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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文革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的一篇著名小说。
斯蒂芬8226;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犹太裔作家。他主要写中短篇小说，特别擅长人物的心理分析。他不能算那种影响深远的大家，是那种极有特点的作家。所以读他书的人不会多，但他从不缺乏粉丝，特别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尽管许多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给他很高的评价，但他肯定不是那种流行作家。
他出身富裕，家庭开明，并不信犹太教。可以想象得到，他过着知识分子梦想一般的生活：不缺钱，到处游历，写作，然后就是成名，许多当时的大作家都是他的朋友。
但这一切都被希特勒打断了，他只能逃跑。1942年，正是纳粹德国最得势的时候，他跑到里约热内卢，那时的欧洲已经到处是战火，没有地方好呆了。尽管南美对他非常友好，茨威格和妻子双双服用镇静剂自杀。——“出于自愿和理智的思考”，出于对他的“精神家园欧洲”的毁灭的痛心。
我对茨威格感觉一般，他不算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类作家。那个时代的德语作家，我最喜欢的是雷马克的《凯旋门》，其中那种孤独和绝望的调调很对我的胃口。《铁皮鼓》也非常好，前提是要能接受卡夫卡那种象征，寓言的风格。
其实雷马克的书也被纳粹烧了，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其的反战倾向不能为那时的德国所容，人们正热衷于复仇和征服呢，他也只能逃跑，不过他正是在流亡的时候，写成了《凯旋门》。
到了战后，人们开始又喜欢他的书了，那是当然，喜欢战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终于明白了战争并不可爱，这使他成为名气更大的作家。不过他好像并不领情，依然习惯隐居，而且也不愿意回到德国，恐怕是对那里已经绝望。
雷马克出身贫寒，经历过非常艰苦的奋斗，耐受力自然强。茨威格则是那种出身就带着宝玉的，一直顺顺当当，一遇挫折，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希特勒的海军差劲，怎么也不可能到南美的，真是可惜了。
《铁皮鼓》作者格拉斯的故事就更叫人深思了。
《铁皮鼓》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德语小说之一，具有极强的政治，社会的批判性，矛头直指二战时的纳粹德国，用一种魔幻的手法描写二战时普通德国人的疯狂，荒诞，精神分裂。
中国就没有这样认真反思的东西，文革里中国人的疯狂并不亚于德国人，那些不睹的事情不是那一个人干的，就像几百万犹太人也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杀的一样。
但格拉斯在三年前承认，他曾经参加过纳粹和党卫队，但没有参与迫害犹太人或则有过什么暴力。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感到不能原谅。
其实原来就一直有人对他的这一段经历提出疑问，他不愿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在这个时候说出实话呢？
可能的答案是：他想临死前说出真相，得到解脱。
就像马克.吐温所说：良心真不是一个好东西，在心里占了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却毫无用处。
我经历过文革时中国的疯狂，能够理解。他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才18岁，不过是一个孩子。18岁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年纪，根本就不懂思考。
“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 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王晶垚: 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
叫人吃惊的是40年后的今天，当有人想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想去采访他们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接受采访。
当然，他们有很多说的过去的理由：不愿让孩子们知道，现在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让人知道这些事太丢脸面，等等。
所以说，格拉斯还是值得佩服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
像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多对人性都有了些相当悲观的看法，所谓善良，单纯的人，如果没有了约束，受到了怂恿，有了一个所谓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样可以做出非常残忍的事情。
人都有原罪并不是那么毫无来由。
茨威格最擅长的是女性的心理描写，但《象棋的故事》却没有一行是在讲爱情，倒有点像那种悬念故事，情节精彩。
