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恺钜——改命造运，广结善缘
一個人的命，從出生那天起，從東向西而去；
来源： 新浪博客 | 作者：炎黄子孙接力棒 | 时间：2013年7月07日
今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多次提出什么改革开放红利，而新任政府领导人也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大谈什么红利，以至于不知道他们津津乐道的这些“改开红利”为何物的普罗大众给新政府首脑冠以“李红利”的绰号。 众所周知，红利是资本市场经济中因股份制而产生的名词，简而言之是拥有股份的公司股东们按自己股份的比例分享经 营生意取得的利润。红利对利用改革开放之机获得了巨大利益的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却遥不可及，只不过是上层人物假大空的字典 里出现的又一个政治化新名词而已。 如果用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提法来解释“分享红利”，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几十年来创造和积累的巨大剩余价值，究竟是被掌权者如何分配的。 李克强最近宣布，按照人均生产总值，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原来就是一个根据GDP总量与人口总 量的一个平均数的普通比较叙述，可是，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绝大多数的网民说自己“被发达”，原因是根本感受不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与世界上号称中等发达的国 家，如欧洲的部分国家和附近的东南亚国家相比有任何优越性。 显然，财富分配不公平导致的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已经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 原因要从二十年前邓小平二次南巡后，主持经济部门的领导人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强力推进的改革政策去找。 从1994年到2013年，将近二十年经历了三任总理，实际上李鹏总理执政的第二个任期，经济是由副总理朱镕基 主管。朱镕基执政期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他倡导并大力推行的国企私化改革;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就是引进了美国的复进税制，并在中央财政和地 方财政之间设立分税制。 由1994年开始，政府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原来享有的公费医疗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的财政负担后，对民间在经济方面的压榨也显现出系统性。 此间大事列举如下: 一、住房改革 1994年7月18日朱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出台《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从此确定住房商品化。 1998年7月3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此确定住房商品化过程中货币化的方针。 二、“国有”企业改革 1997年9月十五大对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做出了重大部署，指出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元化”。 1998年原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财政部合并，机械、化工、内贸、煤炭等15个主管行业的专业经济部门改组为隶属于原国家经贸委的局，并不再直接管理企业。 三、医疗改革 1998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四、教育改革 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和国家即将出台的”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结合起来的新思路”。 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民办学校由此前的“补充”地位提高为“和公办学校共同发展”。 五、朱镕基经济时代的回顾与总结 首先，改革派将1994年定为所谓国家系统经济学元年，从94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建设往后做了至少有二十年的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是其典型的标志，这个决定首次定义住房商品化。 从人口经济学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口在1993年达到11.8亿，其中女姓的平均初婚年龄在93年首次达到22.67 岁，20-29岁的生育旺龄期妇女人数也是在93开始处于下降趋势，93年生育旺龄期妇女人数为1.2139亿人，比上一年度减少113万人。也就是从1993年开始，生育旺龄期妇女人数逐年会呈显递减。 那生育旺龄期又是什么概念? 很简单，就是要结婚年龄到了，中国传统，结婚标志着立户成家，立户成家便会需要住房，这便是为什么住房改革会是在那一年的原因。 这个系统原理其实也很简单。1978年后新增人口的家庭均为这次所谓房改的首要目标，同时也是以后所有政策的主要受害人群。 从78年94年时统计结婚生子的年龄结构主要是男人24至40岁之间，也是事业奋斗的主要年龄阶段，全国十几年 的改革成效以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数的暴涨便可以得知一二。如，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978年是210.6亿元，1988年达3798亿元，短短10年增长 了18倍，到1994年则达到21662亿元，为1978年的103倍。 国家要发展要建设都要钱，钱从哪里来? 21662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便成为解决资金来源的主要依据，当时朱镕基的办法便是房改，通过房改第一次对其人民的财富进行收缴。 