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会感动一生
写锦绣文章，交八方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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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修改，我对第一章仍不满意，所以先从第二章开始贴起，请大家原谅我这个业余写手的这点局限性。本章部分段落已经贴过，如果因此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先道一个歉。
2. 母亲的避孕套
五十年代未，我父母从中南财金学院毕业，分配到柳阳县城工作。母亲在供销社当会计，老爸在县二中教数学。那个年代，莫说大学生，就连初中生也算知识份子，他们这对天之骄子，为什么竟被发配到一个小县城？我朦朦懂懂没想过这有何不妥当，也没人告诉我这背后的隐情。
直到有年端午节，姨妈喝醉了糊子酒，不慎泄露天机：“要爱情就会有牺牲，你父母的爱情故事，那真是可歌可泣啊。”我一追问，她马上缄口不言。我父母的爱情，或许曾经无比美丽。不过从我记事起，他们成天争吵不休，相互发泄怀才不遇的愤怒。
“讲句良心话，你爸爸确实是一个人才，从他给你取的名字，就不难看出。”不吵架时，母亲尚能中肯评价老爸，毕竟他们曾经可歌可泣过。
苦于满腹经纶无处表，老爸抓住我出生的机遇，在我的名字上大做文章。那年头物资匮乏，腊月间老爸得了半包炒蚕豆，舍不得吃，珍藏到夏天才派它的用场。坐在院子里的老井旁，老爸一粒蚕豆就一口清茶，脑壳里文思泉涌。几个月涌下来，一个不同凡响的名字终于瓜熟蒂落。秋天出生的我，正好赶上享用他深思熟虑的成果。
这了不起的成果就是一个“也”字。
“别看只是一个虚词，名字用它结尾那是画龙点睛之笔。”老爸孔乙己似的摇头晃脑。
那一年革命突然爆发，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我的名字从“之乎者也”而来，一听就封资修得很，母亲成天担惊受怕，逼着老爸给我改名字。开始老爸还想拖一阵子，看看风声再说。后来风声越来越紧，红卫兵小将冲进文庙，光天化日之下把庙里的菩萨都当“四旧”给砸了。
“天哪，他们连菩萨都敢得罪。”一县城的人都惊慌失措。
“还不赶快改名字，你要害死我女儿啊！”母亲对老爸咆哮。
“改是肯定要改，”老爸不再坚持己见，“但总得想个好名字吧。”
“想你个鬼，把‘也’字去掉不就结了。”母亲用劲一挥手，想要一锤子定音。
老爸不让她定音：“不行不行，难听死了，不如改成诗云。”
“诗云？你是说，诗歌的诗？云彩的云？”
“正是。”老爸面有得色，又压低嗓子：“这是有出处的，你晓得‘子曰诗云’不？”
母亲气呼呼地：“你开么子玩笑，改来改去还是改成一个四旧。”
“蠢人，你不跟人提‘子曰’，谁个晓得‘诗云’出自那。”老爸赌别人都没文化。
我终于改了名。幼儿园的胖阿姨照例午睡前赶我们去上茅房。就在那个臭气宣天的时刻，她宣布了我的新名字。午睡过后，人人都用新名字称呼我。给我的感觉是，那个充满老爸的心血与智慧的“也”字，象拉一泡屎一样被大伙儿永远地留在了茅坑里。只有邓大围那天没去上茅房，吃完中饭就被他当县长的母亲差人领走了，所以拒不承认这项适应革命潮流的改名措施，坚持喊我“也也”。一喊就喊了半甲子。
我们幼儿园的兴旺发达，据胖阿姨说，邓大围立了头功，我立了二功。先前这里规模不大，仅有日托班。邓大围出生后，他母亲工作忙不过来，放幼儿园全托。三个月后，我出生不久，也步他的后尘入园全托。园里最开始只有我和他全托，我二人一同吃喝拉撒睡，乃至同哭同笑。
“我与你的相亲相爱，那可是从摇篮时代开始的啊！”邓大围经常感叹。
