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 (图)

          

                  朱德庸：看透了男女关系

    15年前，一个在马祖服兵役的台北青年一边忍受着军营生活的折磨，一边不断地把他的四格漫画偷偷寄给一家大报。一年半后他退役回到台北，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足可傲视同侪的名人。他的以婚姻的荒诞可笑为内容的系列漫画《双响炮》成了报纸上最受追捧的热门专栏。许多读者私下里以为作者是一个一辈子都在受着婚姻折磨、内心极度凄惨的60多岁的老头。媒体蜂拥而至。
　　那年他25岁，尚未婚配。他叫朱德庸。 　　没希望的孩子
　　小时候朱德庸眼瞅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孩子。老师歧视他，家长也对他不抱任何期望。这个严重自闭的小男孩天生对于任何体制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抗拒。很久以后朱德庸才知道人是分成好几种类型的：有的用文字思考，有的用图像思考，还有的用触摸来感知世界。他自己属于那种用图像思考的一类——没事就爱画画和琢磨人类心思。按照这种分类他应该算是一个优等生。但学校是凭功课成绩来认定你是聪明还是弱智的。他的功课非常差。他可以整常课都很专心地听，却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居然一直没有学会按照笔画的顺序来写字。“我在学校一直被老师歧视，他认定你这个学生有问题，有什么出错的事情，当然就是你做的。要是某一天突然祖坟冒了青烟，考试稍微好了一点，他就觉得你是作弊的。”
　　初中毕业之后，朱德庸没考上高中，就去念一种叫五专的技术学校，念了一个学期就被踢出来了。之后到补习班，又跟老师发生冲突，被老爸领回家。一天下午，父亲走进书房对他说：你怎么办？要不要去学修自行车？这以前父亲没对他说过一句重话。
　　好不容易进了一所高中，念到高一下的时候他被留校察看，高二开学才两个月就被退学了。之后他又进了台北最烂的一所名叫锦文的高中，学生在那儿学的是实用技术，比如修车。“锦文根本就是一个流氓学校，在那儿的感觉就像坐牢。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片子叫《刺激1995》？那里边不是有一个白人会计师被关进去吗，他在里边谁也不来往，就一个人默默地在那儿。我到锦文的感觉就是那个样子。我那时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他所在的那个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根本不会去考大学的，最后只有十来个人参加高考，居然中了三个，其中就有朱德庸和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并且在国际上得了奖的叶伟红。很多年后的一天，叶伟红的爸爸对朱德庸的太太说，锦文这所高中还真不错啊，出了一个导演，还有一个漫画家。
　　自闭症和恶作剧
　　自闭的人要想不让自己憋死，总得找到办法。小男孩朱德庸没能力跟人交流，却有本事去研究和折腾虫子。他整天在自家的院子里玩虫子，做实验。有一次他把家里所有的蜘蛛抓起来，按大小分类，然后做一个擂台，让两队蜘蛛对打，结果所有的蜘蛛都被打死了，只剩下一只蜘蛛王。他还曾经用糖浆把蚂蚁粘在一起，然后在一旁看两队不同种类的蚂蚁顺着糖浆往前走，两边一碰头，赶快各自跑回去，过了没多久，两个兵蚁就出来对打。
　　每一种虫子都只有一种习性，不好玩。他就开始注意人。看到一个公务员走路，他就想，你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道貌岸然的样子？我想不是，你肯定还会有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我突然跳到你面前打你一巴掌，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可能立刻就会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有时又恶作剧地想象一个很漂亮的小姐，穿着高跟鞋扭啊扭的，突然鞋跟断了摔个狗吃屎。“想到这儿就一直笑，就觉得人是太好玩了。你现在给我看到是这个样子，但很有可能你是另外一个样子，你只是装出来给我看的。”他就一路狂笑，弄得附近的人都觉得有一个小孩子疯了，经常在巷子里边哈哈乱笑。
　　很快他就发觉被动地观察人满足不了他，就想到主动出击。他想了一个点子，找了一户人家去按他门铃，按完就跑，躲在远远的地方看开门的人，第一次开门的时候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等他关门之后再偷偷按第二次门铃，再等着看他第二次开门的时候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我就想知道他每一次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看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在很多次的实验中，那些人的反应都和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这时他才明白万物之中人是最有趣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儿时的这些恶作剧，为他日后成为一个出色的漫画家完成了最初的训练。
　　但是真正让他在窒闷的少年时代获得某种程度的精神胜利的还是他的漫画。漫画成了他守护自己的私人堡垒，成了他“惩罚恶人”的秘密法庭，成了他心理上的解毒剂。哪个老师在学校欺负他了，回到家就他画在上边，“让他死得很惨！”
　　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去考过台北的艺专。之前他恶补了一个月的素描和水彩，结果是水彩、中国水墨和书法全不及格，只有素描60分。完全没有艺术天分。
