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等流氓帮会

青帮作为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帮会组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迅速壮大并流氓化，与传统的帮会发生裂变。二十年代前后，青帮无赖出现第一大亨黄金荣，他将收的徒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门徒”，专门招收的对象是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这些人一般的要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后入帮。另一类，是“门生”，这一类比较高档，专门接收有身份地


位之人，他们需由介绍人搭桥，欲入帮，先投上一个红帖，封一份贽金—比门徒高一辈，只需向黄金荣磕头即可。门生也分档次，低档门生要磕头；而高档门生，只要通过介绍人备了红帖，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了门。以后，门生中若有人飞黄腾达，地位、名望超过先生，先生便把过去的帖子原封退还门生，表示彼此间不再是师生，而是平辈。这种既不要磕头礼拜，又有遮盖门徒秘密的“招生”方式，使黄金荣和青帮搜罗了不少“高档”人物，为日后青帮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后来，黄金荣对他的那套做法，又作了进一步的改善。他建立了“忠信社”，废除了“站生”、“门徒”间的等级和称呼，所有人，凡自愿投入黄门的，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后，就成为门内人。此“忠信社”建立后，青帮分子纷纷仿效。这些“社”的成员一律奉“社长”(指该社的直接管理者)或“董事长”为共主，社员之间相互平等，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的。

　　青帮收徒仪式的演变，尤其是“社团”制度引入帮会制度中，尽管这种“社团”还不是完全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团组织，但它仍然说明带浓厚封建性的帮会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生活影响下，自觉或被迫地适应环境，其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维系帮会内部团结的仿真血缘宗法制度的松动和蜕变。另一方面，这些社团的建立，固然可以弥补青帮不重视发展横向联系的缺点，为青帮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但同时它又严重削弱了青帮内部最重要的纵向联系，得失之间孰重孰轻，一段时间内难以预料。到了三十年代，这种制度的改革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明显并且巨大的，它使青帮从一个下层流氓的犯罪团伙变成了一个包含所谓“上层社会”的覆盖面极其广泛的社会团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社会组织。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无赖出现了一类被称为“大亨”或“社会闻人”、“海上闻人”的人物，他们被归入“党政要人”、“工商巨子”等上流社会一档中，实际上不过是帮会流氓首领的代名词。

　　帮会中出现超级流氓大亨是中国帮会史和流氓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帮会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租界内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反动政权的畸形儿，终于得到反动当局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同。从帮会的角度来看，它既是帮会的实力和影响力增强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又是帮会改变反抗当局的传统，从秘密转为公开，从非法转为合法，活动方式逐步转变的开端。

　　二三十年代，青帮无赖逐步形成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大亨集团，他们的势力也迅速扩张。三人建立起一个以“三大亨”为首领，以租界当局为靠山，以“大、小八股党”和帮会流氓头目为骨干，拥有数百名职业打手，控制了上海达数万家烟馆、赌台、妓院，势力伸展到全上海市每一个里弄角落的超级流氓集团。这个集团依靠青帮体系维持其内部团结，拥有稳定的财源，影响所至上可改变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畸形怪物。
以赌为生的赌棍的大量出现，是清末民初青帮大量涌入上海之后的事。这些人有自己的松散组织，外部人称之为“翻戏党”。青帮势力进入租界巡捕房并且结成党羽后，在上海


出现了托庇于捕房的专门赌博场所的赌台，这比“翻戏党”流动游记式的骗赌活动有了很大进展。开设赌台的流氓，按其籍贯和赌博方式分为上海帮、广东帮、绍兴帮、宁波帮。1927年前后，广东帮赌棍梁培指示王宝善贿通法租界当局，在公馆马路投资200万元，开设大赌场，由于服务十分周到，顿时把本地上海帮赌台的顾客吸引过去，引起上海帮流氓不满。他们联合三大亨，要求法租界当局取缔这两大赌场。正争讼时，恰逢杨阿毛枪杀西捕案发，公共租界捕房被激怒，遂下令将各赌台封闭，不准再开。法租界广东帮赌台也受其影响，被迫关闭。上海第一批赌台吸引的对象主要是有钱人子弟，一般贫民是进不了门的，所以危害还不很大，真正危害到下层的是后来勃兴的“花会”赌博。

　　上海的“花会”，最先由陈世昌的门徒缪阿玉创办。“总筒”设在劳合路，后为张延生接手。1921年后，花会极盛，后改为刘良洪与郑梅堂合伙经营，轮流掌总筒，每人两天。依靠花会的庞大收入，这两个巡捕出身的帮会分子更加不可一世，甚至常在军工路上拦抢三鑫公司的鸦片，为此连杜月笙也向他低过头，他们买卖枪支、任意杀人，血案累累，无所不为，被人称为“花会大王”、“良洪梅堂”。