邓大围的母亲范县长，工作忙经常要下乡，所以把他全托。我父母又没做官，为什么也要全托呢？这件事儿，姨妈喝糊子酒也不肯说了。
入夏后，革命日益蓬勃。县里有人写大字报炮轰范县长，揭发出来的问题至少百把条，有些一般，有些则很严重，够得上坐个十年八年牢的了。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她居然是个离过婚又再嫁的破鞋！这消息在孩子们心中引起的震撼，远远大于那些够得上坐牢的罪行。
范县长很快被揪出来，每天戴高帽子游街。她丈夫鲁万山是老爸的顶头上司，也被学校停职隔离审查。邓大围那种经常有长沙动物饼干吃的好日子毁掉了，家里横遭变故，他被寄放到县城边上一位远亲家暂住。
革命打乱了我们的生活秩序，倒也并非一无是处。那天正吃着晚饭，隔壁的吴二外婆迈着一双小脚，喜气洋洋地赶来报信：“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县政府没人把门，随你上厕所。”
我爸我妈听得一怔，半信半疑地望着吴二外婆。
“县长下台了，人人都在闹革命，谁还有闲心把大门？”我说。
“还是我云妹子聪明。”吴二外婆缺牙缺齿地表扬我。
吃完饭，碗筷一丢，母亲对老爸说了声“今天你洗碗”，扯起我的手出了门。
“妈妈，拖我做么子去？”我懵懂不解。
老爸很是心有灵犀，他追出门外，塞给我们一人一垛黄草纸：
“既然厕所好，那就多带点纸。”
母亲率领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县政府大院，果然如入无人之境。一进厕所门，母亲就眯起眼睛感慨万千：“到底是政府的厕所，比我们街上的公共厕所强远了，有电灯照，还不臭。”
一直蹲到双脚发麻，我们才站起来系裤带，放肆享受一通革命带来的丰硕成果。
“以后上厕所不用发愁了，我看多跑点路值得，你讲呢？”真是托厕所的福，平时专制独裁的母亲，竟然讲起民主来，还问我的意见。
我正点着头，忽见一个一半头发一半秃头的怪人拎着扫把进来了，待那人走近一看，认出这就是邓大围的母亲范县长。我被她那个丑陋的阴阳头吓坏了，顾不得打招呼，飞快跑出厕所。
第二天邓大围跑来找我，拉我到门外悄声说：“问你家借一顶帽子，可以不？”
“我的帽子？”
“不是，是大人戴的。”
我马上想起他妈妈剃成的阴阳头。
“我妈妈刚织好一顶毛线帽子，你等着，我进去问她借。”
不料母亲不肯借，她平时可不是一个小气人，还扯开嗓门指着我破口大骂：“我打死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杂种，现在什么形势？你猪脑筋一个唉。”
门外的邓大围听了，吓得大气不敢出，低着头嘟起嘴，脸色铁青。
我觉得很没面子，小声给他出主意：“要不问你亲戚借？”
“他们乡里人穷得要死，下田做事连草帽都没得戴。”他连连摇头。
沉默片刻，邓大围咬咬干咧的嘴唇，瞧着四下里无人，压低声音对我说：
“我有办法搞到帽子，就只要冒险。我要有人帮忙，才做得到，这个人不能当叛徒浦志高。”
我当即表示我只会是江姐。倘若在行动中不幸被捕，宁肯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出卖他这个革命同志。我们拉勾为誓，决定当晚行动。
天黑以后，我紧跟邓大围，蹑手蹑脚来到他家。所有门窗上都贴满封条，只有后门上的小窗被疏忽了。那个窗子极高，怎么也够不着，邓大围踩在我的肩膀上才爬了进去。
我守在外面放哨，害怕得心里咚咚直跳。有一阵子恨不得扔下他一个人跑掉。因为我可以编出很多理由：江姐的老爸来了，江姐的妈妈来了，特务看到江姐站在门口会更加怀疑，江姐把特务引诱走了，……还没把所有的理由想完，邓大围从小窗里扔出一包东西，接着探出一个脑袋来。
很多年以后，回忆起革命年代那个出生入死的夜晚，邓大围仰天浩然长叹：