　　朱德庸信手涂鸦的时候，台湾风行的是日本漫画，但他看得进去的只有手(土冢)治虫，他更倾向于吸收台湾本土或欧美漫画家的养分。但台湾本土的漫画已在日本人的攻城略地和审查制度的两画夹击之下跌入最低谷。有个漫画家画了一只会说话的狗，结果审查的人就问他，你见过狗会说话吗？你这个作品违反善良风俗，要改。于是老漫画家都封笔不干了。
　　支撑朱德庸熬过“艰难岁月”的还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和很多漂亮姑娘的舞会。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只要听到早年的某一首歌曲，他就参回忆起最初听这首歌的那一天的种种细节：那一天的光与影，空气里的气味，对舞的女孩的眉眼。
　　好运来了 　　考上大学以后，母亲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好不容易考上一所大学，可千万不要再被开除了，你一被退学，就会立即去当兵。
　　从念大学开始，朱德良整个完全变了，变得非常安分非常沉默。“那时我们班上同学说要跳舞，我说我不跳，他们都笑我是土蛋，连跳舞都不会。他们不知道，这些课程我早就结业了。我就这么乖乖地，顺利地毕业了。”
　　快毕业的时候，他的好运来了。他发表在系刊上的漫画被《工商时报》的主编看取了，主编打电话跟他约稿。《中国时报》美洲版也向他约稿。这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开始有很高的收入了，一个月2万多元台币，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
　　1983年10月他真的服兵役去了。到了部队之后，他还是偷偷地画，然后想办法寄回台北，再由父亲寄给报社。稿费存在他爸爸那里。朱夫人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积蓄已有几百万。
　　朱德庸当了一年的兵就调到马祖。去马祖前他有10天的假，《中国时报》跟他约稿，让他画出够一个月用的稿子。他就画了一个月的《双响炮》给他们。12月底他就到马祖去了，之后每次跟父亲通信都会问：登了没有啊？父亲说没登，等等吧。后来干脆不问了，心想，我一定画得很糟糕。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父亲来信说：登了，但不是每天有，一个星期才三次。他就想，他们一定觉我画得很糟糕。也许他们觉得压你稿子压太久了，不太好，就勉强登了吧。他觉得这对他是一个打击。
　　整个马祖只有一份《中国时报》，补给船半个月来一次，把半个月的《中国时报》一并带过来，这叠报纸只有高级军官才能看到。他们不可能想到那些惹得他们哈哈大笑的漫画的作者就是他们眼皮底下的一个未婚的年轻大兵。
　　辞职打天下
　　朱德庸带着受挫的心情退伍了。回到台北，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漫画界最受瞩目的明星。到家一个星期，《中国时报》的主编和主任就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他们说，你晓不晓得你的《双响炮》现在有多红？当初他们拿到稿子就知道绝对会轰动，但作者去了外岛，供稿会有问题，就一直压在那里。最后想出一个方法，一个星期只登三次，可以拖十个星期，这样朱德庸的稿子就可以跟上了。
　　这以后家里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报纸、杂志、电视都要来采访，但他全部不接受。“人是假的，是可以做出来的，你今天访问我，用很大篇幅登出来，人家就会说：哇，这个人是不是很有名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但漫画本身是没有办法做的，人家一拿到手就很清楚了。”
　　朱德庸1985年8月退伍，到12月底，《中国时报》打电话给他说，你要不要到我们报社来工作？试用了一个月，他在报社留下了。薪水很高，每天只上一个半小时的班。在享受如此优厚的待遇四年之后，这个对任何体制都过敏的家伙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委屈”自己，断然辞职了。尽管《双响炮》的前两本已经在市场打响，但这依然是个有风险的决定，因为那时台湾完全靠创作维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琼瑶，琼瑶后来主要还是靠影视，另一个是职业作家高阳。
　　朱德庸没料到自己辞职一个星期后，在《联合报》供职，有着大好前景的太太说她也不想上班了。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们疯了，因为两人同时把金饭碗扔掉了。
　　他们成了台湾最早的SOHO族。
　　离开报社之后他们就开始推出《双响炮3》，第一版只印2万册，因为他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来买这第三本。一个星期后出版社给他们打电话说，赶快加印，2万册卖光了。形势一片大好。
　　生意越做越大，人也越来越忙。“忙到没有任何感觉。以前画画的那种乐趣再也没有了，以前很快乐的事情现在变成很沉重的事情。”于是他们决定停一停。别人都说你们疯了，做得这么好的时候，怎么能停下来？香港做《老夫子》的那个书商吴兴记想把朱德庸的漫画做成周刊，并保证一定能赚大钱，也被朱德庸拒绝了。
　　停了一段时间朱德庸才慢慢恢复原来的感觉。《双响炮》红了三年之后，他开始画《醋溜族》，灵感源自台北街头的新人类。《醋溜族》在《中国时报》登了十年，创下了台湾四格漫画在报纸上连载的记录。之后，他又发现单身女性这样一个怪怪的“部落”，开始画起《涩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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