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86年，我考到兰州大学生物系。现在的兰大远远不如当年了。八十年代初，李政道在国内招物理学研究生，兰大好几次压倒北大，居国内首位。正是借着这股东风，我也混迹于其中了。
我对兰大早就很熟悉了。上中学时，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到马路对面的兰大去玩。打排球，荡秋千，夏天还可以游泳。看到大学生情侣，就忍不住嘻嘻两声。如果他们占据了阴凉地，我们就在旁边打球，直到他们知趣地避开。但那时觉得大学还是很神秘，又没老师成天管着，不上课也行，多好。就是凭着这个动力，我才忍耐了三个月，通过了高考。
不知现在如何，那时的兰大真是够宽松的。可能是八十年代的大学都是如此。兰大的女生楼向来对外开放，这是宽松的重要标志。从早上六点半开门，到晚上十一点关门，男生随便出入，不用任何证件。我爱睡懒觉，只好在床前拉个布帘。常常是还没起床呢，就有晨炼的男干部顺路上楼来通知什么事，比如发饭票啊，发补助金啊。女生就从布帘里伸出蓬头一颗，虽然有点尴尬，但透着亲热。兰大的研究生楼更是通宵不闭户，那时研究生少，男女同住一栋，好像也没比别的学校更多事。
在这样的学校上学，使我天生的懒骨更加疏懒无比。记得第一天上课我就迟到了。同屋们走得早，最后剩我一个，模模糊糊拎着包，还搞不清新文楼是哪一栋，半路上拦了个人问问。以前玩的时候，只记得操场、秋千架在哪里，这教学楼，根本就没入我的法眼。
坐在教室一看，呵，全年级学生，120人，济济一堂，这就叫大课。老师的声音也听不清楚。那时还没那么好条件，配备麦克风。听不见，又发现不点名，下次就不来了吧。第一年几乎全是大课，我每次都是看看老师是谁，然后就，开溜。后来我也居然成为一所著名高校的教师。学校要求，每学期点名三次。我抗旨不尊，从未点过一次名，而且明白告诉学生，本人不点名，爱来不来！
不上课，做什么呢？好像哪个名人说过，大学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图书馆。我就钻图书馆。好像当时规定理科生每次只能借一本文科书，殊为不便。后来我发现图书馆有一个旧书库，上写73年以前入库的图书。这里根本不管什么文科理科，一视同仁。里头的书很旧，堆得乱七八糟的，厚厚的灰尘呛人。但书是好书啊。有许多是解放前的旧杂志，好像有《莽原》、《奔流》什么的。好在我那时不太识货，否则会犯比逃课更严重的错误。后来听说一个力学系（就是疯狂英语那个李阳所在的系）学生，偷了一个旧期刊库几百本书，每次都是大大方方搬出来的。那个库的管理员不是坐在门口，而是在另一间屋子，你要借，就到他那里登记。否则他不会看你一眼。哈！兰大的管理可见一斑。我还发现一个旧报纸库，里头有许多西文报纸。那个库在楼梯背后，许多人恐怕四年大学毕业，也不知有这么个宝地。那里头光线极暗，你进去后要自己拉亮灯。灯也是昏黄不堪，只能照见眼前巴掌大地儿。我去过多次，只有一次见到一个男生。他看见我也很惊讶。我每次都占据里头一张桌子，拉亮头顶上一盏昏黄的灯泡。那里十分安静。有时想，发生了谋杀案，都不会有人知道吧。
借了书，回宿舍躺着看，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我读书很杂，除了小说，诗歌，还看各种传记、文艺理论，比如《恋人絮语》就是在那时看的。可能许多人都没见过那个国内最早的译本。
那时学校的活动也很多。那是社团最活跃的几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讲座。我们打饭时，就看看海报。饭后，抄本儿小说，就去占座位。兰州虽然地处一隅，但文化并不贫弱。当时有一个国内闻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就在兰州，对新诗的倡导很是热衷。我去听的最多的讲座就是关于新诗的。当时在西北民族学院任教的著名九叶诗人唐祈先生就多次来校，我去听过两次。学校的诗社也经常举办各种名目的活动。记得一年级快结束时，有天早晨（我的早晨，通常是十点以后），下楼买早点，见门口有人卖书，凑过去一看，全是新诗。那个毕业生（他是83级的），戴着黑边眼镜，见我喜欢，额外送我两本。回去一看，杂志上都有签名，署名苗强，他送我的杂志里，每本都有他发表的诗。后来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朦胧诗选》里，就收入了他的一首，好像叫《猎人与黑豹》，但再版时给删掉了。
我于是也就随大流，继续我的写作生涯。我在中学时就偷偷写过，但从不示人，因为自知拿不出手。现在有时间了，也模仿北岛等的口气。同系有个男生，是诗社一员，经常要拉我下水。但我信守无政府主义原则，永远作旁观者。后来我所在的生物系办了个刊物《生命》，有同学就来要稿子。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油印的。
