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的尴尬，在呼唤文言文？

孙恺钜 2021年10月1日

 

相对于文字的使用，记录文字的纸是很晚才发明的。

文字，最早记录在陶器，青铜器上，“以制器者尚其象”，义乌桥头遗址，河姆渡，仰韶，良渚，龙山，二里头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石器、青铜器等，带有各种卦象、图文、单字等刻画符号，这些就是早期的文字记录。后来，文字记录在兽骨，龟甲上。甲骨文，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了。再后来，人们开始使用竹简来记录文字。在纸张发明之前，竹简是最为简便的记录文字的媒介。

用竹简来记录文字，竹简，相当于纸张，在竹简上刻字的刀，就相当于笔。用刀在竹简上刻字，远不及后来用笔在纸张上书写来得快捷方便。而且，储存起来体积庞大。因此，就要求记录下来的文字，尽可能的精简。于是，文言文产生了。王力先生认为，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1]”，也就是说，文言文，不是简单地记录口语，而是经过再三提炼、精简以后的书面语，是与口语并行的另一套语文系统。《道德经》、《论语》等古圣先贤的著作，不是老子、孔子的口语的记录，而是经过整理，经过提炼升华以后的作品。所以，我们现在读起来，才会有字字千金的感觉。口语，记录下来就是白话文。但在先秦时代，由于记录之繁琐缓慢，只有精炼的文言文才可能被记录下来。故而从那时候，文言文，就成了知识阶层才掌握的知识。蔡伦造纸，使得文字的记录和保存有了经济实惠的媒介，也使白话文的创作成为可能。比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当然，白话文的作品，属于下里巴人，流传于茶馆、青楼等。用现在的观点，属于通俗文学。

民国初年，国人苦于西方列强之欺凌，遍求强国之道，于是，从西方引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自此，文言文被束之高阁。一百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不会写文言文了。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一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恺钜理解的上下五千年，是上五千年，下五千年，合起来是一万年的文明历史。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中，出土了画有完整的六爻卦象的陶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河图洛书。这些都是距今八千年，九千年以上的文物。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从远古的结绳之政，到卦象文字的产生，到甲骨文的应用，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发展成了双系统结构。即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同的两个系统。人们在语言交流时，应用的是口语系统，人们在写作时，应用的是书面语系统。汉语的这种双系统结构，使中国人的大脑开发程度，成倍于使用其他语言的民族。也许，这才是中华文明的辉煌，延续至今仍然充满活力的答案。

五四以后，我们采用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但是，由于惯性的作用，我们在书写时，会不自觉地使用成语，引用典故，即我们在白话文环境下，仍然在不自觉地进入文言文的书面语系统。如此看来，中国人的大脑开发程度，还是要超过使用其它语种的民族。

五四至今，经历了几代人的变迁，我们现在读古文，开始感到吃力了。于是，就有人专门从事一项工作，把文言文的古籍，翻译成白话文，使不懂文言文的人，也能够看懂古人的著作。当我们把白话文的文章翻译成英语的时候，英语的篇幅通常要比汉语增加三倍。这是因为英语是线性文字，汉语是多维度的文字。汉语翻译成英语，属于降维展开。同样的，这种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的工作，也就是文言文的降维展开。文言文的维度，更高于白话文。文言文降维展开以后，固然是容易理解了，但是文章的篇幅也同样增加了许多。从通俗易懂的角度，自然是白话文占优，但从思想的容量、深度、广度等方面来衡量，文言文无疑是更高级的。与白话文相比，至少要高一个维度。否则，无以解释为何翻译以后篇幅的增加。

有人认为，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是历史的进步。毫无疑问，白话文，包括简体字，在共和国的教育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但在《清史》的编纂中，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从古到今，《二十四史》只有四千万字，即将付梓的《清史》，洋洋三千五百万言。如果有人专门研究清史，单是读完《清史》一部书，大概就可以退休了。《清史》主编戴逸先生坦承，之所以弃用文言文而改用白话文，是因为现在历史专家的水平太差，没有能力以文言文的体裁完成这部旷世巨作。这真是斯文的无奈，文化的退化。以后的历史，如果都是像这样子写法，历史只能死去。《二十四史》以后的第一部史，《清史》与其并列，成为《二十五史》，从历史的角度，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高维度的书面语降维成记录口语的白话文，显然是文明的倒退。如果说，当年因为书写困难而产生了文言文，那么，在当代信息爆炸的新形势下，再一次有了使用文言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实际上，由于文言文的退位，已经使现代人无法读懂古籍。什么是文化断层？这就是文化断层，是对文明史的人为的割裂。因此，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有条件地恢复使用繁体字和书面语，是完全有必要的。

恢复使用文言文，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文明进步的要求。

 

 

 

 

 

[1]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二版，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