“也也，你不嫁给我，真是天理不容啊！”
我陪着他吸鼻唏嘘：“那段岁月真的好狰狞，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爱情，都被那个扭曲的年代搞得面目全非。”
“你要是不碰见小军就好了。”他唉声叹气。
“知道不？人间的一切偶然，都是上天的安排，更何况我们当时还处在一个逃难的年代。”
范县长不久被关进大牢，邓大围随父亲躲回山西老家，这一走杳无音信。同年冬天，小军跟随保姆从长沙逃来柳阳避难，栖身在文庙里。一天，我被扣在一只乌蓬船下，险些命丧柳阳河，幸亏小军救我一命。恢复高考那年，我考去长沙，小军考去北京，临别前我们在文庙里拜了天地，也就是所谓“私订终身”。谁料邓大围从天而降在大学食堂里，为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重逢，那个初春二月的早上，他失手打翻一盆热稀饭，连带两只白馒头滚落在地。
“到山西后，我很想给你写信，又怕你父母看见不好。就寄了一封信给任老师，指望她碰巧告诉你我的地址。”
“你刚一走，学校就停课了，老师全部被赶下乡，哪里还收得到信？”
“那个时代造就了那种命运。”邓大围长长一声喟叹。
在县二中当数学教师的老爸，也被下放到大围山脚下的一个村庄。他落实政策回城时，我已经十二岁了。那时家里只有一间房一张床，我与父母同睡，非睡在他们中间不可。等早晨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被换到旁边，母亲变成居中，紧挨着老爸，而且夜里仿佛感觉哪在摇晃。这个疑问在我心里存了很久，想也想不透彻，就去问母亲。
她显然一惊，不过马上镇定下来说：“你梦见坐大火车了。”
柳阳县境内有一条窄轨，只通小火车。从小母亲就告诉我，小火车走不出柳阳，大火车才能通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朝一日坐大火车去见识外面的世界，成了我儿时最强烈的梦想。
为让我深信不疑，母亲又追了一句：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不是成天念着去省城坐大火车吗？”
不过用火车搪塞我后，母亲并未掉以轻心，夜里火车的摇动明显减少。有时十几天一次，有时则更久了。老爸也是一副警惕的神色，拿把卷尺四处量来量去，经过半个月的丈量计算，有天他一口干了一杯糊子酒，兴奋地宣告：“只要搞点纸板来，隔成两间房完全没问题。”
“我们供销社有的是纸箱子。”母亲没喝酒，却无缘无故满脸酡红。
星期天傍晚，纸箱子墙终于完工落成。
“你做事还蛮麻利，一天就隔出两间房来。”母亲对老爸赞不绝口。
“你拿床棉絮出来，铺在竹铺子上给也也睡。”老爸对母亲说。
“妈妈，快从柜里拿棉絮把我。”我图一个新鲜，很乐意与父母分房分床睡，尽管房不是正经的房床也不是正经的床。
但见母亲面起愠色，质问老爸道：
“你莫是又舍不得花钱买床吧？那竹铺子长期睡会得病的。”
老爸马上反驳：“哪个讲的不买床了？现在天气暖和，睡两天有什么要紧？”
“那你着么子急？”母亲反问他一句。
我似乎晓得老爸为什么着急，仔细一想，又不晓得。尽管那夜的火车摇得过分凶猛，我仍然只当自己做了一个火车梦，不疑当中有什么蹊跷。接下来的日子，火车班次激增，每晚都发车，还不止发一趟。我开始觉得哪不对头，那早上一起床，径直找母亲问究竟：
“你说小火车走不出柳阳，大火车通向四面八方。可我梦见的大火车老在纸箱子墙附近转，连我们家里都走不出去，那是何解？”
问得她脸色乍变，慌慌张张地答非所问：“那张床，是从旧货店买来的。”
老爸正就着一桶井水，蹲在墙角洗洗浆浆，他伸出半边脑袋瞪母亲半双眼：
“火车就是火车，你做么子扯出那张床？只有你多事。”