讲的是“我”在一艘横跨欧美的客船上的经历。主要是三个人：靠石油发财的美国富翁，象棋冠军，一个不知来历的怪客。
美国人有的是钱，只想跟冠军下棋，冠军则想挣钱，说好一盘一千美元，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冠军走一步就离开房间，富翁可以和任何人商讨下一步，确定走了以后就叫冠军进来。
在船上大家都没有事，那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这就成为了热门话题，大家都去凑热闹。人人都认为自己走棋还可以，可想而知，热闹非凡，吵得是一塌糊涂。但一点用都没有，富翁还是一次次掏钱。
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冠军不肖神色激怒了富翁，富翁就越走越臭，冠军就越来越不肖，钱就越来越快地流出富翁的口袋。
直到那个怪客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开始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但是，有几次他说：不能这样走，那他就会走这一步，你就基本没救了，果然如此。
就这样，富翁开始听这人的，冠军表情越来越严肃，开始打量这些人，想知道是谁，后来冠军居然坐了下来，长考，此前从来没有过，这一次破天荒下成平局，要知道这是跟冠军。
最后，怪客突然精神崩溃，结束富翁的送钱游戏。
“我”找到了这个怪客，才知道背后有一个叫人心碎的故事。
怪客的职业不是棋手，甚至在此以前根本就没有见过真正的象棋。他的工作是替有钱的犹太人打理财产，但他并不是犹太人。盖世太保抓了他，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些钱存在哪个外国银行，也只有他能够取钱。
原因自然是盖世太保想要犹太人的钱。但他的看法跟他们有差异，认为钱是人最大的隐私，不能告诉不相干的人，这是他祖传的职业道德。
盖世太保就想了一个阴招，把他单独关进一间小牢房，断绝他和所有人的交流，连片纸都不给他。
我记得有人做过一些实验，独处一段时间，但那是在有书或者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系的条件下；有人不喜欢人，就跑到大自然中去。
但这种事从没有听说过，太残酷了，没有人能愿意忍受，去做这种实验。
到了后来，怪客居然希望盖世太保提审他，因为那能见到人，能跟人说话。在一次提审中，他偷了一本书，对，是一本棋谱，在此之前，他从不下棋。
在那以后，他就开始看棋谱，背棋谱，最后，开始自己跟自己下棋，直到精神崩溃。
这小说很有名气，那主要是因为反纳粹，本身谈不上是杰作。这个故事并不真实，首先盖世太保是一帮喜欢暴力的家伙，不会这样有耐心；其次，靠一本棋谱根本没有可能成为下棋的高手，那要棋队，棋院干什么，人对人的交流永远最重要。
不过我喜欢这个故事，原因是我知道一个真实版的《象棋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一个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在文革中被抓了起来，关了八年。最叫人受不了的就是从来就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关是莫名其妙关，放也就是那一句套话，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她的家人也就是猜，估计是她父亲三十年代在上海读书时，无意跟那几个文革红人有了交集，但他的父亲根本就记不起来了，认为是抓错了人。
她的父亲也跟那个怪客一样，被关在一个没有窗子单间，里面除了床和一个装大小便的桶以外，什么都没有。
一开始就叫他写49年以前的经历，要彻底交代。等到他再也写不出什么新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人管他了，好像把他忘记了。
但那些人还算知道这个人识字，于是每当有了新的最高指示，就给他一张号外。
可以想得到，她的父亲是一个看了几十年书的人，一天都离不开，现在倒好，只有最高指示了。
他也跟那个怪客一样，把这仅有字看了一遍又一遍，背了一遍又一遍。这两个人不知哪一个更幸运一些，棋谱和最高指示哪一个更能消磨时间？
那个七八年，在他的记忆里，就只是那几段最高指示。
她父亲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说，跟人交流有明显的困难，经常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太丢生了，那些最高提示倒是能倒背如流，家人就开玩笑地说，他说话往往带有最高指示的味道。
就这样，一直到死，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我讲这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可能重来。
恐怕现在已经在重来，现在的中国人对待钱的态度跟文革时对待革命的态度几乎一模一样，骨子里其实是一个东西。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的一篇著名小说。
斯蒂芬8226;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犹太裔作家。他主要写中短篇小说，特别擅长人物的心理分析。他不能算那种影响深远的大家，是那种极有特点的作家。所以读他书的人不会多，但他从不缺乏粉丝，特别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尽管许多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给他很高的评价，但他肯定不是那种流行作家。
