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维特根斯坦（摹状词）

读维特根斯坦（摹状词）

摹状词是罗素在1905年提出的，那时维特根斯坦还是一个孩子。这个理论是语言哲学中里程碑式的模式，不能不提。要想理解维特根斯坦，首先就得明白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意义何在，语言哲学是一个什么东东。
我认为读维特根斯坦之前，最好是要认真读罗素，原因有二，罗素要好懂一些；维的哲学是罗素的一个自然的发展。不然的话，恐怕根本摸不着头绪，不知维在讲什么，当然天才是除外的，我肯定是一个凡人，所以是从这样开始的。

这个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所谓的“金山问题”，即：地球上没有金山，谁也不可能见到，那么我们说“金山”，是什么意思呢？
“假 定我说‘金山不存在’，再假定你问‘不存在的是什么？’如果我说‘是金山’，那么就仿佛我把某种存在归给了金山。” “摹述理论（即摹状词理论）就是打算应付这种困难以及其它困难 的。”
罗素把名词分为专名和摹状词二种；摹状词又分为限定性和非限定性二种，非限定性摹状词的讨论要涉及到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放下不谈，我以为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因此下面提到的摹状词都是指限定摹状词。
专名非常容易理解，比如：长江，月亮，具体的人名，像刘翔，背后有往往有一个能经验到的东西。其根本特点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刘翔，这个专名对你什么意思都没有，你根本就想不到要说。
限定摹状词的语言形式是“那个如此这般的东西”（the so and so）,罗素最喜欢的例子是“现今法国国王”。我们都知道法国现在根本就没有国王，我们一样可以说，而且好像人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罗素用一套有些像绕口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用另一套方法更好懂，当然，实质是一样。把所有黄金的东西看成一个集；把所有的山看成另一个集，金山就是这二者的交集；同样，法国人是一个集，国王是另一个集，很明显，这个交集是空集，不包含任何元素。
所以说，尽管法国人肯定是存在的，现在国王也是有的，但是，和起来就没有了，摹状词可能是空集。
“圆正方形”和“金山”一样，肯定不能存在，但这二个是不一样的陈述。前者因为我们对“圆”和“正方形”的定义不相容，说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肯定是错的。而“金山”并无逻辑矛盾，但是，逻辑上可能的事情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发生。
承认这一点大概就能把过去哲学丢掉一大半，它们谈的很多东西在逻辑上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一定就存在。就像摹状词一样可能不存在，只是可能，因为很多摹状词并不是空集，这种混淆很很让人头大。
关于上帝有一个最出名的论证：凡事都有原因，原因背后仍然有原因，那么最后的原因就只能是上帝。这被人当着上帝存在的根据而流行了几百年，没有人能从逻辑上否认这个证明，问题就在于：逻辑上的可能和真实的存在不是一回事。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能看出摹状词的巨大哲学价值，进一步说我想就清楚了。
上帝，绝对精神，人民等等等都应该是摹状词（the so and so），上帝可能非常复杂，虔诚的人可能认为其是专名，但撇开宗教因素，只能是一个摹状词。那么下面问题自然就来了，他们就可能是一个空集。
再来看下面二个句子：
英国的君主是一个男性。
美国的君主是一个男性。
这二句话都有问题，但有毛病的地方完全不同，前者的错误是英国现在是女王，说这话的人是眼神不好，是一个经验可以指出的错误。
后者根本不存在，美国从建国起就没有君主，摹状词“美国的君主”是一个空集。既然不存在，我们可以为其加上任何性质，都没有办法说是错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要说有问题，只能是逻辑的。

