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检验

反革命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检验


张三一言


本文是针对吴高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麽没有敌人？》一文（2010-03-13发表於《参与》http://www.canyu.org/n14084c10.aspx）中的反革命论点作一些事实和逻辑的检验。

吴先生说∶“我本来以为，对由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所引起的争论不必过於看重，因为我觉得刘晓波在法庭最後陈述中这样说，无非表达了当今民主志士的一种爱和宽容的博大胸怀，”“我没有敌人”是爱与宽容的博大胸怀的主观认定，“没有敌人” 则是客观事实判断。现在争论的不是你我心中有没有敌人问题，而是争论在这个客观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敌人问题；落实到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就是极权暴政是不是中国人民的公敌问题。

吴先生说∶“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饱受政治迫害的异议人士为什麽没有敌人？这是由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就是极权暴政与中国民众为敌，以中国维权和民运为一方与极权为一方的关系就是敌我关系──这个关系并不是由民众一方，而是由共产党决定的；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能量。但是，当共产党作出决定之後，民众是无能力不接受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搏弈是两敌对阵。其特点是强方共产党把所有反对力量消灭於萌芽状态中，但是共产到现在力有未逮，反抗一方赢得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吴先生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作为一种制度改革┅它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任何人，而是制度┅民主运动针对的也不是当权者而是那些限制言论自由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制度不是一个自主对象，它不会自我运作；制度是由人营造和运作的。当主控制度者对改变制度者采取容忍，最低限度不赶尽杀绝时，可以把人与制度分开，只针对制度不对当权者。但是，现在是主控制度的当权堵死了所有变更制度之路，那麽，要变更制度第一个要面对的不是制度而是主控制度的当权者。即是首先要改变当权者的态度，让它容忍制度改革。要它容忍，不单单依靠良道义压力，还要加上体制外民众的压力，包括改良和革命的压力，甚至包含暴力革命的压力。

吴先生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唯一目标，就是《零八宪章》所说的“废除一党执政垄断特权”，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而不是要直接对政治权力进行再分配”“废除一党执政垄断特权”和“不是要直接对政治权力进行再分配”是相悖概念。废除一党执政垄断特权必然导致政治权力进行再分配，没有政治权力进行再分配，废除一党执政垄断特权就是空话。所以，要麽就是废除一党执政垄断特权，进行权力再分配，要麽就是维护一党专政特权，不要提倡宪政。两者只能选其一，不能全取。

吴先生说∶“当代民主运动把制度问题看作根本问题，它自始至终致力於旧制度的改造和新制度的建构。”既然是“旧制度的改造”，还要“新制度的建构”做甚麽？既然要“新制度的建构”， “旧制度的改造”就多此一举。革命的本质就是改变旧制度或政权代之以新制度或政权。不管用宪政名义还是改良名义还是革命名义，只要改变制度或政权，建立新的制度或政权，它就是革命。致於采取甚革命或改良手段，例如用暴力还是月和平手段，法内还是法外行动┅那是另一回事。

吴先生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基本知识∶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按照这个理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自然是革命的敌人。”毛泽东的革命定义不是革命的唯一定义，且是极坏的定义。今天的民主革命实践、定义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定义无关。用毛定义强加於今民主革命定义是横加罪名。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才有敌人；协约国与轴心国斗争、中日战争、恐怖主义与文明国开战都不是阶级斗争，都是敌人与敌人之间的暴力斗争。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占中国财富绝大多数的极少数人掠夺集团与被掠夺的绝大多数民众的斗争，这是两个敌对集团的斗争。当然，权力集团和与权力集团合作的那部分知识精英之间的纷争不是敌对斗争。

吴先生说∶“当代民主运动的性质却是用一种政治游戏规则代替另一种政治游戏规则，而不是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这种说法等同於废话。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实质就是请现在玩政治游戏的主，让位给现在没有权利玩这种政治游戏客。这个政治游戏规则就是改变政治主权者，也就是把原主权者请（赶、推倒┅）下台。民主政治游戏规则就是用法定程式和平地推翻现掌权者的规则。

