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主革命是有效而应该坚持采用的手段
张三一言
是的，有很多“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我极之同意施先生这一判断。除了施先生举到的例证外，日常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等例证无穷；我补充一点政治的∶共产党对所有异己力量河蟹之於萌芽状态中，对独揽和稳定政权就极之有效，可我们都认为它是极之不可采用的手段。因为其後果对人民极之有害，其“後果的後果”对共产党本身也是致命的。（离题闲说一下，“後果的後果”不是一个词，而是词组，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概念）
施先生写《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目的明确不过∶指革命是“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进而否定革命。那麽就和施先生谈谈革命的有效性、後果、後果的後果吧。不过和施先生多次来往驳议後，感到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施先生轻易否认事实；所以，我希望这次讨论不要再如此。
其一，“革命手段是有效的”，这点施先生和我一致不用争论。
其二，“革命後果有害”，这点，施先生坚持；我认为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另外，我给施先生补充一下，革命不但後果有害，过程更有害──这是事实，我不会因为这一事实对我观点不利就加以否认。
其三，“革命後果的後果有害”，这点，施先生坚持；我认为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
我认为“革命後果”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有害无害有利无利的结论，不是用雄辩、强辩、狡辩得出来的，是用事实证明的。有害方面施先生说多了，我也补充了一些。现在说无害或有益方面。表现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其过程是有害的，因为毕竟是死人了。美国就是因为这次革命而建立了典范的自由民主宪政国家，这是压到性的有利。（我想，施先生大概不好意思再次否认达致美国独立是暴力革命了吧，不会再用因为开了一个大陆立宪会议就说成是和平改良立国了吧。）另外，无人能否定的事实是众多颜色革命建立了良好的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吧（施先生曾经否认过，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否认），这就是无害而有利的革命。
我认为“革命後的後果” 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这当然也要用事实证明。每谈到革命，施先生必定要用孙中山辛亥革命作为反面典例；现在谈革命的後果、革命後果的後果也少不了拿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开刀。那我就用辛亥革命回复施先生。按施先生讲，辛亥革命的後果是毛革命，这里且存其说，不争论。那麽，辛亥革命後果的後果呢？後果的後果是建立了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可见我说革命後果的後果“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的判断是言之有据的。
现今国内改良无路，革命则迫到眼前，小规模的革命预演正在全国星火燎原，遍地开花，革命总爆发正在蓄势以待。这个革命并不是中国民众志愿追求的，是共产党蓄意制造和累积而来的，所以在这一形格势禁下，以民主革命对付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是值得的，必要的，不可免的。
改良手段或者有效，後果有害亦有利，後果的後果有害或者也有利；现时改良无效，不可行，改良後果害处深重，後果的後果不堪设想。
改良派尽其全能在改良头上戴上“非暴力”、“和平演变”、“人道”的光环。事实真是如此吗？
还是用事实说话好过用理论强辩。请看事实吧。
外国的事实。当今世上有两个和平非暴力改良范例，一是印度的甘地，一是南非的曼德拉。
可是请记住，1961年6月曼德拉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任总司令。这个民族之矛可不是和平非暴力改良的。
中国的事实。让我偷一次懒，抄张裕的文章给你看。
『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维新保皇派”一向被公认为中国“改良派 ”之祖。光绪皇帝支持康梁等“帝党 ”维新派的激进变法措施，遭到以慈禧太後为靠山的““後党”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康梁等就曾密谋游说当时正编练“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举行军事政变，企图以暴力夺取“後党”的权力并诛杀容禄等顽固派大臣，只不过由於袁的临阵反戈才一败涂地。
（康梁）伪造光绪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勤王”的“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并在这方面与孙中山合作，只不过失败後没有象孙等“革命派”那样坚持不懈而已。
康梁即使後来分道扬镳，前者坚持“保皇改良”至死，後者转向“共和改良”而在民国成立後加入袁世凯政府，但两人在政治变革中一直没有排斥过选择暴力手段——康支持了张勋的武力复辟，梁不但支持了段琪瑞的武力“讨张”反复辟，与其老师以暴力相对，而且在那之前还策动过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