他出身富裕，家庭开明，并不信犹太教。可以想象得到，他过着知识分子梦想一般的生活：不缺钱，到处游历，写作，然后就是成名，许多当时的大作家都是他的朋友。
但这一切都被希特勒打断了，他只能逃跑。1942年，正是纳粹德国最得势的时候，他跑到里约热内卢，那时的欧洲已经到处是战火，没有地方好呆了。尽管南美对他非常友好，茨威格和妻子双双服用镇静剂自杀。——“出于自愿和理智的思考”，出于对他的“精神家园欧洲”的毁灭的痛心。
我对茨威格感觉一般，他不算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类作家。那个时代的德语作家，我最喜欢的是雷马克的《凯旋门》，其中那种孤独和绝望的调调很对我的胃口。《铁皮鼓》也非常好，前提是要能接受卡夫卡那种象征，寓言的风格。
其实雷马克的书也被纳粹烧了，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其的反战倾向不能为那时的德国所容，人们正热衷于复仇和征服呢，他也只能逃跑，不过他正是在流亡的时候，写成了《凯旋门》。
到了战后，人们开始又喜欢他的书了，那是当然，喜欢战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终于明白了战争并不可爱，这使他成为名气更大的作家。不过他好像并不领情，依然习惯隐居，而且也不愿意回到德国，恐怕是对那里已经绝望。
雷马克出身贫寒，经历过非常艰苦的奋斗，耐受力自然强。茨威格则是那种出身就带着宝玉的，一直顺顺当当，一遇挫折，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希特勒的海军差劲，怎么也不可能到南美的，真是可惜了。
《铁皮鼓》作者格拉斯的故事就更叫人深思了。
《铁皮鼓》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德语小说之一，具有极强的政治，社会的批判性，矛头直指二战时的纳粹德国，用一种魔幻的手法描写二战时普通德国人的疯狂，荒诞，精神分裂。
中国就没有这样认真反思的东西，文革里中国人的疯狂并不亚于德国人，那些不睹的事情不是那一个人干的，就像几百万犹太人也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杀的一样。
但格拉斯在三年前承认，他曾经参加过纳粹和党卫队，但没有参与迫害犹太人或则有过什么暴力。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感到不能原谅。
其实原来就一直有人对他的这一段经历提出疑问，他不愿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在这个时候说出实话呢？
可能的答案是：他想临死前说出真相，得到解脱。
就像马克.吐温所说：良心真不是一个好东西，在心里占了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却毫无用处。
我经历过文革时中国的疯狂，能够理解。他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才18岁，不过是一个孩子。18岁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年纪，根本就不懂思考。
“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 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王晶垚: 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
叫人吃惊的是40年后的今天，当有人想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想去采访他们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接受采访。
当然，他们有很多说的过去的理由：不愿让孩子们知道，现在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让人知道这些事太丢脸面，等等。
所以说，格拉斯还是值得佩服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
像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多对人性都有了些相当悲观的看法，所谓善良，单纯的人，如果没有了约束，受到了怂恿，有了一个所谓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样可以做出非常残忍的事情。
人都有原罪并不是那么毫无来由。
茨威格最擅长的是女性的心理描写，但《象棋的故事》却没有一行是在讲爱情，倒有点像那种悬念故事，情节精彩。
讲的是“我”在一艘横跨欧美的客船上的经历。主要是三个人：靠石油发财的美国富翁，象棋冠军，一个不知来历的怪客。
美国人有的是钱，只想跟冠军下棋，冠军则想挣钱，说好一盘一千美元，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冠军走一步就离开房间，富翁可以和任何人商讨下一步，确定走了以后就叫冠军进来。
在船上大家都没有事，那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这就成为了热门话题，大家都去凑热闹。人人都认为自己走棋还可以，可想而知，热闹非凡，吵得是一塌糊涂。但一点用都没有，富翁还是一次次掏钱。
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冠军不肖神色激怒了富翁，富翁就越走越臭，冠军就越来越不肖，钱就越来越快地流出富翁的口袋。