母亲恼羞成怒，奋起反击：
“你还好意思讲我，你买张旧床哄我结婚，你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老爸有一个习惯，每当摇火车的第二天，他准会起一个大早，从院子里扯来一满桶井水，满脸神秘地躲进大柜背后的墙角。凭直觉我判断他一定在捣弄某件宝贝，几次想探宝，苦于母亲在旁重兵把守，拢不得边。趁着他们现在吵得天下大乱，我飞快溜到柜背后，一手伸进桶里抓起那件白色宝贝，是一只空气球。再一细看，又觉得不是空气球，皮太薄，形状也不对头。
这时，父母的吵架声嘎然而止，母亲猛扑过来，冲我气急败坏：“动不得啦动不得啦！这是你爸爸装收音机的元件，要是玩破了，那收音机就搞不成器了！”
我只得乖乖交出收音机元件，尽管不情愿，但收音机在我心中毕竟太神圣了。
老爸接过元件，又烧烙铁又点松香，焊焊接接，还真忙乎了一气，才去上班。当晚他又继续奋战，把一只三极管焊上又拆，拆掉又焊，反反复复，终于在午夜来临时，第一次听见收音机里冒出几句人话。一家人幸福得要死，跟吃了肉似的。
“快调花鼓戏出来听。”母亲比谁都迫不及待，又趁势数落我两句：“看到没看到没，收音机元件随便动不得。要不然里面怎么讲得话出？”
老爸左调右调，莫说花鼓戏，连点声音都调不出来了。他一气之下，给了收音机几巴掌，总算打出一串鸟叫般的电波声来。老爸马上信心起来：“我这还没完工呢，等装好后，什么戏都随你们听，要花鼓戏有花鼓戏，要京戏有京戏，连北京上海的天气预报都收得到。”
那将是何等幸福的生活！在袅袅升腾的松香烟雾中，我们展望未来，心潮特澎湃。
为了让全家人早点听上收音机，老爸每天挑灯夜战，把满桌子的元件进行不同的组合，企图组合出花鼓戏或者天气预报来。我跟在旁边看热闹，却里里外外没见到那个疑似气球的元件。经过一番侦察，我终于发现：每次洗浆过后，老爸都将元件晾在柜子背后一截木茬上，上面盖一条罗布手巾作掩护。
一天趁他们不在家，我将元件偷出来给小军看。到底小军比我聪明，一眼就瞧出名堂来：“橡胶做的东西通不得电，这决不是收音机元件。”
“那你看是个什么稀奇宝贝？”
小军摇头：“还真说不准。说它是气球吧，它又不是气球。”
他聪明倒是聪明，不过还没聪明到能识别这个疑似气球的玩意儿。我只得拿去请教住在梅花街上的姨妈，姨妈倒爽快，当即告知我此元件的来龙去脉：“当年在武汉上大学时，你妈妈是班上的俄语课代表，深得白俄老师的喜爱。毕业分手时，老师得知你妈妈即将结婚，送给她一个精美的铁盒子，里面装有苏联糖果以及两只这东西。你妈妈留一个自用，另一个送给了我。”
“那它做什么用的？”我问。
然而姨妈拒绝说出它的名称及用途，她坚持答非所问：“那苏联老大哥做的东西就是经用！可惜我那只被你姨爹抵了酒债。那可是我们家唯一的进口货啊！”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话成了日后我判断它是一只苏制避孕套的重要线索。
一九七七年底，停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
“我们第一志愿都填北京大学吧。”小军与我相约。
结果只有他如愿以偿，我仅考过了湘江，被湖南大学录取。自从那年夏天小军从乌蓬船下救起我，十年间朝夕相处，不曾与他分开过。想着大学四年我们将天各一方，我不忍离别，泪水潸潸而下。他没摸透我的心思，安慰我道：“也也，别不高兴啦，能考上大学，我们已经是百分之一的幸运儿了。你是一块金子，我相信到哪都能发光。”
“我不要发光，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捶着他的背哭喊。
