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感(萨特)
萨特是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不能算那种纯粹的文学家,至少是相关或相似,由此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另一位大哲学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就是罗素,“以表彰其“西歐思想,言論自由最勇敢的鬥士,卓越的活力,勇氣,智慧與感受性,代表了諾貝爾獎的原意和精神”。”《维基百科》 罗素是以数学和哲学得名,他写过小说,但读者寥寥。
虽然他得奖是因为另一本书,但好多人认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他得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而那一本书恐怕读过的人并不多。我有些以为是那些老先生急于想恭维一下罗素,《西方哲学史》与文学八竿子打不着(不过里面的俏皮话的确精彩),而且并不好懂,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更要命的是得有语言哲学的背景,因为罗素从对古希腊哲学家的评价都是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的,而语言哲学需要数理逻辑作为基础。我相当怀疑有多少文学家能读懂这个大部头。而萨特至少在表面上要好懂得多。
这二个人有一些方面是一致,罗素几乎不提自己得过奖,在自传中以他那种独特的调侃而认真的方式说到:
“以授予功绩勋章肇始并以获得诺贝尔奖告终的1950年,似乎标志我的声望到达了顶点。我真的开始感到有点不安,担心这可能意味着盲目正统观念开始产生。我一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邪恶而成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却非常迟钝,以至于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罪过。”
萨特则更干脆,直接拒绝了诺贝尔奖,“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领奖是因为它把作家和文学分为等级。”
罗素虽然一贯反战,在二战时却支持打败希特勒的德国,萨特本人则在法国参加过地下反抗运动;两人都激烈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也是欧洲知识界反对越战的领军人物。两人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最积极支持者。
这两个人都在非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多半来自于对传统道德的极力攻击。虽然有这些相同,两人的哲学却是代表了哲学的两个极端,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和传统。罗素曾经对哲学家作过一个分类,一类与科学和数学有密切关系,或者是企图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这一类哲学家是大多数,典型的有康德,休谟,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马克思也是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叔本华,尼采,还有萨特,他们与科学,数学几乎毫无关系,而是直接诉诸感情,他们都与卢梭关联很多,因为卢梭是强调感情的鼻祖。
罗素还强调,后一类哲学家人数虽少,却照例影响力极大。这是太正常了,逻辑永远不是感情的对手,就像你不管怎么苦口婆心对孩子讲了多少道理,却敌不过歌星的一句台词。罗素曾经长篇大论地驳斥基督教的地狱,如果细读,其实也是出自于感情,他不喜欢地狱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一向与基督教作对,认为那个天堂恐怕没有他的位置
萨特与左拉极为相似,一种形象地表达就是那种法国的文化人,思想左而激进,政治上非常活跃却与当局关系很坏,是巴黎种种文化沙龙中的领袖人物,影响很大而可以看成是主流。叔本华和尼采都混得不好,得不到主流的认可,死后才名气越来越大,黑格尔活着时就是主流,但却是政府的宠儿(他们都是德国人)。英美哲学家大多是学者型的,并不激进,在政治上一般也不活跃,罗素是一个例外。
罗素我已经讲过很多,因为他是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我来讲一点萨特,但仅仅限于我认为他影响力最大,也是最被人熟知的那一点,多了恐怕我也讲不出来。
萨特是所谓存在主义的代表,这三句话最重要:“上帝已死”(尼采);“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是允许(可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我下面把这些话连起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上帝已死”是尼采的名言,我以为正确的解读不是说没有人相信上帝了,而是说上帝作为哲学的基础已经死亡了。传统哲学是围绕着上帝来建立哲学的,上帝规定了万物及人的本质,目的,等等所有的一切。而上帝已死,人却仍然活着,所以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本质这个东西了,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东西作为哲学的基础,这就是存在。
用萨特的话来说:“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它可被任何觀念定義之前便已存在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尔所說的人的實在性。”
上帝已死是一种现实,也不能说是坏事,因为这给我们的人生(或者哲学)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在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自由,而不是人仅仅是上帝的一种工具。接下来萨特的这些话就可以推出来了:
“我的自由就是我的本质,我要存在就不可能失去自由。但是,到处都面临失去自由的危险:我作为主体生活在客体当中,而危险就是我可能会‘沉沦于’客体的世界中,而成为其中的一员。作为回应,我可能会隐藏自己,把自己埋藏在某种预定的角色中,并且扭曲自己,让自己适合于已经为自己做好的衣冠,……便是我接受了一种道德,宗教的社会角色,这些东西都是别人为我设计的,……‘我为他人而存在便是朝着客体性的沉沦’”《牛津西方哲学史》
读过萨特的人用不着看我的解释。在萨特看来,我之所以是我,那是因为我与其他人有不同的地方,而社会(客体)不喜欢这种自我,总是要用道德,宗教的社会角色来把人斩齐,而一旦成功,人就失去了自我,也就是自由,这实际上是人的沉沦,因为主体(我)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把尼采作为角注可能更容易理解。在他看来,这个世界的意义在于英雄,英雄是这个世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而广大愚蠢的大众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英雄的,而人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总是怀有深深的恐惧,于是就用传统的道德,用爱,平等等等来消灭,或者消磨英雄,把英雄拉得跟大家一样,就都安心了。但是,这个世界却因此而失去了意义。