记得第一次知道北岛，是刚入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校园溜达，看到新文楼大厅里卖书。进去一看，有一本孟繁华写的《新时期小说诗歌十讲》。那时正想系统地了解文学史，就买了，记得是一块一。里头引了几段北岛他们几位的诗。我看了，才知道自己以前是多么愚昧，觉得诗就那一个路子呢。从此发疯般地搜集新诗，为了一首诗买下整本书，是常事。87年夏天，军训时，借了同学的《北岛诗选》，如获至宝。后来有男生向我献殷勤，帮我抄了一份。顾城的《黑眼睛》也是我的珍品。那是看到报纸上的邮购广告，我们同屋三个人一起买的。后来被人借去，那人向我表示关系要进一步，我不答应，人家就没收了我的书。我气得要死，托同学去要，也没要回来，从此翻脸不理他。同屋见我大有跟人决一死战之势，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把她的给了我。
兰大的宽松颇造就出了些怪才。李阳就是一个。他是力学系的，和我一个中学同学同班。在校时就听说过他的疯狂，成天在烈士亭哇啦哇啦念英语，要不就爬到楼顶上念。还真没想到念也念出了个名堂。水均益那时一点名气没有，后来看电视，觉得这人的普通话里有股兰州味。果然！他比我低一级。88级也出过人物。那是物理系的江波，后来上过《女友》杂志。他也是不上课的主儿，考试经常不及格，但外语奇佳，看原版书，不仅英语，还有德语、日语。后来人家给普林斯顿大学写了封信（自然是英文），阐述对物理学理论的看法。普林斯顿寄来一纸入学通知，江波去也！当时据说还有好几门课等着要补考呢。
但说真的，他们几个当时在校，都赶不上我们系的一位。这位仁兄自打入学起，就成为全校女生瞩目的中心，原因是，歌唱得好，模仿齐秦可以乱真。听说他父母是搞音乐的。他弹得一手好吉他，后来甘肃拍了一个电视剧，他唱了插曲。我常想，要是再晚几年，他肯定更幸运一些。看看现在歌坛活跃的那些摇滚歌手，如许巍、张楚、窦唯、郑钧，都是我们这拨人。崔健就是那时名声大振的，我还听过他最早翻唱的美国摇滚。不久，他就掺乎在西北风里，登台亮相了。
当然，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我还没有提及。不提也罢。没经过的，说了也白搭；经过的，就不用说了。反正我们的分配受了些影响，许多同学都是后来才考了研究生。这是后话了
我对兰大早就很熟悉了。上中学时，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到马路对面的兰大去玩。打排球，荡秋千，夏天还可以游泳。看到大学生情侣，就忍不住嘻嘻两声。如果他们占据了阴凉地，我们就在旁边打球，直到他们知趣地避开。但那时觉得大学还是很神秘，又没老师成天管着，不上课也行，多好。就是凭着这个动力，我才忍耐了三个月，通过了高考。
不知现在如何，那时的兰大真是够宽松的。可能是八十年代的大学都是如此。兰大的女生楼向来对外开放，这是宽松的重要标志。从早上六点半开门，到晚上十一点关门，男生随便出入，不用任何证件。我爱睡懒觉，只好在床前拉个布帘。常常是还没起床呢，就有晨炼的男干部顺路上楼来通知什么事，比如发饭票啊，发补助金啊。女生就从布帘里伸出蓬头一颗，虽然有点尴尬，但透着亲热。兰大的研究生楼更是通宵不闭户，那时研究生少，男女同住一栋，好像也没比别的学校更多事。
在这样的学校上学，使我天生的懒骨更加疏懒无比。记得第一天上课我就迟到了。同屋们走得早，最后剩我一个，模模糊糊拎着包，还搞不清新文楼是哪一栋，半路上拦了个人问问。以前玩的时候，只记得操场、秋千架在哪里，这教学楼，根本就没入我的法眼。
坐在教室一看，呵，全年级学生，120人，济济一堂，这就叫大课。老师的声音也听不清楚。那时还没那么好条件，配备麦克风。听不见，又发现不点名，下次就不来了吧。第一年几乎全是大课，我每次都是看看老师是谁，然后就，开溜。后来我也居然成为一所著名高校的教师。学校要求，每学期点名三次。我抗旨不尊，从未点过一次名，而且明白告诉学生，本人不点名，爱来不来！
不上课，做什么呢？好像哪个名人说过，大学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图书馆。我就钻图书馆。好像当时规定理科生每次只能借一本文科书，殊为不便。后来我发现图书馆有一个旧书库，上写73年以前入库的图书。这里根本不管什么文科理科，一视同仁。里头的书很旧，堆得乱七八糟的，厚厚的灰尘呛人。但书是好书啊。有许多是解放前的旧杂志，好像有《莽原》、《奔流》什么的。好在我那时不太识货，否则会犯比逃课更严重的错误。后来听说一个力学系（就是疯狂英语那个李阳所在的系）学生，偷了一个旧期刊库几百本书，每次都是大大方方搬出来的。那个库的管理员不是坐在门口，而是在另一间屋子，你要借，就到他那里登记。否则他不会看你一眼。哈！兰大的管理可见一斑。我还发现一个旧报纸库，里头有许多西文报纸。那个库在楼梯背后，许多人恐怕四年大学毕业，也不知有这么个宝地。那里头光线极暗，你进去后要自己拉亮灯。灯也是昏黄不堪，只能照见眼前巴掌大地儿。我去过多次，只有一次见到一个男生。他看见我也很惊讶。我每次都占据里头一张桌子，拉亮头顶上一盏昏黄的灯泡。那里十分安静。有时想，发生了谋杀案，都不会有人知道吧。