人口发展的规律便是结婚-生子-教育-子女成家为一个循环，在这样一个循环面前，有当局口中叙述的太多“人口红 利”，你结婚便会需要住房，生育后代便会教育，这便是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迟到97年才正式启动的原因，其实早在93年大力加强第三产业发展的规划中便将教育 正式纳入了产业格局，子女教育完就业后又会是一个结婚需住房的阶段，最后这部分人口年龄已经明显呈老龄化，老龄化便代表着身体机能的弱化，同样，医疗这个 最后出台的制度会压榨你毕生所有的财富，直至死亡这个周期才算结束。 现今房价高得离谱的战略是从94年开始便注定下来，这是既定经济理论的必然周期，后 任者只是这个理论中的一个具体实施者，却逃不出这个规律。从新总理李克强上台所提的改革红利中，不难看出这套理论仍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将对象由城市人口换 成了农民，而手段换成了“城镇化”。 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间有着太多不可思义，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当权者上下其手，弄权盗窃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巨额全民资产的复杂过程。 我们将时间回到1997年9月。那次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完善所有制结构”等决策。 所谓“完善所有制结构”其实就是对产权，即所有制进行偷换概念，为盗窃全民财产进行舆论准备。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国营企业无非是来源于以下途径：国民党政府的兵工厂，国民党政府以国有名义管理的企 业，被人民政府没收;有帝国主义背景的官僚买办企业被人民政府没收;民族资产阶级办的工厂，经社会主义改造后，通过赎买政策，被改造成全民所有制;新中国 的政府投资兴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总之，都是中国人民奋斗几十年、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都是新中国积累起来的家当。 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没有国家所有制。当年政府管理经营的所有企业，产权都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政府仅是受人民委托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简称“国营企业”。 国务院根据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等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谋划策，将中央和地方国家经营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即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偷换概念，变为国有企业。原来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摇身一变，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持有人，原来属于全民的资产，就成为了属于政府的国有资产。既然是属于政府，那各级政府负责人就有权去处分这些企业名下的所有财产。 从那时候起，中国的企业便以改革的名义便成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种。也就是国营的全民所有企业变为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残存的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大概就剩下中国供销总社，以及其辖下的各地农资公司这个由于与农村经济紧密相连，因而不好称为国企的硬骨头。 动用国家的权力将全民共有的资产改成国有资产，最后变成国资委的资产，也经历了一个趁乱瓜分的过程。1998年原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财政部合并，机械、化工、内贸、煤炭等15个主管行业的专业经济部门改组为隶属于原国家经贸委的局，并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从这开始，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正式进入了后来称为“五龙治水”的混乱局面。 这期间仅仅依靠的是1989年2月19日由原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原国资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同年同月同日出台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指导企业租赁产权转让等，这两部规章对产权交易行为的监督力度显然不足，加上当时混乱的国 企资产管理秩序，这是大量国有资产非法流失主要因素，混乱监督管理加速了更多的国有资产被倾吞，1998～2003年的统计,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 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 即使在美国，在充分市场化了的国家，企业和企业家也不能为所欲为。企业家必须受到公众的监督，如果把企业搞垮了，就必须受到严惩。这和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无关，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关。搞垮企业必受严惩，是世界通行的规则。 而在中国，除了大型的、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外，中小国有企业基本上已经全部以经营管理不善为名贱卖光。然而，没有一名国企高管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被追究，也没有受到任何质询，反倒成为这场私有化改革的受益者，其中有不少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发户。 国企被搞垮的恶果全部由无辜的普通职工承受了。就好比一场失败的战役，指挥战役的将军、司令、参谋长们全都没事。被军事法庭枪毙的只是成千上万的士兵。而那些指挥战役的将军以及他们的上级，还因为“剥离不良资产”有功而受到奖赏。这是世界上最荒唐也是最无耻的事情。 