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属于自己

(ZT)
在生活中，怀着希望取得成功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普通人将终身一无所成，因此，加谬无情地拒绝了希望。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就是一个局外人。当然，也有人声称永不放弃希望，实际上却早已放弃。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鲁迅离局外人只有一步之遥。
　　　　　　　　　　　　　　　　　
　　当相信幻想的人最终受到创伤，他们会很快尽力地，放弃这种寄希望于未来的奢望。加谬认为，希望就是逃避荒诞，假如赋予生活一种虚假的意义，则这种意义是对生活的背叛；绝望者确信，对一个不相信永生的人来说，人的存在是一种完全的荒诞；自杀是解决荒诞的一个手段。
　　　　　　　　　　　　　　　　　
　　自杀是招供被生活超越或无法理解生活，承认习惯的可笑，活着没有任何理由，只有每日骚动之无理和痛苦之无益。自杀是尽其可能地接受，使一切至善至美。尽管自杀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荒诞，但荒诞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拒绝死亡。于是，加谬说，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天空下，生活要求人们或是走出去，或是留下来，问题在于如何走出去和为什么留下来？
　　　　　　　　　　　　　　　　　
　　加谬对荒诞的结论是，把荒诞的逻辑推到底，斗争意味着完全没有希望（与绝望无关），不断的拒绝（但不是放弃），意识到不满足（并非青春的骚动）；一个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的人就不再属于未来；存在的态度是一种哲学上的自杀，但它并不能取消荒诞；荒诞的后果是人的反抗，自由和激情，人应该在与困难的较量中显出自己的本色。
　　　　　　　　　　　　　　　　　
　　加谬说，我对人从不悲观，我悲观的是他的命运，荒诞只是个起点；若没有对生之绝望，就不会有生之爱；为了改变自然的冷漠，我置身于苦难的阳光中，苦难阻止我把历史想象成美好，阳光让我懂得历史并非一切；局外人并非麻木不仁，他怀着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荒诞者用一种怀疑主义的玄学，和一种弃世的道德结成联盟，挑战是他的唯一真理。荒诞取消了人的永恒自由，却激发了他的行动自由。在成为荒诞者之前，他是死亡的奴隶，带着目的，运气，将希望寄托未来，他的行动似乎自由，却充满了矛盾。但死亡有一双贵族的手，既镇压，也解放。这种解放不对永恒开支票，却代替了会在死亡时全部停止的自由幻想。
　　　　　　　　　　　　　　　　　
　　荒诞者承认斗争，并不绝对地蔑视理性，接受非理性。人生越没有意义就越值得过，体验一种经验，一种命运。在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的，但是一切又应有尽有，荒诞者拒绝希望，固执地见证一种没有慰藉的生活。加谬说，对一个目光开阔的人来说，最美的景象莫过于智力和一种超越他的现实之间的搏斗。
　　　　　　　　　　　　　　　　　
　　荒诞的人并不否认永恒，但也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他喜欢勇气和推理，前者让他义无返顾地生活，和满足于现有的东西，后者让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他对未来冷漠，只求穷尽现存的一切激情，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他喜欢过一种真正诚实的生活。存在是一个现实的地狱，荒诞使他成为无国之君，他是自己王国的国王。他是自己的目的，而且是他的唯一目的，他固执不妥协，追求一种真实的生活，至死不悔。
　　　　　　　　　　　　　　　　　
　　人无法消除荒诞，但可以享受拥有的一切。荒诞者活在一个思想和生活被剥夺了未来的世界里，他拒绝圣人的质量观，而坚持数量观，他不相信事物的深层意义。在历史和永恒之中，他选择历史，因为更可靠。他是一个愿意和任何美女做爱的堂璜，一个既愿意扮演处女又愿意扮演妓女的演员，一个怀疑一切“真理”的苏格拉底，一个反抗命运，反抗神的人道主义英雄普罗米修斯。
　　　　　　　　　　　　　　　　　
　　西绪福斯是反抗荒诞的英雄，因他的激情和痛苦，因他对神和死亡的轻蔑和仇恨，因他的用尽全部心力而一事无成。这是他热爱生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西绪福斯就是人的生存，每天重复劳动的工人无一例外，但是只有当他们意识到此点时，他们才会知道这种荒诞的悲壮。加谬说，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加谬的“应该设想”让人欲哭无泪，唯觉一种激情洋溢的悲壮。
　　　　　　　　　　　　　　　　　
　　类似的悲壮还有很多。吕狄亚国王被罚永世站在坦塔罗斯河里，只要他想喝水，水就退下，只要他想吃果子，树枝就升高；吴刚被罚在月宫里伐桂，只要他砍掉一段数枝，立刻长出一段新的；夸父日日夜夜追着太阳跑；精卫年年月月衔木石填东海；不管生活如何改变，人们总是白天醒着，夜里睡觉，日复一日地等待死亡降临的那天到来。
　　　　　　　　　　　　　　　　　
　　我以为，荒诞产生于生活的断裂，断裂将人变成了局外人。尼采将上帝杀死后，自己升上天空成了上帝，他用一种蔑视一切的自信俯视断裂。加谬对断裂的态度是，先跳出去成为局外人，再跳进来成为反抗者。加谬认为，生活最终取决于死亡，人的意义在于反抗荒诞。但是，局外人对断裂始终有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尼采主张做自己生活的上帝，加谬在早期的思想中接受了这一主张。在《鼠疫》中，加谬完成了从局外人到反抗者的转变，强调面对世界的丑陋，人类应该团结友爱。这标志着加谬将人的意义从自身转移向他人。《鼠疫》的主人公里厄说，我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喜爱我的同类，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另一个主人公朗贝尔则说，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就会感到羞耻。
　　　　　　　　　　　　　　　　　
　　在《反抗者》中，加谬认为，反抗有超验的和历史的两种，前者如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萨德，因个人反抗命运和世界，将导致杀戮和恶，从而迷失方向，后者则提出杀戮作为政治手段的合法性。但加谬反对大开杀戒的“不合理恐怖”，也反对将杀戮作为临时性必要的“合理恐怖”，即使这种合理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对于反抗，加谬认为，人道主义者应放弃走向极端的思想，接受一种有节制的哲学，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用一种讲究平衡和相对性的“地中海思想”，尽量减少这个世界的痛苦和非正义，应该“明知世界冰冷，也要尽力地燃烧，为了美和爱去忍受苦难”。因为这种“地中海思想”，加谬在《堕落》和《第一个人》中，完全否定了将自己当作上帝的个人意义。
　　　　　　　　　　　　　　　　　
　　我以为，个人意义从不属于自己，正如没有交换价值的物品再有价值，也不会变成商品，将劳动，价值或人生意义赋予无用之物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一片美丽的风景，只有在被人欣赏时，她才获得意义。当然，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那么，将生活的意义赋予自己或许并非无意义，但彻底的个体孤独，永远不应当属于人类社会，因此，我对它毫无兴趣。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