他这才顿悟，满眼深情地对我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离别前夜，我们在一棵苦楝树下海誓山盟，趁着月黑风高，小军第一次吻了我。事后我恐惧万分，以为接吻就会怀孕，恰赶上月事没按时来，急得我惶惶不可终日。那年头未婚先孕，被人耻笑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被大学开除学籍。
睡我下铺的女同学是“老三届”的，在内蒙插过队，人生阅历相当丰富。有天晚上熄灯后听她闲聊，才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间还存在“那种事”，把我震惊得不行，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餐吃不下馒头只喝了点粥。当时我心想，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些白天看去又正经又鲜光的夫妻，晚上却在床上干着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过我安了心，知道自己决不可能怀孕；再有就是解决了长久以来我心中的疑问：那睡梦中摇晃的火车以及那只疑似气球的收音机元件。
那年我十七岁，才初通人事。后来我告诉西蒙这些，他瞧我像瞧一个外星人：
“那么晚，我可是九岁就懂这事了。”
解除怀孕恐怖后没消停几天，谁料与邓大围在学校食堂不期而遇。他把稀饭馒头打翻一地，冲我高喊：“也也！也也！我是邓大围呀！”
“大围，真的是你啊？”我顷刻泪眼模糊，“要是你不叫我的小名，还真不敢认你了！”
“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你完全按照我的想象长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美女。”
邓大围约我到湘江边散步，用他那浓厚的山西口音，诉说离别的衷肠。可惜我心早有所属，除了小军，再装不下别的男人。大学最后那个暑假小军横死北戴河，邓大围出于某种考虑，并没趁虚而入。这当然是后话了。
小军出事两年后，我依旧伤心透顶，无法忘怀，逐起了抱定独身的念头。却在这时，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塞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听我的，打这个电话保证没错。”
这个不相干的男人穿一条油绿色的裤子，他说他从株州来，与一个什么诗社有关系，这周末要在株州搞一个诗会。没等我问他一个详细，他已拔腿走掉。我于是听绿裤子男人的，打他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电话通到省博物馆，李天豫在那头接了，口气不冷不热：
“我们星期六下午四点半在汽车东站集合，你要来就来。”
他连我的姓名都懒得问，更别说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找他。我甚至不打算再睬他，让他去自以为是、狂妄自负、咎由自取、自生自灭。很久以后才知道，错不在他：“我的名字通俗易懂，并不生僻，你一个大学毕业生，连河南的别称都不晓得，是不是故意念白字？”我以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肆意把他的名字念边旁，难怪他态度生硬。
那天的诗会上，李天豫朗诵了几首自创诗作，其中有句“理解不是人人都能够通过的桥梁”把我狠狠击中，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看他时不免多了几分妩媚。我是偷着妩媚的，不知咋的就被同去的另外几个男人一眼识破，他们联合起来警告我：“他是有女朋友的。”其中有个满嘴大黄牙的家伙号称跟李天豫最哥们，索性跟我挑明：“他早就跟女朋友同居了。”