对广大人民来说，中国的企业改革就是一场浩劫，它使九千万工人阶级从领导地位落入人间地狱，使无产阶级政党失去 群众基础，让中国重新沦入封建权贵资本的泥坑，人类诞生以来最丒恶最败落最腐败的现象，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九千万工人阶级不但如同农民失地一般失去赖以 生存的饭碗，还失去政治上的一切权力，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于还不如当年还有工作权生活保障，只是在政治地位上落魄的几十万右派，更何况右派还有 机会平反,重新夺回权力。 直至2003年12月正式颁布《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才算确立了产权交易管理过程制度体系化。从现在来 看，由当年资产流失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是社会在思想道德领域失去引导从而造成各类恶性群体事件的最大诱因，同时也是所有社会潜在不稳定因素中突 出的不公的来源之一。 朱镕基内阁改革的要点，其实并不复杂，一言蔽之，就是实现政府的收入最大化，负担最小化。为此，作为社会主义最 基本特征的公费医疗和义务教育作为财政包袱被取消，大量的国营企业职工被下岗。2003年，温总理上台时，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以超过GDP增长率一倍以上的速度猛涨。 温作为朱镕基时期的副总理，对朱镕基当年在国家财政集聚了足够的资金后，再返过头来 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机制，还利于民的保证是清楚的。他本人也在就职后的十次记者招待会上反覆地以各种动人的语言，信誓旦旦地去保证要建立一个 “比太阳更明亮”的公平公正的社会。 很可惜，国人看到的现实却与他的言论偏偏都是相反的。 仅以教育为例，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只不过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在提出4%的目标之后，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的 2.41%，此后，1999年2.79%，2002年3.32%，2003年3.28%;2004年2.79%。这样的比重，大体只相当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 温氏十年施政还有几个特色： 一，土地财政全面开花 土地财政，是从香港政府学来的招数，在香港已经实行了多年。实质就是政府有意的培植少数的地产寡头，先是推高楼价，然后政府与寡头勾结，通过所谓“公平公正”的公开招标拍卖方式取得自己的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说，1999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为514亿，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 9.2%。到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增至2.9万亿，占地方财政收入83.3%。实际上，地方政府就已靠着这83.3%的土地出让收入在运转。当那些买 不起房的中下层民众伸长脖子听信温氏一次又一次的指天发誓要强硬打压高企的房价，最后都跌进失望的深渊时，人们才明白，原来他是在演戏。 土地财政并不是万试万灵的良药。政府和地产商联手推高地价楼价的恶果今天已经在香港涌现。 当年靠制造业起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靠插塑料花出身的李嘉诚在发达后与香港政府联手，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 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的发展打击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由于楼价地价高企，营商成本居高不下，香港近年 来的投资环境环境极为恶化，除了一些对土地价格不敏感的第三产业外，没有投资者愿意留在香港发展。香港人说：一个李嘉诚的发达，堵死了千百个李嘉诚发达的 路，香港的未来真是一片渺茫。 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当年开章明义，就是要走亚洲四小龙的路：靠制造业崛起。 三十年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成果，是在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同时，换来了实体经济占60%的GD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这是真正有竞争实力的经济结构，而且符合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国情。 但是，土地财政十年无序的发展，已经给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隐患。今天的后任鼓吹的所谓城镇化红利，事实上就是要急功近利，继续扩大土地财政。如此发展下去，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将要面临香港目前的困境。这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二，无限制地扩大税基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表示，我国现在有19个税种，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立的法，剩下16个都是国务院的法规和条例。 以“调控经济”的名义开征各种税收成为温氏经济政策的一大亮点。十年来，国务院出台了种种所谓宏观微观调控政策，各地政府在自己的权限内制定各种法规，征收各种罚款，多如牛毛。 整个经济板块中，最大的肥羊莫过于房地产。于是国务院以调控房地产价格的名义，不断地出台国五条，新国五条等等，唯一的手段就是加税，最终的目的就是增加财政收入。无数次加税并没有对房价形成任何的打压，唯一赢方还是政府，输方必然是人民。 把2010年全部的税收收入加起来，其中91.5%都是被称作企业的所得税，真正由个人交纳的税收只有8.5%。这说明，在中国真正有针对性的，可以由政府把握的税款的比例大概不足10%，大量的税收都是企业交纳之后再把它加入到价格中向全社会扩散的。 对2010年全部的税收收入进行分割会发现，70%以上都是间接税，就是转嫁性质的税。这意味着，这70%的税大量是由消费者负担的，更多的是中低收入者而不是主要由高收入者负担的。 三，通过垄断性国企提高基本民生资源价格 与国际接轨，是温氏政府喊得最响的口号。在国人的收入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中国的石油产品价格，电价水价等等，已经一步到位地与国际牌价接上轨了。 中国是一个半自给的石油生产国。国产原油的价格当然要比由国际垄断财团操纵的国际牌价要低。