要理解罗素摹状词的意义，就必须从柏拉图谈起，这完全无法回避，用怀德海的话来说：以后的哲学家不过是在跟柏拉图作注释。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 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 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 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维基百科》
柏拉图可以说为以后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定了调子，比如说，所谓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就是这样抽象而得到的，从科学得不到。科学只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东西，根本得不到主义，虽然科学家是可能相信某些主义的。
罗素以为柏拉图的理念论隐含着思想高于现实这一观点，为西方哲学开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头。由此而来，信奉上帝的经院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理念是由上帝而来，上帝创造了万物，自然也规定了理念。金，山这些理念是有上帝作为基础的，那么当然金山这个理念也是无疑的，就算是我们见不到，不要紧，天上一定有的，不然我们想不到。
到了后来，哲学家开始想摆脱宗教了，但是，这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既然天下没有金山，我们为什么能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很多人在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想法：如果没有类似柏拉图理念一类的概念，我们怎么样来讨论哲学问题呢？
这种想法非常之合情合理，因为罗素曾经也是这样。“摩尔和罗素都相信，为了拯救概念和判断的客观性，就需要相信柏拉图式的理念组成的世界，和由潜在存在性命题组成的世界。……罗素在1903年写到：‘数.荷马笔下的诸神.关系.怪物.四维空间都有其存在，因为如果它们不是某种存在物，我们就不可能作出关于它们的命题。因此存在是万物的普遍属性，提到什么东西，也就表明了它的存在。’”《牛津西方哲学史》
但是罗素就是罗素，如果他永远抱着这种想法，那不过是在一长串经典哲学家后面加一个罢了，由于他晚了，尽管他的才华无可置疑，也只能是不起眼的一个。
不知是不是他对这种结果不满意，还是看到如果继承了柏拉图就永远无法摆脱经典哲学的那个怪圈，他继续努力。于是他就开始领悟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也许，两个人开始认为，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是似乎提及事物，而并非真的这样做，也许有一些表达式，它们只是看起来是实存物的名称，实则根本不是名称。这就是罗素在《论指谓》一文中阐发的理论。”《牛津西方哲学史》
简单地说，罗素原来以为，首先得假定一个东西存在，然后再来说它实际不存在；后来他发现，当人们说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时，实际上是另有所指。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是：
4.0031 全部哲学乃是“语言批判”。罗素的功绩就是指出了：命题的表面的逻辑形式未必是它的真实的逻辑形式。
这一句话相当不好懂，我想这样来解释：鬼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那么我们提及它们的时候，一定是有其它的含义，而不管你的真实意思是什么，用鬼怪的形式来谈论都是没有意思的。
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出命题真实的逻辑形式，然后告诉人们，这些命题是在谈论鬼怪，而不是像说者那样认为的是真实，根本不应该说。或者说，有些命题不用鬼怪形式是无法讨论的，所以那样的命题毫无意义。

我想那些自认为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聪明人会说，这个理念论早就被马克思驳倒了，人的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但是，真正是驳倒了吗？
我们从实践中知道的马只能是一匹匹具体的马，白马，黑马，老马，小马，人不可能见过所有的马，所以实践并不足以得到马这个概念。当然，现代遗传学可以说马就是具有某种基因模式的动物，但是在上个世纪之前，人们是没有基因这个概念的。而且，古典哲学中的多得很的概念是不能用类似方法来定义的。
讲到这里，我想应该对那些语言哲学家的重要有了一些清楚的认识，我们思考，谈论哲学问题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概念，那些概念的有效性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马克思虽然批判柏拉图的来自于神的理念论，但是，他们的批评还是用的理念论的方式，从根本上并没有二样。
只有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一类人才能算是真正摆脱，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讨论哲学。因此他们值得认真一读，你当然可以还是去信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但是读了以后再继续去信，应该是更妥当一些。

从这可以引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推论，对形而上学的任何批判，都是赋予其意义。
我们可以来这样看这个问题，当某人说：美国君主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你不能同意，说：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坏蛋。
由于没有所谓的美国君主，怎么说都没有错，但是，当你说他是一个坏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给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某种意义。
只能遵照维特根斯坦那句标志性的话，“凡是無法說出的，就應該保持沉默。”
在我看来，所谓“人民”，也是一个这样的虚无缥缈的形而上学，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谁来决定，用什么方法决定？又有谁能知道？
“人民”是一个典型的摹状词（the so and so），更要命的是甚至连那个so都说不出来，比金山还要虚无缥缈。
我只说美国，中国大家自己作结论。谁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共同想法，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是茶党？公平地说，都不是，他们都只代表了一部分美国人的想法，美国人各人有自己的想法。有钱人最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财富；中产阶级最关心的是就业和少交税；穷人则要更多的社会福利，哪里能够一致。
也许有人会说，人民都想生活幸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当然承认，但是这一句话却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等于没有说，因为关于什么是幸福是各人不同，那就又回到了原点。拿我来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太太不要经常对我发脾气，什么民主党，共和党我根本就不在乎，奥巴马肯定不能同意我的观点。
而且“人民”也是一个不能批判的东西，你如果说某人的“人民”不对，实际就是你有另一种看法，你无疑在赋予其意义。

