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和母亲谈《围城》
文革后，一大批书解禁，其中就有《围城》，我那时是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我记得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还熬了夜。
我那时正在大学读书，星期天回家在饭桌上，就大谈起来，佩服得五体投地，原因很简单，我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那些人就在我周围。
可姐姐和母亲毫无反应，我不由惊奇地问：你们没看吗？那应该赶紧去看。她们的回答是，看过了。
我知道事情总是这样，每当我看了一本好书，想吹牛，她们永远是看过了。
我问母亲：“你是什么时候看的？为什么没有听你说过？”
“我早就看过了，那不是一本好书，有什么可谈的。”
我大吃一惊，因为她是那种在孩子面前很用心思的母亲，从不信口开河，我几乎没有听到她这样评论别的书，她总是先谈优点，再讲缺点，好像她在课堂上。
我不由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
父母亲的一个老朋友要经过香港出国考察，在那个时候，这是十分罕见的事，也说明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政审过了关，文革时他比我父母亲整得还要惨。自然十分高兴，到我们家来串门时，问我要不要带什么书，
我当时没有细想，随口就说：
“给我带一本《金瓶梅》吧，国内只有删节本。”
这一下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头，那老先生呆在那里，父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尴尬不已，不知说什么好，
好在母亲虽然在另一间屋，但却听着这边的动静，赶快出来对我说：
“《金瓶梅》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真正的名著，但你这个时候读不合适。要等你结了婚，年龄大一些再来读。读书不是看稀奇，不要看不到的东西就认为是好。你应该要一部双解字典，学英语最好用英语字典。”
我现在想起来，母亲那时总是训我的确是有点道理的，我真是愚笨不堪，不知道跟父母亲挣点面子，再说他们朋友怎么可能送我《金瓶梅》。
毫无疑问，母亲过后大大地训了我一顿，要点是我应该把精力放在专业上，不过她并没有说我不该看那书，更没有说那不是一本好书，但《金瓶梅》却因为是所谓“淫书”被禁了很长时间。
我非常惊奇地问：
“你为什么说它不是一本好书呢？人物刻画得那么生动，把我们周围的人写得活灵活现，又那么幽默，可以跟狄更斯有一比。”
母亲想了想，认真地说：
“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你知道小说中的那些事我都经历过，所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评价这本书的。”
这倒是实话，母亲读的大学本在杭州，她最后两年却在贵州读的读书，原因是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学校只好搬到了山沟沟里。
“在贵州时，绝大部分学生老师的家乡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就跟我一样，家没有了，只有流亡在外，亲友都离散在天边，有的还在沦陷区，生死不知，真是国破家亡。逢年过节时，年纪小的喊着“爸爸，妈妈”掉眼泪的可是不少。”
“我们最关心的事就是怎样尽快打败日本人，我们好回家去，跟亲人团聚。”
“可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在书中基本没有，我不知道他是看不到呢？还是认为这根本就不重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停了一下，带着更大的情绪说：
“我不是说，他描写的那些勾心斗角就没有；而只是说，我们主要不是在干那些事，这样写，是歪曲我们。”
“文学作品当然要描写真实的人性，但也得要正确地反映时代。”
喔，这顶帽子可真是不小。
母亲这样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知道她从年轻起就十分激进，再加上她肯定认为这本书正面的东西不多，就不愿意我看，管不了，也要跟我打一下预防针。
我太知道什么叫“正确地反映时代”了，因为样板戏据说最能“正确地反映时代”。
我那时认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反映真实的人性，人性是与时代无关的，我们今天看《红楼梦》仍然会动感情，那是因为人性，而不是时代。“正确地反映时代”和“文学必须得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不过是文字狱的借口罢了。
