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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老张
老张是一个俗人,所谓俗人,就是不会谈那些高深的话题,而对那些平凡小事有无穷无尽的兴趣。当然,也看不到大趋势,只是对细节有过人的观察力。
比如说,老张经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做菜,从怎么买到新鲜,合适的原料,到怎么洗,然后就是先大火,再小火,根据菜的颜色改变放什么样的调料,颜色到什么程度就应该起锅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就完了,他还会接着讲应该把抄好了的菜放到什么颜色的盘子里,才能引起人的食欲。做一个菜只需要十分钟,但他却可以眼睛放光地讲上一个小时。
对了,他对颜色的敏感从来是有始有终的,于是有一回在办公室里引起了一次灾难。据他自己的解释,正因为他对颜色判断出现了误差,这又是最重要事情,于是他开始拉肚子。他就去看了医生,关键是他异常详细地询问了医生怎么样来判断病情的改变,我琢磨着这个医生可能由此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很有些不幸,那天正好来了一个刚从学校分来的女学生,被安排坐在老张的对面,可以作一个合理的猜想,那个位置没有人敢坐。他自然非常高兴有了一个忠实的听众,于是当然就谈起了他当时最关心的事情,大便颜色的改变。
可怜的小姑娘,第一天上班,不知道是可以离开的,努力坚持着。不过到最后硬是没有能挺住,想到卫生间去呕吐,结果是在走廊上吐了一地。
后来领导把老张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禁止他以后对人谈排泄物的颜色。老张就有点觉得委屈,说:
“这是医生说的,也是一种科学,我是在科普,谁能保证自己没有一个头痛脑热,拉拉肚子的,大便的颜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有些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总是不错的。”
领导就很有些不耐烦,提高声音说到:
“我们这里是办公室,不是厕所!”然后就有些后悔自己没有把门关上,恢复到正常的音量,“你头脑应该多想一想大事,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不要总是讲那些家庭琐事,你是一个国家干部,不是在摆地摊。”
领导肯定是看得到大事的,因为那一年是1989。
那一年的初夏整个北京都是像着了魔式的狂喊不以,人们好像突然有很多话要说,而且还说不完。老张也变得兴奋了起来,不再谈周围那些颜色,改谈那些高级的,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话题,虽然他还是觉得自己对原来那些话题好像更有兴趣,但是,人总要与时共进,要紧跟形势的嘛。
他的领导号召大家去游行,他当然不会不去,一是那个热闹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过,二是他知道有不要钱的午餐盒饭。于是当然他就更加兴奋了,但是,谁都知道那会有一个尽头,那种兴奋和午餐不是永远能存在的。
于是在那天晚上,他可能是第一次不得不破坏了法律,因为丈母娘生病住院。结果就是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事情,倒在地上的学生。可见法律是不可以违反,人不能够知道不应该知道的事情,那可能是有后果的,老张也不能例外,管你是不是俗人。
于是后来上班的时候就听见老张在办公室大声说:
“吓死人了,一个人倒在了地上,我开始不知道是学生,后来看到了白底的校徽,才知道是一个学生。头部中了一枪,不但是有鲜红的血,还有白颜色,黄颜色的东西流到地上,太恐怖了,我从来不知道人身体里面还有这种颜色。”
讲到这里他忽然停住了,目光一下子暗淡,我记得他从来是不会停的,只能推测他是不是在想自己身体里的颜色。接下来就开始讲他为什么从那里走,怎么走,路上看到了什么,等等等。
我现在只记得他最后说,走到家时正是拂晓,他看到极为绚丽多彩的朝霞,因为他从来不早起,不知道北京的清晨是能够有那么多的颜色。
最后因为他总在谈死了的那个学生,那原是不应该被知道,没有办法知道了,也应该被人忘记了的,结果领导让他去援藏。于是一年以后他才在单位里出现,第一天上班就开会,领导遵循惯例,说欢迎他回来,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一副等不及的样子:
“我这回到西藏可是开了眼界,和一些记者和作家跑到最偏远的地方看了天葬,这我一定要说给你们听。天葬就是把………”
于是所有的人都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日历在不停地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