再说一下改良之害。毛反革命建立政权後至今没有出现革命，这不是很符合改良派只期待政权的自我改良、不推翻现政权的愿望了吗？这一没有革命的结果是死亡半亿，受伤害过亿，中国人道德空前败落，贪污腐败空前，为世界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这就是改良後果的实质。这个改良“後果的後果”是中国民众继续受死受伤，继续道德沉沦，继续忍受不公平和受迫害。
张裕说∶『恰恰相反，那些能始终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认“革命派”，从菲律宾、印尼“人民革命”，到东欧民主变革典型的波兰“团结工会革命”、捷克“天鹅绒革命”等，也都被认为“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但却都不“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
我当然承认有和平非暴力的改良派。但是，张裕在其中说到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认“革命派”，是有道理的。为甚麽改良派会用暴力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改良派思想僵化，自认为改良是绝对真理，革命是绝对谬论。自认为手中有真理的改良派容不得革命派存在，非要赶尽杀绝不可。所以，我们看到了改良派否定革命的“告别革命”，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有革命派“告别改良”；哪个派宽容，哪个派僵固，不一目了然了吗？
就拿我和施先生的驳议来往来看，也可以看出问题。
我并不反对改良，我只反对在今天没有改良条件下强行推行改良。例如台湾民进党的和平非暴力改良，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百分之一百支持，因为它有条件这麽做。施先生反对一切革命，不管它有没有条件实行；坚持改良，不管它行不行动通。
我不反对不反革命的改良，我只反对反革命的改良。例如，海外有一个中国和解智库，因为它不反对别人革命，我极之支持他们。施先生反对所有革命，不管这个革命反不反对改良，更不管它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即使是非暴力的也要加上一个暴力罪名。
我认为中国民主进程中，应该包括从极左的暴力革命到极右的纯党内改良的各党各派和个人都参加进去；施先生排斥革命独尊改良。
不过，我与施先生也有共同的地方。当出现只能改良不能革命，或革命与改良同时存在，都有条件进行时，我会和施先生一样弃革命取改良。可惜施先生不管它条件如何都只坚持改良反对革命。
根据以上事实，请问∶我和施先生，谁的思想僵化些？谁的思想极端些？
为甚麽施先生思想会极端和僵化呢？因为施先生用的是刚性思维；即静态地、无视条件地，只用一个角度、一个立场、一个观点去观察问题，得出唯一的简单的结论；一得出这一结论就无法改动。我用的是柔性思维；即动态地、有条件地，从多角度，多观点，多立场去观察问题，得出多方面而复杂的认识；这认识会因时因地之变而变。
2009-11-19
新世纪
张三一言
是的，有很多“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我极之同意施先生这一判断。除了施先生举到的例证外，日常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等例证无穷；我补充一点政治的∶共产党对所有异己力量河蟹之於萌芽状态中，对独揽和稳定政权就极之有效，可我们都认为它是极之不可采用的手段。因为其後果对人民极之有害，其“後果的後果”对共产党本身也是致命的。（离题闲说一下，“後果的後果”不是一个词，而是词组，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概念）
施先生写《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目的明确不过∶指革命是“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进而否定革命。那麽就和施先生谈谈革命的有效性、後果、後果的後果吧。不过和施先生多次来往驳议後，感到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施先生轻易否认事实；所以，我希望这次讨论不要再如此。
其一，“革命手段是有效的”，这点施先生和我一致不用争论。
其二，“革命後果有害”，这点，施先生坚持；我认为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另外，我给施先生补充一下，革命不但後果有害，过程更有害──这是事实，我不会因为这一事实对我观点不利就加以否认。
其三，“革命後果的後果有害”，这点，施先生坚持；我认为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
我认为“革命後果”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有害无害有利无利的结论，不是用雄辩、强辩、狡辩得出来的，是用事实证明的。有害方面施先生说多了，我也补充了一些。现在说无害或有益方面。表现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其过程是有害的，因为毕竟是死人了。美国就是因为这次革命而建立了典范的自由民主宪政国家，这是压到性的有利。（我想，施先生大概不好意思再次否认达致美国独立是暴力革命了吧，不会再用因为开了一个大陆立宪会议就说成是和平改良立国了吧。）另外，无人能否定的事实是众多颜色革命建立了良好的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吧（施先生曾经否认过，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否认），这就是无害而有利的革命。