我决定不跟母亲“一般见识”。
我又问姐姐：
“你不会也早就看过了吧？”
“废话，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跟妈妈一样，不喜欢这本书。”
我跟她从小就抬杠，于是说：
“你当然会不喜欢，你在书中看到了自己，你觉得哪一个像你？”
“不错，我看到了自己，但我更看到了你，我怎么看你都是一个方鸿渐。”
“我也承认，中国人读了几天书，都会有点方鸿渐，这不正说明这本书写得好吗，你该不会因为它触到了你的弱点，你就不喜欢吧？”
“当然不是，好书都会触及到人性的弱点，没有弱点的人，那只能在样板戏中找得到。问题是它的态度，他干吗带着欣赏来描述人性的阴暗面，就像鲁迅讲得那样：老太婆的裹脚布的确是国粹，但犯得着得意洋洋得拿给人看吗？”
“鲁迅的东西大多数也是在谈人性中不好的一面，可你看得到同情，怜悯，恨其不争，那完全不一样。”
“我看得时候就明白妈妈为什么从不告诉我们这本书了，她做得不错，特别对你，你不知道你的嘴已经够损了吗？你还是不看为好。”
要是平常，我会继续战斗下去，但我看出她是认真的，不是光为斗嘴皮。
这我就要认真想一下了，拌嘴那是习惯，我实际上是很有点钦佩姐姐的欣赏水平的，我读的很多好书都是她告诉我的，再说她没有逃过日本人，也用不着对我的成长负责任。
认真一想，她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到了现在，我开始认为母亲的话也是有几分道理的了。
在美国历史上，有过两本书：《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飘》，作者都是女人，女性色彩也都很浓。如果有一个外星人读了这两本书，想必会问：这是说的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些人吗？
当然，我们现在从历史可以知道前书更接近真实，或者说更能反映时代，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有美国的民权运动，为什么我们能在一月份休息一天了。
这也能够至少部分能解释为什么前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公认的美国经典；而后书不是。其实要谈对人物性格描写，我认为《飘》要成功很多，前书人物有些概念化，宗教说教也多。
联想有人说我的东西带有私货，我的确有些吃惊，作者永远不可避免的在作品中带有自己的观点和情感，这是基本常识，你要看没有私货的东西，那只能去看天气预报和航班表。
不同的只是，有人出于各种目的，想给自己镀上什么“公允”“真理”的金，那能信吗？吃惊怎么还会有这样幼稚的人。
所以说，人是生活在某个时代里的，除非写童话和科幻，作品也得有个时代的框框，要是读者对你那个框框感到不真实，必然会对那个作品，甚至对作者都产生反感，就像我母亲一样。
实际上，人读东西往往是想怀旧的，要是感到书中和自己的感受不一样，感觉可想而知。就像我，如果看到有人称赞文革，肯定要反感的。
至于姐姐的话，那是在谈一种感觉，依赖于各人的，她要是不讲，我就察觉不到，她讲了，就隐约感到一些。
但我还是喜欢读《围城》，从小我就喜欢看人出丑，特别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不由有点沮丧，我这人是不是心理有点阴暗？马上就安慰自己到，根本不是我的问题，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比较一下钱钟书和沈从文是很有意思的，沈从文的小说纯净而美丽，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写的；钱钟书则聪明，极富洞察力，有些玩世不恭。
谈名气，沈从文恐怕要更大一些，他三十年代就已有盛名。钱钟书真正出名，是在抗战后，但紧接着他的书就被禁了。我总认为，真正要欣赏《围城》，必须得在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堆里打几个滚，对他们浸到骨子里的虚荣，势利，言不由衷有相当的认识，所以钱钟书的东西阅读面要窄一些。
文如其人，沈从文49年以后可就惨了，自杀未遂，一直被整，文革后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研究员罢了。1988年，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而钱钟书50年代末进了名人一大堆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在那种时代，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是决不可能的，可见文革前还是混得不错。文革中自然倒了一阵霉，文革后就不得了，居然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不太熟悉古代官僚制度，应该相当于翰林院的高官吧。
可见他处事的老道，没有一点真功夫，那是休想。我并没有讽刺他的意思，老练，圆滑，世故并不是贬义词。