直到那个怪客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开始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但是，有几次他说：不能这样走，那他就会走这一步，你就基本没救了，果然如此。
就这样，富翁开始听这人的，冠军表情越来越严肃，开始打量这些人，想知道是谁，后来冠军居然坐了下来，长考，此前从来没有过，这一次破天荒下成平局，要知道这是跟冠军。
最后，怪客突然精神崩溃，结束富翁的送钱游戏。
“我”找到了这个怪客，才知道背后有一个叫人心碎的故事。
怪客的职业不是棋手，甚至在此以前根本就没有见过真正的象棋。他的工作是替有钱的犹太人打理财产，但他并不是犹太人。盖世太保抓了他，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些钱存在哪个外国银行，也只有他能够取钱。
原因自然是盖世太保想要犹太人的钱。但他的看法跟他们有差异，认为钱是人最大的隐私，不能告诉不相干的人，这是他祖传的职业道德。
盖世太保就想了一个阴招，把他单独关进一间小牢房，断绝他和所有人的交流，连片纸都不给他。
我记得有人做过一些实验，独处一段时间，但那是在有书或者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系的条件下；有人不喜欢人，就跑到大自然中去。
但这种事从没有听说过，太残酷了，没有人能愿意忍受，去做这种实验。
到了后来，怪客居然希望盖世太保提审他，因为那能见到人，能跟人说话。在一次提审中，他偷了一本书，对，是一本棋谱，在此之前，他从不下棋。
在那以后，他就开始看棋谱，背棋谱，最后，开始自己跟自己下棋，直到精神崩溃。
这小说很有名气，那主要是因为反纳粹，本身谈不上是杰作。这个故事并不真实，首先盖世太保是一帮喜欢暴力的家伙，不会这样有耐心；其次，靠一本棋谱根本没有可能成为下棋的高手，那要棋队，棋院干什么，人对人的交流永远最重要。
不过我喜欢这个故事，原因是我知道一个真实版的《象棋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一个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在文革中被抓了起来，关了八年。最叫人受不了的就是从来就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关是莫名其妙关，放也就是那一句套话，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她的家人也就是猜，估计是她父亲三十年代在上海读书时，无意跟那几个文革红人有了交集，但他的父亲根本就记不起来了，认为是抓错了人。
她的父亲也跟那个怪客一样，被关在一个没有窗子单间，里面除了床和一个装大小便的桶以外，什么都没有。
一开始就叫他写49年以前的经历，要彻底交代。等到他再也写不出什么新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人管他了，好像把他忘记了。
但那些人还算知道这个人识字，于是每当有了新的最高指示，就给他一张号外。
可以想得到，她的父亲是一个看了几十年书的人，一天都离不开，现在倒好，只有最高指示了。
他也跟那个怪客一样，把这仅有字看了一遍又一遍，背了一遍又一遍。这两个人不知哪一个更幸运一些，棋谱和最高指示哪一个更能消磨时间？
那个七八年，在他的记忆里，就只是那几段最高指示。
她父亲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说，跟人交流有明显的困难，经常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太丢生了，那些最高提示倒是能倒背如流，家人就开玩笑地说，他说话往往带有最高指示的味道。
就这样，一直到死，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我讲这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可能重来。
恐怕现在已经在重来，现在的中国人对待钱的态度跟文革时对待革命的态度几乎一模一样，骨子里其实是一个东西。
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好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并在镜子中调整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敢看这面镜子，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丑恶。
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比较起来，更容易受到定式的约束。大约近一百年来，开局和定式都没有突破性的重新。熟读一部棋谱，能够把对手引入自己有把握的定式，就容易取胜。（大概计算机在国际象棋上能够最先战胜人脑，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吧）。一般棋手，不这么封闭，但是对几个固定定式的掌握也就那不么娴熟了。
以上都是闲话，说正经的：中国人骨子里要没点独特的东西，那为什么凡事总强调个中国特色呢？
其实哪儿的人都有特点，但这个文明的进程，就是要人们不断反省、自检，使自我人性中的优点能够得到发扬光大，而对缺憾之处加以弥补更正。
他小说和人物传记的中的心理剖析堪称一绝，深受Freud(弗罗伊德)的影响。可惜时不逢生，61岁时在异乡巴西自杀。
谢谢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