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历史是连续的，但有时候也呈现出断裂和离散。我们用到的“八十年代”一词，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情态（就像我们不断回望的五四时期一样）。“八十年代”相对于之前的文革十年，堪称横空出世，也迥异于接踵而至的“九十年代”以及今日，它象征的一切，已成历史。然而，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今天仍有莫大的影响力，而在“八十年代”氛围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成为当代中国很多领域的中坚力量，正因此，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受到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在书中（“写在前面”），查建英对比了美国的“六十年代”，“美国有关六十年代的回忆研究汗牛充栋”，我们的“八十年代”会成为一个常谈常新的重大话题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编者
对于1980年代，人们常常念及。那是一个令知识分子无限兴奋、充满快感的时代，多少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感受，甚至，他们一度成为时代的宠儿或者英雄，那种处于聚光灯下、一呼百应万众皆听的情状成为知识分子最美好的记忆。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重新梳理那个时代，才会发现历史原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许多。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化洗礼的作家查建英采访了曾经在八十年代作为文化界弄潮儿的阿成、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刘奋斗等12位知识分子，辑成《八十年代》一书（刘奋斗的访谈没有收入本书）。阅读这些具有史料性的文字，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体味着那份已经属于历史的多彩与沧桑。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期待之中的新时代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来临，犹如春风扑面，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在神州大地弥漫开来。知识分子登上了这个时代的舞台，一些事件也如幻灯片一样在那个时代的大幕上激情放映——《今天》杂志、朦胧诗歌、星星画展、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告、美学热、沙龙聚会、老三届热，等等——这些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甚至符号象征，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所有这一切接踵而至，使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犹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的演绎。
北岛在访谈中讲到，“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没有十年文革，何来八十年代
北岛的言说中有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场文化的高潮起始于“文化革命”。如果没有十年文化的空白和压抑，也许就无法产生八十年代的高蹈与浪漫，诗意与宏阔。曾经作为引起西学的主力的甘阳在八十年代主编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引起了轰动，并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而这之前，西学在翻译和出版之中常被视为一种禁忌。没有什么比在空白上描绘图画更自由，也没有比在废墟上建立一座大厦更能显示出成绩来。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很难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但由于十年来文学的沉寂，新时期文学受到热烈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上，八十年代的文学已成为人们解读历史和进行隐约地会意的一种途径，它自身的审美功能更多处于第二位，社会历史的批判才是最关键的。当我们朗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徐小斌）等诗句的时候，在一代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的心中激荡起的那种心灵会意的认同是难以想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歌形式其实留有文革中的语录式的文化的痕迹。
如果八十年代的前面不是一场让人精神受到严重压抑的十年文革，我们很难想像会产生这样一个让整个知识界陷于狂欢的年代。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论述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关系时，曾经反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同样，我们思考八十年代的话，也需要想到：如果没有文革，是否会产生八十年代？回归五四，反思八十年代
在几乎所有的反思文字中，八十年代常常被赋予与五四相同的历史意义，这两个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上具有类似特征的时代成为所有知识分子常常并行怀念的特殊时间段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五四与八十年代具有很相似的历史特征——它们同样是风雷激荡，同样是知识分子作为英雄的时代，同样是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新时代……
另外需要我们指出的是，八十年代毕竟出现在五四之后，那么，八十年代是否从五四的精神遗产中汲取了什么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学者陈平原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就强调这种“隔代遗传”的精神思想传承，“理解八十年代学术，应该把它与三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挂钩。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我所说的这批老先生，大都没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这才可能在‘拨乱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代，接续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在八十时代里，一边是成长在文革之中的青年弄潮儿，他们激情洋溢以英锐豪迈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另一边则是曾经在五四文化浸染中文化老人成为这个时代掌舵人，他们以其深厚资深的文化威望为这个时代的走向把握住了历史的文化命脉。
八十年代所追寻和延续的精神使命与追求也都还是五四期间所寻找的精神理念，无论是反对极左的思潮，反对异化，倡导思想解放，弘扬人道主义，鼓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均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陈平原对此有透彻的解释：“伴随着整个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关键是，一面追随，一面反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的回顾与反思之中，我们都可以在八十年代绚烂辉煌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五四的痕迹。
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还有这样的特征，过分地追求激情与宏大的叙事，知识分子过多地承担了历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实的实际操练。批评家李陀在访谈中很苛刻地针对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热潮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思想大活跃的时代，不一定是思想大丰收的时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个思想丰收的年代。”也许这恰恰是启蒙时代的特征，启蒙之后怎样并不是知识分子所考虑的。