但对比一下他们的小说，就有讽刺了。沈从文的作品中，无疑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淳朴可爱”，而在《围城》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堆文人的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根本找不到一个正面一点的人物，基本上是描写的人性的阴暗面。
钱钟书死时，新华社发稿是用了“永垂不朽”的。我们知道，这个词是用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或则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我真想知道，他为“革命”作了什么样的贡献，能得到这种“殊荣”。
这无疑对钱钟书或则对那些人都是极大的讽刺。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学问做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下就要靠做人了。这无疑是中国现实的真实写照，我感到困惑地是：我不知道这是正常还是反常。
不幸的是，我下过农村，也在中国最穷困的地方呆过，清楚地知道贫穷和愚昧可以比贪婪和虚荣更容易摧毁人的自尊。我总是非常感谢上天（或则父母亲？）没让我出身在那种环境，我比那些民工强的，只不过是运气。
所以当我读沈从文的东西时，我知道那并不真实，真实是的是钱钟书。特别现在，翠翠都在东莞加班加点了，但好像那并不影响我欣赏沈文中的美，想必原因是：我年轻的时候，也看见过翠翠。现在当然知道，那不过是激素作用下的幻觉，幻觉一过，难免就看到了孙柔嘉。
但不管是激素也好，幻觉也罢，那种美真是叫人难以忘却！如果你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见到过翠翠，因而对沈从文无动于衷，我真为你惋惜。如果从来就看到的都是孙柔嘉，那就不是单单的惋惜，而是沉痛的惋惜，你错过了人生中最好的一幕！
人总是在现实和虚幻之间蹉跎，虚幻虽美，短而不真实，你想总拥有，那只能去high；现实残酷而boring，却是安身之处，但没有了那种虚幻的美，那人活着还有什么？
更不幸的是，从梦幻中醒过来那一下还是要人受的，有人也许始终过不去，取决你是不是我说的“乐观主义者”，对于那些人，还是不要给搅乱，一直生活在钱钟书的世界里好，所以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文革后，一大批书解禁，其中就有《围城》，我那时是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我记得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还熬了夜。
我那时正在大学读书，星期天回家在饭桌上，就大谈起来，佩服得五体投地，原因很简单，我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那些人就在我周围。
可姐姐和母亲毫无反应，我不由惊奇地问：你们没看吗？那应该赶紧去看。她们的回答是，看过了。
我知道事情总是这样，每当我看了一本好书，想吹牛，她们永远是看过了。
我问母亲：“你是什么时候看的？为什么没有听你说过？”
“我早就看过了，那不是一本好书，有什么可谈的。”
我大吃一惊，因为她是那种在孩子面前很用心思的母亲，从不信口开河，我几乎没有听到她这样评论别的书，她总是先谈优点，再讲缺点，好像她在课堂上。
我不由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
父母亲的一个老朋友要经过香港出国考察，在那个时候，这是十分罕见的事，也说明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政审过了关，文革时他比我父母亲整得还要惨。自然十分高兴，到我们家来串门时，问我要不要带什么书，
我当时没有细想，随口就说：
“给我带一本《金瓶梅》吧，国内只有删节本。”
这一下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头，那老先生呆在那里，父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尴尬不已，不知说什么好，
好在母亲虽然在另一间屋，但却听着这边的动静，赶快出来对我说：
“《金瓶梅》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真正的名著，但你这个时候读不合适。要等你结了婚，年龄大一些再来读。读书不是看稀奇，不要看不到的东西就认为是好。你应该要一部双解字典，学英语最好用英语字典。”
我现在想起来，母亲那时总是训我的确是有点道理的，我真是愚笨不堪，不知道跟父母亲挣点面子，再说他们朋友怎么可能送我《金瓶梅》。
毫无疑问，母亲过后大大地训了我一顿，要点是我应该把精力放在专业上，不过她并没有说我不该看那书，更没有说那不是一本好书，但《金瓶梅》却因为是所谓“淫书”被禁了很长时间。