尼采是那种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哲学家,在今天仍然如此,比如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对所谓伟大领袖的阴谋阳谋津津乐道,佩服之极,说穿了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任何强权政治背后多少都有尼采的影子,因为其必然包含着对普通民众的鄙视。
当然尼采和萨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萨特并不否认普通人的价值,实际上是认为人人都要有自己的价值,但其结果就是“他人就是地狱”,强调自我的哲学恐怕只有这两种逻辑结论,他人不是地狱就是垫脚石。
从前面我们不难理解,萨特对传统道德的攻击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是,在我看来,罗素这一类语言哲学家对这些东西的抨击却更严肃,更有理,难以不认真地对待。因为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结果是直接破坏了这些东西的基础,是一种釜底抽薪。
语言哲学家根本不谈自我,因为所谓自我只能理解为自己的心理过程和状态。首先,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的目的是对语言和思想进行逻辑批判,心理上的东西只能由科学(心理学)来讨论;其次,这些问题心理学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从自我出发的哲学就是不知在干什么,只能说一些仅仅是自己理解或者欣赏的东西。
语言哲学家同样反对那种要把人弄成一样的思想和信仰的传统道德,但不是诉诸感情,而是根据逻辑。张三和李四是不同的名字,意味着他们是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关系,如果两个人一模一样,那就没有张三或者李四,只有他们了。既然人都有不同的名字,把他们弄成一样显然就是一种逻辑错误。
比如说,罗素认为我们应该对同性恋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因为人本来就是不同的。如果医学上不能证明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就不能因为你或者大多数人不是同性恋而说那是不正常的。
萨特恐怕会这样说(是一种推理):如果我的自我(或者存在)是同性恋,而因为别人的反对而改变的话,那就是我丧失了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一种沉沦。还可以说,因为自我实际上是不能改变的(能改变就不是真正的自我),我只好隐藏自己,扭曲自己,把自己埋藏在某种预定的角色中,让自己适合于已经为自己做好的衣冠,但是,这除了使自己和周围人都不快乐,不自在以外,还能有什么意思?至于有人会说,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人类既不是要灭绝。但用不着担心,正因为自我是不同而且不能改变的,所以自然有很多人不会和我一样,各人都去实现自己的自我不是很好吗。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小的问题,除了那些极有浪漫情怀的人,看看美国的新闻就能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容易冲突而酿成悲剧,总不能让那种杀人狂或者恐怖分子去实现自我吧。所以说,萨特到后来也承认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梦幻,那么当然,萨特的哲学就不得不打一些折扣,不过像他这样把基础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哲学,这个问题并不那么严重。而像马克思自称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是,现代物理并不支持决定论,也不支持牛顿力学的物质是根本,这就有些摧毁性了。
这个背后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不同,在罗素看来,把渺小星球上的一种渺小生物作为哲学的目的,实在不能称为所谓哲学,倒是和宗教有些类似。不管这个宇宙有没有目的,实在看不出如果没有人类,宇宙会有什么不得了的损失,这种说法具有宗教的那种不可救药的狂妄自大,想当然把人赋予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要地位。
罗素写《西方哲学史》的时候,正是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把欧洲弄得狼狈不堪,他认为这就是诉诸感情的一种恶果,理由与前面所说同性恋相同,既然科学上拿不出种族优劣的证据,种族主义就只能是情感的一种产物。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诉诸感情的哲学是无法进行批判的。罗素曾经说过,如果非要他在阿奎納和尼采中选一个,他情愿要前者。因为那种经院哲学与逻辑有关,所以能够从逻辑的角度来进行批判;尼采哲学的基础只是情感,而感情只能用感情来反驳,那没有多大意思。一个不能批判的哲学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罗素安心地接受。
然而,尽管强调自我从逻辑上只能得出他人不是地狱就是垫脚石,但因此而完全否定萨特恐怕也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别人对你是地狱,同样你对别人也是地狱,大家彼此彼此,我们就只好在地狱中找到办法来相处。说得乐观一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找到一种办法来使之变得不是地狱,从而把萨特的地狱看成是一种文人的夸大其词。只要不像尼采那样把他人看成是垫脚石就行,还要用所谓英雄来掩盖这种残酷,就更让人难以接受。
还可以从萨特的名言:“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么也不是)”看出其哲学的价值。人不是神的羔羊,也不是领袖,主义的工具,人除了活出自我以外,别无意义。
坦率地地说,我以为萨特其实是很难懂的,比语言哲学要难得多,因为时常不能确实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说,他说的是自在和自为,我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说自我,既把那个自我看成是与他人相对立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那个意思。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究竟怎么来区分自我和他人。从某些心理学观点,所谓他人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折射或者延续,有什么样的自我就有什么样的他人,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你心里有屎自然看别人都是屎。我认为萨特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但我有些看不懂他的处理,而且他也认为这是不可描述的。这倒是容易理解,因为任何对他人描述都是对自我的一种限制,是传统道德体现。