八十年代留下的，一方面是我们怀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信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空泛、贫乏、无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胀等缺憾。所以，当我们回首八十年代的时候，会发现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没有想象中的丰厚。而八十年代最终还是遽然落下了帷幕，所有人被毫不留情的赶入到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一个完全区别于八十年代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欲望刺激的年代。（朱航满）
（来源：人民网）
——编者
对于1980年代，人们常常念及。那是一个令知识分子无限兴奋、充满快感的时代，多少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感受，甚至，他们一度成为时代的宠儿或者英雄，那种处于聚光灯下、一呼百应万众皆听的情状成为知识分子最美好的记忆。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重新梳理那个时代，才会发现历史原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许多。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化洗礼的作家查建英采访了曾经在八十年代作为文化界弄潮儿的阿成、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刘奋斗等12位知识分子，辑成《八十年代》一书（刘奋斗的访谈没有收入本书）。阅读这些具有史料性的文字，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体味着那份已经属于历史的多彩与沧桑。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期待之中的新时代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来临，犹如春风扑面，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在神州大地弥漫开来。知识分子登上了这个时代的舞台，一些事件也如幻灯片一样在那个时代的大幕上激情放映——《今天》杂志、朦胧诗歌、星星画展、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告、美学热、沙龙聚会、老三届热，等等——这些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甚至符号象征，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所有这一切接踵而至，使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犹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的演绎。
北岛在访谈中讲到，“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没有十年文革，何来八十年代
北岛的言说中有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场文化的高潮起始于“文化革命”。如果没有十年文化的空白和压抑，也许就无法产生八十年代的高蹈与浪漫，诗意与宏阔。曾经作为引起西学的主力的甘阳在八十年代主编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引起了轰动，并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而这之前，西学在翻译和出版之中常被视为一种禁忌。没有什么比在空白上描绘图画更自由，也没有比在废墟上建立一座大厦更能显示出成绩来。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很难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但由于十年来文学的沉寂，新时期文学受到热烈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上，八十年代的文学已成为人们解读历史和进行隐约地会意的一种途径，它自身的审美功能更多处于第二位，社会历史的批判才是最关键的。当我们朗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徐小斌）等诗句的时候，在一代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的心中激荡起的那种心灵会意的认同是难以想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歌形式其实留有文革中的语录式的文化的痕迹。
如果八十年代的前面不是一场让人精神受到严重压抑的十年文革，我们很难想像会产生这样一个让整个知识界陷于狂欢的年代。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论述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关系时，曾经反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同样，我们思考八十年代的话，也需要想到：如果没有文革，是否会产生八十年代？回归五四，反思八十年代
在几乎所有的反思文字中，八十年代常常被赋予与五四相同的历史意义，这两个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上具有类似特征的时代成为所有知识分子常常并行怀念的特殊时间段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五四与八十年代具有很相似的历史特征——它们同样是风雷激荡，同样是知识分子作为英雄的时代，同样是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新时代……
另外需要我们指出的是，八十年代毕竟出现在五四之后，那么，八十年代是否从五四的精神遗产中汲取了什么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学者陈平原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就强调这种“隔代遗传”的精神思想传承，“理解八十年代学术，应该把它与三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挂钩。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我所说的这批老先生，大都没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这才可能在‘拨乱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代，接续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在八十时代里，一边是成长在文革之中的青年弄潮儿，他们激情洋溢以英锐豪迈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另一边则是曾经在五四文化浸染中文化老人成为这个时代掌舵人，他们以其深厚资深的文化威望为这个时代的走向把握住了历史的文化命脉。
八十年代所追寻和延续的精神使命与追求也都还是五四期间所寻找的精神理念，无论是反对极左的思潮，反对异化，倡导思想解放，弘扬人道主义，鼓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均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陈平原对此有透彻的解释：“伴随着整个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关键是，一面追随，一面反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的回顾与反思之中，我们都可以在八十年代绚烂辉煌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五四的痕迹。
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还有这样的特征，过分地追求激情与宏大的叙事，知识分子过多地承担了历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实的实际操练。批评家李陀在访谈中很苛刻地针对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热潮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思想大活跃的时代，不一定是思想大丰收的时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个思想丰收的年代。”也许这恰恰是启蒙时代的特征，启蒙之后怎样并不是知识分子所考虑的。
八十年代留下的，一方面是我们怀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信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空泛、贫乏、无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胀等缺憾。所以，当我们回首八十年代的时候，会发现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没有想象中的丰厚。而八十年代最终还是遽然落下了帷幕，所有人被毫不留情的赶入到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一个完全区别于八十年代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欲望刺激的年代。（朱航满）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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