　　1926年前后，刘、郑二人由于分赃不均，终于决裂。先是郑梅堂指使门徒在公共租界将刘良洪暗杀。刘妻及其门徒得凶耗后，立即全力反击，13天内，郑梅堂被杀于虹口。这件“良洪梅堂互杀血案”当年轰动沪上。

　　帮会还染指娼妓业，其勾结有两种情况。其一，是通过捕房和土霸的恶势力对妓院和私娼加以保护，后来，上海帮会无赖有些头目在发财后，独资开设妓院。1931年，大世界游乐场老板楚九病死，大世界被黄金荣接管。黄勾结杜月笙和张啸林，围绕大世界迅速开办一批赌场、妓院、旅馆，形成了一个以大世界为中心的销金窟。各类私娼也利用大世界拉生意。但大多数帮会头目主要是充当妓院和私娼的保护人。当时上海四马路和会乐里聚集着上百家妓院，每家妓院都养了一至数名“龟瓜”，充当保镖、打手，并帮助老鸨管理妓女，这些人和妓院老板都必须参加帮会。

　　帮会同妓院勾结的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人口贩子为妓院老鸨提供候补年轻的妓女。大凡操卖皮肉生涯的女子，由于倍受蹂躏，总是红颜易逝，青春苦短。尤其下等妓女，受尽蹂躏，职业年龄更为有限。所以，妓院老板要时刻留心物色佳人，设法递补。而能够经常地、大量地为他们提供“货色”的，主要是以贩卖人口为生的帮会分子。帮会的人口贩运，为妓院提供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卖淫业的兴旺发达，也为帮会本身提供了新的发财机会。

　　帮会从事的行当非常多，其中常被人议论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有扒窃、码头帮派活动、粪霸等等。同时，帮会还挂着“合法”的招牌，却干着烟、赌、娼等非法勾当的营生，可称为“灰色”行业。

　　上文所述帮会及其组织活动主要是围绕上海(青帮)展开，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的帮会中心，另一方面其组织活动也颇有代表性。解放前，全国各地帮会为数众多，如四川的袍哥、黄道会、安清总会、洪帮等等，在特定环境下均是一流氓组织，其规模或大或小，组织特点也有差异，难以细而言之。(参见周育民、邹雍主编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以青帮为核心的三大亨集团的壮大，是同上海租界当局的扶植、纵容分不开的。

　　租界是近代中国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现，而上海又是中国租界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租界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严重的治安问题。外籍流氓和犯罪分子，把上海视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本地居民的犯罪也日益增多，武装抢劫及武装绑票案则异乎寻常地高频率发生，令租界当局头痛异常。租界巡捕大部分为西洋人，但他们语言不通，地形不熟，不但无法破获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甚至被一群“郑家木桥小瘪三儿”弄得焦头烂额。

　　“郑家木桥小瘪三儿”是本世纪初活跃在上海南市地区的一群流氓无赖。他们在租界内屡屡生事，引起巡捕房注意，派英国巡捕收拾他们，但这伙人行动迅速，聚散无常，加之熟悉地形，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经过一番争论，法国租界巡捕房决定增加招收新的华人巡捕，利用他们熟悉当地社会情况的长处，整顿治安。新增加华捕当中即有后来成为青帮第一大亨的黄金荣。

　　黄金荣把“郑家木桥小瘪三儿”中的骨干分子或收作自己的徒弟，或拜把子结为把兄弟，然后以老头子或兄弟的名义，不让他们随意捣乱破坏作为交换条件。黄金荣唆使他们到沿街店铺去捣乱，然后自己出面弹压。这样一来，既树立了黄金荣自己的威信，又可借机收取“保护费”，作为养活小瘪三儿的资金，不久，黄金荣又把“聚宝茶楼”当作自己联络无赖流氓的中心，每天午前，他到茶楼坐上一坐，他的兄弟、徒弟纷纷前来问讯通报。一旦遇有大事，便同他的心腹商议，这些心腹后来结成以他为首的“大八股党”。

黄金荣的才干受到上司重视，他的忠诚受到法租界当局的赏识。适逢法国驻沪总领事带着妻子到太湖游玩，被湖匪绑架勒索赎买。法租界当局极为惊慌，要求黄金荣全力营救，


黄金荣同杜月笙、张啸林商量后，即派素与湖匪有联系的手下干将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湖匪首分文不取，轻而易举地交出一对法国肥票。

　　又有一次，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携带几箱银洋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准备开设新的教堂，不料车到山东，被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军队截住火车，绑走姚主教，不知藏匿到了何处。姚主教失踪事件，在当时轰动国内外，法国领事更是一天发了几道命令，限捕房火速破案。黄金荣一个偶然机会得知姚某下落及关押地点，急忙一面派人携款收买看守，一面亲自率领十余名便衣侦探，化装成张部官兵，连夜赶到山东乡下营救，将姚某平安救回上海(胡训珉：《上海帮会简史》)。