他对情欲探讨相当有意思,在他看来,情欲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占有欲,很能体现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情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需要,因为那可以有很多办法解决的。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一种占有对方的欲望,这就是把自我扩展到他人的最常见的做法。但是,你所要的占有却使得他人失去了自由(自我),这个矛盾无法解决,所以你不能占有他人,占有的只能一具丧失自我的空壳。我以为所有以两性战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都逃不脱这个调调。
当然,萨特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两性,资本主义不过用金钱来实现对人的占有(他对资本主义是相当痛恨的)。从更广泛的观点来说,因为人不可能没有他人,所以人永远在这种占有和反占有之间挣扎,或者说,在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之间挣扎,每个人都同时是占有者和被占有者,他人就是地狱就是这种状态的形象表达。
当然,占有不可能成功,因为存在(自由)才是人的根本,你却不能占有别人的自由,因为你占有他人时,他人已经没有了自由。总而言之,如果理解为他人是地狱其实就是自己是地狱,好像并没有什么大错。
我觉得现在的人理解萨特是要容易一些,比如在硅谷那些企业,雇员是可以自己选择课题,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流动,在报酬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为什么?道理只有一个,那些企业需要的不是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力,而是雇员的创造力,而创造力这个东西必须要有自由或者自我。
但有些东西因为有逻辑可循,我就能很快地理解。比如说,他认为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十分好懂,因为道德就是一个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由,约束就无从谈起。那种在道德约束下的自由在逻辑上就有些本末倒置,我们首先得谈自由,即存在就是自由,然后才能谈所谓的道德(约束)。
我以为这一点极为重要,可以看成是萨特哲学的独创性,即与传统哲学的不同之处。
过去的哲学基本是企图想找到一套规则,我们只要遵守就能保证不犯错误,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这种规则都是对人的自由的约束,实际上是对个人的一种异化,其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残酷,一起邪恶,这实际上是因为人被抹杀了自由的一种结果。从萨特说沉沦我们可以知道,他认为大家都一致的时候,那一定是不对头,被抹杀了自由不仅仅是存在就毫无意义,而且那个一致必定导致邪恶。接着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当让人不舒服的结论,人只能在所谓邪恶那个方面达到一致,在所谓高尚方面是没有一致的。
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就不会跟随大家去干邪恶的事情,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因为许许多多残酷的事情都是在思想一致的旗帜下做出来的(最典型的就是战争),所以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还可以说,每个人追求并实现自我,这就是一种真正的人道。
当然,正如萨特所说,人如果有了自由,有选择的权利,那意味着一种痛苦,因为人没有了上帝作为依靠,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对行为负责任。不能把邪恶往宗教,或者领袖身上推,是你自己选择的邪恶。
传统哲学在这一点上影响极大,我想能够有一个简化的类比,中国人好懂,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咱们首先统一思想,然后你就有自由了。或者说一个简单的比方,中国传统道德是讲妻以夫纲,妻子在接受丈夫的绝对领导以后,她就有自由了,但这能够是自由吗?
我想对文革有切身体会的人不难理解萨特在说什么。
罗素评价叔本华是悲观哲学家的代表,如果认为尼采的英雄是一种虚幻,其悲观就不会亚于叔本华,萨特也是有几分悲观的。接下来罗素认为,因为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比较乐观,所以像叔本华这样的不同角度就有其价值。我有些以为,悲观的东西往往不缺乏深刻,但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悲观,人要乐观往往只好在很多时候把眼睛闭上。
萨特生于1905年,就是说他的前半生是在一个极具动荡的欧洲,两次大战,经济危机,政局变换像走马灯,祖国还被德国占领。像他这样十分敏感的文化人,如果还能乐观那倒真是稀奇。
不管怎么说,我的确是非常喜欢萨特的,因为攻击所谓本质,必然会导致否定统一思想(只要承认本质就暗示有统一的可能),凡是这一类的哲学我都喜欢,那出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经历过文革那个时代,那种对人思想上的强迫除了地狱,找不到另外的词。不错,你可以贴大字报,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任何言论只要伟大领袖不高兴,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什么是革命群众的铁拳,这种自由还不如没有的好,不说话至少不会上当。
也许可以从康德的那句名言“再没有任何事情会比人的行为要服从他人的意志更可怕了”来看待上个世纪的哲学,要避免这种恶果,从哲学上我们就必须得抛弃本质这个形而上学,萨特和罗素就是这样做的。我想有人会说,把我的本质理解为自我不就是一样了吗,但是,这里却有一个关键区别:就像萨特所说自我实现才是你存在的唯一意义,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的本质是自己作不了主的,在中国过去的很长时间,你的本质是由所谓组织上来作决定的。
也许萨特的哲学有些激进,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价值,因为今天仍然有许多中国人十分高兴地由别人来代表,当然,也有一些人总是在代表别人。如果你认为这不对头,那萨特的哲学就有几分道理。因为你就是你,如果你一旦被别人来代表,你就失去了自由,也就是存在,那么,你将一钱不值,这就是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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