吴先生说∶“和平抗争这一手段立基於两点，第一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任何高尚的目标值得用民众的流血牺牲去换取┅”这里说的不是指所有改良，而是指像吴高兴这样的“反革命改良”。反革命改良的道德遮羞布是人道主义、爱惜生命、尊重生命，即不要死人。而据说革命是必定死人的，所以要改良不要革命。但是，事实是，不革命照样死人，而且比革命死得更多。共产党专政五六十年里受伤害死亡近亿，其中大饥荒死三千万，都不是因革命死亡而是在没有革命条件下死亡。今天，共产党政权每年官方处决5千到1万2千人，高於其它世界各国的处决人数总和（《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Larry Diamond谈中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这不是革命之下死亡数字，而是在反革命之下死亡数字。六四绝不能算是革命，只能算是改良到不能再改良，但邓小平要杀二十万保稳定。可见不革命、反革命的改良照样要死很多人，而且是单向死亡，只死民众不死统治集团中人。在共产极权下坚持改良和反对革命，不但不道德，还反道德∶因为它的功效是劝导百姓驯服地去死亡。

吴先生说∶“当代民主运动没有敌人，也是由其过程的渐进性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的连续性决定的。”“当代民主运动没有敌人”、“渐进性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的连续性”都不是古今中外民主运动的规则或规律；只是吴氏定律。民主制度建立後在民主制度内部可以出现没有敌人的善境。但是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有没有敌人，由反民主的权力一方决定，不是由吴先生等反革命改良派决定。当掌权者视改革者为敌人时，在政治现实中就有敌人；当掌权者视改革者为对手时，就可能没有敌人。现在要民主，共产党政权视维权与民运者为敌人，即使你一厢情愿想没有敌人，敌人还是在你面前。事实上有敌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吴先生说∶“近40年间，中华大地战乱不断，1949年的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极权制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这引起了许多智者的反思∶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能否靠革命的暴力去摧毁？”“智者”应该怎样反思？我看还是固执一边的反革命改良者并非是智者，也没有进行理智的反思。若要理智反思，固然要反思孙中山和毛泽东革命成败，但是不能像吴先生这样不理智地选择性反思。理智的反思是同时要反思孙中山革命在台湾的“後续成功”；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和政权的成功。更要反思同期的德日用暴力建立民主的反思，还不可少的是要反思美国暴力战争後并没有因暴力革命而消除民主，反而成了民主制度与政权的典范。

吴先生说∶“政治领域和自然界一样也没有飞跃”。这是随意的论断。只要今天共产党答应自由民主普选掌权者与立法者，中国明天就有民主；这就是飞跃。只要共产党强霸权力不放，民众又无力迫它放权，中国民主就一万年无飞也无跃。近二三十年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例如，颜色革命的民主国家，全都是一夜之间即飞且跃地建立起来的。可以说，飞跃式建立民主国家是常态，渐进式是例外。现在反革命精英昧於事实，把例外的渐进强辩成为常规，把常态诡辩成为例外。这是脱离现实的知识精英从理论到理论的玩意。

吴先生说∶“施明德曾经两次被国民党专制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先後坐牢25年，可谓苦大冤深，但他和1979年美丽岛事件以後负责缉捕他的警官刘展华成了好朋友。出狱以後，他轻松地说，自己当年是“钦犯”，当然要努力脱逃，而刘是“快捕”，当然要全力追捕。刘展华退休时办了一个惜别会，施明德就是到场惜别的朋友之一。施明德说过，愿意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献身的人士，光有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宽容精神。” 吴先生引用这个论据，错在不承认极权与专制的区别。民主政权，不那麽顽固的专制政权，特别是民主宪政架构下的专制政权，在追求实现或恢复民主中，是可以没有敌人的。但是，在视人民为敌，要消灭异己力量於萌芽状态中的极权制度下是没有可能没有敌人的。在民主架构的专制下和在民主制度下，施明德刘展华极个别的一个行为，两人的关系推广到全人类关系中“没有敌人”，是很可笑的。我随手可以举出无数个人关系中不放过仇敌的故事，我用一个这一类具体的个人关系推论到全人类“有敌人”的结论，合理吗？

吴先生说∶“从本质上看，伤害人的是专制制度，而不是专制制度的执行者。”不对，从本质上看，伤害人的不仅仅是专制制度，更主要的是专制制度的执行者。没有坚持专制制度不放的专制独裁的“人”，专制制度是不会自生自在的。