那个年代普遍认为：未婚同居的人道德品质败坏。我觉得大黄牙用心险恶，宁死不肯相信他。
一天晚上，李天豫戴顶贝雷帽来找我聊天，亲口证实了与女朋友的同居关系，并说单位上的人都知道。我大吃一惊，这等丢人现眼的丑事，他还敢四处张扬。
“我外婆家就巴掌大的地方，我们住在那里真的很挤，可单位死人不肯分间房子给我结婚。我只好跟领导说，再不分房子给我，细呀子都要生出来了。”
这么跟领导要房子，我还从没听说过，当下觉得他做人做得别具一格。
“我早就认得你四表哥。”他临走时说。
四表哥住在梅花街上，他爹是我大姨父。姨父戴一副秀气的金丝眼镜，长相斯斯文文，着实看不出他是个酒鬼。姨父把我妈送的避孕套当了酒钱，这才制造了计划外的四表哥。小时候四表哥是一个捣蛋大王，爬墙上树射弹弓，还爱打群架，气得我姨妈满街追着他打。每当这时候，姨妈就特别怀念那只苏制避孕套，抱怨姨父贪得一时的口腹之欢，惹来四表哥这个大麻烦。
“真的啊！你认得我四表哥？”我凭白对李天豫多出几分亲切来。
有时他晚上突然来，给我念些他新写的朦胧诗，我就买些臭豆腐招待他。那年月抢别人的男人远不如现在这么蔚然成风，我不敢奢望与他纵深发展，但求维持这种朦胧诗与臭豆腐的关系。
在一个猝不及防的雨夜，李天豫凝视着我的眼睛说：“你有一种悲伤。”
猝然被他点中真穴，泪水哗啦轰出我的眼眶。他简直就是世上那个唯一的男人，能够洞察出我内心深处的悲伤。窗外雨潺潺，我流着泪向他诉说我那不幸夭折的初恋。
“你的故事不只悲痛，而且光辉。”他丢下这句话，顶着倾盆大雨扬长而去。
悲痛如何？那光辉又如何？我正百思不解，大黄牙跑来了，兴高采烈地向我报告：“终于分到房子了，他二人的婚事指日可待。”
听得我心里一沉，大黄牙越见欢欣鼓舞：“走，我们找他祝贺去。”
我明白他的用心所在，不想辜负他的“美意”，昂首阔步跟他走向黄泥街。就只李天豫一个人在家，外婆和女朋友都不在。大黄牙一进门就手舞足蹈：
“房子分到手了，好事啊！么子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快了吧？”
我不希望李天豫脸上出现新郎的得色，他没让我失望，只淡淡问了句：“你听谁说的？”
“你们单位的言午许呀。”大黄牙大声答道，中气十分了得。
这时，突然停电了。大黄牙在漆黑中放声大笑，我知道这说明他很快乐。李天豫找来一盏煤油灯点上，房间里顿时闪着昏暗的光芒，大黄牙立即止住笑。这种笑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让人很不自在。三个人守着那盏油灯，一时竟无话可说。
“可以参观一下你的书吗？”我打破沉默。
“当然。”
满屋子都是书。李天豫举起油灯，带领我从一个书柜浏览到另一个。他仔细介绍他的书，字字句句有一种如数家珍的自豪。我意志薄弱，最经不起书的打击，认定这是他博学多才的象征，被其人其书严重倾倒。李天豫看火候已到，压低嗓子说：“打发他走后，我们去江边好吗？”他扫一眼坐在门边的大黄牙。
湘江河边垂柳娥娜，很有些诗情画意，是那年月我们城里男女幽会的圣地。冬天的晚上，风声萧索，风吹得异常猛烈。天气如此恶劣，不利于谈情说爱，李天豫及时明察这一点，果断率领我撤退到一个烈士陵园里。背靠着高大的陵墓，风再也刮不到我们，就在这个温暖的时刻，他伸出双臂一把搂住我，喊得惊天动地：“我爱你！”
面对这么一个卓尔不群的男人，欲要不能又欲罢不能，除了泪流满面，我别无办法。不过他有办法，他的办法简而言之就是大无畏。人家说他抛弃同居女友，他自己一点都不怕，人家说我第三者插足，他要我只管不怕。
“不怕不行，人言可畏呀。”我哭着猛摇头。
“让别人去说吧，他们能说多久？顶多三年五载，而我们还有一辈子要过。”