我认为“革命後的後果” 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这当然也要用事实证明。每谈到革命，施先生必定要用孙中山辛亥革命作为反面典例；现在谈革命的後果、革命後果的後果也少不了拿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开刀。那我就用辛亥革命回复施先生。按施先生讲，辛亥革命的後果是毛革命，这里且存其说，不争论。那麽，辛亥革命後果的後果呢？後果的後果是建立了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可见我说革命後果的後果“可能无害，更可能有利”的判断是言之有据的。
现今国内改良无路，革命则迫到眼前，小规模的革命预演正在全国星火燎原，遍地开花，革命总爆发正在蓄势以待。这个革命并不是中国民众志愿追求的，是共产党蓄意制造和累积而来的，所以在这一形格势禁下，以民主革命对付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是值得的，必要的，不可免的。
改良手段或者有效，後果有害亦有利，後果的後果有害或者也有利；现时改良无效，不可行，改良後果害处深重，後果的後果不堪设想。
改良派尽其全能在改良头上戴上“非暴力”、“和平演变”、“人道”的光环。事实真是如此吗？
还是用事实说话好过用理论强辩。请看事实吧。
外国的事实。当今世上有两个和平非暴力改良范例，一是印度的甘地，一是南非的曼德拉。
可是请记住，1961年6月曼德拉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任总司令。这个民族之矛可不是和平非暴力改良的。
中国的事实。让我偷一次懒，抄张裕的文章给你看。
『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维新保皇派”一向被公认为中国“改良派 ”之祖。光绪皇帝支持康梁等“帝党 ”维新派的激进变法措施，遭到以慈禧太後为靠山的““後党”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康梁等就曾密谋游说当时正编练“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举行军事政变，企图以暴力夺取“後党”的权力并诛杀容禄等顽固派大臣，只不过由於袁的临阵反戈才一败涂地。
（康梁）伪造光绪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勤王”的“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并在这方面与孙中山合作，只不过失败後没有象孙等“革命派”那样坚持不懈而已。
康梁即使後来分道扬镳，前者坚持“保皇改良”至死，後者转向“共和改良”而在民国成立後加入袁世凯政府，但两人在政治变革中一直没有排斥过选择暴力手段——康支持了张勋的武力复辟，梁不但支持了段琪瑞的武力“讨张”反复辟，与其老师以暴力相对，而且在那之前还策动过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
再说一下改良之害。毛反革命建立政权後至今没有出现革命，这不是很符合改良派只期待政权的自我改良、不推翻现政权的愿望了吗？这一没有革命的结果是死亡半亿，受伤害过亿，中国人道德空前败落，贪污腐败空前，为世界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这就是改良後果的实质。这个改良“後果的後果”是中国民众继续受死受伤，继续道德沉沦，继续忍受不公平和受迫害。
张裕说∶『恰恰相反，那些能始终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认“革命派”，从菲律宾、印尼“人民革命”，到东欧民主变革典型的波兰“团结工会革命”、捷克“天鹅绒革命”等，也都被认为“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但却都不“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
我当然承认有和平非暴力的改良派。但是，张裕在其中说到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认“革命派”，是有道理的。为甚麽改良派会用暴力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改良派思想僵化，自认为改良是绝对真理，革命是绝对谬论。自认为手中有真理的改良派容不得革命派存在，非要赶尽杀绝不可。所以，我们看到了改良派否定革命的“告别革命”，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有革命派“告别改良”；哪个派宽容，哪个派僵固，不一目了然了吗？
就拿我和施先生的驳议来往来看，也可以看出问题。
我并不反对改良，我只反对在今天没有改良条件下强行推行改良。例如台湾民进党的和平非暴力改良，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百分之一百支持，因为它有条件这麽做。施先生反对一切革命，不管它有没有条件实行；坚持改良，不管它行不行动通。
我不反对不反革命的改良，我只反对反革命的改良。例如，海外有一个中国和解智库，因为它不反对别人革命，我极之支持他们。施先生反对所有革命，不管这个革命反不反对改良，更不管它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即使是非暴力的也要加上一个暴力罪名。
我认为中国民主进程中，应该包括从极左的暴力革命到极右的纯党内改良的各党各派和个人都参加进去；施先生排斥革命独尊改良。
不过，我与施先生也有共同的地方。当出现只能改良不能革命，或革命与改良同时存在，都有条件进行时，我会和施先生一样弃革命取改良。可惜施先生不管它条件如何都只坚持改良反对革命。
根据以上事实，请问∶我和施先生，谁的思想僵化些？谁的思想极端些？
为甚麽施先生思想会极端和僵化呢？因为施先生用的是刚性思维；即静态地、无视条件地，只用一个角度、一个立场、一个观点去观察问题，得出唯一的简单的结论；一得出这一结论就无法改动。我用的是柔性思维；即动态地、有条件地，从多角度，多观点，多立场去观察问题，得出多方面而复杂的认识；这认识会因时因地之变而变。
200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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