　　黄金荣的出色表演，使他受到租界当局的充分信任和倚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内，法国国内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供给上海租界当局经费，就责令其就地筹款，自行维持。黄金荣乘起献策，建议当局开征“花捐”、“赌捐”、“烟枪捐”和“军士印花捐”等税项，法租界当局一一采纳，缓解一时之需，并带来巨大收益。为了奖赏黄金荣，除准许其组织公开卖鸦片烟土外，后来还索性将“土捐”、“烟枪捐”一并交给黄征收。双方沆瀣一气，均从中获益不浅。

　　青帮在上海各帮会中称雄数十年，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们极善于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纵横回旋。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往来于上海，多利用帮会关系来掩护其活动，当时不少国民党骨干，本身即是帮会头目，如陈其美等，不必有求于黄金荣，但到了20年代初，陈其美遇刺身亡，其他人或身份公开，遭军警追捕，或专注于政治活动，同帮会关系疏远，国民党因此深感不便，这时，黄金荣的势力蒸蒸日上，于是国民党人便转而与黄金荣联系，以寻求其掩护。

　　当年蒋介石蛰伏上海，为了生计，曾找到虞洽卿。虞某人看在死去的陈其美的面子上，总算接济了一些。但虞洽卿是个大忙人，又不愿多掏腰包。蒋不得不放下前革命军团长的架子，穿上旧西装，同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一起做投机生意。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介绍蒋介石到交易所当报行情“划线”的小职员。交易所里的商人，不少是流氓出身，惯于以少赖多，软骗硬抢的事情常常发生。为了在交易所站住脚，蒋介石经人介绍引荐给黄金荣为门生，黄收下红帖，另择吉日，举行仪式，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收纳蒋介石为“门生”。

　　蒋介石自从拜了黄金荣为“老头子”以后，无人再敢来欺侮。不久，他又在别人资助下自立门户，开立恒泰号经纪行，当起炒卖股票的经纪人，为孙中山筹集经费。1921年底，上海爆发金融风潮，恒泰号经纪行亏蚀严重，蒋本人负债达数千元，结果还是黄金荣出面代为了结，并资助蒋介石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

　　帮会中曾有传说，蒋介石得了钱，却未去码头，而是先入赌场，把路费输得一干二净，无奈只好又回黄宅。因无颜再见老头子，在门口苦苦徘徊，被“小八股党”头子叶焯三看见，问明原委，领他再见黄，获300元作旅资。他们怕蒋光头再去赌，讲明由叶某代买船票，把蒋送上船后再把钱给他。

　　较晚出道的杜月笙、张啸林也仿效黄金荣，在国民党内寻找自己的支持者。这样，帮会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又一张保护网，逐步发展起来。

　　伴随着帮会兴盛的是帮会从事的各种事业的兴旺，其中传统的非法行业的兴旺尤其令人瞩目。我们把这些活动称之为“黑色行业”，它包括烟、赌、娼和其他非法活动。

　　青帮大亨掌握的三鑫公司控制了数万家烟馆和零售土行，形成庞大的集团。但黄金荣等并不亲自过问烟馆和土行的具体管理经营情况，它们均自负赢亏，三鑫公司只管照月份收取保险费和各种捐税。该公司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它像一个庞大的吸血鬼，从广大的鸦片吸食者那里源源不断地吸取金钱来供给帮会分子挥霍，它还提供了大量资金帮助黄、杜等打入各行各业，以攫取更大的权力。

　　烟业同帮会的关系比较稳定，而且帮会一方作为搭档的成分越来越少，保护者的成分越来越多。蒋介石政权对鸦片烟业实行“富禁于征”政策，任命杜月笙为全国禁烟委员，在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杜月笙掌握了“禁烟”机关后，不但没禁过一两烟，相反，有了官帽护身，贩毒的胆量也越来越大。他特请吗啡大王陈坤元担任经理和技术指导，雇佣工人300多人在上海建立吗啡工厂，后被特务机关发现，被查封并公开曝光，陈坤元遭通缉，当局扬言一定要彻底追查此案。杜月笙慌了手脚，急命陈坤元躲到大连避风，自己携带巨款赶到南京面见戴笠，结果不了了之。

　　在保护烟毒方面，杜月笙向来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冒同当局冲突的风险。一次，上海警备司令戴戟派特务把陈坤元扣押于公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经巡捕房引渡，将陈秘密绑架押至警备司令部。不料，中途被一个认识陈的妓女发现并报告杜月笙。杜立即派出9名枪手冲进房间，将陈带走，特务对之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