一方面是若干年的人言可畏，一方面是一辈子的幸福，他把一个复杂的感情问题转化成一道算术题。我的算术不坏，心里马上得出答案，一生的幸福何其重要，当然值得几年的人言可畏。
见我与之认同，他喜不自禁，乘胜追击，动用满脸的络腮胡子吻我，疯狂得叫我受不了，宁愿上他的床。其实，与撕裂处女膜的苦难相比，络腮胡子算不了什么。我不想吃小亏，结果吃了更大的亏。等我明白这碴时，他早已冲破那层膜，对着我的处女之身放肆抽动。这就是二十几年前我那个初夜的来历。
正如李天豫所预料的那样，别人对我们的指责，确实盛行了一阵子，不过流言蜚语随后销声灭迹。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们的幸福生活，那真是我们相亲相爱的绝好年代。我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只嫁一个男人，只上一个男人的床。
八五年的冬天，我去北京参加培训，碰巧李天豫在天津开一个什么会议。到达北京那晚上，白雪纷飞寒风刺骨，我临时决定搭火车去天津。我深夜突然造访，不想活捉一双赤条条，把李天豫和一位女诗人堵在床上。我不禁怒火中烧，折回北京，直奔经贸学院，把邓大围从床上喊醒，一头扎入他身上，哭得那叫一个地动山摇。邓大围当时在北京经贸学院读研。他一如既往地讲义气，套上棉猴：“走，今天不帮你出这口恶气，老子誓不为人。”
他紧拽我的手，踏着一地雪花，准备杀去天津，找那一对奸夫淫妇算账。刚出校门，迎面与李天豫遭遇，他勇士一样的阔步走来，满面坦荡的笑容。我立马被打倒，扯了扯邓大围的衣角：“算了吧，他就好这一口。不过人倒不坏。”
邓大围狠狠瞪我一眼：哀我不幸，怒我不争。
给我们上培训课的老师来自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硬是把满课堂的学生听得翻白眼。潘东海受命于危难之中，就这样闪亮登场了。其时他在北京某大学生物系任教，抓他来当翻译，有人说是因为他马上要去美国留学了。
有天趁人不注意，他悄声告诉我一个秘密，说是他原名叫潘子悦，为了紧跟革命，才在那场史无前例中改成现名：“说起来，我们两人的名字还是成对的。”
想必他也知道那句“子曰诗云”，虽说这“子悦”不是那“子曰”，但足见他的博学多才，而且也说明我们当中的缘份，于是既欣赏他又亲近他。
这事后来被邓大围得知，他很是不服气：“晓得‘子曰诗云’的人多了去了，你也就是不能脱俗，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
与潘东海的这场相识，彻底颠覆了我的人生，一贯抱定从一而终的我，却难敌他那父兄般的目光。那种温暖，那种体贴，那种责任感，那种睿智，统统让我心动如水。问题是男已娶女已嫁，纵然两情相悦，那年月动则身败名裂，谁敢轻举妄动？多少个午夜梦回时，月光凄清照在床头，依窗独对钩弦，我分明听见自己心灵深处的叹息。这种叹息，长年累月沉淀下来，在内心不堪重负，终于日后在美国，爆发与潘东海的那一段烈火干柴。
八八年春末，我随团去香港公干，说是一个团，其实就四人：主任，科长，康康和我。我们三下两下办完公事，马上全力以赴吃喝玩乐。几顿龙虾大餐吃下来，主任和科长意尤未尽，他们徘徊在电影院门外，鬼鬼祟祟的，不知要搞何名堂？
“你那位邓同学对香港熟悉吗？”有天早上，主任和科长齐声问我。
“他分来快两年了，应该熟吧。”我答。
“那你赶快让他来一趟，我们有要事找他帮忙。”他二人共同迫不及待。
见面问了邓大围几个问题后，领导认为他人还可靠，就向他提出，带领我们去见识三级片。
“我们门路不熟，找了好几天，也没发现哪里有这种电影看。”
“你们没找对电影院，只有三级片电影院才放三级片。”邓大围果然里手。