吴先生说∶“那些政治迫害案的执行者，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仅仅是抱著“履行公务”的心态，并不是有心要整人，他们主观上所要维护的，并不是一党专政的体制，而是自己个人的利益，准确地说，是自己的饭碗。”这个饭碗逻辑论，同样可以用於强盗。只要你心中认定没有敌人，对入村奸淫掳掠的强盗也可以视他们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抱著类似“履行公务”的执行第一把手命令的心态。问题只是到底有多少人会认同这种认定。

吴先生说∶“没有敌人并不等於没有罪犯┅那些丧心病狂地下令开枪屠杀和平请愿民众的决策者却是罪大恶极的罪犯┅罪犯与敌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玩弄文字游戏。罪犯与敌人有何区别？罪犯是指在有效法律下的犯法者。敌人就是在人际关系中采取敌对行为的人，行为者若违反法律，就是罪犯，这时罪犯与敌人就是一个对象两个叫法。只要有“令开枪屠杀和平请愿民众的决策者却是罪大恶极的罪犯”，就有受到开枪死伤的民众，他们的关系只能是敌对关系，绝不能套上法律变成罪犯就抹杀了其敌人关系。有诸如上述开枪的“敌对”行为，就是有敌人存在的证据。

吴先生说∶“当执政集团中的强硬派处於主导地位，而反对派阵营中的激进派也处於主导地位时，这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就极有可能采取革命式的“置换”形式，转型过程中往往充满动荡和暴力┅”撇开以上的文字障碍，这时的统治者与革命者的关系就是敌对关系，就是有敌人的证明。吴先生主旨是论证“没有敌人”，但提出的论据则无法避开“有敌人”。

吴先生说∶“目前在反对派阵营中，激进派尚无法主导民主运动”。国内反对派阵营中到底是“激进派”还是反革命温和派主导民主运动？希望国内反对派阵营同仁们多些介绍。不过在逻辑上推论，民主革命派应该是主流。理由很简单∶按照吴先生给出的理据，现在，国内存在“饱受欺　的底层民众”，而根据我的判断，这些民众是国内人口的大多数。既然“激进派”对他们“最有号召力”，即多数人接受“激进派”号召，“激进派”怎麽可能不成为主流？（起码，民主革命派思想是国内民众的主流思想）怎麽会出现“激进派尚无法主导民主运动”的政治局势？不是“激进派主导民主运动”，当然是温和派主导了。这是各观事实判断还是反革命的一厢情愿？

吴先生指责海外的民主革命者说∶“自己躲在安全的彼岸而一味鼓动别人冲锋陷阵，那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对此十分反感”。这是反革命派指责革命派常备又方便的话题。这种理论在共产党对民斗争中最常用。被敌人的民众在检讨时都会用“受了XX蒙蔽”、“受了阶级敌人的骗”等说词┅共产党最常用的就是“受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的不明真相群众”┅前述“躲在安全的彼岸鼓动论”就是这种与党思维相同逻辑的不同表述。首先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伪理论。这些反革者视自己是独立判断的理智者，视国内遭共产党迫害的维权民主人士是低他们一等的、没有判断能力的三岁幼童；国内受到迫害的维权民主人士们不是自己独立自主而是，且仅仅是受海外革命者鼓动而为的盲从者。我至今还没有听到过，国内为维权、为民主斗争而受到共产党迫害的人士把自己的遭遇归咎於海外革命理论误导。既然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事实且违反逻辑，“躲在安全的彼岸鼓动论”就是伪论。其次，众所周知，刘晓波因为08宪章而遭受到共产党判11年严刑。用同样的逻辑，那些参与制作08宪章的海外人士，同样可以被指责是“躲在安全的彼岸鼓动国内的刘晓波去冲锋陷阵”；同样“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评论受到中共迫害的民主人士和刘晓波的事理应该用同一标准而不是两套标准。

吴先生说∶“我愿意与一切致力於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共同遵守一个道德戒律∶不公开指责正在受迫害的人，哪怕他以前当过线人”。我完全赞同吴先生这一观点。但是对刘晓波，应加上一些根根本的要求∶刘晓波必须对他对高知盛等人在正在受到迫害时超越人伦底綫的落井下石行为表示悔意，才有资格受到“不公开指责正在受迫害的人，哪怕他以前当过线人”的待遇。因为对高知盛等人超越人伦底綫的行为是在刘晓波旗帜下，得到刘的认同下进行的（参照亦微与制讲话录音）。

2010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