每当我现在看到有人质疑这个“人民”，就有不可遏制地得意，因为我二十多年前读维特根斯坦，就自认为弄懂了这个问题。之所以我费老的劲来读罗素，维特根斯坦，就是因为他们的哲学能够更好的解释这个世界。
从实际上说，当你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争取，但是，不要把所谓“人民”扯进来，你不能代表人民，没有人能，因为那东西不存在。更实际一点，你的“人民”斗不过某些人的有专政机器作后盾的“人民”，弄不好你就不是“人民”了，那就不仅仅是哲学问题了。
所以说，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沉默，不谈“人民”对所谓的人民是更好的做法，至少不会被心甘情愿忽悠，还不知道。
我们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方法，来分析一下“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真正逻辑形式表达的是：人分为人民和敌人，因为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人民。所谓人民实际上是那些跟我们一样的人，赞成我们的人等等等（有很多隐含的意思，根据说话的人在不同场合和时间，我想大家能够懂），除此之外，就是敌人，我们不但不为他们服务，而是要把他们消灭。
当然，你如果说我的人民就是指所有的人，我自然无话可说。但是考虑到“人民”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使用的内涵，用“为人服务”要妥当一些，语言毫无疑问是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的。

摹状词有时并非是很容易判断的，比如说“曹雪芹”，在相信他存在的人看来是一个专名，背后有一个确实的人；对《红楼梦》作者拿不准的人看来，这是一个摹状词，只是指那一个写了《红楼梦》的清朝人（the so and so）。当然，这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集，因为《红楼梦》必定是某个人写的。
从某种角度上说，历史人物都是摹状词，无非是某人说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或者说，据记载有某些言行；但活着的人就不能是了，因为有将来。
当然曹雪芹无关紧要，但是“上帝”这个词就无比重要了，虔诚的人当然认为那是一个专名；但在罗素的眼里只是一个摹状词，指的一个具有具有一系列特征的神（那个如此这般的东西）。所以宗教有那么多的派别，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神，当然，对不信的人，那根本就不存在。
罗素认为过去的哲学就是在这一点上混淆而走入歧途的，不能区分专名和摹状词，认为摹状词也一定是个确实存在。于是把许多并不存在的东西讨论了二千年，弄出无数性质，写了不知多少宏伟大作，其实大都是废话，到现在还不知有多少人不能自拔。
语言的混乱必然导致思想的混乱，进一步产生行为的混乱，罗素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人深思的。
我想针对中国可以这样解释，文革中那么多荒唐，残酷的事都是在“人民”这个旗帜下做的，对阶级敌人自然用不着客气，那些年轻人是真正相信“人民”是再确实不过的东西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导致了一场灾祸。
反过来我们也许能得到一个推论，如果中国人都读的是罗素，知道“人民”是一个可能没有内容的摹状词，这一切说不定就能避免。

摹状词在某种程度上联系到了另一个更伤脑筋的问题，即：超出经验的东西能不能说，关于这一点争议就非常大了。罗素认为不得不说，维特根斯坦不能赞成。
罗素以为不说的话，数学就没有了。比如说，无穷不是经验的东西，实际事物没有什么是无穷的，只能是一个思想上概念，但是没有了它，数学就要崩溃，没有了数学，科学就基本不能存在。
维在自己的著作中（逻辑哲学论）好像在回避这个问题（用不可说来打发），恐怕是看到一开了这个头，那些莫名其妙的形而上学就有机会回来，这是完全不能够忍受的，因此只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