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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會的第二棒─何德斯(Dixon E. Hoste)

(2005-08-19 21:50:05) 下一个

(1861-1946)

  何德斯出自軍人世家,父親是一名皇家砲兵的將軍,治家嚴謹;何德斯自幼領受庭訓,沉默寡言,律己嚴格。他十七歲入軍校,十八歲已被任命為皇家砲兵的軍官,前途一片看好;惟一令父親及家人擔憂的,是他對屬靈之事逐漸冷淡,甚至到了漠不關心的地步。

  1882年底,來自美國的巡迴佈道家慕迪來到何德斯的家鄉,何德斯也在家人的懇切邀請下,前往參加聚會,那天晚上的信息深深打動他,他走到台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委身於基督。

  何德斯的哥哥是劍橋大學的學生,常向弟弟述說校園中正在興起的宣教熱潮,也介紹他認識幾位熱心參與宣教的劍橋好友。何德斯在閱讀過戴德生所寫的書後,對中國產生了強烈的負擔,於是在1883年七月底申請加入內地會,成為「劍橋七傑」中的一員。

  「劍橋七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施達德(C.T.Studd)與司安仁(Stanley Smith)兩位運動明星,前者是板球國手,後者是劍橋划船隊的主將。兩人不但享有盛名,而且能說善道;相形之下,何德斯顯得黯淡無光,拙口笨舌,然而誰會料到,神會揀選這顆較不起眼的石頭來加以雕塑,使他成為一個重要差會的領袖呢?

  何德斯的優點之一就是謙卑,使他可以與中國同工互敬互愛的配合事工。當時在山西省,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同工就屬席勝魔,他傾向於家長式的領導風格,又經常特立獨行,因此他與內地會宣教士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但是從1886年到1896年席牧師去世為止,何德斯在山西與席牧師整整同工十年之久,兩人且結成莫逆之交,留下早期中西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話。

  義和團事變造成內地會極大的損失,共有58位宣教士與21名子女遇害,當時戴德生正在瑞士,因此善後工作就由范約翰(J. W. Stevenson)與何德斯二人承擔起來。他強忍悲傷,充分表現出軍人沉穩的態度,將善後工作處理的有條不紊。事變之後,何德斯被戴德生所器重,在1901年接下內地會的棒子,時年四十歲。對何德斯而言,戴德生不但是他的親戚(他娶了戴德生的外甥女),更是他屬靈的父親。

  在同工們的心目中,這位接棒的新領袖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視禱告。他不但自己禱告,也喜歡邀請一兩位同工與他一起禱告;他的禱告也最不講求形式,有一次在雲南部落中宣教的富能仁(James O. Fraser)路過上海,應邀與何德斯一起禱告,他發現何德斯可以一面做事,一面仍然出聲禱告,留給他深刻的印象。

  當時內地會的宣教士有一千二百多名,藉著不斷的提名代禱,何德斯記得所有內地會宣教士的名字,包括他們的工場與每一個兒女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內地會英國總部經常為應召參戰的宣教士子女提名代禱,有一次何德斯看了名單後不太滿意,問道:「那些德籍同工的子女們呢?」顯然在戰爭時期,同工間仍是有敵我之別的。過不了多久,一份新名單出來了,那是何德斯憑著自己的記憶,將德籍同工子女的名字一一補列上去,而且一個也不差!

  多禱告,少錯誤,這就是何德斯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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