我非常惊奇地问：
“你为什么说它不是一本好书呢？人物刻画得那么生动，把我们周围的人写得活灵活现，又那么幽默，可以跟狄更斯有一比。”
母亲想了想，认真地说：
“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你知道小说中的那些事我都经历过，所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评价这本书的。”
这倒是实话，母亲读的大学本在杭州，她最后两年却在贵州读的读书，原因是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学校只好搬到了山沟沟里。
“在贵州时，绝大部分学生老师的家乡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就跟我一样，家没有了，只有流亡在外，亲友都离散在天边，有的还在沦陷区，生死不知，真是国破家亡。逢年过节时，年纪小的喊着“爸爸，妈妈”掉眼泪的可是不少。”
“我们最关心的事就是怎样尽快打败日本人，我们好回家去，跟亲人团聚。”
“可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在书中基本没有，我不知道他是看不到呢？还是认为这根本就不重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停了一下，带着更大的情绪说：
“我不是说，他描写的那些勾心斗角就没有；而只是说，我们主要不是在干那些事，这样写，是歪曲我们。”
“文学作品当然要描写真实的人性，但也得要正确地反映时代。”
喔，这顶帽子可真是不小。
母亲这样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知道她从年轻起就十分激进，再加上她肯定认为这本书正面的东西不多，就不愿意我看，管不了，也要跟我打一下预防针。
我太知道什么叫“正确地反映时代”了，因为样板戏据说最能“正确地反映时代”。
我那时认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反映真实的人性，人性是与时代无关的，我们今天看《红楼梦》仍然会动感情，那是因为人性，而不是时代。“正确地反映时代”和“文学必须得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不过是文字狱的借口罢了。
我决定不跟母亲“一般见识”。
我又问姐姐：
“你不会也早就看过了吧？”
“废话，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跟妈妈一样，不喜欢这本书。”
我跟她从小就抬杠，于是说：
“你当然会不喜欢，你在书中看到了自己，你觉得哪一个像你？”
“不错，我看到了自己，但我更看到了你，我怎么看你都是一个方鸿渐。”
“我也承认，中国人读了几天书，都会有点方鸿渐，这不正说明这本书写得好吗，你该不会因为它触到了你的弱点，你就不喜欢吧？”
“当然不是，好书都会触及到人性的弱点，没有弱点的人，那只能在样板戏中找得到。问题是它的态度，他干吗带着欣赏来描述人性的阴暗面，就像鲁迅讲得那样：老太婆的裹脚布的确是国粹，但犯得着得意洋洋得拿给人看吗？”
“鲁迅的东西大多数也是在谈人性中不好的一面，可你看得到同情，怜悯，恨其不争，那完全不一样。”
“我看得时候就明白妈妈为什么从不告诉我们这本书了，她做得不错，特别对你，你不知道你的嘴已经够损了吗？你还是不看为好。”
要是平常，我会继续战斗下去，但我看出她是认真的，不是光为斗嘴皮。
这我就要认真想一下了，拌嘴那是习惯，我实际上是很有点钦佩姐姐的欣赏水平的，我读的很多好书都是她告诉我的，再说她没有逃过日本人，也用不着对我的成长负责任。
认真一想，她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到了现在，我开始认为母亲的话也是有几分道理的了。
在美国历史上，有过两本书：《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飘》，作者都是女人，女性色彩也都很浓。如果有一个外星人读了这两本书，想必会问：这是说的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些人吗？
当然，我们现在从历史可以知道前书更接近真实，或者说更能反映时代，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有美国的民权运动，为什么我们能在一月份休息一天了。
这也能够至少部分能解释为什么前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公认的美国经典；而后书不是。其实要谈对人物性格描写，我认为《飘》要成功很多，前书人物有些概念化，宗教说教也多。
联想有人说我的东西带有私货，我的确有些吃惊，作者永远不可避免的在作品中带有自己的观点和情感，这是基本常识，你要看没有私货的东西，那只能去看天气预报和航班表。
不同的只是，有人出于各种目的，想给自己镀上什么“公允”“真理”的金，那能信吗？吃惊怎么还会有这样幼稚的人。
