐带感染引起的破伤风，一般在婴儿出生后三到七天发病，若不及时治疗，死亡率极高。
谢谢你的文章，回忆总是美好的。
特殊的年代，总是留下特殊的回忆，谢谢你点燃了过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