在红堪附近，邓大围把我们带到某商场的底层，一个三级片电影院就藏在那里。面对艳情四射的电影海报，主任和科长眼神痴迷，邓大围趁机告辞。康康寻了一个七七八八的理由，也想借故开溜，被主任和科长一齐正色。我很是领会领导们的意图，无非是想让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回单位后谁也揭发不了谁。再说三级片从没看过，说我不想看，那绝对是假正经。我知趣得很，没同领导讲半句废话，只乖乖跟进电影院。
影片由叶玉卿主演，她扮演公司里的女秘书。老板对她的美色垂涎已久，趁着一天加夜班，将她在办公桌上“正办”了。从此两人关系凶猛，随时随地展开性交活动。
看电影时，主任和科长坐我左边，康康在右边，两边人的表现反差特大。左边那两男人目不转睛，口水四溢。可怜的康康年过三十，尚未嫁人（莫男注：那时的未婚女青年相当于处女），哪经得起这个？她羞愤得满脸通红，低着头始终不敢看一眼银幕。到后来叶玉卿越战越勇，康康越见无地自容，终于再也撑不住了，“哇”的一声，把胃内的阿笋与龙虾，一齐红红绿绿地吐出来。
邓大围当时刚谈上一个女朋友，还没达到宽衣解带的程度，他怕受叶玉卿的刺激后，又无处可发泄，所以不看三级片。晚上，他带女朋友来见我，却使我大受刺激。他这女朋友来自美国，是一地道的白种洋妞。这还不算什么，她的体重，那真叫一个凶猛啊，与香港闻人肥肥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想想看，那是何等的吨位。
谁个不情人眼里出西施？邓大围对她满嘴溢美之词：“芭芭拉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五官长得尤其秀美，她还酷爱中国文化……”他自己挺喜欢的，旁人岂能说三道四？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我读大学期间，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父母双双调来省城工作。我跑回柳阳帮他们搬家，混乱中发现一个紫色笔记本，其内夹有一朵枯萎的栀栀花，泛黄的纸页上写满情诗，首首献给栀栀花表妹。这写诗的人是谁？这栀栀花表妹又是谁？在母亲那里，爱永远是一个禁忌话题，猜死她不会痛快给我答案，我还是跑去请教梅花街上的姨妈。
“栀栀花是你妈妈的小名。”姨妈仍旧爽快。可以想见母亲当年的如花似玉。
据姨妈透露，母亲与一位远房表哥青梅竹马，从小就由双方家长作主定了亲。有年暑假，在北京读大学的表哥回乡探亲，与久违的未婚妻约会，或许心潮太澎湃，他冒失在她大腿上摸了一把。所幸隔一层粗布裙子，否则大腿不堪设想。尽管大腿最终有惊无险，但透过这一摸，母亲看穿恋人的道德品质败坏，毅然与之决裂。那时的母亲豆蔻年华，在她家乡是远近闻名的美女，笑起来温柔可人，却胆识过人。
“那个表哥要才有才，要貌有貌，出口就是唐诗宋词。样事都优秀，就是摸大腿这点不好，说明他人不正经。”姨妈至今仍扼腕叹息。
这位不正经的表哥，如今是京城里熊猫级的名医。终日出没于中南海，时不时以一个专家的嘴脸，坐在堂堂的央视，指手划脚信口开河。母亲为老爸的没出息，怨恨了一辈子。面对惜日恋人的风彩，不知她是否悔恨过当年的小题大作？
“那有什么好悔的？总归人的道德品质重要。她早就把他恨死了。”姨妈说。
我却对此表示质疑：“既然那般恨，干吗保留他的情诗几十年？”
“没有爱，哪来的恨？没有恨，又哪来的爱？”一不留神说出一个哲理，姨妈摇头晃脑找不着北。
一个时代造就一方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只因摸一把大腿，就毅然与自己心爱的人恩断义绝；又只因避孕套结实，竟然洗洗浆浆用它几十年。我十分庆幸我生在今天的时代，摸大腿何所惧？充份享受身体的快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