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斯出自軍人世家，父親是一名皇家砲兵的將軍，治家嚴謹；何德斯自幼領受庭訓，沉默寡言，律己嚴格。他十七歲入軍校，十八歲已被任命為皇家砲兵的軍官，前途一片看好；惟一令父親及家人擔憂的，是他對屬靈之事逐漸冷淡，甚至到了漠不關心的地步。

　　1882年底，來自美國的巡迴佈道家慕迪來到何德斯的家鄉，何德斯也在家人的懇切邀請下，前往參加聚會，那天晚上的信息深深打動他，他走到台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委身於基督。

　　何德斯的哥哥是劍橋大學的學生，常向弟弟述說校園中正在興起的宣教熱潮，也介紹他認識幾位熱心參與宣教的劍橋好友。何德斯在閱讀過戴德生所寫的書後，對中國產生了強烈的負擔，於是在1883年七月底申請加入內地會，成為「劍橋七傑」中的一員。

　　「劍橋七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施達德(C.T.Studd)與司安仁(Stanley Smith)兩位運動明星，前者是板球國手，後者是劍橋划船隊的主將。兩人不但享有盛名，而且能說善道；相形之下，何德斯顯得黯淡無光，拙口笨舌，然而誰會料到，神會揀選這顆較不起眼的石頭來加以雕塑，使他成為一個重要差會的領袖呢？

　　何德斯的優點之一就是謙卑，使他可以與中國同工互敬互愛的配合事工。當時在山西省，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同工就屬席勝魔，他傾向於家長式的領導風格，又經常特立獨行，因此他與內地會宣教士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但是從1886年到1896年席牧師去世為止，何德斯在山西與席牧師整整同工十年之久，兩人且結成莫逆之交，留下早期中西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話。

　　義和團事變造成內地會極大的損失，共有58位宣教士與21名子女遇害，當時戴德生正在瑞士，因此善後工作就由范約翰(J. W. Stevenson)與何德斯二人承擔起來。他強忍悲傷，充分表現出軍人沉穩的態度，將善後工作處理的有條不紊。事變之後，何德斯被戴德生所器重，在1901年接下內地會的棒子，時年四十歲。對何德斯而言，戴德生不但是他的親戚(他娶了戴德生的外甥女)，更是他屬靈的父親。

　　在同工們的心目中，這位接棒的新領袖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視禱告。他不但自己禱告，也喜歡邀請一兩位同工與他一起禱告；他的禱告也最不講求形式，有一次在雲南部落中宣教的富能仁(James O. Fraser)路過上海，應邀與何德斯一起禱告，他發現何德斯可以一面做事，一面仍然出聲禱告，留給他深刻的印象。

　　當時內地會的宣教士有一千二百多名，藉著不斷的提名代禱，何德斯記得所有內地會宣教士的名字，包括他們的工場與每一個兒女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內地會英國總部經常為應召參戰的宣教士子女提名代禱，有一次何德斯看了名單後不太滿意，問道：「那些德籍同工的子女們呢？」顯然在戰爭時期，同工間仍是有敵我之別的。過不了多久，一份新名單出來了，那是何德斯憑著自己的記憶，將德籍同工子女的名字一一補列上去，而且一個也不差！

　　多禱告，少錯誤，這就是何德斯的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