这个因素应该对国人 是有利的。但一刀切将国内的石油产品价格与国际牌价挂钩的结果，是国家财政不但将国产石油与国际石油牌价之间的价差盈利全部拿走，还让国人承受国际垄断财 团操纵油价产生的所有风险。 而当国人由此对“三桶油”产生不满时，温氏就及时将人民的不满转向，发动舆论数落国企的诸多不是，要按世界银行 行长佐利克的规划进行垄断性国企私有化，彻底分掉全民所有制企业最后一块蛋糕。2012年，温氏下台前匆忙出台的《国发新三十六条》，为最后的瓜分合法化 提供了政策依据。 四，大规模扩张分食国家财政收入的队伍 中国在册的公务员队伍据说有七百万人，最近每年以一百万的速度增长。除此之外，还有十倍于这个数字的“临时工”，以协警、城管之类的诸多名堂存在，由国家财政支出。 这个庞大的队伍之所以失去控制，也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横征暴敛使得微小企业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容纳不下庞大的就业人群所造成的。伴随着大量缺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低质素人群进入执法队伍，社会治安更趋恶化，官民矛盾日加尖锐。 五，既得利益集团公开化 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豢养的近亿掌握了大大小小权力的人群的核心，就是通过种种所谓改革措施获得了巨额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出现这样以权谋私，钱权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并非新鲜事，而是旧社会的腐败回潮。 当年，革命先行者邹韬奋民国初期在有关“中国梦”的问卷中回答，他的梦想就是：“政府不是统治人民的，而是为全体大众计划，执行，及卫护全国共同生产及公平支配的总机关”。邹韬奋在1944年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梦想，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实现。 我在2010年三月曾经在新浪博客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中国财富聚集地图 - 私人资本版(… 》和《中国财富聚集地图-国有资本版(改… 》。 我当年在文章中不无天真地认为：“总体看来，执政党为改革开放的列车准备的另一条轨道就是这样的：采用各种手段 将财富收归国有，形成可掌控资源，然后在国家的主导下推行内部政策进行分配，彻底解决社会冲突的根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个总体战略是 可行的，因为是一着没有新意的险棋，就看是由什么人来执行。在官德不倡，各级执政者总体水平低下的环境下，我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但我同时又对国内的政治气氛感到有些不妥，于是还说：“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最后发展成为毛泽东口中的社会帝国主 义，随后在军备竞赛中被美中两国联手弄垮。中国是否在重复苏联的道路呢?要知道，毛主席有过一句名言，大意是苏联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苏联的历史经 验，永远值得中国借鉴。” 很不幸，我当年担心的结果在文章发表前后不断涌现。 六，大张旗鼓推行私有化 任何腐败行为，其实都是化公为私，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私有化行为，大规模的私有化则是最严重的腐败形式，而且随着私有化的过程中走向全面失控，但是经常还打着合法的外衣。 2005年2月19日，国发[2005]3号文：《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共36条意见，这是一个违反宪法的私有化纲领。 此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报道：在全国经营性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57%下降到2010年的27%，并且在进一步下降。 2010年5月7日，国发[2010]13号文：《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键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意见，更是一个进一步违反宪法的私有化纲领。它鼓励私人资本，实际主要是外资并购能源、铁路、金融、电信、军工等由国资掌控的大型骨干企业。 2012年2月28日，在北京发布了由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主导编写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其要害是以反垄断为名，使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如果照此推行，国家各经济领域都将实行私有化，重要经济领域将被外国资本实际控制，势必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生存。 七，无法制止的腐败 今天的中国，腐败问题，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腐败从体制内蔓延到体制外，弥漫至社会各个领域，连教育、医疗、学术等领域都不可避免。 但由国务院领导公然带头违反党中央在1989年7月颁布的严禁党的领导干部家属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经商的纪律，纵容自己的配偶子女女婿兄弟大规模经商敛财，在短时间内获得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巨额财富的作为，却是在中共建政史上绝无仅有。 为了达到继续让自己家族掌控的财富安全并且继续增值的目的，所有既得利益者在客观上也必须通过纵容腐败来形成权贵集团的利益共同体，快速制造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同时通过实行市场化，在民间催生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形成一个吸食民脂民膏的特殊利益集团。 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分析和评价过清王朝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随着和珅扶摇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败坏，他建立的庇护制网络，渗透到各省官僚特别是军事部门之中。