所以说，人是生活在某个时代里的，除非写童话和科幻，作品也得有个时代的框框，要是读者对你那个框框感到不真实，必然会对那个作品，甚至对作者都产生反感，就像我母亲一样。
实际上，人读东西往往是想怀旧的，要是感到书中和自己的感受不一样，感觉可想而知。就像我，如果看到有人称赞文革，肯定要反感的。
至于姐姐的话，那是在谈一种感觉，依赖于各人的，她要是不讲，我就察觉不到，她讲了，就隐约感到一些。
但我还是喜欢读《围城》，从小我就喜欢看人出丑，特别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不由有点沮丧，我这人是不是心理有点阴暗？马上就安慰自己到，根本不是我的问题，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比较一下钱钟书和沈从文是很有意思的，沈从文的小说纯净而美丽，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写的；钱钟书则聪明，极富洞察力，有些玩世不恭。
谈名气，沈从文恐怕要更大一些，他三十年代就已有盛名。钱钟书真正出名，是在抗战后，但紧接着他的书就被禁了。我总认为，真正要欣赏《围城》，必须得在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堆里打几个滚，对他们浸到骨子里的虚荣，势利，言不由衷有相当的认识，所以钱钟书的东西阅读面要窄一些。
文如其人，沈从文49年以后可就惨了，自杀未遂，一直被整，文革后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研究员罢了。1988年，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而钱钟书50年代末进了名人一大堆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在那种时代，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是决不可能的，可见文革前还是混得不错。文革中自然倒了一阵霉，文革后就不得了，居然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不太熟悉古代官僚制度，应该相当于翰林院的高官吧。
可见他处事的老道，没有一点真功夫，那是休想。我并没有讽刺他的意思，老练，圆滑，世故并不是贬义词。
但对比一下他们的小说，就有讽刺了。沈从文的作品中，无疑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淳朴可爱”，而在《围城》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堆文人的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根本找不到一个正面一点的人物，基本上是描写的人性的阴暗面。
钱钟书死时，新华社发稿是用了“永垂不朽”的。我们知道，这个词是用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或则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我真想知道，他为“革命”作了什么样的贡献，能得到这种“殊荣”。
这无疑对钱钟书或则对那些人都是极大的讽刺。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学问做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下就要靠做人了。这无疑是中国现实的真实写照，我感到困惑地是：我不知道这是正常还是反常。
不幸的是，我下过农村，也在中国最穷困的地方呆过，清楚地知道贫穷和愚昧可以比贪婪和虚荣更容易摧毁人的自尊。我总是非常感谢上天（或则父母亲？）没让我出身在那种环境，我比那些民工强的，只不过是运气。
所以当我读沈从文的东西时，我知道那并不真实，真实是的是钱钟书。特别现在，翠翠都在东莞加班加点了，但好像那并不影响我欣赏沈文中的美，想必原因是：我年轻的时候，也看见过翠翠。现在当然知道，那不过是激素作用下的幻觉，幻觉一过，难免就看到了孙柔嘉。
但不管是激素也好，幻觉也罢，那种美真是叫人难以忘却！如果你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见到过翠翠，因而对沈从文无动于衷，我真为你惋惜。如果从来就看到的都是孙柔嘉，那就不是单单的惋惜，而是沉痛的惋惜，你错过了人生中最好的一幕！
人总是在现实和虚幻之间蹉跎，虚幻虽美，短而不真实，你想总拥有，那只能去high；现实残酷而boring，却是安身之处，但没有了那种虚幻的美，那人活着还有什么？
更不幸的是，从梦幻中醒过来那一下还是要人受的，有人也许始终过不去，取决你是不是我说的“乐观主义者”，对于那些人，还是不要给搅乱，一直生活在钱钟书的世界里好，所以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同感！