借了书，回宿舍躺着看，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我读书很杂，除了小说，诗歌，还看各种传记、文艺理论，比如《恋人絮语》就是在那时看的。可能许多人都没见过那个国内最早的译本。
那时学校的活动也很多。那是社团最活跃的几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讲座。我们打饭时，就看看海报。饭后，抄本儿小说，就去占座位。兰州虽然地处一隅，但文化并不贫弱。当时有一个国内闻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就在兰州，对新诗的倡导很是热衷。我去听的最多的讲座就是关于新诗的。当时在西北民族学院任教的著名九叶诗人唐祈先生就多次来校，我去听过两次。学校的诗社也经常举办各种名目的活动。记得一年级快结束时，有天早晨（我的早晨，通常是十点以后），下楼买早点，见门口有人卖书，凑过去一看，全是新诗。那个毕业生（他是83级的），戴着黑边眼镜，见我喜欢，额外送我两本。回去一看，杂志上都有签名，署名苗强，他送我的杂志里，每本都有他发表的诗。后来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朦胧诗选》里，就收入了他的一首，好像叫《猎人与黑豹》，但再版时给删掉了。
我于是也就随大流，继续我的写作生涯。我在中学时就偷偷写过，但从不示人，因为自知拿不出手。现在有时间了，也模仿北岛等的口气。同系有个男生，是诗社一员，经常要拉我下水。但我信守无政府主义原则，永远作旁观者。后来我所在的生物系办了个刊物《生命》，有同学就来要稿子。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油印的。
记得第一次知道北岛，是刚入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校园溜达，看到新文楼大厅里卖书。进去一看，有一本孟繁华写的《新时期小说诗歌十讲》。那时正想系统地了解文学史，就买了，记得是一块一。里头引了几段北岛他们几位的诗。我看了，才知道自己以前是多么愚昧，觉得诗就那一个路子呢。从此发疯般地搜集新诗，为了一首诗买下整本书，是常事。87年夏天，军训时，借了同学的《北岛诗选》，如获至宝。后来有男生向我献殷勤，帮我抄了一份。顾城的《黑眼睛》也是我的珍品。那是看到报纸上的邮购广告，我们同屋三个人一起买的。后来被人借去，那人向我表示关系要进一步，我不答应，人家就没收了我的书。我气得要死，托同学去要，也没要回来，从此翻脸不理他。同屋见我大有跟人决一死战之势，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把她的给了我。
兰大的宽松颇造就出了些怪才。李阳就是一个。他是力学系的，和我一个中学同学同班。在校时就听说过他的疯狂，成天在烈士亭哇啦哇啦念英语，要不就爬到楼顶上念。还真没想到念也念出了个名堂。水均益那时一点名气没有，后来看电视，觉得这人的普通话里有股兰州味。果然！他比我低一级。88级也出过人物。那是物理系的江波，后来上过《女友》杂志。他也是不上课的主儿，考试经常不及格，但外语奇佳，看原版书，不仅英语，还有德语、日语。后来人家给普林斯顿大学写了封信（自然是英文），阐述对物理学理论的看法。普林斯顿寄来一纸入学通知，江波去也！当时据说还有好几门课等着要补考呢。
但说真的，他们几个当时在校，都赶不上我们系的一位。这位仁兄自打入学起，就成为全校女生瞩目的中心，原因是，歌唱得好，模仿齐秦可以乱真。听说他父母是搞音乐的。他弹得一手好吉他，后来甘肃拍了一个电视剧，他唱了插曲。我常想，要是再晚几年，他肯定更幸运一些。看看现在歌坛活跃的那些摇滚歌手，如许巍、张楚、窦唯、郑钧，都是我们这拨人。崔健就是那时名声大振的，我还听过他最早翻唱的美国摇滚。不久，他就掺乎在西北风里，登台亮相了。
当然，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我还没有提及。不提也罢。没经过的，说了也白搭；经过的，就不用说了。反正我们的分配受了些影响，许多同学都是后来才考了研究生。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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