而围绕和珅 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到师生关系、上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化的根源，这与和珅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和珅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驾崩为止，他的倒台见证着乾隆朝最后年月的体面丧尽。嘉庆抄查其家产，总值 达8亿两。清代国库在1777年达到鼎盛时，年终结余亦不过8182万两。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灭迹，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为主基调时，也就是 官场上下利用权力埋头捞钱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形式，再次极大地败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八，浪费大量资金进行维稳 和谐社会是前十年胡温执政的口号。由于温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修改成一切向钱看，引致官员道德败坏，社会上民怨鼎 沸，暗流涌动。由于司法腐败不公，民众在本地投诉无门的状况下，只能上访。温氏将减少上访人数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之一。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通过花大钱来维持社会稳定的机制。每年国家的维稳费用超过七千亿人民币，比军费还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主流媒体喋喋不休地鼓吹的什么顶层设计改革究竟是什么东西，而所谓改革红利，又是如何取得和如何分配的。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由精英治国。这些精英无论是基层推选，代表大会选举或是将来有一 天民选，他们本身的素质和信仰非常重要。毛泽东曾经说过，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有十五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就有希望。很可惜，以中国之大，人口 之多，最高领导层中居然找不到十五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几年，资本主义就通过高层中的以权谋私者进行反攻倒算，直到今天一发 不可收拾。由有意以权谋私者进行顶层设计的改革，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归根结底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灿灿的大字至今还镶在中南海新华门的正中央，可是二十多年来，那些住在里面的人仅仅在口头上用这五个字来糊弄国人，实际上推行的政策，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更不是以人民为本，而是像厉以宁所说的那样，以 广大人民的贫穷作为上层少数人发家的前提，以人民为敌。 这就是我们在这二十多年来所看到的所有的怪现象的根源。 1990年 - 1993年，从苏联到俄罗斯，通过短短几年的私有化，苏联时期积累几十年的庞大公共财富被少数金融寡头和外国资本洗劫一空，而这种超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在取得既得利益的资本主义拥护者心里是合法的，是属于改革的红利。 苏联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的解体，至今还令包括总统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爱国者们扼腕痛惜，反思不已。其实，苏联的解体，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了。毛泽东当年曾经通过中苏论战，详细地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指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必然会导致苏共政权的灭亡。 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亲自指挥并执笔修改，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第九篇：《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本来毛泽东还准备发表《十评》，《十一评》的，没想到《九评》发表不久，赫鲁晓夫就下台了。与此同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当年人们都说，《九评》与原子弹具有同等威力。 也正因为《九评》的杀伤力，今天我们在网上已经很难搜索得到《九评》的原文了。看来是掌握了舆论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有意所为。 毛泽东亲自在《九评》中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 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 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 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 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级的利益为转移。” 这不就是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吗? 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如此害怕这篇文章，如此仇恨毛泽东了：因为中国从1994年开始的改革，居然了无新意，不是什么特色社会主义，而是复制此前二十多年导致苏联解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老路。 可以预见，如果国家权力继续掌握在走资派手中，为了谋取私利，他们下一步就需要破除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有制和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教给人民的大民主对腐败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